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美国“满洲开发计划”的肇始——以《司戴德文件》为中心的考察

梁 大 伟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论20世纪初美国“满洲开发计划”的肇始
——以《司戴德文件》为中心的考察

梁 大 伟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20世纪初美国的“满洲开发计划”贯穿了晚清与民国两个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该计划肇始之初，其实际执行者即后来作为美国远东司代理司长、“四国银团”总代表的司戴德通过与罗斯福接触，谋得奉天总领事之职位，并在其授意下考察了俄满边境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情况，为其提供了重要的《俄满考察报告》；后来，司戴德又觐见了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塔夫脱，呈递了《海参崴之行备忘录》。他所有这些做法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改变美国政府既定的远东政策，希望在政府干预下实现美国对中国东北的投资及借款，即为“满洲开发计划”的推行创造条件。

[关键词]美国；远东政策；满洲开发计划；进步时代；司戴德

威拉德·迪克曼·司戴德(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是美国“进步时代”*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是以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ism Moment)为特征的被称之为美国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始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风行北美的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即进步主义运动。此时，美国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浪潮风起云涌，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各种政党及社会组织纷纷成立。进步主义改革派星罗其中，他们拥护福利国家和反托拉斯法，努力改革美国政治程序，导入总统初选制和无党派选举制，努力降低政治角头的势力，披露腐败并建立公共管理制度管理对公共资源的垄断事业。同时，他们还是儿童劳工法、公共教育和妇女投票权制度改革和制定的驱动力量，在1913年美国第17宪法修正案(参议员直选制)和1920年美国第19宪法修正案(妇女联邦选举投票权)的撰写和批准方面有突出贡献。进步主义运动具备功利主义特征，其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尊重民权的社会，关注的并非社会形态是否尽善尽美，而是社会的运行能否让人民感到快乐和满足，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进步时代。进步主义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理论家，20世纪初美国对中国东北财政和外交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之一。他作为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美国远东司代理司长、四国银团驻华总代表等角色直接参与了新法铁路借款、锦瑷铁路借款、东三省改制、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币制实业借款等一系列美国与中国东北交往的重大历史事件，力图实现政府干预下的美国对中国东北的投资及借款，即所谓美国“满洲开发计划”*“满洲开发计划”是“进步时代”美国现代化转型时期远东政策中极具代表性的国家全球经济战略之一。该计划历经罗斯福、塔夫脱及威尔逊三届总统任期，是美国继“镀金时代”国家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国家主导下的对华经济政策。即借政府“有形之手”融资，高筑关税壁垒，使美国资本染指中国东北，参与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打压日本与俄国的势力，对中国实行“银行和铁路征服”为主的所谓“和平经济渗入”政策，力图实现美国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进而监管中国财政并最终控制中国经济命脉，以提升美国的远东影响力，确立并巩固其世界大国国际地位的庞大计划。。该计划肇事阶段，司戴德可谓费尽心思。首先，他讨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谋得奉天总领事之要职；其次，在其授意下考察了俄国和“满洲”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发展状况，为罗斯福提供了一份条理清晰和数据翔实的报告；最后，觐见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后于1913年3月4日成功入主白宫)，呈递了《海参崴之行备忘录》，其中有关于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和经济控制的21项重要指控。此两项重要史料现完整藏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司戴德文件》之中，笔者在阅读《司戴德文件》及其中的《俄满考察报告》、《海参崴之行备忘录》基础上，结合司戴德本人早期往来信札及《美国外交文件》，试图对20世纪初美国“满洲开发计划”的肇始及当时美国对中国东北的财政及外交史事做一梳理及初步分析。

