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精神的正能量及其意义

〔澳〕张钊贻

(昆士兰大学 亚洲语言及研究系，昆士兰 布里斯班 )



鲁迅思想精神的正能量及其意义

〔澳〕张钊贻

(昆士兰大学 亚洲语言及研究系，昆士兰 布里斯班 )

摘要：鲁迅是个批判性的思想家，但所谓“不破不立”，“破”和“立”是互相依存的，鲁迅不可能只是批判，只是“破”，必然有所肯定，必然有“立”。可惜，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批判的方面讨论得更多，加上政治实用主义的选择性宣扬，鲁迅成了一个批判家，而原来深刻的批判，由于片面宣传过度，在“文革”之后，似乎成了鲁迅的“负资产”，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负面的形象。论文通过分析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揭示鲁迅在这两方面的正面的看法，以及鲁迅思想和精神对现实仍能够释放出的正能量。

关键词：鲁迅；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国民性

绪　言

这个题目，是已故中山大学教授邓国伟老师跟笔者最后一次闲谈中引发的。相对几位广东的鲁迅研究专家，我跟邓老师认识比较晚，主要是策划出版已故李伟江老师《鲁迅粤港史实考述》遗稿时接触比较多。他是我老师辈的学者，但对我却像是同事平辈，平易近人，无话不直言，有事不避谈。某晚，内子与我逛中山大学附近的超市，正好碰上邓老师和老伴也在购物。忘了是什么话题引起，邓老师不无感慨地说，以前热衷研究鲁迅，觉得直接与社会有关，很有意思，现在写鲁迅的文章，感觉已经跟现实没有什么联系了。我当时只能惨然一笑，无法回应。我明白他的慨叹，却不能完全有同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鲁迅研究跟现实保持距离，应该是件好事。但大多数鲁迅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恐怕还是摆脱不了儒家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人文传统，何况研究的对象是鲁迅？所以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恐怕都在希望自己的鲁迅研究能够和现实挂上钩。他的慨叹令我反复思考，本文就是这些思考的结果之一。

鲁迅是个批判性的思想家，可惜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批判性的方面强调得过多，加上政治实用主义的选择性宣扬，鲁迅成了一个纯粹的批判家，而原来深刻的批判，也由于片面过度的宣传，似乎已变成了鲁迅的“负资产”，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负面的印象。这可能是鲁迅逐渐受当代人冷落的原因之一。但所谓“不破不立”，“破”和“立”是互相依存的，即使是个批判性的思想家，鲁迅也不可能只是批判，只是“破”，必然有所肯定，必然有“立”。本文即试图从文化传统承传的问题，以及中国国民性改造的问题等两个方面，揭示“立”的鲁迅，建设性的鲁迅，亦即鲁迅思想精神的正能量。笔者认为，这些正能量，也是“未完成”的鲁迅遗产，对我们现在仍有价值和意义。

一

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尤其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将当时的传统文化概括为“礼教吃人”，影响很大。后来在“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中，鲁迅被抬了出来为现实服务，在彻底反封建的标签下，成了彻底反传统的代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期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介绍到中国，从文化的角度探讨鲁迅的思想，引起研究者的很大兴趣，但他认为鲁迅是“全盘西化”论者的结论，却未得研究者认同，因为这个结论不符合鲁迅著作全面的归纳和解读。对此，鲁迅研究者也出版过一些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专著。但这些努力似乎对于扭转一般读者对鲁迅彻底反传统的负面印象，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里面的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我们没有说清楚过去批判的鲁迅与现在承传传统的鲁迅之间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鲁迅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大概已是研究者的共识，但他对传统文化做过的历史分析，却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

最明显的例子，莫如他的《看镜有感》(1925)：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人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孱王及孱奴的宝贝。*鲁迅：《坟·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97-198页。

