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聚居下城池形态的扩展
——基于明代河西走廊治城考察

罗 聪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多民族聚居下城池形态的扩展
——基于明代河西走廊治城考察

罗 聪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中国古代修筑城池的传统由来已久，在明清时期到达一个高峰。河西走廊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围城而居，使得城墙不仅是一种防御设施，也曾经作为一种界限而存在过。明清以来城池不断加筑扩展，不同的民族相互交融，奠定了今日甘肃地区居住区的基本格局。因此，对于多民族地区城池形态发展演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清楚把握这类城镇发展的脉络，为今日民族地区城镇的发展提供借鉴。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民族；居住区；城镇形态

近年来，对于中国古代城镇的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因研究对象本身的交叉性，地理学、建筑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展开论述，并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一般认为，城墙是构成城镇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因明中后期以来战事频发，在西北地区城墙也成为了一种防御措施。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因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城墙在不同的地区其作用与意义也不尽相同。尤其是河西走廊，在明代属于国家的边疆地带，它面临的不仅仅是动荡的环境、频繁的战争，更有各民族的融合与摩擦。美国学者高蓓蓓也曾指出在中国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边疆城市和平共处的方式以及社会关系会影响城市形态和景观。明朝建立后，汉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民族之间也形成了更大的隔离。这种空间限制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满族统治的清朝也得到了延续[1]。因此，在多民族杂居地区，简单的说城墙的作用是防御外敌，恐怕大大降低了城墙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居住区入手，追寻明清时期在城墙内外形成的空间分异，进而带来的城镇形态的演变。

一、形态各异的城池景观

甘肃地处中国西部地区，地形构造复杂，高原、平原、山地错杂分布。河西地区，自西汉时设立河西四郡，唐代设河西、陇右节度使，元代设甘肃行省。明代以来，卫所设立，并开始大规模的修城移民，入清后卫所裁撤，八旗也先后入驻，满城建立，这成为了甘肃地区城池修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元末明初的战乱之后，为巩固统治，朱元璋置五军都督府，下辖卫所以管制全国。甘肃地区作为明王朝的边陲要地，有明一代设置卫所，并驻兵于此。若设置时间较短的卫所不计在内，那么明代河西地区设卫16个，千户所5个,分辖于陕西布政司、陕西都司与陕西行都司下。在设立这些卫所同时，相继建有卫城、所城。卫城、所城或是在原有城池基础上加筑而成，或是于附近另筑城池，其大小不同，形态各异。洪武十年(1377年)，修兰州城，四面城门各一。兰州城四周群山怀抱，中有黄河穿城而过，因此城墙不得不常年经受冲刷，北面城墙极易倾圯，万历八年，重修兰州城时，将城墙甃以砖石，余堞及郭城堞亦甃以砖。乾隆三年(1738年)时，砖包全城。洮州于洪武初年设立千户所，其城垣为元代旧址，人口众多，商业繁盛。洪武十二年(1379年)平定洮州番族叛乱后，升洮州千户所为洮州卫，因旧城此时已是车水马龙，便于旧城东另筑新城，是为洮州卫城。新城“不旬日而完工”[2]，周长凡九里余，降原旧城为堡，但旧城人多经商，不仅行销当地，而且行走于各地以互通有无，因此旧城齐集各地物产，民康物阜，较之新城，就稍显繁荣。双城并存，新城为军事防御，旧城为民居。肃州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于旧城基础上展筑，旧城的东门成为了新肃州城的钟楼，新城周围八里，高三丈五尺，东南北各有一门，方正整齐。甘州城，“明洪武二十五年都督宋晟扩修三里三百二十七步”[3]，东西南北各有一门。河州城是洪武十年(1377年)在元代城址南移而成。洪武初年(1967年)更置河州卫后，认为元河州城城北“地广而崖高”，可以俯视城中，如此便不易于防守，便毁去城北之半，移筑于城南，元河州的南城门楼，也因此而成为明代河州城的鼓楼。