一、司戴德谋得奉天总领事之要职

司戴德1901年康奈尔大学毕业来到中国，在南京学习半年汉语后便被赫德看重调任海关成为实习译员，后又成为赫德的秘书。日俄战争期间则主动辞离海关改任路透社记者采访战争新闻，战后又被美国政府指派成为朝鲜副领事。1905年11月，美国驻朝鲜领事馆关闭后，他跟随摩根(Alastair Morgan)到哈瓦那履职，摩根为其提供的是与原驻朝鲜使馆同样的职位，但司戴德内心并不希望离开远东，所以写信给赫德申请重新回到海关工作，遗憾的是并未得到回复。他最终决定接受邀请前往古巴。1906年1月15日，司戴德从横滨(Yokohama)出发前往哈瓦那，10月初回国，此间发生的事情《司戴德文件》并未记录，但我们可以从摩根日记中得到信息：“在日本停留几周后，司戴德和我回到美国，在爱丽丝·罗斯福和尼古拉斯·朗沃斯(Nicholas Longworth)结婚前抵达华盛顿。因总统与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有很深的渊源，他们(爱丽丝夫妇——作者注)希望能获准去古巴度蜜月。当时，美国政府在哈瓦那并没有使领馆，设若这位‘皇家公主’需要适当的安置，新任大使就必须为其提供妥善的和与之匹配的适合居所。”[1]197司戴德敏感地捕捉到这难得的接近总统的机会，他没有等到在美国的婚礼仪式开始就提前到了古巴，在极短的时间内弄到了马里亚瑙(Marianao)的伊达尔哥别墅，并在当地最著名的泰勒哥拉弗酒店的唐娜·皮拉尔(Donna Pilar)的协助下购置了各种家具及生活用品并陈设井然，而且雇佣了仆人。在爱丽丝·罗斯福婚后第三天，这对新婚夫妇就被顺利的安顿在预先准备好的别墅里，也就是后来摩根在哈瓦那四年全部任期内的办公场所。接下来，司戴德和摩根还陪同这对新人，在西美铁矿(Spanish-American Iron Mines)经理的带领下，逛遍了哈瓦那所有的历史遗迹，甚至骑马从德奇丽(Diqueri)前往圣地亚哥(Santiago)。这段时间，司戴德一直侍从于爱丽丝·罗斯福夫妇的鞍前马后，直到他第二年夏天返回美国。而后，他就被“以特殊的方式”任命为美国驻奉天总领事。众所周知，美国全面加强其驻中国东北领事馆的管理始于20世纪初，最主要的目的是更好地管理美国商品在此输出与从中获利，因此，奉天总领事馆的成立显然说明政府愿意给予他的“远东政策执行者”们更大的权利，更大的空间，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价值。而司戴德26岁即被委以要职，更是引人艳羡。

司戴德在1906年6月18日写给大学好友亨利·舍尔科夫(Henry Schoellkopf)的信中体现出他当时狂热的心理状态：“我已接到就任奉天总领事的喜报，这何等难以置信！我为此兴奋不已，领事局局长凯尔(Carr)几天前来信说，我可能会被派至青岛(Tsingtau)，正像你所了解的，那是德国在远东的通商口岸，而我更喜欢去‘满洲’工作，那里即将设立的是我们国家总领事馆，更重要的是，目前在中国，除北京之外，一场远东史无前例的巨大的风暴在奉天正山雨欲来。我因责任重大而惶恐不安，但这是我渴望已久的一次创造奇迹和突破自我的机会，我当义无反顾。如你所言，如果想了解战争，最好的方式是亲临前线。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发现真相，但不意味着每个努力发现真相的人都可以发现它。”[1]200司戴德的好友之一，进步主义理论家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对他的评价是：“他习惯于提前规划其职业生涯的下一个目标，并有计划地付诸实施。对循规蹈矩和按部就班的私人秘书职位不感兴趣，在接受这一任命的时候就表现出极端的不情愿。他急切的盼望着回到中国，而这一夙愿一旦实现，他的首选之地无疑将是‘满洲’。”[1]200

司戴德逗留美国期间，曾不止一次的到牡蛎湾(Oyster Bay)拜访罗斯福，与他讨论时政、社会、自己的理想及中国为美国年轻人所提供的难得机遇。罗斯福对这位性格执着、对未来充满幻想、道德感极强的美国年轻人青睐有加。事实上，当时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相当一部分改革派在改造美国社会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推进美国的海外扩张事业。他们是种族优越论、美国文化优越论的信奉者，深信美国的民主制与文化价值观念必定传播到世界各地，美国的剩余产品必须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美国必然要在世界事务中争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地位”[2]97。而罗斯福总统也是当时著名的进步主义运动代表，市政改革的先驱人物之一，他明确主张“企业与政府合作，接受政府的管理。”[2]971906年5月，罗斯福亲自签署批准了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给国务卿鲁特的关于推荐司戴德担任驻华领事的信。

