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基理论框架下戴维森自然语言意义理论探析

李高新

(吉首大学　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塔斯基理论框架下戴维森自然语言意义理论探析

李高新

(吉首大学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戴维森试图以针对形式化语言提出的塔斯基真理论为基础，提出针对自然语言意义的语义理论，利用逻辑规则、语义规则和递归手段等阐释和推导意义。他认为语义学理论应能判定每个有意义的词语字符串的意义，捕获意义本质需要真值条件的有限声明。尽管戴维森意义理论具有上述优点，对自然语言语义理解和解释起到巨大贡献，但是戴维森理论只是对部分语言提出解释，并没有对整个语言运作提出一种解释，而且无法解决指代对象依赖于上下文的表达式，无法解决语句真值不取决于构成其的小句成分的真值。

关键词：戴维森；意义理论；真理论；真值条件；塔斯基理论

一、戴维森意义理论背景

哲学文献翻译中，对英语中的“truth”和德语中的“Wahrheit”具有多种译法，最常见的两种译法分别为“真理”和“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truth table”[1]在汉语中被译为真值表，此外“truth”一词在布尔代数、布尔函数和命题演算中被译为“真”。从分析哲学和逻辑哲学角度来看，“truth”翻译为“真”一词也比较恰当，这是因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借助逻辑手段研究世界和语言的深层结构。王路也主张把用来探讨弗雷格、罗素和塔斯基等哲学家的思想的“truth”一词翻译为“真”，这样做可以消除误解，产生新的认识[2]。因此，本文采取“真”这一翻译术语。阿尔弗雷德·塔斯基(Tarski Alfred)在《形式化语言中的真这一概念》一文中把对真的定义限制在有限的形式语言，“借助某种给定语言构建的真之定义应在实质上适当和形式上正确”，而不是全面分析“真”这一术语的意义[3]。塔斯基理论借助一种语言的构成部分的指称性质和体现它们的逻辑结构来解释各个句子的真[4]。唐纳德·戴维森(Davidson Donald)试图以针对形式化语言提出的塔斯基真理论为基础，提出针对自然语言意义的语义理论，利用真值、语义规则和递归手段等阐释和推导意义[5]40-50。他认为塔斯基的理论包含有限条件下的真理论和无限条件下的意义理论两方面，试图把塔斯基“T模式推广到自然语”[6]。

自弗雷格(Frege Gottlob)以来的20世纪语言哲学历史中，有关意义的理论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认为意义和真紧密相关，“真”这一概念是意义理论概念的核心；另一派主张意义在本质上具有组合性和建构性，换言之，语句意义源于构成此语句的基本成分单元的意义，这些语句基本单元可借助一定逻辑规则(如合取、析取、取非和蕴含等逻辑手段)和语义规则组合成复杂语句成分的意义。语言哲学之父弗雷格的意义理论由涵义理论和所指理论两部分构成，关于所指的理论是其关于涵义理论的基础[7]。弗雷格讨论意义和指代时，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句子成分指代，指代就是决定句子真值的部分，进一步来说，意义是“通向指代之路”[8]。因此，需要在指代概念下来理解意义，他认为语句指代即语句真值；意义通过指代给真值赋予意义。很明显，语句是否为真取决于其表达意义，语句意义即其真条件。上述两派观点可归纳如下：意义可通过组合方式生成，意义真假值取决于其组合表达式的真假。

很明显，了解语句真值条件就是了解语句意义。给语句赋予意义通常有如下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是提及(mention)同所给语句具有同样意义的语句；第二种方法是使用(use)语句陈述所提及语句的意义，这样无须知道表达命题的语言就可以知道所表达命题意义。例如，“‘Snow is white’ means that snow is white.”这一英文语句的中文意思是“‘雪是白色的’意味着雪是白色的”。此句类似塔斯基的T语句，左半部提及语句，右半部使用语句。上述语句中的“意味着”可替换为“当且仅当”，可以看出意义和真相互关联。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可得到语法形式良好的语句并且可以使用塔斯基的使用和提及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知道语句意义就是知道语句为真的条件，至少知道语句意义等同于知道有关意义的事情。

