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

李晓岚，林冰洁

(东北农业大学 英语系，哈尔滨 150030)



·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新探索·

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

李晓岚，林冰洁

(东北农业大学 英语系，哈尔滨 150030)

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至今虽然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然而由于该理论主要针对现实中的人，因而将它直接应用于作品分析其实有些力不从心。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就是从小说文本的角度对小说文本整体展开的分析,它不但包括对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分析，也包含对小说文本整体上的精神分析。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将修正传统的精神分析容易造成纯主观臆测的不足，打破传统精神分析批评的僵局，这无疑会给精神分析批评带来一场深刻的变化。

文本；结构；精神分析

一、西方精神分析理论省视

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雷·韦勒克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中的“文学批评”词条中指出，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是“真正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1]。可以说，精神分析批评是伴随着精神分析一起成长起来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就提出过“文学是性欲的升华”“俄狄浦斯情节与创作动力”“创作与白日梦”和“作品是经过改装的梦”等理论，发表过《作家与白日梦》(1908)、《歌德在其(诗与真)里对童年的回忆》(1917)、《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1928)等论文。精神分析学在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虽然在四五十年代由于新批评派的风靡而一度受到冲击，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拉康、霍兰德等人在理论上的“重新阐释”和在实践中的创新，精神分析批评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六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背离传统的精神分析方法，如以拉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以克利斯蒂娃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理论以及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体现了精神分析学的新的特征。

虽然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分析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与其他文学批评理论相比，在文学批评领域从事研究精神分析的专家较少，适合精神分析的作品也不多，已研究出来的成果大都发表在一般性的期刊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理论主要是用来治疗精神疾病的，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需要有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基础，而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受到专业背景的限制，对这样抽象学科的掌握往往难以驾驭自如。其次，精神分析批评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抽象的推理与实践，缺乏科学的实证性，会让人感觉是一种纯主观臆测的推论，因而往往难以得到高水平机构的认可。再次，精神分析虽然与文学批评有着较大的联系，但是它并不等同于文学批评。文学领域的精神分析应该有自己独有的特征、本质和清晰的边疆界限。仅限于在精神分析领域进行研究，不足以显现出文学批评所持有的特征。为此，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一文中就此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医生面临病因学问题时亟须知道的病人的个人倾向，对分析艺术作品完全不适用。”“艺术本身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不可能由心理学家来回答，只能从美学方面去探讨。”[2]因此，尽管人们早就提出过精神分析批评这个概念，但是它的理论体系仍旧不完善。拉康用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理论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尤其是其中的无意识理论。他把无意识与言语活动、象征功能等结合在一起研究，认为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主体”是拉康理论聚焦的中心，他用主体的三角结构说明主体、自我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拉康使精神分析理论变得更加具体化、科学化，但是他的研究范围仍然围绕主体以及人的无意识。法国学者J.贝尔曼-诺埃尔提出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这似乎使精神分析批评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他在《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解析导论》中指出：“文本，就是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的评论不再以作者作为主要的考量对象……‘对一个文本进行精神分析’是指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在了解无意识所产生的作用的情况下，更好地阅读、领会文章。”[3]1“具体该怎么做呢？那就是去聆听文本的心声。人们要仔细聆听故事场景没有直白表达出来的东西，聆听人物没有说出来的话，倾听布景装饰所隐含的涓涓细语，倾听各种修饰手段所暗藏的内容，倾听每个词、每个韵脚、每个声音的切切低哝。”[3]95 J.贝尔曼-诺埃尔虽然提出文学文本分析这个概念和构想，但是他的文本分析理论并未展开和形成文学批评体系。

那么，什么是小说文本的特征呢？小说文本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它是由字、词、叙事、人物、整体框架、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构成的复合体。小说文本本身就是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结合的产物，是作家思想的再现或变形，它与原本的现实世界是有区别的，因此也应该被视为作品精神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用语言描述小说文本中主体人的无意识、人的发展、认识和存在，难以就小说文本的全貌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弗洛伊德认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类似于“梦的工作”过程。首先，梦和文学作品都源于被压抑的欲望。做梦者通过梦，作家通过作品使各自的欲望获得满足。其次，梦和文学作品都是某种虚构，做梦者和作家都在一定时间内脱离了现实环境，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再次，梦和文学作品也都具有表层的现象和隐含的意义两个层面。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类似于对梦的解析，两者都是通过外表的显现探寻其背后的隐意。另外，梦的形成是通过一系列的象征，即通过凝缩、移置、视觉意象和二级加工等方式把梦的隐意改装成梦的显像，文学作品也是通过把多种潜在思想压缩成一种形象(凝缩)，把重点移置开来，用不重要来替换重要的(移置)，通过感官的意象或者形象表现出来(视觉意象)，再将混乱的材料加工成情节(二级加工)的过程。任何梦中的意象都是浓缩的、移置的产物，而不是单一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它的外在形象承载着许多东西，总是大于一般的形象。作家笔下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可能留下痕迹，包括人物、景物、叙事、突出的重点和表现的力度等处处都在传递信息。高明的批评家在这里能够寻找到有用的东西，并把它们连接成一个整体。

