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广东新岭南文化的政治文化意蕴探析

祝全永++刘洪利��

摘要：

新时期广东新岭南文化和上海海派文化同属中华文化境遇内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虽然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孕育和蕴含着不同的政治文化意蕴。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以政治文化意蕴为研究视角，展开新时期新岭南文化政治文化意蕴探析，有助于实现新岭南文化的时代性创造性转换、发展和创新，有助于两种文化的交融互鉴，共同融会世界文化之林。

关键词：

新时期；新岭南文化；海派文化；政治文化；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 G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5）06-0050-08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1]102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特别强调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世界性内涵，把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作为中华民族强盛的重要标志。这深刻蕴涵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但要胸怀历史视野和民族视野，而且要兼具世界视野，从此来演绎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世界内涵，开辟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路径。[2]笔者借鉴中山大学李辉教授“制度文化、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的四分类法，着重从制度文化“软实力”视角加以阐释。[3]道格拉斯·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规则的总和是文化，人们的规则意识也是文化。制度可以影响人的选择、规范人的行为。制度是利益表达的形式，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教授认为，“我国的文化和制度软实力亟待加强，尤其是在‘制度这个决定当代中国国家命运终极性和根本性标准上。”[4]所以，基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大国评判标准既有经济、政治和军事硬标准，也有文化、特别是国家制度文化的软标准。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政治地位已与日俱增，更要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国家制度文化，更要明确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更要使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在世界大国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更加具有先进性、文明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加具有大国崛起的世界竞争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地域文化互惠互鉴，铸就了志趣异同的地域政治文化，书写了中华地域文化多元璀璨的历史篇章。新时期加强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制度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有助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路径。

一、广东新岭南文化和上海海派文化的内涵和特质

（一）新岭南文化的内涵和特质

新岭南文化的内涵：新时期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岭南地区发挥旧岭南文化历史传统地理区位优势，结合改革开放广东省外大量外来流动人口迁徙和移民特质，形成包含广东省内户籍人口和广东省外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内外文化交融的综合性的一种全新岭南文化形态。

新岭南文化的特质：一是开放包容性。所谓“集百家之言，成一家学说”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是批判革新性。文化的历久弥新只有“批判继承”和“变革创新”才能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三是重商主义的重利性。它深刻熔铸旧岭南文化中，延续新岭南文化，形成重利重商的文化特质。四是多元性和务实性。文化经济和经济文化水乳交融。

（二）海派文化的内涵和特质

海派文化的内涵：“它是植根中华传统文化，吸纳吴越文化等华夏地域文化精华，融会西方的主要是欧美文化的地域文化。”[5]它既有江南文化的古典与雅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它既区别于华夏异域的地域文化，又有自成一体的独特风韵。海派文化是水的文化；水是灵动的、运动的和柔和的。

海派文化的特质：一是开放性。它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中华传统吴越文化为海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创新性。开放并不完全雷同于敞开大门任凭西方文化侵蚀传播繁衍，更多还是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再造和创新。三是包容性。上海共建共享“东方巴黎”的百年美誉，尽赏姹紫嫣红的跨国多元的国际大都市文化，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海派文化”创造性转换能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包容互鉴，凸显包容性。四是扬弃性。海派文化是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和上海等长三角地区为腹地，以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血浓于水的家族血缘传统，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积淀优势，当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和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优势互补，必然导致多元文化碰撞、冲击和遴选，海派文化凸显扬弃性。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外延、类型和功能界定

（一）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界定

考察中外政治发展史，西方政治学者大体有三种观点：第一，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它包括政治体系的成员对政治体系各层面的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取向。第二，政治体系中各种主观因素的综合。它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系统化了的旨在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预测或描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第三，它还应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物质性”和“实体性”层面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6]62-65中国政治学者大多认为 “政治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观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6]63总之，政治文化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6]63-66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外延界定

政治文化的外延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第一，政治认知性成分，即人们对政治组织、政治过程、政治目标、政治角色和政治产品等方面的认知。它构成了人们对政治体系进行判断以及选择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基础。第二，政治情感性成分，即政治感情，它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系统、政治统治活动或政治事件所具有的一种直观的评价。第三，政治评价性成分，即人们依据一套自认为正确和合理的准则和信条，或含蓄地对政治体系进行的价值判断。它主要包括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评价的心理过程两部分。[6]65-66

