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韦伯命题”
——兼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

刘 文 娜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宗教社会学视野中的“韦伯命题”
——兼论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

刘 文 娜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长久以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性所生成的“韦伯命题”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聚焦点，命题的生成是马克斯·韦伯与家庭、同时代学者及所处社会等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这一复杂交错的影响背后尤为体现了马克斯·韦伯长期以来有关“宗教-社会”的思考。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下，“韦伯命题”的生成亦使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得以有迹可循，同时该命题促成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也为我国现阶段宗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韦伯命题；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宗教信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伦理》)是韦伯宗教社会学著作的一个起始篇章，与韦伯晚期对其他世界性宗教诸如对犹太教、印度教和儒教等研究相比，该著略显单调，百余年间《新教伦理》虽备受争议，却声誉显著①，至今在世界各地仍有不少学科背景各异的学者对蕴含其中的“韦伯命题”给予持续关注与研究。在《新教伦理》中，马克斯·韦伯提供了大量数据来证明新教伦理在现实中的合理性存在，提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有亲和性这一命题，但据笔者目力所及，以往相关研究往往止于命题本身，对命题所牵引出的宗教信仰行为与社会发展间的互构影响缺少研究范式维度的考量，故本文从宗教社会学视野出发，围绕“韦伯命题”这一主题阐述，概述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的主要内涵并试举这一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宗教研究的启示意义。

一、“韦伯命题”的生成

由宗教社会学视野而观，“韦伯命题”的生成实是马克斯·韦伯在宗教信仰的实践思考中与他者、所处社会间密切影响的结果,这种错杂的影响结果无不流露出他从宗教行为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趋向的深切关注。

(一)研究缘起：民族认同与亲英情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思想意识都会受到它所在时期的历史社会情境的型塑，而个人一生的特殊经历也不免反映到他对事理的评价与判断之中。马克斯·韦伯所处的德国社会自16世纪初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辩论开始，便预告了宗教改革在德国的肇始，至此之后新教便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其教义便作为一种社会习惯逐渐被延续下来并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马克斯·韦伯身处新旧社会交替、多种社会力量交错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对于他眼中缺乏自制力的德国同时又充满了浓烈的政治担忧,他认为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伦理来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如Gunter Rott所言，由于家族的影响，马克斯·韦伯长期以来对英国的清教和自由主义传统有着强烈的共鸣，以至于他发出的声音有时恍如半个英国人[1]64。正是在这样一种双重认知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分别考察17世纪新教神学与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与加尔文主义派系的清教职业伦理间有一种基本的相关性，尤其是当他在考察宗教归属与社会职业分层这一社会事实中。马克斯·韦伯从当时社会职业的统计着手，发现在德国、英国和荷兰等这样一些天主教与新教并存的国家其不同宗教教徒间的职业分布是有明显差异的，新教徒在经济生活中相对享有更多的资本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等，表现为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倾向。而天主教徒却很少有人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甚至在现代企业工厂的工人当中，天主教徒也只占少数。由此，马克斯·韦伯开始对自17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欧一些国家有关宗教归属与职业分层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并将宗教信仰与社会发展间的研究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任务。

(二)命题根源：解释学的传统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探讨的是使资本主义文明有可能得以发生的心理条件[2]9，并对其作出相应解释。具体而言，马克斯·韦伯关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卡尔·马克思划分的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演化而来的属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由众多加尔文教徒经济行为逐渐发展所形成的理性劳动组织的社会文化现象，他认为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产生需具备两个现实性表征：制度性表征与规范性表征②[2]157-163。就制度性(物质性)表征来讲，马克斯·韦伯认为它在世界的很多社会均有迹可循，诸如在世界很多地方产生的封建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但这么多社会中均有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制度性条件，缘何偏偏只在西欧兴起了现代理性的资本主义？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得以生成的关键性因素则为其规范性表征，基于此，马克斯·韦伯将他所认为促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产生的规范性表征因素进行现实考察。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作为西方现代文化发展重要的驱动力，自然成为了马克斯·韦伯所关注的核心所在。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信仰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入手，对现实社会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职业分布进行考察，发现其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差异与之后逐渐显现的社会职业分布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差异相一致，其中信奉禁欲主义的一些新教教派专心致志于现世经济生活，他们将劳动视为天职，竭力反对自发性的生活享乐以及它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如脱离履行天职的劳动和背离宗教等[2]265。马克斯·韦伯认为存在于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将劳动视为天职的伦理品质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更为精恰的表达，由此马克斯·韦伯得出新教教派的禁欲主义伦理与现代社会理性资本主义的气质有一种微妙的亲和关系。

