“腾龙换鸟”“凤凰涅槃”与劳务移民就业研究



“腾龙换鸟”“凤凰涅槃”与劳务移民就业研究

刘小敏

[提要]“腾龙换鸟”“凤凰涅槃”背景下劳务移民就业存在潜在忧虑。经济新常态下，积极促进劳务移民就业意义重大，从战略上优化劳务移民就业难免阵痛。为促进经济社会稳步协调发展，“腾龙换鸟”应审慎而行，妥善处理“新鸟”“老鸟”关系；“凤凰涅槃”当为全局性战略，全国应有实招强力推进劳务移民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正确引导或尽力促进劳务移民就业，要与户籍制度改革配套，从各地实际出发。

[关键词]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劳务移民就业经济新常态

在当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腾笼换鸟”指以现代集约型的新产业或企业替代传统粗放型的旧产业或企业，“凤凰涅槃”指传统粗放型产业或企业就地演化为现代集约型产业或企业。但社会转型总是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相伴随的。鉴于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产业或企业的转型，较少关注劳动力转型，而劳务移民就业又是社会治理中的全球性难题，本文谨从经济社会稳步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腾龙换鸟”“凤凰涅槃”背景下的劳务移民就业问题。

一、“腾龙换鸟”“凤凰涅槃”背景下劳务移民的就业隐忧

(一)“惊弓之鸟”之忧

在“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式的产业或企业转型中，必然会同步发生“以新换旧”“由旧变新”的劳动力转变。劳务移民多为从乡村流向城镇、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特殊群体，普遍具有专业技能较低、流动性较强等特点，对转型的响应更加敏感，容易成为“惊弓之鸟”。如珠江三角洲，受2007年次贷危机传导效应的影响，企业开工率普遍降低；加上最低工资标准不断调高，劳动力工资迅速攀升，一些企业被迫外迁到周边地区。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短期的失衡。不少人对当时的“惊弓之鸟”现象记忆犹深：一些地方在实施“腾笼换鸟”后，“笼”还是原来的“笼”，但“老鸟”(老人)基本“飞”走了，“新鸟”(新人)基本未见进“笼”，最后只落得满目萧条；另一些地方“新鸟” 也曾“飞”到过，但最终还是因相关服务不配套而悻悻地“飞”离；个别“凤凰涅槃”失败的企业，厂区内剩下的，也只有冰冷的废铁和令人可怕的沉寂。2009年，珠江三角洲“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5%。”①。时至今日，珠江三角洲仍有人对“惊弓之鸟”现象心有余悸，担心“惊弓之鸟”现象重现。

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对“惊弓之鸟”的隐忧并非杞人忧天。如图所示，2014年，步入经济新常态后，虽然国内劳务移民的总量在继续增加，但增速在缓缓下降。2011-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和0.5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速同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个百分点。

2010-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速度变化趋势

图表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北京：《中国信息报》，2015年4月30日，第1版。

与此同时，移民流入的地区结构性差异也愈发显著。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不同省份的跨省流入人口数量发生较大变化，上海、北京吸纳跨省流入人口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两市的全国流入人口数量上升，广东、江苏跨省流入人口减少幅度较大”②。这表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包括其中的大、中、小城市)的劳务移民，已在数量上出现了劳务移民“减少幅度较大”的苗头。

从全国范围看，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异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陆续推出，多极化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也在相当程度上分流了原先流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移民。现在，西部地区吸纳劳务移民的能力正在继续增强。美国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美国20世纪以来的第一波国内移民大潮，是南部落后地区的黑人大举北上发达地区；第二波国内移民大潮，则是移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影响下纷纷向西部南部流动③。

劳动力流动的“惊弓之鸟”现象，表明上看似乎是“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所导致的，但深层的原因是农村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总量逐步减少，国内多极化发展趋势所引致的地区移民结构化差异，以及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后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下降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此外，移民眷恋乡土情结、信息闭塞、异地社会排斥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这一趋势的形成。

(二)“刘易斯拐点”之忧

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会出现一个由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向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的劳动力相对短缺阶段转变的拐点。这个拐点，就是人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④。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某些城市确实出现了工资不断上涨，不涨工资难以招到普通农民工的情况。从表1可知，自2009年至2014年，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呈持续上涨态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增长幅度高达1.02倍。这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表征。

