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对极端情绪主义网络传播及影响的舆论研判

2016-02-28 22:35卢毅刚
新闻研究导刊 2016年16期
关键词:主义舆论意见

卢毅刚

(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大数据背景下对极端情绪主义网络传播及影响的舆论研判

卢毅刚

(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如今,值得关切的是互联网信息传播中附着性很强的“极端情绪主义”,虽然暂时停留在网络层面,但稍加煽动便会形成一些现实的行为。“极端情绪主义”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裂变式病毒传播,进而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对网络空间乃至现实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如何对“极端情绪主义”网络传播进行舆论研判以及后续的引导研究,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迫切。

大数据;极端情绪;网络传播;舆论判研

一、如何研判具有“极端情绪主义”色彩的网络舆论

互联网上的“极端情绪主义”并不总是拥有舆论的“基因”。“极端情绪主义”网络传播在舆论正式形成之前处于潜舆论阶段,具有情绪性、不公开性、分散性的特征,是情绪型“潜舆论”中的一种,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舆论。一旦“极端情绪主义”网络传播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形成真正的“显舆论”甚至是“行为舆论”。

如何判断“极端情绪主义”网络舆论形成与否呢?我们可以从舆论的“时、度、效”维度来进行研判。“时”指的是舆论的持续性,即舆论存在的时间。舆论一旦形成,或长或短,总会存在一段时间。“度”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寸、尺度、火候、数量、层次、质地等,舆论的数量、强度都属于“度”。“效”是舆论的效果和质量。舆论中的理性成分、价值观念、情绪信念等就是舆论的质量,舆论必须具有推动舆论客体发展变化的功能和效果。

因此,当某种“极端情绪主义”的情绪和意见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并具有一定的强烈程度,还对人们的观点、态度、信念甚至行为产生了不利影响的时候,“极端情绪主义”网络舆论已然形成,并且亟须对其进行有效的舆论疏导和引导。

二、对可能形成的“极端情绪主义”网络舆论的引导和降解分析

总的来说“极端情绪主义”网络舆论的产生,本质上是理性失衡的结果,在“极端情绪主义”网络传播中,准确的信息、适当的情绪、理性的思考是极其重要的。信息失衡极易导致谣言的产生,面对具有蛊惑性、迷惑性的谣言,公众容易情感失衡,产生不理性乃至极端情绪,进而导致公众采取过激行为宣泄其极端情绪,最终理性失衡。环环相扣的“失衡”需要环环相扣的“平衡”去应对,四维度引导法正是从传者受者双方入手,对“极端情绪主义”网络传播和舆论产生的各个环节进行“平衡”操作。

(一)理性诉求的平衡应用

在舆论勃发之时要充分注重时机的选取,争取在第一时间及时作出反应,提供关键信息,尽可能消除信息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怀疑,给公众以理性的指导。对于不便于立刻作出反应的舆论,要巧妙选取适当的时机,以达到最好的引导效果。

(二)平衡意见、情感诉求:重视意见领袖

信息分为讯息和意见两部分,其中意见是舆论的“前身”。意见可能会转变成为舆论,同样,意见领袖也有可能转变为舆论领袖。意见领袖或舆论领袖的职责就是,当符合社会规范的舆论或情感占据主导地位时,放大这种舆论和情感,当情况相反时,委婉地缓和、纠正公众的错误舆论和情感。

(三)平衡信息需求:提供客观的信息和舆论

提供客观的信息和舆论,是大众传媒平衡公众信息需求的有效手段。因此,大众传媒的引导方式要注重客观地展现多种不同舆论,使多元化的意见和舆论形成良性互动,实现正常的“舆论不一律”自然状态,通过正常的舆论引导手段使正能量的舆论或意见居于主流。

对“极端情绪主义”网络舆论扩散的降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其一,建立综合网络监控系统,可以对网络舆论导向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引导。由于网络生活信息比较复杂,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散播虚假的信息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从而给社会制造混乱,破坏各族人民群众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建立完善的网络监控体系,可以在这些信息传播伊始就进行针对性的辟谣和调查,从而发现这些行为背后的真相,达到预防的目的。其二,对“信息茧房”进行话语引导。从研究采集的相关具有“极端情绪”色彩的舆论案例中的话语分析来看,公众前后对相关地区的印象和反向情绪的增长,让我们必须注重对每一个平台公众成分的了解。在“信息茧房”的作用下,群体极化效果使得这种负面情绪急速扩张,“圈子效应”让人们在获取信息的同时,又与多种信息系统隔离得愈发严重。

三、对于民族地区极端情绪主义网络传播的思考

长期以来,甘肃民族地区的舆论引导一直是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棘手问题。这源自于该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交织,继而形成该地区公众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上的明显差异性。

其一,引入民族学的研究观点,对甘肃民族地区的舆论生态进行客观地分析与评价。本民族的文化气息至今深刻影响着该地区公众的生活习惯和经验认知,一旦接触到新信息中表达出的观念,民族文化的长期积淀所形成的认知惯性会首先起到作用,而这一点将会影响到后期的判断与评价乃至行为。其二,引入宗教研究的相关观点。从宗教角度考虑,民族地区不仅仅是宗教观念最厚重的地方,同时也聚集着宗教舆论的舆论领袖,这种情况往往使宗教舆论成为影响该地区的政治文化传播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一旦遇到与其相悖的思想观念时马上会转化成为强势舆论,发散出强烈的情绪性并快速蔓延和影响更大的区域。其三,应用媒介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正因为区位的特征,使得民族地区成为各类信息传播转移形成的文化交流的复合区。其四,应用大数据分析、传播建模等新的信息时代理念,对网络、新媒体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使用和形成意见表达平台进行分析。通过数据采集、计算、处理和分析,为舆论引导建构新的思路,从而对甘肃民族地区舆论形成及引导,通过大数据背景下的舆论形成时态建模进行研究。

[1]束凌燕.从“情绪发泄”到“理性出击”——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图景呈现[D].安徽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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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桂勇,李秀玫,郑雯,黄荣贵.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2015.

G206

A

1674-8883(2016)16-0037-01

本论文为2015年度甘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B019

卢毅刚,男,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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