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审美伦理之间:托尔斯泰艺术形式观生成考辨

王树福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武汉430079；2.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东西审美伦理之间:托尔斯泰艺术形式观生成考辨

王树福1，2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武汉430079；2.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哈尔滨150080)

摘 要：作为一位深谙民族特性的俄国作家和强烈认同民族文化的思想家，托尔斯泰激烈反对以颓废先锋形式为艺术手段，以有闲阶级审美为艺术旨趣，不为劳动大众所接受的西方艺术形式观。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托尔斯泰崇尚纯朴简单、厌弃繁复冗琐的个性主观方面的原因，又有19世纪俄国社会大众阅读兴趣普遍非形式化、宗教化和通俗化的时代特色之影响；既有俄国历史文化中社会功用倾向明显的传统浸淫，又有俄罗斯民族注重内省自察的审美心理之作用。诸多因素的融会影响和共同作用，形成了托尔斯泰重艺术内容甚于艺术形式的诗学理念。由此，这种艺术形式观体现出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性诉求，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认同，既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和东方倾向，摇摆于东西审美伦理之间，也是托尔斯泰对19—20世纪之交俄国未来道路走向的审美折射和文化镜像。

关键词：审美伦理；文化认同；列夫·托尔斯泰；艺术形式观

由于地处欧亚结合部、横跨欧亚大陆等特殊地理文化环境,俄国文学在发展中受到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基因的影响。“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条件禾历史造成了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的多样性,而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的逐渐形成,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相互矛盾禾相互渗透的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间的冲突、竞争、妥协、融合是俄罗斯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特点禾主要内容。”［1］5近代以来,在西欧科学技术的物质诱惑和列强坚船利炮的现实压迫下,伴随彼得大帝自上而下的西化改革,在资本主义知识体系和文化生成机制的影响下,俄国文学逐渐摆脱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和神秘色彩,开启了近代化、世俗化和专业化的进程。自现代文体形成以来,俄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如何建构俄国国家形象和叙述俄罗斯民族性,而俄国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立足于民族性视野,透视俄国社会变革问题而不断调整叙事策略,从而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扩展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学；而对文学的接受则是如何建立科学规范以表达民族性诉求,并使之具有普适性价值。俄国文学的形成与变迁过程是具体而渐进的,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无疑占有不可动摇的文学史和思想史地位,即作为民族经典作家而被俄国公众广泛接纳和认同,作为民族思想的表述者而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恒久的地位。由此,解读托尔斯泰何以激烈反对西方艺术观,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俄罗斯文学/文化之于西方的独特性,并揭示俄罗斯民族性诉求的表述方式。

作为一位深谙民族特性的作家和认同民族文化的思想家,托尔斯泰所思考的远非如何更新艺术形式等狭窄而纯粹的艺术命题,而是经由艺术（主要指小说)来扩展思想文化主张、探讨处于变革时期的民族国家走向等宏大命题。在他看来,艺术绝非纯粹而简单的文字语言之表达,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经国济世之伟业,换言之,艺术的功能价值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多内涵的,其中社会功用占首要位置。这种实用性期待也吻合俄国文学的一贯发展趋势,即有别于西方文学的审美性形态,文学在俄国额外部分承担着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功能,文学成为知识分子探讨文化精神的公共空间,其目的性使命得到不断强化,而审美性功能日趋弱化［1］183。基于此,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形式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与外在形态,还是语言材料和艺术手法的有机结合,艺术形式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艺术结构、艺术手法和语言材料三个方面。面对伴随现代工业而来的审美困境、道德滑坡和伦理失范等问题,托尔斯泰激烈反对以颓废先锋形式为艺术手段,以有闲阶级审美为艺术旨趣,不为劳动大众所接受的西方艺术观。这明显有别于西欧文学的艺术形式观:艺术形式是文学存在的外在形态和存在方式,是文学艺术美的重要载体,是纯粹的艺术命题之一。托尔斯泰曾明确指出,“我们俄国人一般地是不善于写作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含义上的长篇小说的。这篇小说不是中篇小说……它更不能叫做长篇小说”［2］14:12；“俄国文学史,从普希金时代以来,非但提供了这种背离欧洲形式的许多例子,甚至没有给我们一个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近代俄国文学中,没有一部稍稍出色的艺术散文作品是长篇小说、叙事诗或者中篇小说的形式所能完全容纳的。”［2］14:14诸如此类的话语,无疑彰显出托尔斯泰对不同于西方艺术形式的俄国审美伦理诉求的彰显。