戴维森认为意义和真值条件密切相关，意义理论围绕真这一概念展开。二者都同规定涵义(sense)的指称有关，如抓不住语句真值条件，就无法知其意义。真值条件理论就是意义理论，或很接近意义的理论。戴维森的另外一个观点是语言具有组合性。作为语言的基本元素的词语按照一定短语的句法规则组合形成短语，这些短语然后进一步组合形成语句。语句是由众多语言成分构成组合体；此外，这些语言部件可以在其他语句中反复出现。同语句形式组合相类似，语句意义衍生于组成语句的基本元素的意义。

总而言之，从组合的角度说，语句真值条件取决于组成此语句的词语，意义组合性即为真值条件组合性；语句意义是其真值条件，意义组合性是真值条件的组合性；因此，如果有真值条件组合理论，就会存在意义组合理论。

二、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应用价值

戴维森认为意义理论应能够对每一个有意义表达式赋予意义[5]7-13。有关意义理论的观点纷繁各异，有的认为意义是心智镜像，有的认为意义是行为倾向，有的认为意义是社会习惯，还有人认为意义是某种意向。这些意义理论根本没有假定意义理论必须指定所有有意义表达式的意义，只是继续在抽象的理论高度探讨。戴维森认为语义学理论应像乔姆斯基提出的普遍语法一样，具有包含整个语言并且给出每一个语言表达式的语义规则，对任意词语字符串，句法理论能够判定所给字符串是否具有意义；戴维森认为语义学理论应能判定每个有意义的词语字符串的意义。乔姆斯基认为句法理论是一种规定(有限地和递归地)某一语言词语字符串符合语法的理论，并且提供了判定字符串是否符合语法和形式良好的一套规则[9]。这种理论具备充足性，当且仅当规则能正确判定何种词语字符串符合语法。可以看出，戴维森的语义学理论受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影响很大。

戴维森认为可以通过翻译手册来规定意义，这样就可以对每一个有意义表达式规定意义。例如，可以把英语的每个单词和语句翻译成其他语言，通过这样的方式指定英语语言的意义。例如，可以把英语单词“white”翻译成德语单词“weiss”，这样就可以知道“white”意思是“weiss”。在此语言内部进行转换找出对应的近义词，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这些翻译手册在形式上都一样：都具有一对加引号的语言表达式，表达式通过“means”或“means the same as ”等关系词或关系短语连接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设计一种具有组合性的翻译手册。但是由于存在无限多语句，通过这种方式对每一个语句都提供对应翻译的做法不可行。这就需要制定一套具有有限数量的规则，按照这些规则即可把一种语言语句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语句。虽然戴维森认为好的意义理论不应该具有翻译手册的形式，不过这是一种可以给出每个有意义表达式意义的明显方法。

戴维森有关意义规定恰当形式的首要观点是规定意义形式必须是基于结构、明确陈述并且能生成无限多输出的形式[10]。像英语和汉语这样的自然语言包含无限多语句，因此意义理论必须能对所有无限语句规定意义，不能逐句规定意义，否则的话就会有无限多规则。在此种情况下，最理想的办法是具备有限数量公理，这些有限数量公理又可以推导出无限多推论，这样意义理论就可以递归运作[5]34-60。戴维森认为意义理论必须具有这种递归性部分，这也是他认为塔斯基的理论适合进行自然语言意义处理的一个主要原因。

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具有可学习性，所以理论必须是有限的；儿童可以学习并掌握含有无限多语句的语言，儿童对语言中无限语句的掌握和理解必须是基于有限数量的语义原则[5]22-64。可习得的语言必须是基于有限规则的，因此语言是以管辖无限多可能语句的可重复性规则为基础。人们任何时刻都有可能听到以前从未听到过的语句，并且还可以马上理解此语句。把意义当作一个整体学习就无法习得语句意义。人们理解陌生语句的方法通常是把语句分解成他们对应的词语。一旦理解组合这些词语的规则，然后以此为基础就可以明白语句意义，语言理解是一种组合运算。语言要具有可学习性并且能在有限大脑中表征，那么语言本身必须具有有限多数量的基本语义结构，并且这些结构具有无限生成能力。任何意义理论必须揭示语义生成结构；如达不到这些要求，就会把每一个语句当作语义基本元，这样的语义理论就不具备充足性，因为它们无法表征自然语言语义的关键特征，因此也就无法表征语言理解。

