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来华任务考

孙果达

[摘要]鲍罗廷，1923年9月由苏联政府派遣到中国，是1923～1927年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可以说，鲍罗廷赴华的唯一任务是“全力支持国民党”，尤其是扶助蒋介石执政。

[关键词]鲍罗廷；蒋介石；来华任务

[中图分类号] K262；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3-0007-04

1923年1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赴华落实这一任务的就是鲍罗廷。

一、“广州的独裁者”

鲍罗廷成为“广州的独裁者”有一个过程。

（一）鲍罗廷出任“教练员”。1923年7月31日，“斯大林建议任命鲍罗廷同志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2]但孙中山却在10月18日“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3]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一次讲话中曾概括说明鲍罗廷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4]这一任命与作用无疑与斯大林的希望相去甚远。因此，“鲍罗廷在广州的地位非常软弱”，“除了‘革命权威和苏联援助的许诺以外，他是极端孤立的。中国方面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或有理由信任他。有些人拿不准他的意图；许多人希望他离开”。[5]

（二）鲍罗廷必须“请教总理”。1924年1月1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十天，谭平山在与鲍罗廷的谈话中明确指出：“选举代表和一般任命中有许多困难问题，只有孙中山参加才能加以解决。”[6]鲍罗廷自己也奉承说：“常常遇到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7]鲍罗廷的低声下气表明其当时必须看孙中山的脸色行事，更遑论控制国民党。

（三）鲍罗廷获得“表决权”。应该说，鲍罗廷真正开始掌权与孙中山预感死亡密切相关。1924年10月8日，苏联的第一批武器从海参崴运抵广州。孙中山随即于11日发布命令：“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员会顾问，遇本会长缺席时，得有表决权。”[8]完全可以肯定，孙中山在签署这一命令时绝对想不到自己已经被鲍罗廷向斯大林秘密建议“销声匿迹”，即将永远地“缺席”而被鲍罗廷代为“表决”。一个月后，孙中山突然接连发出了自己即将死亡的精准预言。

（四）鲍罗廷成为“独裁者”。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立即取而代之，“表面上所有决议都是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决定的，但通常是鲍罗廷说了算”。“一些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称他为‘广州的独裁者。”[9]1926年2月15日与17日，鲍罗廷在北京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做长篇绝密报告时强调：“我们在那里已经不是外人，我们毛遂自荐，并将根据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10]鲍罗廷其实是在宣布：“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二、忠实执行“国苏合作”

鲍罗廷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11]

（一）“他能通天”。1923年8月2日，斯大林“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2]张国焘在回忆中说：“鲍罗廷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廷都是干了再说。”[13]“斯大林时代已经将原来意义上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修正为苏联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共产国际便成为推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14]“表面上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15]“根据莫斯科的指令，共产国际有关国民党问题的任何指令，都要经过鲍罗廷的同意并在鲍罗廷指导下实行。”[16]

《党的文献》也载文说：“在共产国际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机关，是它在那里为这个国际组织制定政策，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对中国政策的基调是在联共政治局里定的，然后才拿到共产国际去。”[17]可见，作为斯大林全权代表的鲍罗廷完全拥有凌驾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之上的地位和权力。

（二）“暴君式处事方式”。“在各类工作人员从中国发出的信件中对鲍罗廷活动提出的批评，从1926年起就开始在莫斯科堆积起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1926年7月4日在致加拉罕的信中写道：‘对鲍罗廷同志的抨击不时出现。就连维经斯基同志对他的反应也十分强烈。对鲍罗廷同志暴君式处事方式的许多指责，使这一消极面更加突出。”[18]

1927年5月25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负责人罗易在汉口致电斯大林控告鲍罗廷：“他处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商量，无视他们的意见。”[19]“鲍罗廷想使共产国际代表成为他的下属，并根据他的指示去领导共产党。”[20]1927年6月2日，罗易致电莫斯科：“党实际上是由鲍罗廷领导的，没有认真对待共产国际代表。我本着你们电报中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建议常常遭到拒绝或抵制。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当改变。”[21]6月17日，罗易在汉口致电斯大林和布哈林：“局势在恶化。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他的态度和行为使我无法根据正确的方针领导党。党在走向投降而不是在进行革命。”[22]

其实，鲍罗廷是在暗中坚定不移地“全力支持国民党”，以至罗易误以为鲍罗廷敢于“公然对抗”斯大林。

（三）下达“他自己的指示”。1926年9月22日，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向莫斯科告状说：“鲍罗廷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问题上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23]

曾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的拉宾也在1927年10月10日给莫斯科的绝密报告中说：“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24]拉宾说鲍罗廷下达“相反的”指示，正是“国苏合作”在国共合作中的表现特征，难怪拉宾后来死于苏联的大清洗。

（四）垄断通讯权。1927年5月25日，罗易在报告中控告鲍罗廷封锁消息：“说明整个情况、但不符合他的政策的报告不能发出。他拒绝发我的电报。这里的多数俄国同志都反对他的政策，不满意他的工作方法。莫斯科应赶紧进行干预。他发出的是片面的消息。不能根据这些消息作决定。”[25]1927年6月17日，罗易又向莫斯科告急：“莫斯科的电报，除了我坚决要求给我一些摘录外，都没有给我看。鲍罗廷借助他所控制的机关使我脱离了总的政治形势。”“现在的危机是鲍罗廷过去实行的政策造成的。挽救中国革命的责任现在落在莫斯科的肩上。”[26]

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报告中说：“当时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27]