表1　2009-2014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比较

制表数据来源：(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中国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第99～105页。(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北京：《中国信息报》，2012年4月30日，第1版。(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北京：《中国信息报》，2013年5月28日，第1版。(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北京：《中国信息报》，2014年5月13日，第1版；(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北京：《中国信息报》2015年4月30日，第1版。因《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未见2014年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数据，本表中的2014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只能用2014年农民工月平收入替代作近似计算。

有学者认为，目前“从年龄结构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中年以上妇女为主，以剩余劳动时间为主，真正可外出务工的有效剩余劳动力只有不到3000万人。”“根据农民工的需求、新增农民工数量综合预测，这3000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2017年左右转移完毕。2010-2017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年均将下降6.4%左右。”之所以“中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劳动力工资呈持续上涨态势”，是因为“中国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普通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发生转折性变化，这种上涨是趋势性的”。而之所以“农村有效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则是因为“长时间低生育率导致农村新增劳动力供给逐年减少”，“教育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扩招，进一步减少了农村低端劳动力的供给”。⑤

如表2所示，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提取相关年龄组人口数，简单相加便可得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被俗称为“80后”“90后”“00后”的群体的人口数。当时全国“80后”人口数为228426370人，“90后”人口数为174797576人，“00后”人口数为146414159人。由此可知，“90后”比“80后”减少了53628794人，降幅为23.48%；“00后”比“90后”减少了28383417人，降幅为16.24%；“00后”比“80后”减少了82012211人，降幅达35.90%。这一组数据，确实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未来几十年包括新生代劳务移民在内的适龄劳动人口有可能剧减的趋势。蔡昉等学者也曾指出：“中国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显著减少。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预测，2010～2020 年，这个年龄组人口每年平均将减少近300 万。”⑥

表2 　基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80后、90后、00后人口数比较

说明：分年龄组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光盘：表3-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其他数据通过简单相加获得。

二、“腾龙换鸟”“凤凰涅槃”与优化劳务移民就业的联结机理

(一)积极促进劳务移民就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实行更积极的劳务移民就业政策，在经济新常态下能够实现就业带动消费。改善民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当下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尤其需要与改善民生、拉动内需并举。包括就业安排在内的民生改善，既能激发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对确保经济平稳增长有重要促进作用。解决好了联结城乡、已成为中国第一大生产者群体的劳务移民的就业问题，同时相应地解决好了他们的劳动报酬、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其他民生问题，就必然既会让广大老百姓放心大胆花钱，同时也会更大规模地拉动中国众多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内需自然就会随之拉动。

实施更积极的劳务移民就业政策，是加速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遏制和消弭社会排斥、维护社会公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自本世纪初至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不断改善劳务移民生存发展状况的政策法规，善待劳务移民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为劳务移民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仍然非常短缺，不同形式的社会排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2014年，“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0.8%”，“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8%”；“农民工 ‘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⑦“从各单位类型的就业歧视来看，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不同类型单位就职机会是存在不平等的，事业部门、国有企业就业歧视最为明显，在同样人力资本情况下，城镇职工进入公有制部门的机会远大于农民工。”⑧这就为社会的和谐稳定留下了隐患。因此，当下迫切需要抓紧实施积极促进劳务移民就业之类的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托底民生保障，防患于未然。

(二) 化解劳务移民就业潜在忧虑的基本前提

从流动迁移规律来看，移民向集约高效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研究证明，移民流动迁移首先要考虑经济因素； “长期主宰移民学界的正统观念”，毫无疑问“主要是市场力量决定移民”⑨。移民输出地、输入地及移民本身对经济利益追求的综合作用，必然会使移民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迁移出现强烈的滚动效应。从流动迁移进程来看，最终还是集约高效的发达地区对移民更具有吸引力。欧美国家，步入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类似的发展进程至少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恰恰是在这半个多世纪内，他们接纳了历史最多的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劳务移民。不少发达国家，也都曾试图把素质较低的劳务移民排斥于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之外⑩，如今天的欧盟就正在为潮水般偷渡的移民及难民配额政策被抵制而纠结。但是，遏制势不可挡的移民潮，如同螳臂当车。当今世界，已经名副其实地进入了“移民时代”。