从这一角度来说，意义必须具有组合性，语言须具有可学习性，这就需要有限语义学。此外，意义同真值条件紧密相联。捕获意义本质需要真值条件的有限声明。戴维森认为这些是任何意义理论都需要尊重的普遍事实。他认为塔斯基的真值理论满足这些条件，而且包含所提出的有关意义的普遍特征。塔斯基意义理论具有有限性、结构性和递归性，可以把意义(如真值条件)赋给语句，能进行无限多语义赋值。

戴维森把上述观点总结如下：

我们想从(语义理论)中得到何种属性？一种可接受的理论应当，正如我们所讲，通过分析语句解释每一个语句意义(或真值条件)，此种分析需要把语句分析为从有限词库中抽取的词语元素以真值相关的方式构成。第二个要求是此理论能提供一种可以给任意语句赋予意义的方法。的方法。(通过满足这两个条件，此理论就能展示其所描绘的语句具有可学习性(learnable)和可解读性(scrutable)。第三个条件是对此理论蕴含的所有个体语句的真值条件的声明应通过某种精确的方式采用同其所声明的真值条件的语句相同的概念。[5]56

三、对戴维森意义理论的评价

意义理论应向语句赋予真值条件，言者对语句理解在于其明白何为真值条件，这一理论观点始终贯穿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发展全过程。知道意义就等同于知道真值条件，但是戴维森理论并没有给出知道真值条件本身又涉及到什么的答案。

对戴维森理论评价的第一个方面是其理论对真值条件的阐释还不够充分。理解语句需知道语句的真值条件，意义的知识即真值条件的知识。真值条件是意义的充分条件，因为不知道语句真值条件就无法知道其语句意义，但真值条件是否是意义的必要条件尚需要进一步探讨，也就是说，语句真值条件是否构成语句意义的充要条件。从哲学语义学的角度来说，戴维森认为不需再在更深层次上探究语言理解以达到一种可接受的意义理论，因为已经达到了目标，也就是达到了系统的规定意义，并展示了人们对任意语句的理解是如何从有限数量的意义规则中推导出来的方式。从塔斯基理论的观点来说，这具有严谨的形式逻辑保证，无需思考言者理解语句的内心想法。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言者理解语句时，需掌握使语句为真的可能事态[11]。要理解“Snow is black”(雪是黑色的)，需要掌握使此句为真的事态。那仅是可能事态，而不是实际事态。通过想象理解可能，掌握住“Snow is black”时，就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态。因此在理解“雪是黑色的”这句时，一种做法就是在想象中构造一种雪为黑色的事态，这样就可能形成黑色雪的心理意像。想象雪为黑色的事态而不是其他的事态，这一事实正是对语句意义掌握之处。倘若想象雪是蓝色的事态，那就不具有同“雪是黑色的”语句对应的事态，就会对语句产生误解。维特根斯坦对真值条件知识的阐释超越戴维森的最佳解释，相当于塔斯基理论和模态想象的结合；言者需利用其模态想象才可以理解意义，这种解释要明显优于戴维森的最简意义理论，尝试阐明真值条件理解在心理上涉及到何种内容。

对戴维森理论评价的第二个方面是其所依据的塔斯基理论(Tarski’s theory)具有不足之处。塔斯基名称公理(axiom for names)为指定公理(designation axioms)，只是把指称赋予给名称。含有名称的语句真值只取决于名称指代的内容真假。如仅定义真，只要保留所指(denotation)，此外，使用何种名称都不是特别重要。如果“晨星是行星(Hesperus is a planet)”为真，那么“暮星是行星(Phosphorus is a planet)”亦为真。上述两句真值条件相同，指代决定真值条件。这种陈述语句为真的真值条件，是指某一对象，即行星金星。但是依据弗雷格的观点，这两个名称并不具有完全相同意义，进一步来说，这两句表达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弗雷格引入涵义(sense)这一术语的原因。弗雷格从语言出发，通过语句、专有名词和概念词探讨所表达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揭示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明显区别[7]。真值条件的身份并不构成近义的充分条件。指称真值条件并不意味着涵义。捕获语句全部意义仅仅依靠对名称的指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类似涵义的意义实体。但是塔斯基的语义工具无法规定涵义；从此角度来说，塔斯基的意义理论存在不足之处。

