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那个有音乐的“爱之夏”

瞳恩

崇拜应该是人类最古老的情感之一。而在任何力图勾起人类崇拜之情的场合，音乐总是必不可少。无需赘言古代各种祭祀和宗教仪式，哪怕把视野收回现代，音乐与崇拜的关系依然紧密：想想演唱会上的观众，狂热而忘我，如同朝拜一般向舞台致敬；更多的时候，只需戴上耳机，独自听着一首歌，音乐与心灵奇妙地产生了共鸣，就好像被拯救了。

一首歌就可以拯救人生甚至拯救世界只是妄想。但是，对音乐的崇拜，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间接地改变这个世界。讲述世界上最著名的摇滚音乐节——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制造伍德斯托克》，以及由台湾知名乐评人、广播人马世芳所写的《地下乡愁蓝调》，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对一部分人来说，1969年是—个有魔力的年份。那一年，诞生了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年8月，美国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一个叫白湖的地方举办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吸引了大概50万嬉皮士前来参加，被公认为美国1960年代嬉皮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从此伍德斯托克成了一个文化象征，每每谈起摇滚乐、嬉皮运动、战后的一代，这是一个不能绕过的名词。《制造伍德斯托克》由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创力、者之一埃利奥特·提伯所写，在这本书中，他回忆了如何挽救险些流产的音乐节，又如何在音乐节的洗礼中找回迷失的自己。

虽然后人给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很高的评价，但在当时，音乐节的举办却是历尽艰辛，甚至险遭流产。小镇居民极度抗拒音乐节，基于对嬉皮士的不信任，他们觉得把几十万陌生人引进家门是件特别恐怖的事情，后来不得已换了地点，最后确定在白湖举办。但无论如何，音乐节最终还是办下来了。整整三天里，几十万年轻人聚集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酷热和暴雨的交替下嬉闹、歌唱，伍德斯托克成了一个乌托邦。

伍德斯托克是1960年代的缩影——天真、乐观、理想主义。“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你需要的只是爱”“爱与和平”……这些都是1960年代的口号，那时候的年轻人，真心相信音乐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相信只要唱着爱与和平，就真的能够战胜污秽的大人世界，把这个社会重新改造成乌托邦。然而我们知道，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多年以后，曾经的嬉皮士早已剪去长发，穿起西装，重新融入这个社会。但是，难道196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真的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并不尽然。

提伯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谈道：“有一句老格言说，路途比目的地更重要。1969年夏天教给了我这句话的真理。……如今，伍德斯托克过去数十年之后，我可以向后一靠，感受那路途的满足。”他说，伍德斯托克的价值观——坚持做你自己的自由，以及给予和接受爱的自由已经改变了他。

对很多人而言，这个夏天的意义就在于此。从此爱与和平的理念深入人心，少数群体得到了更公平的待遇，那些美好的歌曲一直在传唱。如果没有这个夏天，世界必定能够继续运转。但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或许我们大可以嘲笑嬉皮士的不切实际和单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真的改变了这个世界，虽然只是一点点，虽然只是用间接的方式。

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离我们始终有点远，马世芳离我们比较近。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两岸文青的接头暗号。只消说出这个名字，相视一笑，就知道是自己人。他主持的《音乐五四三》节目，成为不少大陆青年了解台湾音乐的窗口。

《地下乡愁蓝调》是马世芳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里面收录了他近二十年来的乐评和随笔。从大门乐队、披头士、鲍勃·迪伦，写到胡德夫、《美丽岛》、李双泽……这是一本马世芳给他所爱的音乐和音乐人的情书，字里行间浸润了他的崇拜、他的青春。

虽然是七十年代生人，但对马世芳影响最大的音乐却是五六十年代的欧美摇滚乐和七十年代初中期的台湾民歌。可以说，这些音乐塑造了他的世界观，也影响了他人生的选择。

马世芳的父母都是台湾文艺圈的知名人士，在他小时候，李宗盛、李建复等台湾民歌运动的核心人物总是在他家流连，用他的话说，“民歌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后来他开始整理台湾民歌历史，编撰的《永远的未央歌：校园民歌20年纪念册》成为研究台湾流行音乐的重要参考书。每每写起这些台湾音乐史上的知名人物，他的笔触总是带上一丝熟稔和尊敬。

然而真正开启马世芳对摇滚的兴趣的，是披头士。在个人简介上，他写道：“15岁因为一卷披头士精选集迷上老摇滚，并梦想以文字和音乐为生。”而他也真的做到了。高中、大学开始编辑校刊，毕业和退伍后终于也是选择了以写作和乐评为工作。谁能想到一卷老卡带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没有披头士，或许华语音乐圈就少了一位对音乐有独到见解的乐评人。

在这本书中，他花了不少篇幅，写自己与披头士的故事。刚上高中的自己买下了他们的《佩珀军士》，吃面时偶遇一个同样很喜欢这张唱片的面摊伙计；大学第一次到欧洲旅行，在布鲁塞尔的二手唱片行买到了限量的《White Album》；翻译《列侬回忆》时整理的列侬点滴……披头士就像一枚石头，无意间掉落在他人生的水面，泛起一圈圈的涟漪。

正是因为对音乐的喜爱和崇拜，所以他才走上了乐评人的道路。这些占据了他大半生日子的音乐，给予了他人生的意义，也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这本书的自序中，马世芳动情地写下这段话：

“起初以为，写作是为了抵挡遗忘，后来发现，写作其实是编织记忆——无论是那些未能亲历的故事，抑或确凿经验过的自己的少年，一篇一篇地写下来，仿佛便是确认了自己的所来处，毕竟不是一片荒芜，这样也就可以了。”

音乐并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变一个人。它只能引起我们内心的颤动，逼迫我们去思考。对音乐的崇拜本来只是感性的，但是这种崇拜之情就像人生的底色，它决定了我们的兴趣和关怀，于是当我们想要理性地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便不至于迷失方向。这么看来，那句“多听好音乐，必成好青年”也不无道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