总体说来,托尔斯泰对艺术形式的个性化论述,既有着传播道德伦理诉求、反对空谈形式的个性化考量,又有着扩展俄罗斯理念、反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民族性诉求。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从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拉斯普京、索尔仁尼琴等三个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是以审美形式表达民族性诉求的。”［1］95如此一来,引人深思的问题便油然而生:托尔斯泰在怎样的文学谱系和民族文化中探讨艺术形式？其独特的艺术形式观如何生成？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反复强调的艺术主要指文学,或以文学为中心,这在《谈艺术》、《论所谓的艺术》、《什么是艺术？》、《论莎士比亚和戏剧》等文论名篇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和集中的彰显。因此,本文主要在文学范畴内查考托尔斯泰艺术形式观的生成,探究其独特的文学伦理和话语谱系。概而言之,这其中不仅有复杂的个人主观原因,而且与社会时代特色、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审美伦理等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渊源。

一、崇尚纯朴简单的主观个性特色

就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总体关系而言,托尔斯泰重内容甚于重形式。在这一形式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中,个人主观原因起着重要的作用。托尔斯泰的主要品质在于“那种与众不同的、达到荒诞程度的新奇”,“他一生中随时都具有一种本领,善于在彻底割裂的瞬息中,在包罗万象的突出的随笔中,观察各种现象”；“托尔斯泰一直胸怀这种激情,创造性直观的激情。正是在它的这种关照中,他看到一切都具有原始的‘新鲜感’,重新审视,而且如同初次观察”［3］。正因为如此,托尔斯泰在描述事物时,不是用固有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像描述初次看到的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同时,他在描述事物时所使用的名称,不是该事物中已通用的那部分的名称,而是像称呼其他事物中相应部分的那样去称呼［4］。即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奇特化/反常化”（остранение)艺术手法,其目的在于打破日常的观察和感知定式,把人们领到面对事物的原初经验中去。比如,众所熟知,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称圣餐为一小片白面包,称点缀为一小块彩纸板,等等。

高尔基认为:“托尔斯泰是深深地具有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他在他的灵魂深处体现了复杂的俄罗斯心理的一切特点:他具有布斯拉耶夫·瓦西里的粗暴的敢做敢为和编年家涅斯托尔的深厚的深思远虑,他心中燃烧着阿瓦库姆的狂热信仰；他是一个像恰达耶夫那样的怀疑派,也是一个不下于普希金的诗人,而且聪明有如赫尔岑。——托尔斯泰,就是整个世界。”［5］在自然天性上,大多数俄罗斯人追求自由、痛恨管制与强制；在行为方式上,俄罗斯人重内容轻形式,崇尚苦行静修的信仰方式,通过心灵来接近上帝,外在的形式只能使人远离上帝。托尔斯泰把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信仰方式,发挥到极致［6］。作为一个天性极强、教养极高、善于分析的艺术家,这种天性在托尔斯泰的艺术形式论中,首先体现出的是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其次才是对艺术形式的追求。总之,托尔斯泰的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他的异乎寻常的、深刻得惊人的、同社会的感觉和激情密不可分的生活力［7］312。这种品质不能不使他对文学动态、思潮、运动等保持着敏感的知觉和敏锐的感知,对新事物有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判断。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品质的驱使下,“托尔斯泰还改变了他的创作目的,从而也改变了他的创作形式。他头一个追求朴素,而且把这件事摆在第一。他果然达到了这种古典式的、‘托尔斯泰式的’朴素”［7］312。

作为一位文学创作历程漫长、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托尔斯泰对文学创作有着自己感性而独特的认识。从创作实际出发,托尔斯泰主张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和谐统一。在充分重视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他从不轻易以艺术的形式之美而损害艺术的内容之实,艺术的形式之美是建立在艺术内容之实的基础之上的。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技巧,也不热衷于所谓的“形式感”,更不刻意追求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叙事圈套和情节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紧张感；他的语言不饰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