二、司戴德《俄满考察报告》及其价值

1906年10月3日，司戴德和尼尔森·费尔切尔德(Nelson Fairchild)抵达奉天。他们是从伦敦出发，途经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哈尔滨到此。这路线是在罗斯福的建议下选择的，因为总统希望获得包括关于俄国、西伯利亚和北满(Northern Manchuria)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状况。1905年至1906年俄国国内革命风潮对俄国政权的影响，日俄在“满洲”利益争夺的进展程度及清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等信息，为美国远东政策提供现实参考。司戴德深知为国家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是领事机构最主要的工作，而对于当时的美国国家发展而言，再没有比为美国政商两界提供经贸信息更重要的事情了。10月15日，他将自己的俄满考察情况写成一份详实的报告，通过国务院呈递给罗斯福，报告了中俄边境的现状、俄国国内形势及日俄对中国东北分区占领和统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这份报告对罗斯福政府的远东政策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戴德在报告中指出，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沿途村镇受战争影响较大，民生凋敝，管理混乱，但铁路设施基本完好，运行顺畅，营运价格低廉。但“战争期间进入‘满洲’的俄国军队战后并未全部撤回本土，而是集结于伊尔库茨克(Irkutsk)、赤塔(Chita)、斯列坚斯克(Stretensk)、哈巴罗夫斯克(Habarovsk)等俄满边境附近，车里雅宾斯克(Cheliebinak)到哈尔滨沿线有东西伯利亚的部队重兵把守和定期巡逻，普里莫尔斯克(Primorsk)、乌苏里江(Ussuri)区域及伊尔库茨克等地甚至可以看到东突厥斯坦(Turkestan)的狙击手和哥萨克的炮兵。并且，在赤塔设有独立的军事据点，兵营和仓库已竣工并交付使用，还修筑了战壕和路堤，炮兵和工兵随处可见，显然这一范围在俄国控制之下。从伊尔库茨克到车里雅宾斯克(Cheliabinsk)的铁路已经从两端开始同时修建。环贝加尔湖(Lake Baikal)通往南部的铁路议案已被提请并讨论通过。另外，从斯列坚斯克到哈巴罗夫斯克(Khobarovsk)的工程也即将动工，只需适时稍加拓展，在建的环湖铁路与卡里莫斯卡亚(Karimskaya)之间就可以顺利实现对接，而这里恰好是离开中国横穿贝加尔湖铁路的重要依托。”[3]65-68司戴德言简意赅的表明三个问题：其一，俄国侵吞中国东北的步伐并未因日俄战争的结果而放缓，反而有加快的迹象；其二，俄国修筑铁路的真实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军事，经济及外交都是服务于军事占领的手段而已；其三，中国东北铁路发展空间广阔，投资潜力巨大，政府完全可以为美国人民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做一些冒险性的尝试。