（三）政治文化概念的类型界定

精英政治文化和大众政治文化。精英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体系中政治领导阶层对政治现象、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治理、政治关系和政治原则的认知、情感、价值取向和态度。大众政治文化则是政治体系中的一般成员对这些政治对象的认知、情感、价值取向和态度。[7]

狭隘型政治文化、顺从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狭隘型政治文化主要存在于那些处在比较原始蒙昧阶段的、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的社会政治体系。其特点是公民既不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也不关心政府的政策和法令。顺从型政治文化是指对政治体系中的角色、结构、权威、规范以及自己在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的责任等有较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其特点是公民尊重并执行政府所作的权威性决策，但缺乏参与政治、向政府表达利益要求的意识。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对政治体系整体以及其输入和输出具有强烈而明确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对自己的权利、能力、责任及政治行为的效能具有积极的认识和较高的评价。[6]66-67

新型政治文化——社会资本：内涵、特质和要素。内涵是指社会群体内部的成员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信任和规范。简言之，它是特定社会成员之间的普及信任的程度。[6]68特质指其提高了投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收益；社会资本并非天生，需要创造和建构；社会资本具有正向自我增强和积累倾向；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物品，即它是个人寄身于社会网络的共享品。要素方面，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而形成的社会网络以及社会信任。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化、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社会网络包括横向和垂直网络。横向网络是指由有相同地位和权利的人组成的组织。垂直网络则是指以行政体系所构成的命令性的组织。[6]68-69

（四）政治文化概念的功能界定

1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得以依存、维持和延续的文化基因

政治体系能够维持和存续的重要保证是政治合法性。它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政治心理认同，意味着社会成员对自己与政治体系间的归属关系以及承认政治体系所确立的行为规则。由此社会成员才能在政治活动中自愿地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必要的政治资源和支持。[6]69-70

政治体系能够维继和存续的重要条件是政治和谐稳定。中国政治学者认为，从孔子创制的以血缘为基，以裙带为媒，以地域为带，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的儒家政治思想牢固渗透民众的生活、关系、习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深厚积淀成为一种“家国同构”超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6]它对维继和存续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是导致传统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存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2政治文化制约着政治制度模式实际运作状况

政治体系成员进入政治机构，扮演政治角色，置身政治参与，政治制度模式才产生真实的制度绩效。在不同政治文化氛围中，特定政治制度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绩效。[6]71譬如，法国政界具有依靠“技术专家治国”以及坚持从各个培养精英的学校“政治录用”治国理政的人才传统，政府政策研制主要依靠其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几乎不大征求民间“智库”的咨询决策，议会和利益集团的决策作用比较微弱。美国略有不同，几乎所有的政治行为者都把政策研制成果当作政治斗争的政治资本，借以作为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论据，并不认为政府政策研制要求找到科学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议会、利益集团和民间“智库”都企图对政策研制施加重大政治影响。[6]71因此，各国政治文化差异导致政治决策风格迥然不同。政治文化类型和发展水平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绩效。残留的封建政治文化对于当代中国法治政党、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政党、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审视。

3政治文化制约着政治体系的变迁和发展

政治体系是动态政治生态系统，是由政治人去推进和完成的。综观历史逻辑，政治变革都伴随着亦步亦趋的政治文化变革。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开始，到英美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总爆发，大多直接源自国家内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是一种原发性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政治变革。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亚非拉民族殖民地国家晚发外生型现代化政治变革，与政治体系其他层面的历史变迁相比，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凸显严重滞后性。这就从根源上制约了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现代化历史进程。[6]72二战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新兴民族独立国家致力推进的政治现代化都肩负着双重历史使命：政治文化变革运动与政治现代化变革运动。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影响区域政治文化的根柢。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8]252-25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地域文化互惠互鉴，铸就了志趣异同的地域政治文化，书写了中华地域文化多元璀璨的历史篇章。伴随广东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充分利用优越区位优势和港澳资源，广东不仅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建设的排头兵，而且也应该加速发展成为政治建设的排头兵。