托尔斯泰崇尚纯朴简单的宗法制农民式的世界观和对民间文学的珍视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使其文学作品首先注重思想内容的传达和显现,而非艺术形式的彰显和美感。他十分珍视古代俄罗斯文学,利用古代俄罗斯文学和民间传说进行创作:“他（指托尔斯泰——引者注)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引用一些他从农民和教徒的口中记下来的俄罗斯谚语,无论它们是大家所熟悉的还是少数人所知的。他说:“言语、俗语、神话、民间故事等等表现了人民的智慧,流散于全俄罗斯。从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口里,都可以听到一些；而这些言语相互补充,总起来表达了俄罗斯人民的世界观……总之,他在七十年代,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多地研究了俄语和俄罗斯民间文学,后来,他在自己写的民间故事和其他作品里,还利用了俄罗斯民间故事。”［8］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弃绝了所属的阶级,站在俄国宗法制农民立场上,“以一个初次投入斗争中去的人所能具有的全部热情,对当代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9］,对上层社会脱离生活实际的艺术提出激烈质疑。他激烈批判贵族资产阶级文明,推崇人民古老传统性,崇尚自发形成的人民意识及其偏见、保守、信仰宗教和政治上的落后。在《忏悔录》（1879—1880)中,他写道:“我发生了一个大转变,它在我心中酝酿已久,它的素质则从来就存在于我身上。我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圈子的人——富人、学者——的生活不仅令我厌恶,而且丧失了任何意义……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行动对我而言才是唯一真正的事业。”［10］由此,他要求艺术为人民服务,反映宗教内容；批判只符合上流人士的审美趣味的艺术,反对艺术形式华丽,结构繁复；提倡自然简洁而流畅分明的艺术,要求作品形式简洁明了,语言简洁朴素明晰。基于此,托尔斯泰认为,《加尔杰宁一家》“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优点,也是独一无二、举世难逢的优点,就是从准确、优美、多样化和生动有力这几方面说来是异常出色的民间语言”［2］14:404。

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不仅与俄国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且与西欧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进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欧洲式的精雅同亚洲式的豪宕和寥廓这样结合起来,产生了一束十分独特的、从前任何地方都没有过、以后也不复有的奇花。就其本身来说是很强大的人的典型,而托尔斯泰自己也完全属于这一典型……”［7］323他密切关注俄国和西欧的文学动态,阅读了大量西欧文学作品,批判与其艺术观相异的各种文学现象和思潮,对当时文学发展态势有着独特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他关注西欧理论进展状况,研读一系列美学理论著作,反复思考现代艺术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我总是希望我的基本思想,即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艺术走上的以及正在走的不正确的道路、它走错路的原因以及什么是艺术的真正使命的基本思想,是正确无误的。”［2］14:314换言之,托尔斯泰希望通过对西欧和俄国艺术观点的考察和研究来解决当时俄国所面临的社会危机,为俄国找到一条合适的出路。

质言之,个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长期文学创作的实践体验、崇尚纯朴简单的宗法制农民式的世界观以及常年关注俄国和西欧文学发展态势等因素,深刻影响着托尔斯泰艺术形式论的形成,使其艺术形式呈现出从刻意追求到自觉运用到逐渐淡化的趋势。

二、阅读非形式化的社会时代特色

托尔斯泰成长于俄国社会的新旧交替时期和俄罗斯文化的真正形成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形势和时代特色对其艺术形式论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俄国社会新旧交替时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方面是传统庄园制度的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肆侵入；一方面是沙皇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是思想的解放、民主的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方面是对俄国文化传统的大力倡导,另一方面是西欧各种文化的猛烈冲击；一方面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苦难人民大众的热爱与同情,启蒙民智倡导自由,号召人民革命以解放自己,另一方面是“纯艺术派”唯美主义悠然徜徉于自然之美与爱情之河中,追求人生、艺术与美的完满和谐。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思潮理论扑面而来的文化背景之下,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并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这在其艺术形式论中也有着复杂的反映。

19世纪下半叶是俄国文学发展中复杂多变且色彩斑斓的时期。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中写道:“应当用两种对立的特点来形容我们的时代——这是最极端的唯物主义时代,又是精神上对理想迸发出最强烈要求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两种人生观、两种截然相反的宇宙观的伟大而重要的斗争……充斥十九世纪思想领域的斗争不能不反映在当代文学中……大多数群众的鉴别力至今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的唯物主义与科学的和道德的唯物主义相适应。否定庸俗的一面,最高的理想的文化的缺乏,伟大的技术发明中表现出来的文明的野蛮——这一切在当代群众对艺术的态度上打下了特殊的印记。”［11］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达到顶峰,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层出不穷,汹涌而至；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并相存在,各种创作风格的作家竞相发展。总之,俄国世纪之交的文学流派和风格各异,题材和体裁繁荣,呈现出一种别样的新貌和多样的风采,是俄国文学的多元化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俄国文学的总体特征是文学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大动荡、大分化的背景上多元化发展,文学与传统大胆决裂,各流派作家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内容和新的艺术形式［12］。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特色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世界观激变后的托尔斯泰。他一方面猛烈抨击无益于社会和人民、淡漠于宗教思想和道德伦理的现代主义各流派,批判其复杂艰涩、华丽繁复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此影响,在晚年作品（如《谢尔基神父》、《舞会之后》等)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意识流、象征、暗喻、隐喻等现代主义形式技巧。

