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产力社会形态思想新探

杨文圣，闫涛

马克思生产力社会形态思想新探

杨文圣，闫涛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社会总体来说依次经历了以石器为客观尺度的游牧社会，以铜器、铁器为客观尺度的农业社会，以机器为客观尺度的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目前正进入以客观尺度为主要标志的信息社会。目前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借鉴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观点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借鉴了马克思生产力社会形态思想，并依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概念。

马克思；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工具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西方一些著名的未来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试图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来划分社会历史阶段，主要有美国政治哲学家丹尼尔·贝尔按照技术中轴原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提出人类历史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个发展阶段，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文明浪潮，相应出现了三种社会的更替；美国未来学家、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根据社会信息化的程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及其发展的分析方法的“单维性”，宣称作为社会制度的信息社会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借鉴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观点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但是，在研读马克思文本时我们发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借鉴了马克思生产力社会形态思想，并依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概念。

一、学界关于生产力社会形态的论争

面对西方学者的挑战并受其启发，国内许多学者也提出要多维视角地考察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提出这一理论也应当包含生产力社会形态或者技术社会形态理论。

有学者提出，在唯物史观中，与“经济社会形态”范畴相对应，应该增加“技术社会形态”范畴。技术社会形态是指与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即我们据此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同样，把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信息时代概念加以改造并纳入唯物史观［1］，许多学者也都持这一观点。有学者指出，技术社会形态就是以特定的生产技术为客观标志来划分的社会形态。如马克思提出的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等［2］。有学者提出，整个现实的社会形态本身，就是由技术社会形态与所有权社会形态两方面有机结合而成的统一体。所有权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而技术社会形态是由技术经济基础和技术上层建筑构成的［3］（P15-16）。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将技术社会形态理解为经济社会形态的一部分［4］。还有学者认为，我们的教科书忽略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以机械化大工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和以处理信息的高科技信息系统为基础的信息社会［5］（P4-7）。

以上可见，大多数学者主张用“技术社会形态”来指称从技术、生产工具、产业结构等视角划分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等范畴，却没有明确直接表达技术社会形态或者生产力社会形态的概念，只是从生产工具、产业结构等方面表达了社会形态划分的思想。笔者认为用生产力社会形态概括马克思相关思想更为准确。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P142）的命题。他认为生产工具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也是划分社会形态的直接客观依据。不过，在那里，马克思还是在论述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时举例说明了生产工具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举例说明与理论总结还是有差距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机械性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7］（P210）。他认为，经济社会形态的划分，主要依据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依据用什么样劳动资料进行生产，即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和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同时，在第十三章马克思开篇提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7］（P427）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客观基础是人力，而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基础是机器，即工业革命的起点是机器。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抹煞手工工具生产与机器生产的区别，因而不能正确说明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这里说的“经济时代”“社会生产时代”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同义语。马克思告诉我们，作为生产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的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尤其是其中的生产工具，不仅是劳动力的物质要素，而且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客体化和对象化，即生产工具既是科学技术的物化，也是劳动者把在生产中获得的劳动经验、技能以及对外界的认识等转化为劳动产品的媒介，所以说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量器”。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革，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进而推动社会形态的变迁。所以说，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嬗变，实质上是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工具不仅是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的标志，而且也是划分社会形态的客观尺度。

二、以生产工具为视角划分社会形态

依据马克思思想以生产工具为客观尺度，人类社会依次可以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等。在探索社会历史演进问题时，马克思一直强调生产工具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而“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6］（P104）。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工具的变革和与之相联系的工业的发展是私有制发生、发展、消亡的客观根据。在《哲学的贫困》中进一步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资本论》第一卷指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7］（P429），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马克思看来，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也不断地发生变革，不断改善，并且生产工具的变革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技术含量低到技术含量高不断拾级而上的过程，而人类社会则随着生产工具的时代变迁划分为若干阶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一注解中写道：“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7］（P211）同时，《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提出“在机器时代以改变了的形式重新出现的工场手工业和大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8］（P517）。由此可见，马克思依据生产工具，将人类社会依次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