三、新时期广东新岭南文化的政治文化意蕴探析

（一）广东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营造出新岭南文化的时代特质

伴随广东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广东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率先走在全国前列。譬如，人民政协制度、公务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改革创新等。广东省委把人民政协工作纳入全局和领导之中。200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省政协工作会议，下发了会议《纪要》，对各级党委、政府和政协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开创广东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2009年9月，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的指导下，广州率先制定出台了《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2010年5月，在广州试行的基础上，全国首部省级政治协商规程《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颁布实施；2011年，省委召开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省直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全省政协工作会议，先后颁发了《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和《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政协工作的决定》，从战略高度加强了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导和支持。2011年8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正式颁布，这是全国范围内第一部省级政治协商会议规程。《政治协商规程》一经推出，便受到广东省政界、商界和社会各界高度评价。参见《广东三级政协委员兵分九路谋划“双转移”》，人民政协报，2011年3月24日。 《政治协商规程》在内容上明确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了政治协商程序，细化了政治协商内容，尤其强调将政治协商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因此，新时期广东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成就不仅凸显了先行性和创造性，而且彰显了实验性和示范性。无论广东地方性政策法规研制的完善性和系统性，还是其实施力、阻滞力、执行力和公信力，均彰显了超前性和示范性。广东省政府率先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从初期的“单打一”的“服务型政府”向“学习型、服务型和创新型”的“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迈进。广东省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和行政作为堪称排头兵，为全国兄弟省市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新时期广东始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其“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敢试敢闯的实验探索精神，培植了丰厚政治文化土壤，营造了良好政治文化氛围。

（二）浓厚法治文化建设赋予新岭南文化依法治省的战略策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航程，而且树起了中国法治建设崭新里程碑。广东积极响应党中央“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决策，从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设立“深圳、珠海和汕头”经济特区，对外实行“特殊和灵活政策”，到1980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立法文件，充分显示了广东率先重视法治建设，注重运用特区经济法规来率先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确保经济特区建设有法可依。此后，广东“依法治省”理念不断完善，先后通过了《广东省专利保护条例》（1996年）、《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2000年）、《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2003年）、《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2007年）等。随着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地方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立法、知法、守法和用法”的法治文化建设日益融会岭南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丰富了新岭南文化法治文化内涵。2009年4月，广东省委提出由“依法治省”向“法治城市、法治市县”的战略策略，“依法治省”推进到市县区。譬如，广东省委党校进修学员马建军在听取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卓泽渊教授《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专题后，写出“尽快脱离‘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才是中国人彻底解放的阳光大道”的学习体会；认为“法治国家是任何先进民族所追求的”“法治国家建设的路，任重而道远”。[ZW（DYB]参见《党校学习“每日一得”集锦——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工业党校2012年春季初级干部进修班，2012年5月16日。具体网址：http：//pscnnccomcn/userinfo/367jhtml.[ZW）]2014年10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强调：要扎实推进科学和民主立法，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要大力推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扎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要切实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参见《广东省委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大会，扎实贯彻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南方日报，2014-10-28。 可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而广东正是“依法治省”的丰腴实验田，广东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体系，为全国做出了卓越表率。

（三）道德建设与诚信建设共同铸就了新岭南文化的价值标准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9]是时代所亟需。孔子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谷梁传》与《左氏传》《公羊传》一样，都是为解释《春秋》而作。“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出于《谷梁传·僖公十五年》：“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加强道德与诚信建设，必须实施从“德”字入手的四大路径：第一，尚德是前提。只要人人养成崇尚美德的高尚情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就会变得微乎其微。当下社会频发“炫富”“拼爹”“小三”和“老人摔倒无人扶”的社会乱象，折射社会“世风日下”，反映缺失“心中有德”的尚德标准。第二，修德是动力。西汉戴圣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见《礼记·大学》，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于其中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的修德标准。要时时关照内心，分清善恶界限，不断提升素养；有过而改之，处处小心谨慎，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第三，守德是基础。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强调公平竞争、自负盈亏；但不法分子扰乱市场秩序、制假售假、道德败坏，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健康运行。任其蔓延，就会败坏良俗，腐蚀心智，滋生腐败，腐蚀伦理道德制度建设。第四，行德是目标。道德评判标准是道德实践，即使每日标榜道德模范，学习道德价值，如果缺乏道德实践，道德与诚信建设必成海市蜃楼。总之，新岭南文化的价值标准促进道德和诚信建设与法治建设融合，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得益彰。