清革鼎后，除继续修筑原有的城池外，值得一提的便是在全国范围内驻防八旗，修筑满城。清一改明代中后期以来的保守态势，沿长城一线设防，将其视为主动追击噶尔丹的阵地。庄浪、凉州便成为在甘肃驻防的重点。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于庄浪、凉州设立驻防旗兵。乾隆二年(1737年)建庄浪满城、凉州满城。庄浪满城离县城大约两公里左右，庄浪满城“周围砖包，四里三分，连女墙高三丈五尺，底阔三丈，收顶二丈八尺，内外八门，角楼四座，舖楼十六座，城门外建桥四座，官厅军房五十间，演武厅一座”[4]。这座驻防的满城规模宏大，形制完备。凉州满城大约在府城东北三里许，乾隆二年(1737年)砖包，周围七里三分，东南西北四门，大城楼四，瓮城楼四，箭楼八。这两座满城皆为砖包，与附近县城、城堡相互呼应成为驻守一方的重镇。

二、多民族聚居与城墙内外的居住分区

甘肃地区民族众多，汉、回、藏、蒙古等民族广泛分布，追寻其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然而就各民族形成过程而言，明清时期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明代以降，河西地区修城筑堡，在城池内部，边卫移民成为了明清以来的首批城镇人口，并且在这一时期，或是官方正式迁入，或是民间自发内附，各少数民族聚居在城池周围，形成了固定的居住区。

明代建立卫所，派遣官兵驻扎各卫，按其定制，一卫辖5所，约有5 600人,按“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的标准分驻在城内、堡内，或散居于各地担负他们的职责。明初卫所军民的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他们或是明代内地移民，或是土著，或是元代故卒，但统治者尽可能使当地士兵成分单一化。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设立诸卫的同时，令“陕西都指挥使司甘肃等处回回军民愿还西域者，悉遣之”[5]。凉州、庄浪等地在洪武初年为羁縻统治，士兵多以土著为主，至洪武九年(1376年)朵儿只班叛乱后，便从兰州等地调遣官兵积极经营河西地区。据《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七年(1374年)曾设立“凉州土卫”，后于洪武九年(1376年)改设“凉州卫”，大概就是源于此。将内地移民尽可能多的迁入边地，大概也是当时明王朝的一项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官兵的来源上，同时随军的还有官兵家属，直至民国时期，尚有记载道，“今吾人于西宁附近所见妇女之弓鞋，犹存明代之遗风，甘肃临潭、岷县一带妇女亦着弓鞋，《洮岷志》称之凤阳婆。盖明初军队多安徽凤阳藉，开抵河湟，移民屯田，淮上妇女随之俱来，故一部分女子服饰犹存故风”[6]。可见随军家属之多，直至民国，其风俗仍有所保留。大批人口随着卫所的设置先后在该地定居下来，成为了这一地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各少数民族的内附。这其中包括因战乱有组织的迁入和民间自发渐进式的融入。正德时期，邓璋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军务时，“达虏犯边，诸番族部落为所侵扰，往往寄寓甘肃城外”[7]，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肃州边外属夷总牙日羔剌等旧为土鲁番所迫，款求内附，已议，安置于肃州城北威虏等地”[8]。但当时并未给这些外夷修城筑池，但不久之后“苦虏夷侵掠，乃相率环附肃城杂居”[9]。尽管在当时就有人呼吁此举不妥，深恐番族于城内生变，于是另筑城堡，分发番帐，使其分而居之，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能也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正如实录中所言的“于是肃州数十年番害顿除”[10]，但长此以往，这似乎并没有阻止番人聚居关厢城外的步伐，直到万历十年(1582年)时，萧彦还曾感叹“肃州连年多故，诸番避居关厢”[11]。