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与传统的精神分析在研究角度和研究目的上都有所不同。传统的精神分析是建立在医生给病人治病的基础上的，它是针对个体的人进行的精神分析。对个人的精神分析着重考察人的背景、经历等精神疾病背后的深层原因。而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是对小说文本整体展开的深层的分析，它是建立在小说文本总体结构基础之上的对文本中各层面展开的分析。它不仅包括对作品中人物的精神分析，也包含对文本结构、语言和叙事等层面的深层分析。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通过细读挖掘出作品内在的深层结构和人物心理结构，以便对作家和作品进行深层次地解读和批评。因此，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是建立在传统精神分析基础之上的对小说文本整体展开的深层分析，它是借助精神分析批评的理念和方法对小说整体结构展开的文学批评。它是以精神分析批评为统领的，同时融入与文本批评密切相关的其他理论而形成的文学批评体系。

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关注的重点是小说文本。过去，人们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往往更加关注对作家和历史背景的考察，而对文本本身的研究不足。小说文本的精神分析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对文本的研究上。因此，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与俄国形式主义存在一定的联系。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的内在规律性才应该是文学研究的重点，提出“细读”的批评方法。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的关键就是顺应文学研究的本质需要，将传统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精神分析与以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加以改良，打破传统精神分析批评的僵局，使之真正成为文学批评的有力武器。

小说文本是具有内在关系结构的有机整体。它的各个部分都是表达作家深层内涵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文本的分析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经验现象的水平上，而应该探寻现象背后的秩序或结构。因此，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密切相关。所谓结构就是构成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特伦斯·霍克斯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一书中指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4]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具有一致性，两者都探寻事物背后深层的东西。结构主义探寻的是事物背后深层的关系结构，精神分析探寻的是人物心理症结背后的深层原因，两者都是采用透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方式。因此，两者之间其实是联姻的关系，精神分析侧重的是人物，结构主义侧重的是文本的整体设计。

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都有着很深的联系。“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产生、传达和诠释过程的学说”[5]。符号学是通过具体符码的编码和解码对小说文本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符号学是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它比结构主义更进了一步。符号学是要通过作品表层的种种象征和伪装，破译其背后隐藏的结构关系，进而解读其意义。人们有时可能会将两者混同，其实结构主义提供的是一种方法，它所涉及的范围远不止符号学，它具有泛科学的特性，而符号学是一种具体的研究体系。它是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探究结构背后意义的学说。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一样都是透过现象挖掘出背后的结构或本质，因此，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都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有效方式，是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的基本批评方法和组成部分。只有将这些理论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使对小说文本的精神分析批评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建构。

二、 人物层面的建构

对于作品中人物而言，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主要采用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和人格理论。首先，从人的意识结构上看，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或称无意识、下意识)，后来又从人格的角度将心理结构表述为超我、自我和本我。在三层心理结构中，弗洛伊德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人的潜意识或本我上，认为潜意识比意识更为重要，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6]。至于意识，“(它)可以和其他属性共存，也可以不存在” [7]。“‘潜意识’是在意识和前意识之下受到压抑的没有被意识到的心理活动，代表着人类更深层、更原始、更根本的心理能量。‘潜意识’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它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主要是性本能)，以及同本能有关的欲望。”[8]他认为，人格发展过程其实就是性心理的发展过程。所谓病态人格，就是性心理发展过程中出了问题。性心理发展经过口欲期、肛欲期、生殖器期、潜伏期以及生殖期几个阶段。性心理的成熟意味着由原来一切性的局部本能统一到生殖机能的过程，这也意味着整个人格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婴儿早期是自恋认同，然后是对异性父母的认同和对爱的对象的认同。自我就是由这一系列连续的认同所构成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男孩早期性追求的对象是他的母亲，他会想占据父亲的位置，与自己的父亲争夺母亲的爱。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渐渐意识到母亲不可能成为自己性欲望的对象，于是他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乱伦欲望，使自己按照现实原则行事，即屈服于父亲、远离母亲，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男性角色。