司戴德还分析了俄国的国内形势、日俄战后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当时远东格局变化对美国的影响。“俄国控制蒙古已是既成事实，但他们贪得无厌，仍试图继续推进。俄国觊觎远东由来已久，绝不会轻易改变既定政策，更不会轻易因挫败而放弃，这对于美国的远东利益极端危险。俄国的国内革命状况于美国而言并不乐观，爆发颠覆式社会混乱的几率很小。从哈尔滨、宽城子(长春——作者注)到‘南满’，俄国对日本的仇视日盛一日，两国间形同水火，互相妥协和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英日同盟不过徒有其表，英国不会漠视日本的不忠行为，这一罪恶的联盟瓦解之日，即是俄国‘收复失地和一雪前耻’之时。”[3]55-56在他看来，修筑铁路是俄国对中国东北经济渗透的最典型特征之一，这种渗透与其说是希望通过租赁辽东半岛来实现，倒不如说是希望通过修建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来实现。但事与愿违，“战后，俄国获得了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而日本却占据了长春至大连以及大连至牛庄(营口——作者注)和旅顺的铁路，还有奉天到安东的支线。他们还占据了所有俄国人曾开采的矿业、建设的民居、交易的商号等，并迅速建立起了完备的邮电系统。”[1]209事实是当时日本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巩固和扩大其从《朴茨茅斯条约》中获得的经济及政治优势，行使其因战后得来的特权并排除外国竞争，包括荡平来自于各国的贸易障碍，完全占有“满洲”市场，开发原材料资源以及通过通讯手段获得各种无形的利益。同时，“汹涌而来的日本移民潮席卷‘满洲’，他们在铁路沿线定居……显而易见，与‘满洲’相比，朝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毫无任何优势可言，‘满洲’的农业资源、矿藏、原材料为日本的制造业提供了广阔市场，(而作为日本)通过修筑铁路进行经济掠夺则更是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遗憾的是，这里却几乎没有美国的贸易，除了尚具规模的美孚石油公司*1882年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创办，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成立与发展初期曾经经历“煤油时代”，即从原油中所提炼的煤油仅作照明之用，这一时期，美国、俄国等西方国家国内需求有限，大量的石油产品(主要是煤油)在19世纪70年代输往中国。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东北的经营，先是利用买办关系网销售，后逐渐开始完善和建构西方式的直接营销体系。是当时在华的美国企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和英美烟草*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 LSE：BATS)，成立于1902年，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烟草公司。拥有“三五”、“健牌”、“登喜路”、“总督”、“希尔顿”等香烟品牌。1902年成立当年即收购原花旗烟公司的上海浦东烟厂，在华制造和销售香烟。后陆续在天津、汉口、郑州、青岛、哈尔滨、沈阳、营口、香港等地设立11个工厂。1934年在上海设颐中烟草公司，1937年产量占当时中国地区的70%以上，在当时中国卷烟制造和销售上处于统治地位。由美国人詹姆斯·杜克(James Buchanan Duke)任首任主席。公司之外，美国商业在此几乎不具备任何影响力。并且，这两个公司也正面临来自日本在大连港运输而来的免税货物的巨大压力而近乎入不敷出。”[1]209-210

司戴德还考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等地的人口、教育和军事状况，为罗斯福提供了上述地区的人口数字，如当时哈尔滨约有10万中国人，俄国和德国移民杂居其中，基础设施仅存陈旧的铁路、落后管理机构、医院、军队以及少得可怜的制造业，日本工商企业明显有先行占领，而后取而代之的趋势。他还偷偷潜入一个叫做“军队”(后称莫斯科兵营)的地方，将考察结果写入报告，“150余座老式建筑被用作军官的住所，沿街而走，双侧各有44排兵营，加上3至6个建筑，至少可容纳3万人或一个独立军团，兵营砖砌而成，每个单元可容纳200人，就近有一个巨大的储备仓库，可提供丰富而稳定的食物供给，军事设施沿铁路线形成网络，大有虎踞龙盘之势。”[3]67他强烈谴责日本违背《朴茨茅斯条约》，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商团实行歧视政策，不允许美国公司进入日本占领区进行贸易，并打出“南满仅为日本人所有”的旗号迅速占领公主岭至奉天沿线，垄断南满铁路的货运。致使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商品，经常被错运或延误，美国货物商标被借用、假冒和篡改的情况更是司空见惯，甚至各国领事馆的邮件也必须经日本邮局中转，往往被非法拆阅。他认为，日本希望用占领朝鲜的方法占领中国东北，且进程才刚刚开始。美国仍有对该地区统治权放手一搏的机会，完全可以在“门户开放”政策的掩盖下，以保证中国主权完整为借口，从垄断铁路开始，将美国在菲律宾推行的政策适当调整而运用于中国。他在报告中反复提及日俄在“满洲”势力的消长变化，意在提醒罗斯福美国有“坐收渔翁之利”之机；他对日本在“满洲”的统治及商业活动的描述，意在说明进军远东迫在眉睫且前途光明；他对“满洲”矿产及人口资源的描述，意在强调中国东北商业潜力巨大。很明显，司戴德希望引起罗斯福的重视，彻底改变政府对中国东北所奉行的“支持日本，打击俄国，美国居中操纵，缔造‘国际共管’情势，以真正实现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并为“满洲开发计划”的后续操作奠定基础。