除因为战争而围城而居的，还有大部分是因贸易定居于此的。为防蒙古与西番联手，明朝建国之初就实行茶马贸易，试图以此来达到控制西番的目的。明王朝先后于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秦州(治今天水)、甘州、庄浪、岷州等地置茶马司。在这六个茶马司中，秦州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移至西宁，洮州、河州、甘州茶马司分别设于洪武七年(1374年)、洪武七年、永乐十一年(1413年)，而庄浪、岷州则是设于明中期万历年间。明王朝通过茶马贸易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处的茶及四川的巴茶运往诸茶马司，而纳马的番族则是将马匹运至此，以换取日常生活用品。从此商人往来频繁，岁无虚日，以河州、洮州为中心，形成了贸易的中心城市。沿边贸易与内地截然不同，由于交易双方身份不同，对于双方贸易的地点也较为固定。为防止少数民族生变，洪武年间，政府曾下令“凡西番回回来互市者，止于甘肃城外三十里不许入城”[12]。河州始设之初，就成为贸易的前沿重地，茶马司设置以来，来河州交易的番族众多，无法短期完成贸易的，就“假居民舍”，居住在河州，然而“有识者病焉”，认为杂居而处，会带来管理上的不便，更担心好事者也会因此假借商人之名而作恶行凶扰乱百姓。于是嘉靖年间，官府于南关创建番厂，以供番人居住，当前来贸易的番族不得已长久留住时，就居于番厂。同时令番族城外互市，一旦有变，也可立即关闭城门。长此以往，南关便成为了贸易往来的集散点，人口滋生，“南关市客店十八座，四方商贾居焉”[13]，熙熙攘攘，俨然成为一方的经济重地。洮州新城设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平番族叛乱之后，但比较而言，旧城百姓重农善贾，汉回杂处，来往贸易者络绎不绝，西门外，就是番汉贸易之地。地处高寒的洮州，稻梁不生，洮州城不仅是以茶易马，并广泛交易着他们所需的布帛稻梁。在新城的南门外，固定着十日一集，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场所。洮州的新城和相隔不远的旧城齐聚着各地物品，牲畜、茶叶、布帛、粮食等琳琅满目，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岷州也是同样如此。每遇朔望，番人带挈土物来与岷州人互市贸易[14]，等到交易完成，便“借宿军民家”[15]，但是人多且杂，使得偷盗之风盛行，官府就于南门之外设番厂，正厅三间，傍屋三十余间，有大门，有二门，并且派士兵维护日常秩序，这些番人定居于南关，交易的场所也随之定于南关。庄浪番人“贫者善窃盗，自卫而东，皆不容其入城市，自卫而西，无处不有番为一有意外则他变必生矣”[16]。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民族贸易是一种需要长途跋涉而来的远路程交易，无法如一般集市那样日中而集日落而散，来往的商旅更是无法做到当日返回，他们往往先是借住当地的百姓家里，与原来人口杂居而处。但是因为这一地区地处边境，局势较为不稳定，作为异族的番人也很难被汉人接纳。为管理上的方便，就常于城外设立“番厂”，供番人居住的地方。而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常常是贸易的集散地。原经商居住于城外的各少数民族也因此定居于此，成为了城墙之外的定居人群。

派遣八旗驻防各地从顺治时期便已开始实行，起初只是在城内占住民居，这给当地人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针对这种现象虽从康熙时期就明令禁止，但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康熙末年，从雍正、乾隆时期开始，所建满城大都创于城外。凉州满城、庄浪满城即是这一时期所建。他们与大城毗邻，却又隔绝于大城。定宜庄认为清廷对满城的修筑的高峰期不在清初，而是在民族间的仇视和冲突已日渐缓和的雍正朝以后，究其原因，这是隔离当地人民与八旗驻防人丁和加强对旗人管理的最好方式[17]。从清初到清代中期以来，旗人借居民房，在最初的冲突与矛盾过后，更为严重的影响是日渐成为当地民众的一个部分。清以八旗征战，唯恐八旗与当地交往过密、失其特性，不仅试图通过居住范围以相互隔绝，还规定驻防的旗人不得随意出城或是离开驻地20里，在城内亦有固定的防区，不得随意流动；驻防旗人与当地居民不通婚，不同刑；不得参加当地科举考试，不得在当地安葬等等规定，意在保持旗人的独立性。虽然种种措施在清朝后期大多都被废止，但保留下来的城墙却始终隔离着满汉，制止了满人的汉化。

三、居住分区的形成与城镇形态的扩展

城墙作为边沿，划分了城池的内外界限，使得城池最初在城墙之内形成形态各异的景观。居住区是城市空间形态要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以来，甘肃西部地区的城池形态也因居住区的扩展也悄然发生变化。

明代以降，卫所官兵和旗兵先后被安置在甘肃西部地区，他们居于城内，成为了城镇人口的主体。番族围城而居，形成了城墙以外最早的居住区。明中后期以来，随着边境局势的严峻和动荡，关城逐渐修筑，城池扩展。肃州城外聚居大量番夷，因战祸连绵，出于保护百姓和大城的需要，成化二年巡抚徐廷章曾筑东关土城[18]。河州城南门外番汉贸易日益繁荣，但时常遭到侵犯，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河州指挥韩春进言修筑南关城，谈到河州“极临边境，胡马举足即至”，因此，要“筑城浚池，以备不虞”[19]，隆庆时期，聂守中为预防外患，想要创建南关，“民称不便者十九”[20]，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南关城最终落成。直至清代，河州的南关的经济依旧繁盛。岷州城在南门外建有番厂，番族聚居于此，但明中叶以来，边境局势日益紧张，万历九年(1581年)，副使创西营城于南关，以卫大城。岷州“每市肆列货之日，则以兵防之”[21]，因此，在别地聚居之处，集市被称为“场”或者“集”，但在岷州就被称为“营”[22]。原本聚居于城周的番族，随着城池的扩展被包含在内，成为了城镇人口的一部分。