对戴维森理论的第三个评价是其理论未能解释词语如何具有语义属性。戴维森理论中的公理是针对有关“‘晨星’指称晨星”等类似事情，但是其理论并未阐明像“晨星”这样的词语如何获得指称。“谓词”和“满足(satisfaction)”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公理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东西给予符号标记和语音相对应的语义特征，何种东西构成指称。许多语句哲学家认为把他们单单当作基本元接受还不够，需要进一步解释像外延这样的关系；换言之，一种令人满意的语义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外延。但是外延在戴维森的理论中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为了对塔斯基式的语义学进一步补充，至少需要提出具有解释力的外延理论，因为戴维森理论本身不能够完全解释自然语言中的意义。

对戴维森的第四种评价是戴维森对语句逻辑形式和个体词分析做出明确区分。他的直观看法是在赋予逻辑形式时不会把词语进一步分解，但是在词汇分析时会这样做。他对分析基本谓词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不过他赞成逻辑形式赋予。按照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可以把“the”这一词进一步分解成一种符合量词构成的合取[12]。这当然要选一个一元词，把其意义分解成更基本的独立成分。这种分析未能充分区分“单身汉”和“未结婚的男性”的区别。类似，戴维森有关副词的理论把含有副词的语句解析为对具有事件谓词的事件的量化。此处的逻辑形式明显不同于语句表层句法，通过释义可发现副词的隐藏语义复杂性。通常对“可能”这样的模态副词的分析方法是把“可能”理解为“存在一种可能的世界”。这样，模态副词就可以同相关的存在量词联系起来。这看起来像是概念分析，实际也是逻辑形式特征分析。“可能p”的逻辑形式同“存在世界w满足p在w中”，但这也同时是对“可能”一词的概念分析。逻辑形式同词汇分析二者之间没有明确区分，所谓的明确区分经不起仔细分析，然而戴维森在逻辑形式赋予时排除了词汇分析。

对意义理论的不同看法是由于人们对真的解释不同。戴维森的意义理论是基于塔斯基T语句提出的一种阐释语言的真之理论。塔斯基利用形式逻辑来定义真的方式为如何把真值条件赋给自然语言语句提供了一种模型[13]9-116，其理论表明语句意义是如何取决于构成语句的词语，展现了真值条件如何衍生于句子结构。但是同其他意义理论不同的是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并没有把意义看成抽象存在实体，而是把意义问题归结为真值条件。在塔斯基理论基础上，戴维森尝试清晰表达出意义理论应实现的条件，明确意义理论目标，并且给出判定某种理论是否是一种好理论的一套评价标准。塔斯基真理论是针对形式语言，戴维森对此理论进行改造使其适用于自然语言意义，这就必然对真定义有所限制，这样争论就集中在对真理论的限制条件上。

达米特认为戴维森理论只是对部分语言提出解释，并没有对整个语言运作提出一种解释[4]，这些语句关系到戴维森意义理论是否可以解释自然语言中任何语句；此外，同其理论相左的的观点还包括其语义理论无法解决指代对象依赖于上下文的表达式(例如代词)[13]118-119，无法解决语句真值不取决于构成其的小句成分的真值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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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AVIDSON DONALD.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M]. Cambridge，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6]陈晓平.戴维森从塔斯基那里继承了什么？——戴维森与塔斯基的“真”理论之比较[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3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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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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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LYCAN WILLIAM.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责任编辑：刘应竹)

收稿日期：2016-05-26；

修订日期：2016-06-30

作者简介：李高新(1979— ) ，男， 江苏徐州人，吉首大学国际交流与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6)07-0069-04

A Survey of Davidson’s Theory of Meaning：From Perspective of Tarski’s Theory

LI Gaoxi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English Education，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Donald Davidson’s purpose is to put up with a theory of meaning for natural languages based on Tarski’s theory of truth for formalized language. His theory demonstrates how a sentence’s meaning depends on the words that form the sentence， how the meaning of a sentence can be derived from its constituents with the help of logical rules， semantic rules and recursion. Finally， a summary is made of the criticisms on Davidson’s theory of semantics. His theory can’t explain every linguistic expression of natural language， be unable to solve the reference which depends on the context， and fail to identify the truth value of the sentence whose value is independent of the truth values of its constituent clauses.

Key words：Davidson； Theory of meaning； Theory of truth； Conditions of truth； Tarski’s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