从移民流动迁移现实来看，化解劳务移民就业潜在忧虑，关键在劳动效率的提高与经济的平稳增长。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并将在今后继续证明，没有劳动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平稳增长，就不可能创造众多的就业机会，不可能提供良好的就业保障，不可能消解“惊弓之鸟”之忧，不可能让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创造数倍于前几代人的社会财富。当然，仅靠提高劳动效率还不行，还要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更好地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因为劳动效率的提高将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绝不能把包括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下的抚养重担等全部压力，都施加在当下有限的劳动力身上；这些人中的某些孱弱的独生子女，也未必经受得起惨烈的风吹雨打。只要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只要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平衡格局依然存在，即使国内劳务移民真正出现剧减的局面，欠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劳务移民也会像今天涌向欧美国家一样向中国纷至沓来。

(三)“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对优化劳务移民就业的战略意义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核心战略，而“腾龙换鸟”“凤凰涅槃”等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学者指出：“在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我国不再具有劳动力、资源、环境等比较优势的背景下，实施‘腾笼换鸟’，把传统制造业从成本不断提高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对成本不太敏感的先进产业引进过来，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是一种必然选择。”“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举措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已经为某些发达地区的实践所证明。现在，广东的“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已逐步开花结果：新创办的集约型企业已开始盈利，浴火重生的集约型企业也重新唤回了诸多较高素质劳务移民，曾经的“惊弓之鸟”现象逐步扭转。在珠江三角洲务工的农民工，2010年“为5065万人，比上年增加148万人，增长3%”； 2011年“为5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4万人，增长0.1%”； 2012年“为5199万人，比上年增加127万人，增长2.5%”。鉴于制造业是微笑曲线中的底线，是微笑曲线存在的根本，广东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从自身实际出发没有选择“腾笼换鸟”，而是实施了“凤凰涅槃”举措。他们“利用一次次的技术升级，在重视制造的基础之上，完善曲线两端的价值链，才将成本不断降低，利润不断做大”；同时实施人才到位及时率提升计划，成立格力学院加强技工人才培养，监控薪酬异常完善员工激励体系，完善员工绩效、任职资格管理体系，使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相关劳动保障不断加强。格力历久弥新的“凤凰涅槃”是成功的。2015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巴西，格力是随访企业中唯一的家电企业。

实施“腾龙换鸟”“凤凰涅槃”举措还有重要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和社会公正；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应该尽快创造条件，及时矫正自己的航线，努力提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使当下中国尽快实现从依赖人口数量红利向创造人口质量红利的转变。关于劳动力的价值，美国《时代》杂志2009年12月16日宣布中国工人入围《时代》年度人物后，18日就有学者发文感叹“中国工人成年度人物是带泪的荣耀”，因为“正是他们的劳动力报酬被低估，工资被利润侵蚀，我们的GDP增长才如此迅速”。过去有些人所谈论的“人口红利”，更多的是指使用“廉价劳动力”所获得的利益。高强、孔祥智曾指出，这种“人口红利”，主要由农民工的“‘工资贡献’‘社保贡献’以及公共财政‘成本节约’三部分构成。经过我们的测算，上述三项合计高达130614 亿元”。他们还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基本消除，但外出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工资剪刀差’却逐步扩大”，而且在短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面对城市严峻的就业形势与公共服务财力约束，一些省份在劳动力市场上针对农民工提供差别化的就业待遇，采取措施限制甚至排斥农民工进城等现象依然存在。”这就表明，劳务移民的低工资、低社会保障、非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正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人口红利”的本质构成。这样的“人口红利”，实在不该延续。正是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保障改善民生，“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才成为某些先行步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地区“爬坡过坎”的必然选择，成为不得不牺牲某些劳务移民近期利益以实现包括劳务移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的痛苦抉择。尽管“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劳务移民带来阵痛，会带来转轨的晕眩，甚至需要承受失败的风险，但只有经历“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才能确保经济平稳增长，巩固和发展经济新常态，真正从根本上长久地善待劳务移民。