发展到同治时期，甘肃城居人群在城池的空间分布上有了日渐明晰的划分和界限。各个族群之间不断融合、同化，最终在区域内形成了以汉族、回族为主体，撒拉、东乡、土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的现象。而城居人口主要集中为汉族、回族及少数满族。满族自满城修筑之后，其居住范围基本集中于满城内，无太大变化。回族一般居于关厢或是城内一隅。兰州城回族的居住地主要是位于西关和东关、南关。西关的清真大寺位于兰州市西关街西端，据记载建在洪武年间，重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南关大寺则为明清以来兰州最为著名的清真寺之一。同治元年(1862年)沈兆霖奏：“兰州省城关厢所居大半回民，河州、固原、狄道等处，回族尤多”[23]，同治三年(1864年)，“兰州回民，俱在四关，督标城守六营回弁回兵千余人，其家属俱在西关”[24]。洮州有新旧二城，洮州新城设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平定番族叛乱之后，旧城位于洮州新城西六十里，较新城为繁富，其民重农善贾，汉回杂处，来往贸易者络绎不绝。在旧城的西门外，就是番汉贸易之地。由此看来，洮州旧城应有不少回族居住。岷州城内亦有不少回民居住，同治四年(1865年)记载称“甘省洮岷地方回多汉少，城内聚族族居者亦汉弱回强，回族时以汉民团练藉口寻仇构衅，互起杀机”[25]。凉州的回族一般都集中于东关。东关有清真大寺，城内西南隅亦建有清真寺，可以看出凉州城的回族主要是集中于东关和城内的西南角，但此二者皆毁于同治时期。甘州城内的西门内和北大街一带也是回民聚居的重要场所，西门内的礼拜寺修于康熙十年(1671年)，乾嘉之际，又迁至北大街。肃州城东关“番回居大半”[26]，城西礼拜寺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回民聚居数百。由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明清以来的发展，不仅仅城池大大的扩展，在城墙内外也形成较为明显的居住分区。

四、城镇空间分异的形成与民族融合

城池作为区域的中心，它能反映国家政策在区域内的实施情况，同时也是该地文化和民族融合集中的体现。因此，对于城池的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城池大多筑有城墙，同一治所内的城与城之间，大城与关城之间，都筑有城墙。在城墙内外，不同的人群各有所居，他们相互交流，成为区域内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纵观明清以来城墙内外各居住分区的形成，我们明显能看到在城墙内外形成了各民族杂居的过程。同治以前，甘肃人口以汉、回、藏居多，同时夹杂着各少数民族。但居于城内的则以汉、回和满族为主,满族在清代以来的居住区鲜有变化。回族在居住区在城内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其实之前不少人在论述甘肃地区回族聚居形成的原因时，追述到明代时，或多或少都会将元代初见雏形的回族以及明代建立卫所时回族将领带领了很多回族士兵驻扎于此看做是区域内回族聚居形成的原因，然而，这种倒追、溯源式的历史叙述法是否真的符合历史真实。姚大力老师曾说“在阐述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根源性时，我们过去采用的溯源式的叙事范式，恰恰忽略了对于所研究对象的主观归属意识之状况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必要的考察；因此便可能轻率地将某种经过极漫长的历史变化过程才最终形成的结果，非历史地倒追到该过程的开端之时”[27]。对于一个民族形成过程，这句论述可谓是经典。其实事实也的确如此，远观明代历史，我们鲜少能在史籍文献中看到“回族”二字，即使出现“回回”二字，也与我们今日所指的回族相去甚远，关于回族城居人口的记载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在清代已形成了“城汉回关”的局面。本文并不试图解释关于回族形成的原因，因为其发展演变过程目前已有诸多论述，本文试图以肃州为例从文本演变的角度来为这一过程的演变原因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肃州，在明代为肃州卫，清撤卫为州。据嘉靖时期的《肃镇华夷志》中记载，“在城东关厢寄住属番三族，国师把的卜剌，都督把都孛。畏兀儿族，旧哈拉灰族，新哈拉灰族，外有西番夷人一名郎头，亦先年沙洲夷也，今遗于东关厢住”[28]。但乾隆时期的《重修肃州新志》中却说，“哈密夷人于故明时徙居肃州卫东关乡居住着三族。曰维吾尔族，其人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织，为边氓矣。士商营伍，咸有其人”[29]，对比明清不同时期文献记载来看，首先我们可以确定在明代肃州卫东关居住的共有三族。其次，从乾隆时期的《重修肃州新志》中，我们可以推论至少在乾隆时期东关就已有回族分布，这才使得防止的撰写人在追述其渊源时，认为明代从哈密迁来的夷人中就有回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成书于嘉靖时期的《肃镇华夷志》中记载到诸番之礼各不相同，“若哈剌灰，则效回夷之礼，把斋为戒，散饭施恩”[30]，我们可以推测，这大概成为了明代文献中“哈剌灰族”变成清代文献中“回族”的一个契机。