三、司戴德《海参崴之行备忘录》及其影响

1907年11月，司戴德得知正准备参加1909年大选的陆军部长塔夫脱访问日本和中国后将取道海参崴赴欧洲的消息，他立即向国务院请旨觐见并于当天获准。1907年11月18日中午12点，司戴德到达海参崴，当面向塔夫脱呈递了自己精心准备的《备忘录》[4]97-104和唐绍仪的报告，并详细讲解了开发“满洲”及建设东三省银行的计划。19日，两人谈话的内容主要围绕中国东北，塔夫脱异常高兴，他乐于听到有关他在上海的外交手腕在东北发生效应的内容。司戴德坦言，“中国正努力进入现代化时，实际的援助和鼓励远比道义上的支持更有效。美国投资中国东北，证明我们不仅坚持‘开放’，而且愿意充当这一‘门户’，这样就能使中国人相信，美国希望同他们合作，这对促进美中关系及未来指导中国的发展将大有裨益。”[5]23他还借机请求塔夫脱说服总统将“满洲开发计划”作为政府干预下的一项独立借款付诸实施。几天后，他在写给贾思纳(Maurice Casenave)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心情，“如果政府接受了塔夫脱的建议(关于退还部分庚款，用于发展东北。这其实也是美国“满洲开发计划”的一部分——作者注)，那就证明美国政府还是把‘满洲’看作是一个中立的领域，而不是必须看日本人脸色行事的敏感地区。”[1]251

司戴德的《备忘录》包括21项谴责日本“满洲”侵略政策的独立指控，他详细列出大量精准数字及事件，“这段时间有30 000日本人进入安东，6 000人进入奉天和牛庄，3 000人进入辽阳和铁岭，2 500人进入‘南满’其他城市，另有11 000人的部队驻扎于铁路沿线，并已经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控制1 100公里‘南满’铁路并直接对首相负责。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及其分支机构如过江之鲫，已在牛庄、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和安东等地相继开业。维护日本侵略立场的报纸已在奉天和安东开始发行，最近还有一份领事馆主办的杂志在牛庄出现。三井物产(Mitsui Busan Kaisha)作为日本棉花出口贸易协会在中国的代理机构，实际控制着日本对‘满洲’的大豆出口。大量日货充斥‘满洲’市场，其烟草公司目前虽难以与英美烟草公司竞争，但却暗地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大量密约以保证销量。大仓(Okura)公司独立经营着本溪(Penhsihu)的煤矿和铁矿，甚至还在奉天修筑了公路。”[4]99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大本营，效率极高，作用不可小觑，“其委员长均由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担任，委员来自军、政、商、学、各界，他们迅速建成奉天到安东(丹东)的铁路，将以前俄国所窃取的权利据为己有，垄断木材生意，占领所有铁路沿线建筑及大量民田，仅1905年8月到9月间，日本在安东就强占了超过8 000英亩土地，并设立军事管理区以保障安全。他们表面上鼓励开放贸易，但实际上欺行霸市，拒付租金，致使很多中国百姓靠赌博和出卖肉体维持生计。外商很少能与中国人贸易，甚至原本并不景气的渔业和养殖业都被日本控制着。至1906年秋，军事统治的方式逐渐被领事馆管理的形式所取代，这说明日本所做的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5]5