综观生产力的发展史，生产工具的发展总是越来越弱化对自然界的依赖度，越来越强化对自然界的控制力从而不断革新，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大约三百万年前，人类首次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进行生产。开始，石器工具其形状不规则，极其简陋、粗笨。后来，人们对劳动工具的要求提高了，同时制造石器工具技术也提高了，石器工具逐渐朝着精细化、小型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先后出现了砍砸器、尖状器和刮削器。这意味着人类开始用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它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把自己和自然界对立起来，并提出了摆脱自然控制的要求。大约距今6000年前，随着科学的烧窖法出现，人们逐渐掌握炼铜技术，人类社会由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这一时代，生产工具的形态、种类有了明显改变，生产率有了较大提高。“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件。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9］（P161）公元前1400年左右，人类开始掌握了冶铁技术，人类社会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坚硬、韧性高、锋利，远远胜过石器和青铜器。为了开垦土地的需要，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如锄头、斧、刀、犁、耙等。此时，人们开始使用畜力如用牛马耕作，也开始使用自然力如用风车和水力进行灌溉或加工粮食等，畜力和自然力逐步代替了人力。这时候，人们还发明了石磨、翻车、筒车、辘轳、织机等生活和生产工具，并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中，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直到机器时代的来临，铁器时代延续了三千多年。马克思以磨为例描述了铁器时代生产工具的变迁，从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由亚洲转入第一批水磨时起，一直到18世纪末期第一批蒸汽磨为止，经历了非常缓慢的发展过程，这是世世代代经验积累的结果，旧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被推翻。无论石器，还是铜器和铁器，这些生产工具都还是初级的工具，人的肌肉充当工具的动力系统，人的骨骼充当工具的传动系统，人的大脑充当工具的控制系统。这些工具是人类的活动的器官，人把这种器官加到自己身体的器官上，延长了人的自然的肢体，但是这只是人身体局部功能的有限延伸，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类自身的局限，还没有从根本上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18世纪蒸汽磨的使用标志着机器时代的到来，它极大地提高了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有史以来第一次使自然力从属于人力，即“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8］（P569）。机器的使用解放了劳动者作为工具的器官四肢，解放了劳动者作为工具的动力源的肌肉，解放了劳动者作为工具的传动系统的骨骼。马克思还预测了劳动资料的最后形态是自动的机器体系。

1920年，列宁提出了“蒸汽时代是资本主义的时代，电气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10］（P117）的崭新命题，他认为电就是当时新技术的基础。列宁的这一论断，今天看来并不完全适用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复杂局面。但是，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看，列宁秉承了马克思从生产工具的视角划分社会形态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生产和分配方式为视角划分社会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以生产和分配方式为视角，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如前所述，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技术（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论应当借鉴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类历史划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观点。这告诉我们，似乎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从生产和分配方式方面对人类历史进行过划分，也没有提到过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概念。其实，通过研读马克思著作文本，我们发现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马克思引用了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关于人类历史划分的观点：“在通常称作野蛮社会的社会，即猎人社会，牧人社会，甚至在制造业未发达及国外贸易未扩大的不发达农业状态下的农业社会，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些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工作，这就迫使他要不断地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在未开化社会，虽然各个人的职业多种多样，但整个社会的职业却并没有好多样……相反，在文明社会，虽然大部分人的职业几乎没有多大差别，但整个社会的职业，则种类多至不可胜数。”［8］（P349）在这里斯密提出了人类社会依次经历猎人社会、农业社会和文明社会。

深入研读马克思文本，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作为历史范畴使用了“游牧时代”“封建农业社会”“工业和商业社会”或者“工业社会”等概念，并作了阐发。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们“无须改变现有东西的形式（这种改变甚至在游牧时代就已发生了）等等的这样一种状态，是非常短暂的”［11］（P485）。此处他提出了“游牧时代”的概念并进行了阐释。马克思还指出：“在工业社会的这一基础得到充分发展的状态和家长制状态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阶段，存在无数的色层。”［11］（P143）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直接提出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观点，即“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12］（P887）直接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马克思还在《资本论》及手稿中多次使用“工业社会”一词。早在1852年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两人讨论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时，恩格斯提出：“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13］（P139-140）“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统治的事实，而“商业和工业社会”是指社会历史阶段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

马克思认为，“游牧，总而言之迁徒，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11］（P466）。在游牧民族那里，部落不是定居在某一特定的地方，而是哪里有牧草就迁徙到哪里，就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同时，“在游牧民族那里，土地仅仅是游牧生活的条件，因此谈不到占有土地”［14］（P140）。后来，遇到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人才像猿猴栖息在某一棵树上那样定居下来，开始了农业生产。在农业社会，“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11］（P476）。人们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对象、原料贮藏地、实验场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而是劳动的前提。起初，土地是公共的，后来才逐渐地成为私有财产。在农业社会，手工业和商业仅仅表现为土地财产的附属品，包括在土地财产之内。在生产工具方面，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先是人们用铜制工具代替了石器工具，继而又用铁制工具代替了铜制工具。到了近代，随着大机器的普遍使用，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来临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没有像研究经济社会形态那样全面系统地阐述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划分的思想，但是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从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视角研究社会历史的分期，并且明确提出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演进的思想。所以目前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当借鉴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观点来充实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借鉴了马克思生产力社会形态思想，并依据时代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概念。

综上所述，按照马克思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论，以生产工具为客观尺度可以把人类社会依次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等；以生产和分配方式为客观尺度可以把人类社会依次划分为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而生产工具又决定生产和分配方式，因此生产力社会形态理论可以概括为：人类社会总体来说依次经历了以石器为客观尺度的游牧社会，以铜器和铁器为客观尺度的农业社会，以机器为客观尺度的工业社会，人类社会目前正进入以客观尺度为主要标志的信息社会。

［1］赵家祥.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应补充“技术社会形态”概念［J］.学习与研究，1985，（12）.

［2］丰子义.《资本论》中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新技术革命［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1）.

［3］谢立中.社会发展二重奏［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4］陈新夏.社会形态问题的再思考［J］.河北学刊，2004，（1）.

［5］张凌云.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胡彩芬］

杨文圣，天津财经大学理论课部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天津300222；闫涛，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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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6）01-0021-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15BKS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