肃州地区明代“哈剌灰族”变成清代的“回族”，这一件事情虽是个案，却也反应出清代以来民族之间的融合。哈剌灰族效仿回族的礼仪，长此以往，就与肃州地区回族融为一体，以至于在清代官方书写的文本中直接将其认定位回族。回族逐渐从各番族中凸显的过程，也是各民族趋向融合的过程。尽管史料稀缺，但我们依稀可以推断出明清时期回族的活动范围和演变过程。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墙在修筑之初是作为城镇的一个部分而存在，随着各番族的内附，为在日常生活中管理方便，他成为了区分各民族的边界，但是明清以来民族的融合加剧，城墙作为分界的作用也逐渐模糊，防御成为了其主要作用。

城墙作为城池主体的一个部分，它的出现不仅是城池形态走向完备的体现，在民族纷杂的甘肃地区，它也曾经作为一种边界，在区域内划分出了不同的群体。然而明清以降，各民族融合加剧，在城墙内外形成了小杂居的局面。甘肃西部的城池的数量不多，却代表了一种在多民族聚居区居住格局的独特形态。城内少数民族与汉族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构成了区域内极具特色的城池景观。

[1]Piper Rae Gaubatz. beyond the Great Wall-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63.

[2]洮州厅志·卷3·城池[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30.

[3]甘州府志·卷5·营建[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39.

[4]周树青.永登县志·卷13·兵防志[Z].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53.

[5]明太祖实录·卷223·洪武25年12月乙亥条[Z].

[6]张其昀.青海省之山川人物.西陲宣化公署月刊[J].1936，1(4-5).

[7]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109·正德九年二月辛丑条[Z].

[8][9][10]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351·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庚申条[Z].

[11]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130·万历十年十一月己卯条[Z].

[12]明太祖实录·卷126·洪武25年2月癸亥条[Z].

[13]吴祯纂修.河州志·卷2·官政志[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8.

[14][15]岷州志·卷18·艺文志·番厂记[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67.

[16]陇边考略·庄浪卫[Z].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78.

[17]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M].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210.

[18]重修肃州新志·肃州三册·城池[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44.

[19]明英宗实录·卷327·天顺五年夏四月辛未条[Z].

[20]甘肃通志·卷31·名宦·聂守中[Z].

[21][22]岷州乡土志·人类[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53.

[23][24][25]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M].兰州：兰州古籍出版社，2008.328，21.

[26]肃州新志·街市[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529.

[27]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N].文汇报,2007-05-06.

[28]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住处[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289.

[29]重修肃州新志·西陲全册[Z].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442.

[30]肃镇华夷志·属夷内附略·风俗[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290.

(责任编辑 马 倩 责任校对 包宝泉)

The Expansion of City Wall and Moat with Inhabitation of Multiple Nationalities——Based on Survey of City Administration in Hexi Corridor of Ming Dynasty

Luo Cong

(Institute of Northwest Historic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

There was a long history of setting up city walls and moats in ancient China, and it reached its peak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xi Corridor is a region inhabited by multiple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habited within their own cities; thus the city wall were not only for defense, but also as a demarc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city walls had been 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had interrel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us laid down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the present inhabitation in Gansu.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city walls and moats in multiple-ethnic area would help u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cities and towns so as to offer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esent cities and towns in ethnic area.

tim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exi Corridor; nationalities; inhabitation area; form of cities and towns

2016-09-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编号：14ZDB031)

罗聪(1990—)，女(回族)，陕西汉中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K248

A

1001-5140(2016)06-01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