小说文本的叙事层面与作家的创作息息相关，因此也被视为文本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荣格就此提出过他的观点，认为作家创作的真正动力不是来源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而是来源于集体无意识。他说：“一件艺术作品中的基本的东西，应该远远超出个人的生活范围，诗人应该以人的身份，表现个人乃至全人类的精神和心灵。在艺术领域里，掺杂个人因素是一个缺陷——它根本不应该有，如果一种艺术形式主要是个人的，那么它只配当作精神病来对待。”[9] 既然文艺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那么艺术家就是“集体人”。这是因为艺术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领域而向全世界说话，因此一个作品中个人的东西越多，就越不成为艺术。他认为，作为艺术家只能是他的作品而非个人，由此，他主张区分“个人的艺术家”和“艺术家的个人”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个人的艺术家”是个人生活中的现实人格，而“艺术家的个人”是受集体无意识驱动的艺术创作人格。这两种人格哪一个占上风决定了作品的优劣。

拉康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的概念，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颠覆。拉康强调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裂，并把侧重点放到能指上。他认为，人的欲望是他者的话语，无意识如同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它应当被看作是语言的产物。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通过“凝缩”“移置”表现其内容，而在拉康这里则是通过隐喻与转喻来实现的。对于自我，拉康将弗洛伊德对自我概念的形成作了十分形象地论述，他提出的“镜像阶段”理论将自我概念的形成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母—婴二元关系阶段；(2)母—父—子三元关系阶段；(3)父—子二元关系阶段。婴儿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认同过程，逐步形成独立的人格而走向社会。

三、结构层面的建构

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的语言即符号的理论是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索绪尔对语言符号进行了专门论证。他指出，语言符号不是能指与它所命名的现实中的事物的结合，而是“能指”(音响形象)与“所指”(概念)的结合。他的这一思想确立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即任何符号的性质都在于它所归属的语言系统。结构主义文论家穆卡洛夫斯基认为，结构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它是一个完整的、具有能动性的有机系统，该系统的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结构的首要特点是其系统的整体性，即在一个结构中，部分与整体密不可分，各个部分的性质被这一系统整体的性质所决定。反之，各个要素也通过发挥各自的功能说明着整体。其二，是它的能动性。结构不是静态的和消极被动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的。构成结构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它们促使着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能起到一种能动的“构成”作用。使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将文学符号与语言符号进行了区分，他指出，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是“相等”的关系，而在文学符号中，能指与所指是“对等”的关系。文学符号的所指与能指构成的是一个“联想式整体”，这一“联想式整体”只指向符号本身而不再涉及符号以外的事实。由此出发，他进而将文学符号系统分为两个相关的层面，即表层语言系统和深层符号系统。表层语言系统也称为外延系统，它通常由与所指有关的能指符号构成，并借助于语言的运用来说明语言本身说了什么；深层符号系统也称内涵系统，它在表层系统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生成而形成新的能指，指向语言字面意义之外的某种东西。它是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又是文本意义的真正表达层。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一书也提出过相关理论：“使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看上去都处于某种确定的前后联系之中，而不是先看到它然后再凭借理性推导出它与整体的关系。不管其中的细节有多少，只要存在着细节，它看上去就应该是外观整体的呈现物。”[10]170她还指出：“不论一件艺术品(甚至全部的艺术活动)是何等的复杂、深奥和丰富，它都远比真实的生活简单。”[11]

格式塔心理学从审美角度也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它为小说文本的精神分析提供了心理学的可靠依据。该理论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知觉是一种对整体的把握，知觉不是各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各要素加在一起时产生的新的东西。因而它强调的是整体的重要性，认为人对事物的知觉是从整体到部分，部分的性质和意义取决于其在整体中的位置和作用，部分离开整体就会失去意义。因此，对某一事物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事物的个别的成分或要素，而是事物的整体组织结构。格式塔心理学提出对艺术作品的结构进行抽象的理论，提出文学艺术的“形”这个概念。它的代表人物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中指出：“真正有感染力的不完全的形，不是看上去模棱两可，而是通过省略某些部分，将另外一些关键的部分突出出来，并且进一步使这些突出部分蕴含着一种向某种完形‘运动’的‘压强’或‘张力’。”[12]这些心理结构理论的提出无疑在小说文本、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三者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四、文本层面的建构