托尔斯泰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不甚感兴趣,但社会的宗教问题是他经常考虑的对象,而且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了解俄国人民［13］,一如他在致赫尔岑的信中所说:“您说我不了解俄国。不,我拿自己的棱镜观察俄国,我了解我主观的俄国。”［2］16:82他很注重读者水平和读者意见:“为了对我的作品会产生的印象有一个概念,一定要考虑到某种特定的读者。如果我不考虑到某一类读者,我又怎能知道我的作品是否为人喜爱呢？……为了达到这样的完美,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对假想的读者的智力、品质和倾向形成一个清楚、明确的概念。”［2］14:4在日记（1852年1月2日)中,托尔斯泰写道:“任何作家写作,心目中都有特别的一类理想的读者,必须弄清楚这些读者的要求。如果现实中真有这样的读者,哪怕全世界只有两个,也应该只为他们写作。”［2］17:26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视野中读者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1887年写《民间故事》时期,托尔斯泰著作的读者“不是文学家、编辑者、政府官员、大学生等等,而是50年代能识字阅读的农民”,在他们面前“不会说得空洞而个性,而将说得明了、简洁和言之有物”［14］。这深刻影响了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使文学体裁迅速向童话、民间故事、寓言、宗教故事、宗教启示录转变；语言趋于朴实简洁,内容言之有物；形式趋于简单纯粹,服务于宗教内容的宣扬。

在俄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向来不单单是作家个人“为艺术而艺术”的一己之事,而是直面现实“为人生而艺术”的社会大事。这必然要求文学创作注重社会现实、关注读者特色,而且读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彰显思想、阐释内容、生成意义等作用。接受美学理论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认为:读者是作品的直接承受者,读者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意象与表现形式有赖于读者完成。“读者通过接受活动,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通过释放作品中蕴藏的潜能使这种潜能为自己服务。”［15］而20世纪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符号学家洛特曼（Ю.M.Лотман)则认为:文本和读者之间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不同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是有差异的［16］。如此一来,19世纪后半期俄国读者的识字水平、知识结构、阅读兴趣等因素对托尔斯泰艺术形式论的形成便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

19世纪后半期俄国读者和普通大众的识字水平普遍偏低,阅读兴趣趋向非形式化。19世纪60年代前,相对西欧各国,俄国教育发展非常缓慢。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855年,俄国只有大学6所,学生3659人；文科中学74所,学生17817人；1856年,初级学校8227所,学生45万人,小学生人数占全体居民人口的0.7%［17］。不仅如此,俄国教育中存在着强烈的等级差别。据1892年统计,56%的中学生是贵族和官吏子弟,农村儿童只占5.9%；1887年教育大臣杰利亚诺夫更是签发禁止“贱民子弟”报考中学的通令,剥夺平民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整体说来,19世纪后半叶俄国农村文盲率非常高,农民文化层程度非常之低:1897年调查资料记载,俄国人口中70%的男性和90%的女性为文盲［18］；除大城市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居民识字率能达到60%以上,十月革命前期,居民的识字率总体上只有38%—39%,即半数以上的居民仍是文盲,而这其中以农民居多［19］。不难想象,农民普遍用语朴素直白,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相对较低,对民间故事和宗教作品更感兴趣。

综上可知,俄国当时社会时代特色的复杂多变,读者阅读兴趣的非形式化、宗教化和通俗化极大影响着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对艺术形式的追求更多地让位于对宗教艺术内容的传达,艺术形式趋于淡化简洁。