（四）“和谐广州”彰显了广东新岭南文化的文化内核与要义

“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9]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语汇。秉承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弘扬“敢为人为先”的优良传统，“和谐广州”应运而生。笔者凝练“和谐广州”的精神特质为：第一，制度完备，民主健全，法制完善，依法治省方略得到切实可行的落实。不仅要完备制度机制建设，更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推进“法治广州”建设。第二，社会公平公正，人民安居和谐。广州外来移民荟萃，异域人口汇集。实现新岭南文化的转换、再造和创新，必须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缩小劳动收入分配差距，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第三，互爱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广州”建设事关广州市民切身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做人互爱互助，做事诚实守信；反之，妨碍“和谐广州”建设成功。第四，现代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相得益彰。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窗口，“北上广”国家一线城市责任重大，现代城市规划、改造、建设和治理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相得益彰，必然成为“和谐广州”建设的历史使命。第五，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秩序安定。促进广州繁荣和谐安宁，不仅要提高广州市民“城市家园”认同意识，而且要加强城市社会保障、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确保广州市民共建共享社会文明成果。参见《2012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1月13日，广东省代省长朱小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创新型、法治型政府，加强广东省基层民主建设，都要以新岭南文化为支撑点和突破口。

第六，激活广东新岭南文化的文化活力。近读习近平总书记所著《之江新语》，仔细拜读他的《文化是灵魂》。他写道：“一位哲学家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新岭南文化作为广东岭南人的精神和灵魂，必然成为“和谐广州”建设的源头活水。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了新岭南文化的精神传播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集中概括和总结，反映在文化层面上就是“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10]党的十八大以来，[DK]“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便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从国家到社会，再到个人，三个层面，层层推进，不仅为和谐社会建设指明方向，更成为推进新岭南文化的精神力量。承前所述，新岭南文化作为新岭南的文化，是对岭南文化的凝炼和升华。它吸收了本土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的精髓，锻造了属于岭南人自己的新岭南文化。有文化吸收就要有文化传播，文化不仅需要吸收，更在于传播；既要“文化北伐”更要“文化南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了新岭南文化的精神传播力量，“一路一带”方略拓展了新岭南文化“北上南下”的“海外扩张”的物质传播路径。新岭南文化传播赋予岭南文化传播的现实拉力，是对港澳文化、台湾文化和东南亚文化的牵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和个人融为一体，必定成为新岭南文化建设的精神传播力量。

（六）现代公民政治文化教育夯实了新岭南文化的政治文化基础

现代公民是现代社会单独存在的个体。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其天性就是要大家在一起生活。”[11]12提高现代公民政治文化素养，既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岭南文化政治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蕴涵既要重视“物”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又要重视“人”的发展即全民素质的提高。现代公民政治文化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关系。表征如下：第一，现代公民对于国家政治关注度极高。职业、收入、文化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差异导致政治关注类型和内容的差异。虽然社会阶级阶层存在差异，但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譬如，广州火车站“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标语，深刻表达了广州市民国家主权统一意识的高度政治敏锐力。第二，政治信息来源渠道丰富多元。作为传统政治信息传播媒介，报纸和电视扮演重要政治角色。伴随现代新兴媒介（网络、多媒体、信息等）的涌现，借助现代智能手机的强大功效，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热情越发高昂。第三，现代公民积极参与广东各级地方党委政府政治决策，公开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见解。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大约有80%的现代广州市民愿意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会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决策机关或者主管部门积极反映政治见解。“舆论呼吁”“听证会议”“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都成为广州现代公民政治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第四，现代公民政治文化教育态度严肃认真。根据基层调研发现，80%广州市民因“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而关心政治；也有部分市民认为“社会责任感”驱使，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认真对待的“义务”；下岗失业人员、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农民工，尤其新生代农民工，都普遍认同政治是“一种责任感”。

（七）生态都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熔铸了新岭南文化的城市使命

文化是城市的名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因环境不同而婀娜多姿，建筑也因文化不同而五彩缤纷。岭南建筑贴近广东热带亚热带地理环境，凸显岭南文化本土特色。“简朴、通透、淡雅”是岭南建筑风格的提炼。但是，伴随改革开放城市现代化纵深推进，传统岭南建筑逐渐归于尘埃。如何实现新岭南文化与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的完美契合成为时代难题。新时期广州发展面临双重压力：一是现代城市病：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不堪；二是现代城市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规划、建设和治理步人后尘，在所谓现代化都市“北上广”排序中，作为第三大城市的广州大有被天津取代的危机感。因此，广州发展不仅肩负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担，而且成为实现生态城市发展目标的强力引擎。新岭南文化的现代城市政治文化使命就是：第一，要抢抓广州市新城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机遇，培育优势经济产业模式，实现城市发展“打通南北和贯穿东西”的战略目标。第二，要统筹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生态都市规划、建设和治理，将城市、自然和环境融为一体。强力整治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促使广州发展成为著名的山水生态城市和滨海海洋城市。第三，要引导现代公民积极参与到广州现代化和国家化生态都市规划、建设和治理。因为城市是大家的“城市家园”。只有完善制度机制，才能为广州后城市化再造开辟光明的政治前景。