三、“腾龙换鸟”“凤凰涅槃”与引导促进劳务移民就业的抉择

(一)“腾龙换鸟”应审慎而行，并处理好“新鸟”与“老鸟”的关系

“腾龙换鸟”必须从区域经济和人力资源构成实际出发实施，不可脱离实际强求各地统一实施。发达地区之所以要“腾龙换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阶段，劳动力资源的使用已经呈现了“刘易斯拐点”，再不“腾笼换鸟”将来经济被多方掣肘，形势变化无常，劳务移民必然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而大部分欠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劳动力资源的使用并未完全抵达“刘易斯拐点”，实际情况与发达地区差距甚大。所以，是否“腾龙换鸟”，对全国各地区而言，应该进行充分的必要性、可行性论证，从各地实际出发审慎而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选择“腾龙换鸟”的地方，也一定要防止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变形，尽量善待劳务移民就业。

自由迁移权是人们基本的自由权，国家不能剥夺移民自由流动的权力，移民的权益与公民的权益一样重要，社会发展不应该以牺牲自由权利为代价。无论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还是尊重人的公民权利，都不应该让劳务移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更何况劳务移民曾经对当今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过巨大贡献与利益牺牲，一味排斥劳务移民，起码是不道德的。

历史地看，曾经的教训应该铭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曾有某些地方出台过“腾笼换鸟”政策，主要内容是“清退外来民工，腾出工作岗位，优先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当时，“多数下岗者对政府提供的位子不感兴趣 ,宁可在家呆着也不愿屈就；而那些用工企业则设法避开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 ,私下使用农民工。”由于政策实施弊大于利，到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明文要求，“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等方面的歧视性规定及不合理限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不得干涉企业自主合法使用农民工”。

现实地看，与把劳务移民视为廉价劳动力的以物为核心的传统城镇化截然不同，今天实施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劳务移民异地就业的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劳务移民不是累赘而是宝贵财富，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经济增速减缓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步入经济新常态之后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很大，绝不应该卸磨杀驴。现在“腾笼换鸟”，内涵与过去截然不同，而且“腾笼换鸟”绝不是“空笼逐鸟”。在实施“腾笼换鸟”举措时，只有解决好了“新鸟”从哪里来、“老鸟”到哪里去的问题，才不会出现“惊弓之鸟”现象。

所以，实施“腾笼换鸟”举措，要通过建立新的产业园区等方式，为愿意留下来的勤劳诚实的“老鸟”“笨鸟”安排好出处。而且即便“换鸟”成功，“老鸟”也未必“英雄无用武之地”。经济新常态绝不是只有精英没有民众的常态，做端茶倒水的服务工作一定要有博士学位，未必就不是人才的浪费。可以说，经济新常态永远需要较低素质和较高素质的劳务移民共同支撑。这些“老鸟”“笨鸟”，对“腾笼换鸟”成功后的“新鸟”来说，也未必不是一种可能与之配套的后备性人力资源。

(二)“凤凰涅槃”应全面推行，注重移民再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腾笼不是空笼，要先立后破，还要研究‘新鸟’进笼‘老鸟’去哪？要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走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凤凰涅槃。”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又促进劳务移民就业的“凤凰涅槃”，不仅是条件成熟的地区所必需，而且应该是当下中国的全局性战略。之所以这样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全国各地产业层次整体上仍然不高，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比例仍然很低，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仍然严重不足，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确保经济平稳增长的任务始终十分艰巨；从善待劳务移民的角度看，主要是因为在劳务移民可能急剧减少的大背景下，只有同时实现劳务移民综合素质的转型升级，有限的劳动力资源才有可能战胜严峻的挑战确保经济的平稳增长，最终为改善劳务移民的就业环境、就业条件、就业保障等开辟道路，为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开辟道路，为全方位保障和改善民生开辟道路，为维护社会公正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开辟道路。