三、注重文学功用的历史文化传统

自创作伊始,托尔斯泰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以丘特切夫、费特、安年科夫等为代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他们以大自然与爱情为主题,以精致的语言、新颖的技巧、完美的形式,细腻地表现自然之眩美和爱情之诗意；另一方面是以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为代表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他们瞩目现实,执著于人生的十字街头,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为不幸的下层人民大声疾呼。前者更多地受当时西欧文化的影响,超脱于社会现实之上,在艺术形式方面追求更多且成就突出；后者与俄罗斯文化传统联系紧密,更注重艺术内容的现实性和功利性。如此一来,唯美主义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和现实主义对艺术内容的注重,便不可避免地在托尔斯泰的艺术形式论中有所展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文艺创作的早期,作家在注重艺术内容的表述和呈现的同时,亦不断地进行艺术形式的实验和探索；在文艺创作的中后期,作家的艺术形式观发生大幅度突转,重艺术内容的呈现甚于艺术形式的探索,并激烈抨击西方以颓废先锋的形式为艺术手段、以有闲阶级的审美为艺术旨趣的艺术观。然而即使是在世界观激变之后,托尔斯泰仍然没有放弃对艺术形式的探索。这种悖论现象实质乃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镜像式的形象呈现。

有一种义务感,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公共利益之事,并将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视为个人之事的传统,在俄罗斯文化中由来已久,深深地流淌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20］。“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唤”［21］,托尔斯泰也很重视“文学讲坛”中的“俄罗斯人民的声音”。他要求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文艺的人民性,重视艺术内容的传达。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他猛烈批驳只有特权等闲阶级的代表人物才能从事艺术,艺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观点,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艺术享受和为艺术服务的要求属于每一个人,不管他属于什么出身和环境,而且有权这样要求,并应该得到满足”［22］504。另一方面,托尔斯泰激烈反对形式主义美学观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派别。

诚如普希金所说,“我的无法收买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声音”,他所开创的俄国文学的民族特质和人民思想深深影响着整个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应该归功于果戈理的是,他第一个使得俄国文学坚决追求内容,而且这种追求是顺着坚定的倾向,就是批判的倾向而进行的。”［23］的确如此,俄国文学在普希金之后是逐步发展的,文体与诗体不断在转变,自然派曾经称霸文坛,因为此派主张在艺术中表现现实精神,于是强调作品之社会意义及教化目的乃成为全国之趋势；历代知识分子的观点及政治立场虽不一致,可是他们都认为文学是应该具有教化作用,使读者注意社会及政治问题［24］。同时,俄国文学一直“渴望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高尔基语)……文学不仅揭露社会之恶,同时也渴望找到与社会之恶作斗争的途径……民主主义、对普通人的爱、帮助普通人摆脱长期压迫的愿望,则始终是俄国文学所具有的特征［25］。与此相联系,在19世纪（尤其是后半叶)俄国,一方面文学的审美意识淡薄,对文学的特质重视不够,始终无法自由体验文学自身所蕴藉的人文主义和诗意精神；另一方面则是文学部分承担着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功能,文学的社会功能备受重视,实用主义思想浓厚,功利主义倾向明显。这种整体文学理念深深影响着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

简言之,受关注社会现实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注重文学功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影响,托尔斯泰在文学作品中更多关注社会历史问题、现实人生变化和人民生活疾苦,而非瞩目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结构的新奇和艺术手法的实验。

四、注重内省自察的民族审美心理

俄罗斯民族有着区别于欧洲的独特的民族审美心理,它以类似“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流淌在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之中,影响着每一位认同并接受俄国文化的作家。总体说来,一方面,俄国的地理空间特征深刻影响着俄国人的思维方式,使其对物质世界的空间感到习惯,而且也喜欢思维中的空间性。他们喜欢带有哲理的谈话。在交谈中,他们常常爱表达个人的思想和见解,而不像西欧人那样就全部讨论者所关心的话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俄国人喜欢思索未知世界,迷恋学术和科学理论；但是,他们的思想归根到底倾向于精神而不重实际,耽于幻想而不求精确。他们讨厌确凿的事物,却喜欢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的语句,俄国人也因此被称为“遁辞的国家”［26］。由此推理,俄国人的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和思考习惯必然使他们更为关注思考的实际内容问题,而非思考的结构次序、表达技巧、语言表述等形式问题。