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有意设置“迷局”“圈套”，使作品的意义变得朦胧、模糊、模棱两可，使读者在品味、揣摩的过程中反复推敲、回味作品中的深层韵味。这样，一方面能满足读者的审美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使作品蕴含更加深刻，使其“文学性”突显。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在文本层面上恰恰特别注重能表现小说“文学性”方面的东西。所谓“文学性”，就是能够使文学真正成为文学的东西。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认为，“文学性”的关键在于语言的“陌生化”，就是通过对语言的扭曲、变形和施加暴力，使之变得更加可感，从而引发联想。英美新批评派的批评家提出具有“文学性”的一些概念，如反讽、悖论、隐喻、意象、含混、复义和张力等。可以说，越是优秀的作品，它的“文学性”特征就越强，越能引人深思。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正是对文学作品中“文学性”的东西进行深层的挖掘和解读。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它具有活生生的、有机的生命结构样式。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形式之所以能够表达情感，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形式，“它具有生命特有的情感、情绪、感受、意识等等”[10]42，“它表现了生命——情感、生长、运动、情绪和所有赋予生命存在特征的东西”[13]296。她认为，艺术的生命形式所包括的那些基本特点与人的生命是同构的，“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在一个优秀的艺术品中看到‘生命’‘活力’或‘生机’。艺术家的首要任务便是赋予他的绘画以‘生命’，而一件‘死’的艺术品肯定是一件不成功的作品。”[10]41-43 “作为生命形式的艺术形式，是没有同义词或替代物的，它直接地显露着内在生命的结构与韵味，呈现给人们的直觉与想象，让其共鸣领悟”[13]51。朗格将艺术的生命形式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运动性。整个生命体都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当中，具有生命形式的艺术作品也呈现出一种不停息的运动态势。其二，有机整体性。生命体的各个部分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复杂的、多重的和动态的联系，他们彼此依赖、相互依存，各部分相对独立运行，又服务于整体，是整体机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呈现出复杂的、深奥的内在连续性和能动性。各个要素都说明整体的性质，从而使艺术品呈现出简化、隐喻、暗指的特征，使艺术作品显现出生命机体所具有的潜在的、寓意的、感受的、情绪的、难以言传的、内在动力性的动态模式。其三，节奏性。生命有机体在不断运动、变化中呈现出一种节奏式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生命细胞的更替与交换。生命在生与死之间的张力中不断交替进行，生命就在这样节奏之间持续。一旦节奏停止，作为有机体的生命随之完结。其四，生长性。每一个生命体都经历着生长、发展、繁衍、强盛和消亡的过程。在艺术作品中也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律，如开端的介绍、故事情节的展开、主题的复现、深化和结局等。因而，艺术形式与人的生命形式具有同构性。艺术作品与生命之间并不是一种相等的关系，而是在逻辑形式上存在着一致性。既然文学作品具有生命的基本特征，那么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活力，富于变化。好的文学作品有如生命体，是最具有活力、内涵最丰富的。阅读这样的作品，不同的人总会挖掘出不同的话题。因此，好的文本一定具有开放性的文本特征。张力即是检验机体活力的最高标准，也同样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著的《文论简史》把张力提到相当的高度。在他们看来，张力论是西方文论的顶峰。可以说，张力是对文学作品结构精神高度抽象的结果，它是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的精髓所在，也是体现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关键。

总之，本文从精神分析批评入手，结合结构主义、符号学、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格式塔心理学和符号论美学，从不同的层面对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和研究。这几种理论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具有某种共同性，即采用抽象的方法，通过表象探寻小说文本背后深层次的结构和内涵。小说文本的结构精神分析将修正传统的精神分析容易造成纯主观臆测的不足，它能够使精神分析变得更加易于分析和量化，使其变得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和专业化。因而，对它的研究将会给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带来一场深刻的变化。

[1] SERAFIN S.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Vol.2[M].Frederick ：Frederick Vugar Publishing,1975:288.

[2] 荣格.论心理分析学与诗歌的关系[C]//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诺埃尔.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解析导论[M].李书红,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4] 霍克斯 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翟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

[5] 赵毅衡.符号学与符号学的文学研究[J].外国文学评论，1989，(2).

[6]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M].杨韵刚，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

[8] 马新国. 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0] 朗格 苏. 艺术问题[M].滕守饶，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1] LANGER S.Mind:An Essay in HumanFeeling[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1967:244.

[12] 阿恩海姆 阿.视觉思维[M].滕守饶,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15.

[13] 朗格 苏.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付志强,周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修 磊]

2016-03-07；

2016-07-02

李晓岚(1963—)女，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从事西方文论及英美文学研究。

I206.7

A

1002-462X(2016)12-013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