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路径研究

易 波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89)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路径研究

易 波*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89)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逐步瓦解，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断，地区性金融危机频发，对国际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优化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为了确保自身金融安全，提高国际话语权，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地位亟待提升。中国应从实现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相协调的角度出发，在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前提下扩大国际金融治理的参与度，在建立完善的市场化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进程，从而在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过程中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

国际金融；治理权；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治理人才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金融危机频发而加剧了国际金融治理的迫切性，全球性的金融改革治理进入了加速推进的新时期。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仍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世界银行所制定的相关规范与条例，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机制进行主导，从而导致一些西方国家间接地获取了全球金融贸易的主动权与控制权。国际金融治理需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塑造新的国际金融秩序，通常会对世界金融经济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频发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两大变化使得国际社会对于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进行合理化和深度化改革的呼吁日益迫切。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对于确保自身经济安全有着迫切的需要，需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国际上对国际金融治理的文献源于国际合作的研究，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还是新现实主义理论都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有冲突也有合作，以合作为主流。其中霸权主义观点认为霸权国家为建立霸权体系，须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推行其经济制度和理念，而且在维护霸权地位时须通过与其它大国开展合作减轻履行国际义务的高成本消耗。[1]新自由主义者提出了相互依存论，认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建立起一种对对方行为模式的稳定预期，为他们提供一整套行为标准和双边或多边磋商机制，进而能够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大国际合作的机会。[2]对于金融来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宏观审慎政策应当对银行监管资本、流动性、抵押品安排等提出新要求，同时也对“影子银行”、信用评级机构监督、场外衍生产品都提出了监管要求以及统一国际会计准则。[3]“中心—外围”模式下英国治理机制和美国治理机制，导致出现了当前权力失衡、秩序混乱和调节失效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困境。[4]宋国友[5]认为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但由于受内外各因素的制约，新兴经济体目前未能成功地通过全球金融治理这一途径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正当经济利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G20被提升为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最主要的制度平台。[6]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提高国际话语权，参与构筑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保护自身金融安全的同时寻求更好的发展。

二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现状

(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内中国没有话语权

国际金融话语权是国际地位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公开或非公开场合的国际公共政策和政治自由的表达，有参与制定和修订国际金融的规则，影响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定价的权利，并且能在与其它主权国家的博弈中施加政治以及经济影响，以使本国金融利益最大化的综合能力。 虽然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第一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在世界上处于第一位，但国际金融话语权仍然是非常有限，国际市场定价权稍弱，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影响力较小，应对西方某些国家针对我国的不利言论的手段与措施较少。一方面，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缺乏定价权。(1)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大环境中缺乏话语权。美国通过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方式控制了我国信用评级市场部分的份额。随着中国市场被外国评级机构慢慢渗透，已经逐渐显露出对中国的金融资本和定价的控制的现象。这使得我国很难实现自身金融话语权的取得，造成大量的国有资本流失。(2)缺乏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利。在当前情况下，我国已逐渐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大型产品承包商，但我国在全球贸易与产品定价中所具备的话语权较弱，进而导致我国大多数企业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在宏观层面上，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国内商品价格指数显著上升，国际贸易状况持续恶化，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国缺乏人民币标价权。由于我国大量的对外经济交易都只能使用美元或其他储备货币，这使得进出口企业必须承担美元或其他货币的汇率波动的风险，这也使得中国的3万多亿外汇储备中70%的美元储备很可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大幅缩水。

(二)中国参与制定金融治理规则的能力不足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话语权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定规则的能力不足，表现在经济实力转为治理能力的时滞性和金融治理人才的缺乏等。一方面，经济实力的增强作用在参与制定国际金融治理规则时有一定的时滞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总体经济规模不断提升，目前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对于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制定掌握的国际金融规则，中国一直处于熟悉和了解的过程之中。如果中国希望凭借经济实力来参与制定规则，就会受到现有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对现有金融治理规则的异议都会认为是一种挑战，原有的规则制定者就会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中国还缺乏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人才。虽然中国在金融发展的实践当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相对于国内尚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更加迅速，面临的挑战更多，“中国经验”尚不足以应对国际金融问题。近年也有部分中国金融人才加入到国际金融治理的相关组织和机构中，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但是整体比例较低，改变金融治理规则的能力有限。

三、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动因

(一)全球货币体系的改进与发展

随着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的到来，尽管一定程度地削弱了作为主导货币的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和实力，但其仍然承担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和交换的主要作用，然而，在全球范围内，针对货币机制进行不断改革与完善的呼声仍然十分高涨，大多数来自学术界与金融界的人士纷纷发表对基础货币机制的见解与争论，这些争论的重点在于如何正确地选择基础货币机制，从而使其成为全球性的货币储备。在具体进展中，金融危机频发使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已经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但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国际货币体系基本稳定，作为全球范围内最为重要的储备货币种类，美元所具备的货币平衡与交换的地位坚不可摧，然而，人民币、欧元、英镑等新生力量所具备的潜质，以及其不断发展的趋势，也已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美元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所具备的核心地位日益动摇，与此同时，其他多种具备较大潜力的货币日益抬头，从而导致全球货币市场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运作机制也将向民主、科学、规范、普惠的方向扩展，由此一来，导致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日益趋于公正与公平，进而能够更好地确保全球经济体系的和谐发展，尽可能地符合更多国家的切实利益。