就文化态度上，鲁迅显然认为有汉、唐和两宋这两个传统。鲁迅并没有把文化传统看成一成不变，而是对它作了历史分析，并且赞扬了正面的文化传统，而这个传统显然在当时还有现实意义，还会为现实放出正能量。不过，鲁迅的确没有将精力放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正能量。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呢？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也跟他历史地看问题有关。笔者在探讨鲁迅对孔子及儒家得复杂态度时，曾做过分析，此处引用一下一个比较少人注意的例子：《〈二十四孝图〉》(1926)。*张钊贻：《打倒“孔家店”的“摩登圣人”——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复杂态度》，《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4卷第1期，第32-39页。

鲁迅对《二十四孝图》这本元代编成的宣扬传统孝道的小册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不过它对里面的故事，还是有具体分析，并没有全盘否定。例如，他认为其中“子路负米”、“黄香扇枕”等例子，是可以勉力而行的：

“陆绩怀桔”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

鲁迅虽然语带调侃，但他显然认为中国传统宣扬的孝行，原来是出自自然人性，出自真情，并能体现在日常正常生活行为当中的，并非什么不近人情或超自然的神力。换言之，中国传统的孝本来没有什么不好或不对。然而，这本“孝子的教科书”里面的另外几个故事“哭竹生笋”、“卧冰求鲤”、“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则不一样。

鲁迅基于科学和现实生活的常识，根本上否定了“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这两个“孝感动天”的故事。尽管《二十四孝图》要宣扬“孝”，但由于这两个事例脱离现实与科学，根本行不通，其教育效果也只能是“瞒”和“骗”，只会教人虚伪。对于“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鲁迅对其中的虚伪的批判显得更加严厉。在鲁迅看来，老莱子是装佯造假，是诈伪。值得强调的是，故事本非如此：

然而在较古的书上一查，却还不至于如此虚伪。师觉授《孝子传》云，“老莱子……常衣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

出于同样的心态，邓伯道弃子救侄，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追不上来。这种“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而“古人”与“后之君子”的对比，真情与“伪”的对比，透露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且不说“郭巨埋儿”违反人性和常理，其实连《孝经》“教民亲爱，莫善于孝”的原则也违背，鲁迅就以自己年幼时读了这个故事的感受，道出传统“孝”的教育的失败：

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境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这样的“孝”的教育不单失败，而且还“教坏了后人”。由于这些故事“以不情为伦纪”，其实是些无法实行的道德模范，然而这些无法实行的道德模范，却必须在口头和笔端上加以赞颂和推广，其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虚伪。

当鲁迅尖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很多读者似乎只看到那些犀利的批判锋芒，而忽略了鲁迅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那些把文化传统扭曲成“以不情为伦纪”的诈伪行为的 “后之君子”。原来是出自自然真情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得到的孝行，变成扭曲人性或人们根本做不到的道德要求。中国传统文化原来正面的东西，已经被那些自称继承传统的“后之君子”糟蹋成负面的东西。不先清理这些遭歪曲糟蹋的所谓传统，就不可能恢复弘扬里面的正能量。鲁迅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否定的否定”。当然，这里并非要说，鲁迅要原封不动地恢复汉、唐盛世，或恢复未被扭曲的传统。这是不可能的。而且鲁迅到底是现代的中国人，面对的是中国人在现代世界并面临亡国危机之际，如何求存和发展的问题。鲁迅必然会思考到中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或“创造性转化”，必然会考虑到吸收现代西方之所长，这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有清楚的论述。可惜鲁迅要从古代“拿来”什么，我们好像还没有研究得很清楚。我们应该可以说，鲁迅尽管无情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批判，正是因为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能量，正是要恢复和弘扬其中的正能量。可惜过去我们多谈他的批判，而他肯定的、主张要发扬的地方，都被有意和无意地忽略了。这被忽略的方面其实还有现实意义。