总之，在德国传统学术的熏陶下，马克斯·韦伯在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辩证理论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研究方式：既关注多样化的文化意义又未忽略“物质”因素在影响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毫无疑问地应归功于马克斯·韦伯从德国传统解释学尤其是Heinrich Rickert等有关解释学思想论述以及德国历史主义中汲取的理论养分。

(三)命题生成：同时代论争

《新教伦理》一书涵括了大量的注释，若泛泛而读，以为仅是马克斯·韦伯对其论据的常规性解释说明，然而在细心阅读过后便会发现，此书论据的最终形成是马克斯·韦伯在与同时代学者的主题论战及诸多批判中提出来的，正是他们间多次的批判与反批判，马克斯·韦伯才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关系剖析得如此深刻，致使后来许多批判者望而却步。

1.与Werner Sombart的论争

在某种程度上，Werner Sombart同意“韦伯命题”这一说法，他与马克斯·韦伯同样对所处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问题感兴趣，并关注浸润在其中的精神气质,他们同时认可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一种伦理，并分别对此作出了艰辛的探求。但不同于马克斯·韦伯的是：首先，Werner Sombart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应归因于一种隐藏于欧洲精神深处的因素，而显于外的这种经济行为与产生于欧洲的新国家、新宗教、新科学及新技术属于同一精神[3]。其次，Werner Sombart曾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提出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无论是从种族亦或是宗教，犹太人均是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缘起的一个有力证据[4]。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企业的扩展，存于犹太人中的伦理道德诸如勤勉、节制、节约、节俭和守约即是资本主义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最后，Werner Sombart认为这种本质为盈利欲和合理地追求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早普遍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犹太市民精神当中。故Werner Sombart认为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宗教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思想的因而是果。

马克斯·韦伯针对Werner Sombart的回应是:首先应从人们对待劳动的态度和雇主的经营实践两方面对传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作出区分，其次方可从上述两方面探讨资本主义精神的成因。马克斯·韦伯认为若想得知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必须严格区分传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③，在此他例举说明区分二者的重要性：获取掠夺品与通过经营工厂来获利不能相提并论，更不应该将所有获取货币的倾向都视为与其他获利类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前一种说法葬送了西方资本主义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特殊差异的可能性，后一种说法则葬送了概念的全部精确性[2]277，也就是说存于先前传统资本主义中的靠武力获利亦或是由社会主流所排斥的集团，诸如Werner Sombart所研究的犹太人从事商业活动获利均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研究的对象。马克斯·韦伯认为古今中外一种“以利用交换机会为基础、追逐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亦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中，但不同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合理性的资本主义。

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马克斯·韦伯首先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箴言④阐述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接着马克斯·韦伯又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传记资料中发现了重要的一点：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先前提到的美德的认识归因于神的启示。自此用来解释“韦伯命题”的核心概念——天职观便顺其自然地引出来。马克斯·韦伯注意到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劳动视为天职并拥有冷静自制、节俭节约及严谨精密等品质，从而在尘世的劳动中拥有比他人较高的劳动成效。故马克斯·韦伯认为天职并非个体天生所拥有，而是部分个体在尘世生活中所奉行的一种宗教责任[5]，而这部分个体所形成的便是基督新教中的禁欲主义派系。马克斯·韦伯将新教中禁欲主义派系所恪守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相联系，认为正是这一群体促成了当时资本主义在现代西欧社会的发展。