（八）和谐处理城市民族宗教事务关系着新岭南文化的繁荣盛衰

“民族团结，民族凝聚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保证，是国家统一的基础。”[12]618伴随城市化，大量外省区少数民族进入广东。广州和深圳等成为城市外来流动人口洼地，天然的集散地。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生活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必然导致许多城市民族宗教矛盾和纠纷。城市民族宗教事务成为市民上访焦点和城市维稳热点。城市民族工作重点向依法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的管理、教育、服务工作转化，工作领域逐步向经济、文化、科教等拓展，工作重心由大中城市向小城市和街道社区及社团延伸，基层民族工作地位日益突出。由于城市宗教本身带有封建神秘色彩并易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采取了以下和谐处理城市民族宗教事务举措：第一，高度重视城市民族工作。2004年就转发贯彻省民族宗教委《关于做好我省城市民族工作的意见》。这是全国首次发布的关于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性文件。[13]212-216第二，积极探索城市民族工作新思路，落实“四个加强”：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民族政策和知识宣传教育；加强少数民族社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民族团体联系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帮助少数民族解决清真饮食、宗教活动、穆斯林殡葬等实际问题；加强对城市外来少数民族的管理。[14]178-179第三，健全城市民族工作运行机制。成立了由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构建了珠三角城市民族和宗教工作联席会议制度；18个地级以上市成立了党委挂帅的民族宗教工作协调领导小组。东莞等市建立健全市、镇、村三级管理网络，强化了属地管理。省政府和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市建立了民族工作应急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应对突发事件。各地政府在工作机构、人员编制和工作经费等方面也予以保证，基本上建立了市、县（市、区）、镇（街）、村（居）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网络。第四，探索服务管理新路子。东莞市是新疆少数民族外来人员较多的城市，为此，建立了全市、镇、村企业多级涉疆民族工作网络，政府部门、企业指定人员与新疆籍少数民族来源地政府派驻企业的带队干部一起组成工作组，实现“上下沟通顺畅，纵横全面覆盖”。第五，强化民族理论政策宣传教育。广东人敢为人先，敢想、敢干、敢冒险，敢变革。[15]通过召开座谈会、联谊会、开展知识竞赛等形式，借助海报、宣传栏、新闻媒体、知识读本等各种载体，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有关民族宗教法律法规和知识，特别是开展“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也相互离不开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各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第六，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广东中的作用。深入贯彻《宗教事务条例》，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力推进宗教法制建设，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大力落实宗教房产，加强爱国宗教队伍培训，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真开展宗教对外友好交往等，取得了突出成绩，受到了国家宗教局的肯定和各省宗教工作部门的好评。

综上所述，新时期广东新岭南文化政治文化意蕴蕴涵丰厚，不乏许多实验创见之举。正是这些成功之举为新岭南文化政治文化发展、创新和繁荣营造了优良的文化环境。历史和未来明鉴只有不断注重吸收、借鉴和融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期新岭南文化的政治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ZK（#]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2]墨然.海派文化[EB/OL].（2014-09-11）[2014-10-12]http：//baike.sogou.com/v487235.htm.

[3]李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载体[N].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14-09-11（13）.

[4]徐显明.我国的文化和制度软实力亟待加强[N].光明日报（观点新闻），2014-09-11（13）.

[5]李权时，李明华，韩强.岭南文化（修订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6]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公丕祥，李义生.商品经济与政治文化观念[J].政治学研究，1987（1）：61-6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王珂.中共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全文）[N].人民日报，2004-09-19（4）.

[10][ZK（#]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0-07-24（4）.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09.

[13]广东省档案馆.关于进一步做好广东城市民族工作的意见[M].广州：广东省档案馆，2004.

[14]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广东统一战线改革开放30年[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

[15]刘社欣.新岭南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探讨[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89-96.

（责任编辑：邓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