二

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国民性”主要是个心理和文化的问题，这个从日文借来的词语，源自德国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其实带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参考 Hamilton Fyee, The Illus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London: Watts & Co. (Revised and Abridged, 1946); Don Martindale, “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 Charact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7, pp. 30-34. Fyee 把“国民性”概念的根源追溯到《圣经·旧约》“上帝的选民”，并指出希腊、罗马时代乃至中世纪欧洲其实都没有这种概念，只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才提出来，而以德国最为热衷，其中种族优越的理论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理据。Martindale 则把根源定在民族国家兴起前夕的启蒙时代，指出孟德斯鸠的《法意》就讨论过“国民性”问题。“国民性”尽管有点缥缈，但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仍然是个引人注意的课题，德国社会学家 Max Weber、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 和 Ruth Benedict 都做过有关研究。Mead 和 Benedict 的研究是配合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政策。因此“国民性”问题在亚洲自然与民族自强和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也跟现代化问题联系起来。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鲁迅可以说是非常强调“改造国民性”的，或者可以说，“改造国民性”是他改造中国的终极的核心思想。由于这个思想与阶级斗争理论很难衔接，在很长时间受中国研究者的冷落，“文革”之后才重新得到讨论，但很快又成为鲁迅思想的“负资产”。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鲁迅的观点。

鲁迅除了历史地看文化之外，也分析文化的结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探讨西文化新近发展时指出：

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末源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6-57页。

这“难见”的“源”是人的“精神”。鲁迅认为文化发展依赖人的“精神”。文化发展之初，人们具有原始的活力，《文化偏至论》称之为“内曜”*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4页。， 而“内曜”在《破恶声论》(1908)中有更详细的论述，是人的活力的根本。*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25、 27页。鲁迅指出，在中国文明之始，中国人的精神和其他文明的人一样，也具有这种“内曜”，也是充满活力的。*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第23、25页。人的精神之所以可以当成是文化的一部分，因为那是纪录在历史和文学艺术中的人的精神。可惜这种“内曜”跟中国传统文化一道，在反复的内忧外患中被扑灭得差不多了。只要对照一下前引《看镜有感》便可以看出，鲁迅批评得最尖锐的阿Q精神即中国人的奴性，起码在两宋期间便已存在，并非突然冒出来的。

刘禾虽知道“国民性”问题在欧洲流行的背景，但认为鲁迅“国民性”问题是以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Arthur Smith)的《支那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为主。*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7-48, 51-60。冯骥才进一步夸大史密斯对鲁迅的影响，说“鲁迅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见陈漱渝主编：《谁挑战鲁迅——新时期关于鲁迅的论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03-408页。。 如此一来，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就不是基于历史与生活现实的观察，而只是闭门书斋搞出来的抽象学问；不是对现代化问题的探究，而是屈从后殖民话语的霸权。按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观点，鲁迅简直成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言人。但这种理解并不符合鲁迅对“国民性”的论述。鲁迅虽重视《支那人气质》，但不完全同意这本书的看法，*鲁迅：《致陶亢德信(1933·10·27)》，《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6页；参照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26页。他跟史密斯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差异。*见张梦阳：《译后评析》，亚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5年，第249-297页。史密斯显然缺乏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关键：对中国人奴性根源和发展的历史挖掘与分析。更重要的是，这种套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解读，实际上把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现实性埋没掉，把本来已经饱受忽略的现代化改革的重要一面，变成一个要抗拒的问题。

鲁迅“改造国民性”变成负面的东西，还因为“文革”。

鲁迅批判国民性，实际上是批判中国人的奴性。瞿秋白在1933年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借用罗马神话，以鲁迅比拟莱莫斯，谓鲁迅是狼的乳汁养大的。这“狼的乳汁”也就是“狼奶”，在瞿秋白的笔下，是保留在“群众”中的“野兽性”，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奋起抗争的代名词。事实上，“狼奶”养育出来的鲁迅就毫不含糊地宣扬过中国人需要“兽性”。*鲁迅：《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4页。不过，我们不要忽略鲁迅和瞿秋白的语境。他们所说的这“兽性”，是针对“奴才式的家畜性”而言，是针对中国人饱受内外迫害，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后形成的奴性。所以，这“兽性”代表弱者的自强，受压迫者的反抗，并非恃强凌弱的凶残暴虐，或以众暴寡的“合群的自大”，而背后其实是卑怯和懦弱。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都会知道，从指挥刀下杀出去的群众暴力，跟受压迫而奋起的反抗，两者是并不一样的。可惜，这本来是正面的“狼奶”及其象征意义，经过“文革”之后，似乎已经成了部分“愤青”精神资源的代名词，成了以革命名义推行群众暴力的因由。因对“狼奶”反感而延伸到对“狼奶”养大的精神领袖鲁迅的憎恶，在“文革”后的中国，自然不会令人感到吃惊。