2.与Franz Brentano的论争

Franz Brentano认为：首先，将获取资本的营利行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早于宗教改革之前就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萌芽、发展；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斯·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并无直接的关系，若非要说资本主义精神，那这种精神也只集中体现在像Jacob Fugger那样的商业巨头和银行家身上，因为他们才是影响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故Franz Brentano所言的资本主义精神本质是“为赚钱而赚钱，从而获取最大可能利润”的资本生产运行逻辑，在此意义上，Franz Brentano并不排除资本主义精神对幸福和享乐追求的天然倾向[1]91。马克斯·韦伯与Franz Brentano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不同，尤其是就资本主义精神的担纲者而言，马克斯·韦伯认为Jacob Fugger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商业胆略、道德中立的态度，而他自己所谈论的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箴言[2]185。在现代资本主义初期，人们逐渐开始理性地对待资本并按照资本的运行方式理性地组织劳动，且这一兴起主要见于企业当中，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态度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恰当的表达方式[2]193。在这些企业中，更多体现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态度的是处于资本积累上升期的下层工业中产阶级，当然这种精神的初衷虽是通过担任更多尘世劳动以求获得上帝的恩宠，但是这一精神也间接地推动了社会中很多企业的建立、发展。

3.与Felix Rachfahl的论争

Felix Rachfahl是“韦伯命题”批判史初始阶段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从以下方面批评了马克斯·韦伯：首先，Felix Rachfahl不赞同马克斯·韦伯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来解释现代社会产生的经济动机，他坚持传统的资本主义学说，认为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及财富的积累仍是权力、荣耀和安全感所致使的，换言之，Felix Rachfahl认为这样的现实动机比起宗教动机更能激励人们积累财富；其次，针对韦伯关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受教育程度、社会职业分层等方面的比较论述思维，Felix Rachfahl认为天主教徒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了现世劳动，因而也应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宗教伦理，故在此维度上，他反驳了马克斯·韦伯所谓新教伦理职业观的唯一性；再次，Felix Rachfahl强调指出在17、18世纪的荷兰等地，资本主义和新教教派几乎毫无关系，但是也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而与此相对应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早在新教各教派形成之前就出现了；最后，Felix Rachfahl针对“韦伯命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即使存在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这一精神的现实载体群体也应如Franz Brentano所述，资本主义精神的承载群体应为像Jacob Fugger式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力的大资本家。

马克斯·韦伯则认为Felix Rachfahl对“韦伯命题”的探讨无疑是闯入了一个他并不擅长的领域，马克斯·韦伯对Felix Rachfahl的部分观点给予了尖锐的反驳：首先，在马克斯·韦伯看来Felix Rachfahl没有对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作出明确的区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趋势则是劳动天职观影响下的资本理性化发展，而这种天职观的发展是由纯宗教动机所造成的结果。马克斯·韦伯在对天职观这一概念进行追本溯源的考察之后，认为若研究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关系还需将加尔文教及其他相关的禁欲主义教派作为研究的现实起点[2]210，故马克斯·韦伯认为Felix Rachfahl完全误解了现代加尔文主义职业观的宗教基础。其次，马克斯·韦伯认为Felix Rachfahl没有洞悉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性这一命题本质——因果多元论，《新教伦理》旨在考察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量的传播[2]211。最后，就Felix Rachfahl 有关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同样承担尘世劳动这一观点而言，马克斯·韦伯认为Felix Rachfahl根本不了解天主教与新教的教义本质差别，天主教在马克斯·韦伯有关宗教类型划分中，应当属于一种出世禁欲主义的宗教，而加尔文教等一些新教教派则属于入世禁欲主义的宗教。两种宗教对待尘世营利活动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在尘世从事营利活动时，经常认为自身处于一种违反教皇诫令的状况之中，他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只有在“特定事项”的原则下，才不会在告解室遭到盘问[6]302；后者却是借用这种虔诚的尘世经济活动，向上帝证明自身的宗教功德。

总之，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天职观不仅为禁欲主义新教教徒提供了一种获取上帝恩宠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典型的社会职业伦理模式，使得西欧在当时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甚或是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即理性行动所引导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由个体逐渐发展的群体职业伦理与社会发展间的关联究其根源也只能回归宗教事实并在具有禁欲主义特征的新教教派中才能找得到。除上述学者之外，仍有诸如Georg Simmel等不少同时代学者关注信仰行为与社会发展进程这一议题,同时对“韦伯命题”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学术助推作用。