实施“凤凰涅槃”举措同样必须善待劳务移民，其中最关键的是要特别重视抓好劳务移民的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并采取过硬的、新的战略举措。林采宜认为，“中国经济迈入2.0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口的素质，靠人力资源的优势，而不是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可见，做好劳务移民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在当下应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应总结长期以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开拓劳务移民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新境界。应完善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立法工作；应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或加大企业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经费投入，或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激励社会力量多元办学，尽可能建立劳务移民免费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应采用政府主导型、学校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校企联合型和社区主导型等多种模式，实现再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的多元化；应高度重视师资队伍配置，因人、因时、因地分层分类施教，确保再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建立健全再教育与培训工作的监督评估体系，并将再教育或培训的结果作为就业的重要资质；应密切关注再教育与培训内容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前沿性，密切再教育、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的联系，尽量使再教育与培训的成果能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与集约型发展的高端需求有效对接；应把社会化的有偿再教育与培训、委托再教育与培训等作为政府、企业再教育与培训的有益补充，充分发挥其作用；应引导劳务移民进行自我再教育和职业技能自学，倡导建设学习型社会，组织开展技能竞赛，并对成绩优异者给予多方面的有效激励。在现阶段，特别要注重“通过加快农民工就业培训的政府立法、加大财政投入、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加强对就业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强化农民工就业培训中的政府职能”。同时，还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就业稳定性”，“提高流动人口工资待遇, 改善就业条件”，“加强立法执法建设, 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这些举措，应与“凤凰涅槃”同步实施。

(三)引导和促进劳务移民就业， 应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

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必须正确引导劳务移民就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应该根据自身实际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应该有比较严格的劳务移民就业引导政策，但尽量不要采用强力的行政干预方式。要尽量通过减少、淘汰、转移传统粗放型产业、在城郊拓展市场化的功能新区等，以非行政化的产业化、市场化措施适度吸纳劳务移民就业，使对劳务移民的就业吸纳由较低素质者为主转向较高素质者为主，由城市核心区吸纳为主转向城郊新区吸纳为主，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过度膨胀，或适度控制就业人口规模，力求常住人口的增长与自身的资源承载力基本适应。

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和建制镇，必须大力促进劳务移民就业。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认为，当下中国应该“积极吸收国际技术创新辐射和先进管理经验，促进加工贸易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打造一批世界级的制造品牌，提高‘中国制造’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继续重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争取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就表明，要使经济结构调整与户籍制度改革形成良性互动，对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和建制镇等条件相对不够成熟的地区来说，暂时不一定非实行“腾笼换鸟”战略不可。因为企业有没有价值，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创造最大的利润，是否具有核心的技术，是否具有高端的产业链，是否具有行业中的领军地位。仅仅追求时髦的外在形态，如同过去某些藐视实体经济崇拜虚拟经济最终血本无归的企业那样，最终可能会恰得其反。在此前提下，需努力为劳务移民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有研究表明，“人口流动并不只是为了获取高收入，目标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是影响流动人口决策的关键因素”；“过高的房价负担不利于人口流动”。还有研究表明，“雇佣条件越好，企业劳动力短缺发生率越低”。所以，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和建制镇，应该抓住某些发达地区正在进行“腾龙换鸟”以及特大城市与大城市暂时人口承载力有限的机遇，深刻把握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积极主动地创造各种就业机会。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建制镇应努力降低就业门槛或不设置就业门槛，尽可能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杜绝对劳务移民的一切就业歧视，尽最大努力全方位吸纳或尽可能多地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务移民就业，并多角度支持劳务移民多渠道就业。与此同时，要全面做好就业服务、就业保护、就业保障、创业资助、创业激励等各方面的工作，不断改善劳务移民福利待遇，充分激发劳务移民活力，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① 中国信息报记者：《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同比增长1.9%》，北京：《中国信息报》，2010年3月25日，第1版。

② 福建卫生报记者:《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福州：《福建卫生报》，2014年11月20日，第1版。

③ 陈奕平：《人口变迁与当代美国社会》，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00~244页。

④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TheManchesterSchoolofEconomicandSocialStudies， No.2(1954)，pp.139-191.

⑤ 金三林：《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成因及趋势》，上海：《东方早报》，2013年5月28日，第C10版。

⑥ 蔡昉、王美艳：《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劳动力转移》，北京：《中国人口报》，2014 年2 月10 日，第3 版。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北京：《中国信息报》，2015年4月30日，第1版。

⑧郭震：《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不平等探析——来自农民工就业歧视的证据》，合肥：《华东经济管理》，2015年第7期。

⑨Castles S.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 No.3(2004), pp.852-884.

⑩Junger-Tas J.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rime,EuropeanJournaloncriminalpolicyandresearch, No.1(2001), pp.5-29.

[责任编辑左晓斯]

作者简介：刘小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州510610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6)01-01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