（五）“引上歧途”。当蒋介石政变已经迫在眉睫之际，鲍罗廷却“认为右派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具体行动，因此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整个革命都不具有特殊的危险”。“不应特别害怕同右派分裂，因为党只会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28]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在汉口召开，鲍罗廷也在座。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任弼时说：“为什么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说什么如果我们进入南京，国民党就会向左转，就会在那里武装工农？恰恰相反，在南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队会一齐向我们扑来。那就别想武装工农了。”[29]任弼时直截了当地指责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

李立三说：“党对于每个实际问题的处置，处处和国际指示相违反，所以造成武汉的失败。”[30]

（六）共产党人的愤怒。在1924年10月8日，一个针对鲍罗廷工作方式的决议中，中共中央指出：“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31]

在1924年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中，陈独秀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32]“实际上，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委会在1924年就反对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的方针。”并“接连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为中国制定‘新的政策”。[33]毫无疑问，苏联“全力支持国民党”的秘密决定做出不久，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觉。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主张共产党放弃领导权。1927年8月29日，罗易向斯大林报告：“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仅不理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新提纲，而且还反对这个提纲，虽然他们表面上表示接受。”[34]

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在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在耍阴谋”。[35]

1928年6月初，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到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等人向布哈林发出了一连串的质询：为什么大革命时共产国际总是右倾，总是不能预防国民党的反动和纠正党的错误，其代表又总是摇摆不定？为什么共产国际当时大力帮助国民党军阀武装起来，却不帮助共产党武装工农，以至国民党最后得以用苏联无产阶级的子弹枪杀中国工农，而共产党人却不能利用这些武器来推翻国民党军阀？如此等等。[36]这些用大批革命志士鲜血凝成的疑问，尤其是三个直截了当又一针见血的“总是”，最准确不过地反映了苏联“国苏合作”的政策。甚至共产国际的来华“代表”也因为不懂苏联别有用心的政策而无所适从，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不“摇摆不定”。

三、全力支持蒋介石上位

孙中山逝世不久，廖仲恺遇刺，鲍罗廷立刻推蒋介石上位。

（一）“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37]“此时，蒋介石还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虽然声誉鹊起，绝大多数观察家和圈内人士，还不认为他是角逐高层领导人地位的有力人士。”[38]但不久后的廖仲恺被刺立刻使得蒋介石飞黄腾达。案发当日，鲍罗廷迅速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39]蒋介石“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40]而廖案却就此成谜。

数月后，鲍罗廷向斯大林报告：“随着许崇智的出走、梁鸿楷被解除武装、胡汉民被派往莫斯科，在广州似乎形成了一个统一而又牢固的政权。”[41]鲍罗廷分明是在报告蒋介石夺取军权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支持“中山舰事件”。1926年2月4日，鲍罗廷不得不回国为斯大林即将正式出台的“喘息”政策提供第一手材料。当时留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并不支持鲍罗廷与蒋介石，他曾向莫斯科报告：“我认为，鲍罗廷因其僵化了的工作方法变得越来越有害无益了。”“我认为必须派人取代鲍罗廷。”[42]

就在此时，“以斯大林的助手而出名的布勃诺夫”率高级使团以“私人旅行”的名义似乎“恰巧”于鲍罗廷回国时来到中国，“恰巧”与回国途中的鲍罗廷相遇在北京，并听取其秘密报告。3月13日到达广州后又“正好在这个时候碰上中山舰事件”，于是就“屈从了蒋介石的要求”，并“让季山嘉团长、罗加乔夫、拉兹贡等顾问离任”与使团一起回国。“关于使团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们在这个时候来中国，是什么目的？”[43]其实很简单，使团及时到来就是为了替代鲍罗廷以确保蒋介石掌握军权的成功。因此，“这次事件处理完毕后”广州就“为使团送行”。可见蒋介石敢于在鲍罗廷离去、由季山嘉留守时有恃无恐地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并非偶然。当然，不管是布勃诺夫还是季山嘉，都未能逃脱此后斯大林的“清洗”。

1926年5月30日，鲍罗廷在致加拉罕的信中说：“可以认为这支军队只是在3月20日以前是党的军队，3月20日以后应把它看作是蒋介石的军队。这支私人的军队与某个将领的一般中国军队的差别在于，它的基本力量是通过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三二○事件表明，蒋介石比党更强大。”[44]鲍罗廷分明是在报告通过黄埔军校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枪”已经可以指挥“党”了。

（三）支持“整理党务案”。1926年4月1日斯大林的“喘息”政策正式出台。鲍罗廷4月29日回到广州，首要任务就是帮助已经夺取军权的蒋介石尽快夺取党权。

蒋介石说：“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45]“五月初，鲍罗廷与蒋介石多次商谈国共合作问题，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鲍罗廷为维护国共合作，采暂时让步政策。”[46]“在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当天下午，鲍罗廷即指示张国焘和谭平山去拜访蒋介石和张静江，要他们向蒋和张表示，中共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不会反对整理党务案。”[47]整理党务案后，“蒋更大权独揽，俨然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头号人物”。[48]“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49]

（四）“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鲍罗廷全力支持蒋介石的政策遭到当时的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强烈反对。罗易说：“加伦（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完全同我一致。那时还有许多俄国同志也附和我的意见。但是一切权力集中在鲍罗廷手上。”[50]但莫斯科却给鲍罗廷发电：“加伦同志从您处接受总方针和政治指示，根据这些指示，他及其所领导的军事顾问独立开展工作。”[51]12月30日，莫斯科更是决议：“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52]

1927年2月25日，共产国际在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从上海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说：鲍罗廷“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53]

总之，鲍罗廷直接支持蒋介石实现了从出任黄埔校长到掌握军权、党权与政权的目标。四一二政变后，鲍罗廷完成任务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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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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