二、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

上述对“韦伯命题”的生成分析，无不透露出马克斯·韦伯所独有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纵观其宗教社会学研究，马克斯·韦伯均在探寻宗教信仰行为对所处社会发展的隐性影响。笔者认为，对于“韦伯命题”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碎片式的讨论，更应将其置于马克斯·韦伯整体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当中。首先，就宗教社会学学科而言，自诞生至今已产生为数不少的研究范式，早期马克斯·韦伯所坚守的诠释学研究范式与Emile Durkheim所提出的“结构-功能”研究范式长时期作为宗教社会学的两大传统研究范式，致使后来者的研究不自觉地囿于二者的影响。其次，与Emile Durkheim不同的是，马克斯·韦伯并未给出有关宗教的明确定义以及宗教所承载的具体社会功能，相反，马克斯·韦伯在论述有关宗教起源之始便强调，宗教的本质不是研究关注的重点，对某一宗教群体的共同体行动类型的条件与社会效应才是研究旨趣所在[6]3。换言之，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在于研究承载文化意义的个体行为对所处社会产生的持久影响。马克斯·韦伯正是在此学术动机下将其对宗教的考察从早期的“韦伯命题”毫无悬念地延伸至对世界范围的各大宗教类型的比较研究中来。故本文认为仍有必要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进行梳理以窥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全景图式，主要从以下三方面作简要阐述。

(一)研究视角：行动意义-价值规范

德国传统解释学主张在研究过程中将自然科学与人的研究相分离，秉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主观意义，必须按照一种在自然科学中并不存在的对应方式进行“解释”“理解”，同时，该传统也强调历史、文化价值观等对人体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意义的，隐藏在这种意义背后的便是某种价值规范，而此种价值规范的终极根源便是宗教。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便追根溯源地从个体及群体的宗教信仰行为着手，研究由个体及群体行动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宗教意义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规范对该社会的发展路径的影响。总之，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范式的特殊表征在于价值规范导向下对宗教之社会意义的考察，且这种考察主要是通过一种类型比较的研究视角对由不同社会机制内价值规范导向的众多个体宗教信仰行为意义的研究。

(二)研究预设：个体宗教信仰行为与社会的互构发展

马克斯·韦伯将自己对宗教的考量放在了社会价值规范解释框架中，从而形成了马克斯·韦伯独有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情境：个体的宗教信仰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具有主观意义和主观价值的意向性行动，且此种行动具有他人指向性的目标，个体选择并委身于何种宗教信仰的行为将影响个体日常生活中所恪守的价值规范，反之，个体所处其中的社会便是价值规范的来源。换言之，这种由众多个体所产生的宗教信仰集体行为在型塑社会价值规范的同时，也受社会已存价值规范所限，这种存于个体与社会间微妙的互构关系，马克斯·韦伯虽未明言，但在其著作中无时不流露出个体宗教信仰行为所引发的现代社会重构的事实，或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亲和性命题的提出便是马克斯·韦伯对这一事实的佐证。

(三)研究方法：比较宗教研究

从学科研究的视角而论，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解释学的宗教研究范式不仅为早期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指明了研究方法，更为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从该视野出发，马克斯·韦伯有关宗教研究的主旨是在考证世界性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的基础上，尝试探求宗教信仰与信徒经济生活的关系、不同教徒与各自所处环境的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发展路径的影响等，从而得出信徒的宗教信仰行为何以得以作用并重构他们所处的社会。在此，换用Raymond Aron的两个问题来概说韦伯宗教社会学之比较研究的主旨：能否在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在世上崇尚苦行的类似情况(新教伦理即是这种苦行的例子)？能否在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地方找到用宗教观点对世界作出的解释(这种解释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可与新教伦理在西方得以表现的解释相比拟)[7]？