(二)国际金融联合监管机制亟待构建

由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体系与相关的监督及管理机制对于金融资产的监管力度较为匮乏，对于相关领域的控制与限定力度较差，从而导致国际金融资产的发展呈现出了混乱的状态，继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延滞了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金融全球化的监管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可分割。金融全球化沿着金融服务国际化、金融工具创新化、金融监管自由化、金融市场全球化的道路不断向前推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放松或部分解除的官方金融监管的现象，即实施金融自由化，引发了大规模自由化的国际金融监管。金融自由化使得国际金融机构之间活动范围增大和沟通障碍减少，同时新的工具和新的市场创造使金融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金融业空前激烈的竞争态势，加速了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进程。金融市场全球化意味着规则和障碍的减少，从而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加快全球金融市场发展，但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加。

如果放任资本自由流动，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会极大提高。从维护国际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合理改革，对货币体系进行改进与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新的金融货币监督与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进而规范国际间资本的流通，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完善且可靠的金融体系，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高瞻远瞩，立足于更加长远的利益，不断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督与管理力度，是其发展的重中之重，国际金融联合监管机制亟待构建。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转型

现有的货币规则的制定和话语权被几个主要西方国家控制和掌握，大多数权利被集中在少数成员国之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缺乏发言权和代表权，无法保护自身利益，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的普惠与保障。因此，更新和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OECD、APEC等国际货币和金融机构的转型，发挥其能动性，使它们维护区域和全球金融秩序稳定，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预警的作用得到发展，这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也将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和有序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示范效应。

(四)适应我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要求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中国要站在对外开放与自身改革良性互动的角度，根据自身需要，在审慎控制风险的背景下扩大开放金融业；在建立良好的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的前提下推动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在对内进行改革发展统筹的同时进一步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发展，在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领域主动提出问题，主动表明态度，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路线，积极参与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有利的国际新规则的制定。在对外经济战略上，中国已经提出“一带一路”的宏观规划，为了适应国内不断发展的需求，为了尽量规避政治和经济金融风险，提升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话语权与实现力，中国需要积极制定更为完善的对外经济战略，更为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

四、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具体路径

中国作为国际新兴市场的重要成员之一，需要加大自身对国际金融治理的参与力度，同时要积极为自身的利益争取国际话语权，还需要推动制度平等开放的合作模式的建立，互惠互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及积极发展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合作。从长远来看，国际金融治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为了自身经济安全与金融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仍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

(一)积极参与现有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并构建新的金融组织

在当前情况下，国际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由少数西方国家所垄断，主要权利集中在少数成员国手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缺乏发言权和代表权，无法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继而导致难以切实地对经济利益提供有效的保障。不断地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有效地确保其在维护经济稳定与金融秩序等层面的作用，提升相关金融机构对风险的预防与控制。

对于现有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和创新的重点在于 ：(1)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其他组织的变革，增强其创新决策和协调能力，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能够具备特定的开放性、效率和透明度。(2)促进和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的转变。对现在正在运行的基本规则进行创新，特别是股份的比例，应对人员和组织上的安排作出适应，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拟定权和投票权等，以改变一些西方国家长期的决策和投票程序的垄断。(3)促进国际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作用逐步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提升自己在IMF中的话语权；要鼓励会员国推动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透明化，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台新的政策指导方针，带动多方力量，推动双边和多边监督，加强金融稳健；通过落实和实施新的国际标准，支持国家金融部门的结构改革；推动私营部门积极发展，扩大市场层次，限制道德风险，加强市场规则和秩序，以促进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

(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

参与国际金融管理，需要在良好的环境下构筑科学合理的国际金融联合监管机制，并规范化运营，从而促进稳定健全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在公正、公平、公开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信息的透明化，尽可能地降低因为信息不对称所出现的恶意使用信息的行为。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有关的政府机构及部门应当适时地公开有关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管理等信息，并针对这些信息给出实时的回应，从而形成一种切实的金融风险预防与控制管理体系，快速地适应市场情况并及时指导转变其相关的金融与货币政策。(2) 不断提升对于各种流动性资本的管理能力，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在大力发展自有金融体系的同时，还应当不断加大对金融投资的控制力度，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的过程中，倘若其流动环节过于自由，未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极易导致流动性资产波动，进而引发危机，因此，应当对国际金融流动的各个环节展开严密的监控，利用更加完善的渠道与相应的管理措施，对相应资本进行有效地管理，从而尽可能地阻止相关资本的恶性蔓延。(3)构建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综合性管理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规模国际资本流动的现象日益明显，为了国际金融安全与平稳发展，在全球资本的范畴中，应当建立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其监控力度，从而构建相关金融产品、金融资产的管理体系；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强对相关金融产品的跨国、跨领域合作的监督与管理，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规范市场，增加市场的透明度，避免金融危机和风险。