在司戴德看来，日本“吮吸了鲜血而毫不报答”[6]22，其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是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蔑视。日本正通过领事馆行使其政府职能，对美国及其他国家采取强硬的抵制性措施。而让既得利益群体放弃他的既得利益的方法不是温文尔雅的照会和慷慨激昂的演说，而是实力，这想当然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而有效的商业政策更不可或缺。所以，司戴德其实是变相说明美国进入中国东北与日本抗衡的必要性及建立奉天总领事馆的合理性。奉天总领事馆的建立无疑是对于日本极富勇气的挑衅性行为，也是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态度。事实上，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外国金融和商业团体的兴趣，尤其是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对于中国主权和各国平等的商业机会是巨大的威胁。特别是影响了铁路方面的利益均沾，以及工矿事业的发展。”[4]102他希望塔夫脱清楚，进步主义运动及国家现代化转型期间，“满洲”的商业利益至关重要，而现实问题是政府与银行家的脚步已落后于列强，美国在这一区域并没有如银行、矿山或铁路等实质性的利益。美国应该加紧步伐，建立更多具有后发性优势的企业，包括为中国修筑铁路和开发矿产资源的借款，不断开拓出美国商品在远东的“新需求”，而非单纯将目光限定在与日本“私下里的共识与联合”。

四、余论

20世纪初是美国“进步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司戴德正是这一时期的进步主义改革派之一。“进步主义”改革派来无声息，但瞬间异军突起。其群体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企业界改革派：以乔治·W·珀金斯(George W.Perkins)、汤姆·L·约翰逊(Tom L.Johnson)、塞缪尔·M·琼斯(Samuel M.Jones)等为代表，珀金斯被誉为“缔造帝国经济的50位巨人之一”，他1901年加入摩根公司，先后参与创建了国际收割机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北方证券公司等大型企业，与美国政府要员交往密切，长期充当摩根公司与政府间的传声筒。司戴德与其及摩根曾经共事；第二类是知识型改革派：以约翰·杜威(John Dewey)、赫伯特·克罗利、吉福德·平肖特(Gifford Pinchot)等为代表，其中，赫伯特·克罗利是司戴德挚友，《司戴德传》的作者，他189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06年出版《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奠定了其作为进步主义理论家的崇高地位，著作集中阐述的思想是美国的民主制必须不断加以调整、改进和创新，否则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世界。后来，他又出版了《进步主义民主制》一书，进一步生发其思想，这些思想对于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改革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1914年，他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创办《新共和》杂志，被公认为进步主义的喉舌，其编辑就是司戴德；第三类是政治型改革派：以罗伯特·M·拉福莱特(Robert M.La Follette)、西奥多·罗斯福、霍华德·塔夫脱、伍德罗·威尔逊、艾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等为代表，贝弗里奇1899年36岁当选国会议员，任至1910年，“在外交上，他是扩张主义的主要代言人；在国内政策上，他是罗斯福的坚定支持者。”[101]他与司戴德一样，竭力“鼓吹美国的对外扩张，都对东北广袤的土地和富饶的资源如醉如痴。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在本国资本家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利益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中国为美国划出一个活动范围，以保卫美国的利益。”[7]1至于罗斯福、塔夫脱及威尔逊，司戴德则以不同角色供职于三位“进步总统”任期之内，关系自不必赘言。