另一方面,斯拉夫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共同作用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性农业文明,影响着俄国人的整体民族心理传统。作为这种区域性农业文明的表现之一,村社制度所培育的一套观念强调个人对共同体依附的集体主义,以斯拉夫为中心的本土主义,在社会结构上排斥个人智慧的非个人主义,在观念表述上的非理性化［1］9。这使得俄国人更多的是关注整体意志和集体思想的表达与维护,而非个体价值的彰显与追求。俄罗斯民族在长期的多民族生活和厚积薄发的文化积淀过程中形成了以下主要特点:重集体轻个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将文学观念伦理化、道德化,注重并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观念。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俄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使俄国文学批评呈出以下基本特征:高度强调和发挥文艺批评的思想性、战斗性和社会教育作用；提倡从现实生活出发,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主张文艺的真实性与思想性、批判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的批评标准和审美文化价值取向［23］12-20。简言之,“为人生而艺术”的整体文艺观念造成了俄国文学为社会服务和关注人生的特性。这种对斯拉夫民族身份的认同而积淀成的独特的民族审美心理特性深刻影响着托尔斯泰的审美心理,并最终体现在其艺术形式论中——相对艺术形式,更为关注内容的表现,关注思想的传达。俄国文化主流作家,诸如斯拉夫主义理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弗·索洛维约夫和弗洛连斯基等,无一不都试图维护这种由村社制度所培育的传统观念和审美特色［1］9-10。

在这种独特的民族审美心理的潜移默化之中,托尔斯泰的创作表现出来的,首先是对形式的蔑视和淡漠:“俄罗斯土地的广袤无涯、没有边界,表现在俄罗斯精神结构中。俄罗斯精神景观与俄罗斯土地是一致的；它也是无限性、无形式性,追求无限与辽阔……它不会轻易地服从于形式；俄罗斯人的形式天赋并不伟大。”［27］其次是思想毫不修饰,极为莽撞:艺术形式的价值体现在思想的阐发方面,而不是自身的审美方面。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思想来源于生活的苦难、自我的省察和宗教的深化,是苦难的启示、伦理的凸显和弥赛亚的彰显。他赋予思想以艺术形式,使其更为可感可知。由此,不难理解托尔斯泰何以如此坚定地注重艺术内容的传达和体现。的确如此,世界观激变之后,托尔斯泰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单单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较之《战争与和平》,《复活》在艺术发生了显著变化: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总之,如著名学者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所说,“朴素中显得宏伟、有力、瑰丽；明晰中显得自然、通俗、浅显；这一切和上流社会所特有并渗透到他的代表人物全身血液的矫揉造作、繁文缛节、温文尔雅是完全对立”［7］181。在注重内省自察的民族审美心理的支配下,托尔斯泰更多地关注艺术内容的表述传达,而非艺术形式的创新实验。

结语：托尔斯泰创作的伦理意义

作为一位智识高度发达、思想极具前瞻性的思想家,托尔斯泰激烈反对以颓废先锋形式为艺术手段,以有闲阶级审美为艺术旨趣,不为劳动大众所接受的西方艺术观。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托尔斯泰崇尚纯朴简单、厌弃繁复冗琐的个性主观方面的原因,又有19世纪俄国社会大众阅读兴趣普遍非形式化、宗教化和通俗化的时代特色的影响；既有俄国历史文化中社会功用倾向明显的传统浸淫,又有俄罗斯民族注重内省自察的审美心理的作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托尔斯泰重艺术内容甚于艺术形式的艺术观。俄国文学历史的人民性传统,文化的社会功用特性,偏重于思想意蕴传达的民族文化特色,以及注重内省自察的审美心理等固有因素,使得托尔斯泰更多的是注重艺术内容等精神实质层面的传达,而非艺术形式等外在显现层面的追求。托尔斯泰的界于东西审美伦理之间的艺术形式观,正是以上内部和外部、个体与群体、具体和抽象、个别与一般等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外在表现。这种带有鲜明东方伦理色彩的反西方姿态,反映出托尔斯泰对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折射出他对民族审美伦理的坚守,对俄国未来走向的独特思考,对民族精神传统的复归:即恢复俄罗斯的村社传统伦理,借用东方文化的优点,走共同劳作、共同富裕、共同生活、自力更生的集体村社生活①详情参阅吴泽霖《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托尔斯泰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明确的伦理意识,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勿以暴力抗恶的道德伦理学说［28］。他认为,以东正教为载体的基督学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神秘宗教,而是最高的伦理道德学说,即给人类指出一条正确的精神解放和自我救赎之路,一条从混乱无序到合理和谐社会生活之途；指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即永恒而普遍的爱,道德自我完善,以非暴力对待恶。因此,基督学说的本质和基础是绝对的爱,普遍的爱,平等的爱；而上帝并非正统基督教神学中的超验上帝或人格上帝,并非在人之外,天之上,而是在人心中,天国亦在人心中；基督亦非基督神学中的人格之神或上帝之子,而是伟大的道德家和伟大真理的阐释者［29］64-75。在19—20世纪之交各种哲学思潮涌动、社会学说盛行、文艺派别林立的俄国社会,托尔斯泰“力图消除宗教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批评传统的基督教上帝观,转向上帝在人心,强调人的内在理性或良知”［29］75。通过一系列文学创作、政论文章和哲理作品,托尔斯泰阐述了以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历经半生艰难探索和精神挣扎终于建构了一套以基督教学说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和道德伦理。由此,托尔斯泰对西方艺术观的质疑与反对,对民族伦理诉求的认同与坚守,对俄国文化的肯定与否定,对俄国社会出路的探索与寻求,在相当程度上集中反映出19—20世纪之交俄国社会时代的剧烈变动和道德伦理的变动不居,折射出彼时彼刻思想文化的复杂性和思想派别之间的激烈交锋。