(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

在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前提下，我国人民币的汇率机制存在的最大限制是缺乏灵活性，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并损害中国未来的金融安全设置的稳定性，也会导致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不健全。因此，健全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首先应不断地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提升相关汇率的变动幅度，进而使得市场中的机构与企业能够按照相应的信息更加灵活地给出回应，从而使上述汇率变动状况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产品与资源的供求关系。其次，适当地提升商业银行对市场交易所进行的限制程度，以提高其仓位限制的灵活性，这样一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相关机制与体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再次，逐渐降低政府及相关部门针对企业外汇的限定程度，增加本国企业对国外市场的参与度，让一些企业或集团的成为外汇市场中的实际参与者，充分发挥相关企业所具备的外汇运作能力，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最后，央行应增强对人民币汇率的监控和管理，积极运用汇率政策、外汇管理政策和利率政策，发挥协调作用。

我国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与区域化发展，逐渐形成全球范围内对人民币的接受与认可，进而有效地实行其在货币价值、货币交换与货币计价等相关领域所应有的作用。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1)中国需要大力改善国内的金融市场环境，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从而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以及在地区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强大的保障。除此之外，在我国不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其所具备的成效已日益突出，在此基础上，我国的金融体系与货币机制越来越和谐稳定，这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应该注意的是，首先，即便我国的相关机制与体系已有了一定的完善，然而，其整体的发展进程仍旧较为缓慢，在当前情况下，我国整体的金融机制与环境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中国银行体系建设不健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普遍情况仍不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相应的金融监管也因为存在内外复杂情况难以准确确定、分析和解决问题。其次，我国金融机构自身运作发展水平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缺乏知名度较高的商业银行或者其他大型的金融机构，缺乏金融相关的话语权，从而不能合理有效地为国际货币的流通提供所需要的基本载体。最后，中国国内金融创新和产品类别数量有限，比国际通用标准要小得多，比如市场交易的人民币期货和期权尚未正式运行，因此利率的变动和汇率的调整预期等缺乏市场调试的流程，缺乏范本与熟练度。所以，中国需要加大自身金融部门改革开放，在短时间内建立符国际标准的完善的金融体系，使其能够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变革与创新，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一个恰当的环境。(2)逐渐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兑换程度与能力。这也是不断提升人民币在国际与地区范围内影响力的必要条件。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的金融机制发展不够完善，相关领域的经验十分匮乏，从而导致其对风险的预防与应对能力较差，这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自由兑换。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提升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程度，应当注重以下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在海外投资层面中，我国应当不断提升对于国内的企业以及机构向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程度，不断对国内的金融资本提供有效的引导，从而鼓励更多的机构、企业、单位向国际发展。其次，在金融投资、证券等业务中，需要放宽境外投资个人与组织对中国股票的各种限定条件，有效地吸引国际资产参与到我国的市场竞争当中，与此同时，对这些国际市场在国内的投资行为进行有效的指导，逐步放宽外国机构的资格和信誉要求，试点发行存托凭证，并进行人民币债券发行业务。从而适度和有序地开放中国国内证券市场并使其取得更加稳定的发展。

(四)培养高质量的国际金融治理人才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的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上所说， 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应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特别是对于金融等全球经济治理来说，更加需要懂晓国际金融规则、熟悉金融运行、精通国际谈判、熟练应用外语的复合型人才，由于中国以前更加注重国内事务，对国际规则了解得不够透彻，人才培养也不充足。因此，需要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储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国际金融治理人才来源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从金融组织包括政府机构、银行等选拔现有的专业人才，为其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二是善借外力，从高校、智库等民间机构以及国际组织选聘合适的人才。第三是高校专业课程体系改革，设置相关专业。

[1] CHARLES P．KINDLEBERGER．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J]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87，76 ( 1 ) ．

[2] RICHARD COOPER.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M]. New York:Mc Graw Hill，1968．

[3] 叶青，韩立岩.金融危机传染渠道与机制研究——以次贷危机为例[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10):21-32.

[4] 高杰英，王婉婷.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变革及中国的选择[J].经济学家，2016(8):65-71.

[5] 宋国友.全球量化宽松、新兴经济体与国际金融治理[J].国际观察，2012(2):73-39.

[6] 崔志楠，邢悦.从“G 7时代”到“G 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134-159.

[责任编辑：唐少奕]

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互联网金融监管创新研究”(3213056406)。

易波，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互联网金融监管等问题。

F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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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924(2016)12-126-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