司戴德是一个的坚定进步主义改革派，他始终坚信改革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模式，而是不断寻求改变现状的政治取向。”[2]90他之所以对美国“满洲开发计划”充满信心，主要是因为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民间财团的帮助和中国政府的“合作”等多重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其自身有一种希望完成美国对中国东北投资的理念。E·卡尔顿·贝克(E.Carlton Baker)是司戴德的继任者，他在日记中也曾提及此事，他认为司戴德是为数不多的希望有所作为的美国年轻人，希望自己能有机会爬到大使位置，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他绞尽脑汁谋得奉天总领事之要职，到任后一直“兢兢业业”，为国务院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并且与一些对远东投资感兴趣的美国银行家及商团长期保持联系，包括向当时的美国金融家和铁路大王哈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传递关于“满洲”的商业潜力、矿业资源以及地方政府态度等信息。还写信给一些关心亚洲贸易的政论家们，建议其在远东建立一个商务署以推进美国的势力等。他思索的也许不是维护业已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商业关系，而是关注那些蓬勃发展、充满潜力的商业活动，以及那些商业活动所面临的巨大的障碍及其解决方式。他的性格颇具理想性，他始终坚持认为“满洲”需要政治上无私的支持及经济上引进外国资本用以抵制日本势力的扩张。关于这些在《司戴德文件》及《司戴德传》中俯拾即是：“这一块陌生而神秘的领地，充满了各种各样新鲜和不确定因素，还有两个美国最可怕的敌人——俄国和日本。对于一个新到的竞争对手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有半点让步的。他们日益提升和疯狂扩大的‘满洲’特权，这不但是对美国在中国北部商业影响力的巨大挑战，而且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包括中国的主权问题。美国政府在中国北部的代理人必须主张在这一区域‘利益均沾’。在所有的复杂的国际问题中，最突出的是远东问题，在远东问题中最突出中国问题，因而，必须维护各国列强在中国享有平等的商业机会，‘门户开放’政策必须继续推行。因为提升美国在‘满洲’的兴趣并不等同于提升美国的商业利益。”[2]208虽然愿景光明，但实施起来却举步维艰。国际上，当时远东格局初定，真正打破均势重新建立平衡不易，“英日同盟”及后来的《日俄密约》令美国在远东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而国内，美西战争尘埃甫定，民众厌战情绪高涨，美国无意在东亚进行新的武装冒险，但又不情愿放弃在中国东北的重要商业利益，骑墙特征明显。所以，虽然美国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但是，并没有准备用武力保证这项政策的实施，这也是导致“满洲开发计划”推行起来动力不足，命运多舛和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客观来讲，司戴德首先是一个美国人，其次才是一个西方文化熏陶的具有典型的本位意识的西方人。所以，无论司戴德在谈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的义愤填膺，还是例数俄国掠夺中国资源时的怒火中烧，都不能说明他希望“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8]452因为无论日本或是俄国占领中国东北，美国资本都面临着被排挤出局的危险，当时的日本是继俄国之后美国在远东更强的对手。美国不愿失去本国资本家在中国东北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及自由向东北倾销商品的机会。毋庸讳言，那种宣扬“门户开放”政策“仅具有商业意义”的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只能说商业利益应该是其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后来，塔夫脱政府远东政策的调整对东北亚国际关系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司戴德的《海参崴之行备忘录》自然是关键环节。他关于“满洲”现状、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中日间关于东三省问题的交涉、东北当局及唐绍仪引进美国资本的愿望等问题的分析，为塔夫脱就任后“远东特色”内阁的形成，两次“以最有力的方式”要求参与湖广铁路借款及锦瑷铁路借款，组织“四国银团”，合办币制实业借款等一系列在华政治经济利益拓展提供了依据，并成为美国“金元外交”政策出台的嚆矢，也从此揭开了此后日美30年对抗的序幕，为太平洋战争埋下了伏笔。

[参 考 文 献]

[1] Herbert Croly.WillardStraight[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4.

[2]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3]WillardDickermanStraightpapers， #1260.reel1.Segment3[M].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4]WillardDickermanStraightpapers， #1260.reel2.Segment1[M].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5] 吴心伯.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6] [美]查尔斯·威维尔.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M].张玮英，李丹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7] 梁大伟.司戴德“满洲开发计划”研究[D].吉林大学，2014.

[8] 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10月8日订于上海).中美关系资料汇编(2卷本)[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责任编辑：赵红]

On the Beginning of Early 20th Century American “Manchuria Developing Plan”——AResearchBasedon“StraightPapers”

LIANG Da-wei

(College of Marxism，Dal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Dalian 116024，China)

Abstract：Early 20th American Manchuria developing plan run through two important historical times，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lan，Willard Straight，the real executor of the plan，the later American Far East Company manager，representative of “four country group” managed to be the consul general of Fengtian，and expected political，econom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 on the border of Russia and Manchuria，providing for his “Report of Russia and Manchuria”. Later，Straight submitted “memoir of Haishenwai” to Taft，the current secretary of the army. The ultimate aim of all his behaviors is to change the established American Far East plan，and make conditions for his “Manchuria Developing Plan”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government.

Key words：America；Far East Strategy；Advancing Era；Straight

[中图分类号]K71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2-0162-07

[作者简介]梁大伟(1975-)，男，吉林松原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SS03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SS020)。

[收稿日期]2015-11-25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