参考文献：

［1］林精华.想象俄罗斯:关于俄国民族性问题的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16、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俄］鲍·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M］.乌兰汗,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226.

［4］［俄］弗·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7.

［5］［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缪灵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486.

［6］屠茂芹.俄罗斯民族信仰的特点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J］.东方论坛,2003,（3):31.

［7］倪蕊琴.俄国作家批评家论列夫·托尔斯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8］刘锡诚.俄国作家论民间文学［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81-182.

［9］［俄］列夫·舍斯托夫.无根据颂［M］.张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83.

［10］COКOЛOB A Г.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онца XIX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M］. M.: Bыcшая Школа, 1999:22.

［11］翟厚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

［12］任光宣.世纪末的回顾: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J］.国外文学,2000,（1):28-35.

［13］刘硕良.屠格涅夫全集:第11卷［M］.张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52.

［14］ЧEPHEЦ Л B.Aдресат［G］/ / B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те. M.: Bысшая школа,1999:24.

［15］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0.

［16］ЛOTMAH Ю M. Cемиосфера［M］.CПБ:Искусство -CПБ,2000:203.

［17］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403-405.

［18］张才兰.苏联文化教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197.

［19］于沛,戴桂菊.斯拉夫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63.

［2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3.

［21］［俄］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58.

［22］刘宁.俄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23］［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28.

［24］［美］马克·斯洛宁.现代俄国文学史［M］.汤新楣,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84-85.

［25］［俄］泽齐娜,等.俄罗斯文化史［M］.刘文飞,苏玲,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14.

［26］［美］罗德·霍顿,文森特·霍珀.欧洲文学背景［M］.房炜,孟昭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406-407.

［27］БEPДЯEB H A.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M］.M.: Hаука, 1990:3.

［28］ГУCEЙHOB A A. Bеликие моралисты［M］. M.: Pеспублика, 1995:216-229.

［29］徐凤林.俄罗斯宗教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郑红翠］

Between Oriental and Western Ethical Aesthetic:On Formation of Leo Tolstoy’s View of Art 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Literature

WANG Shu-fu1,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Pro. Hube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China；2.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Abstract:As a famous Russian writer who well knows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an ideologist who mightily identifies with national culture, Leo Tolstoy drastically opposes western.View of art form which considers decadent pioneer form as artistic means, and regards leisure class aesthetic as artistic purport. All these are hard to accept by working people. There are many causes for the reasons why Leo Tolstoy opposes western artistic form view. It contains not only influences of personal and social character, but also effects of historical culture tradition and national aesthetic character. So, many different factors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form Leo Tolstoy’s artistic view, in which art cont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rt form. In one word, Tolstoy＇s view of art form represents special Russian national appeal and includes culture ident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ulture. Meanwhile, it behaves bright eastern tendency, swings between oriental and western a ethical aesthetic, and refracts Tolstoy’s aesthetic thought about Russian future path at the turn of 19-20 centuries.

Key words:ethical aesthetic；culture identity；Leo Tolstoy；view of art form

作者简介：王树福（1980—),男,山东临沂人,副教授,文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和“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计划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研究”（CCNU14Z02005)

收稿日期：2015-11-20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6)01-0078-08

引言：托尔斯泰创作的道德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