三、对我国现阶段“宗教-社会”互构发展的启示

韦伯宗教社会学视野下解释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也是宗教社会学学科的研究主旨，其从信徒宗教信仰的实践意义出发，考察了所处时代宗教信仰行为在转型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互构性影响。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此种互构影响在我国现实考察中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横向性的多宗教互动影响，另一种便是纵向性的宗教信仰与社会间建构影响。

社会是宗教赖以生存的“土壤”，故对于宗教研究，我们更需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作具体分析[8]。依马克斯·韦伯的思路，我们姑且将这种处于某一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宗教经长期的宗教价值规范而形成的一个宗教场域称之为宗教情境，那么对于转型期中国宗教情境下的宗教而言，把握其发展趋势已然成为一个无从回避的现实性宗教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不同社会机制所生发的宗教情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目前我国的宗教国情现状是宗教种类庞杂，世界宗教及其他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散布于各地区，致使我国长期出现多元宗教并存发展的现象。因此，为准确把握多宗教相处的发展趋势，我们首先有必要深入到具体的宗教情境当中去了解宗教实践者——信徒的现状。此外，韦伯范式的“宗教信仰-社会行为”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具体宗教情境下多元宗教间的适应与冲突、矛盾与融合等现状。在边疆地区，多元宗教与多民族交叉呈现，由此对当地社会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故而，我们亦可以认为韦伯宗教社会学范式下对多元宗教间的互动影响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由众多信徒的宗教信仰行为所建构的特殊社会价值规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此，我们以信徒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为例，信徒通过将宗教意义内在化，使之逐渐成为指导他们日常生活的意义根据，与此同时，这种外在化的宗教意义反过来也将通过日常生活来重塑信徒的宗教行为。换言之，这种宗教行为与社会日常生活的关联实则也是韦伯有关宗教行为与社会互构的微观体现。长期以来，我国从国家政治层面对于宗教的探讨往往存有严重分歧与激烈争议，致使宗教发展在社会中一直处于一种既边缘化又极其敏感的尴尬处境。马克斯·韦伯视野中的宗教研究范式则为考察宗教意义与社会间建构发展提供了一个蓝本。某种意义上，对宗教意义尤其是信徒宗教信仰实践意义的探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宗教的本真，更有益于从学科角度探讨宗教信仰在现今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价值与积极影响。

四、结语

围绕《新教伦理》所形成的“韦伯命题”究竟是一个学术的重大成就还是一个过度简单化的理论逻辑解释，很多学者至今仍持莫衷一是的态度。如Barrington Moore认为进行这样的相关性判断过于极端，因为有一些内在和外在的原因使人难以找到解决办法[1]15。

然而对于宗教社会学来讲，“韦伯命题”有关宗教信仰与社会行为的相关性研究，开拓了“宗教信仰-价值规范-社会变迁”的新思维，一跃成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传统经典范式，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依据。就我国宗教国情而言，了解某一具体宗教情境内个体的宗教信仰及其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从较宏观的视野中去把握此种由宗教信仰而形成的价值规范对所处社会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更能正确认识宗教的本质特征，从而使其在诸如社会服务、公益慈善等社会公共领域内发挥应有的积极的社会功能。

注释：

①所谓“韦伯命题”则是其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亲和性的论述。虽然国内外一些学者在此问题上仍存在争议，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论述到其坚持的不是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论点，即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某些影响的结果，甚或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乃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他希望阐释清楚的是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和在全世界量的传播，故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遵循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一种亲和性的这一观点。

②所谓规范性表征则是指在市场上可进行相对自由的货币-货物交换、经营活动与家政活动的分离、严格精确的资本簿记方法以及总体上对劳动和劳动场所的理性组织或系统组织等。

③在有关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区别这一议题上，Franz Brentano也是马克斯·韦伯批驳的对象。

④分别是“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1748年)、“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必要提示”(1736年)，其中箴言包括时间信誉观念、节俭积累观念、诚实谨慎观念和计划收支观念等劳动伦理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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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莉]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6)01-0056-06

作者简介：刘文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3&ZD077)；云南宗教治理与民族团结进步智库项目.

收稿日期：2015-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