离开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历史语境，“狼奶”和“兽性”自然是可怕的词语， 但“兽性”作为鲁迅的语汇，除了反压迫的抗争之外，其实还有它独特的含义，即心理和精神上的含义。中国人之缺乏“兽性”，在鲁迅看来是种精神上的欠缺，是人们软弱无力的根源。我们不妨以能源来做比喻说明。“兽性”就像火、电、原子能，它们的能量既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但适当加以控制，则能造福人类，功德无量。然而在过去——也不光是在中国，只知“兽性”有破坏力就设法把它扑灭，结果造成人们的病态残弱，而在中国更由于内外压迫者的手段高强彻底，于是造成一代一代的没有精神，没有力量，随时俯首称臣，非常听话的奴隶群众，其后果真是惨不忍睹。明代倭寇仅仅数名即可横行千里，官兵望风披靡，民众毫不反抗，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有点尼采和弗洛伊德意味的观点，从阶级论者看来是没有抓到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这是对的。心理和精神的因素也许并非社会历史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它们却是文化的关键成分，对社会历史可以产生不可估量的反作用。这其实也是理论常识。抓住根本问题的论者，可以对心理和精神的因素不屑一顾，但抓到了根本的问题而仍然无法根本地解决问题，这事实本身，是否已经证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呢？而心理和精神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因此引起研究者的重新探讨和重视，并非无缘无故。而“狼奶”之于改造中国“国民性”，看来并未“过时”。

有论者认为，鲁迅与“文革”多少有点关系，人们过去学习鲁迅，喝了鲁迅的“狼奶”，但“画虎不成反类犬”，结果造成“文革”的祸害。*黎湘萍：《是莱谟斯，还是罗谟鲁斯？》，高旭东编：《世纪末的鲁迅论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 第373-385页。但“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就是没有读懂鲁迅、学好鲁迅么？这跟鲁迅有什么关系？不好理解。对于现在还应不应该学习鲁迅，应不应提倡读他的作品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先且不管，笔者只是觉得，所谓学习某人或某种学说，从来都不保证必定会学得好，学得完全。中国人读《四书》《五经》上千年，成就了多少个孔子？西方人读《圣经》两千年，出了几个耶稣？其他的硕学鸿儒、神父教士，还有等而下之的平民信众，是不是都以不同程度“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然，我们对于没读好《圣经》的“犬”，可以用另外一些好听点的词汇去点缀，例如“温蔼”。但没学好《圣经》的“犬”其实也有很多种。在19世纪以上帝的名义到南美杀人放火的基督徒，是其中一种；20世纪有所谓解放神学，一些第三世界的神父为了贫民上山打游击，又是一种。他们都是读《圣经》读出来的，但一点都不“温蔼”。我们现在似乎并不担心子女读了《圣经》会到处大开杀戒，究竟是什么原因，不想深究，但似乎跟《圣经》及其必然的“画虎不成反类犬”效果都没有关系。自然，读《圣经》若读出“温蔼”效果，表面上是很中听的，但想深一层，恐怕就叫人不敢恭维。“温蔼”如果作为与“狼奶”抗争相反对的效果，可能不过是处处低眉顺眼、事事逆来顺受的奴性表现而已。也许，当下的中国还有不少人以为，不乱说乱动、乖乖听话就是好孩子的榜样，但鲁迅肩起黑暗的闸门把他们放出去，恐怕是想他们独立自强，个性解放，活活泼泼，做个敢说“什么爸爸”的有进取心的新人，*鲁迅：《致增田涉信(1934·8·7)》，《鲁迅全集》第八卷，第592页。而不是要他们继续做驯良听话、任人宰割的羊，或乐于受人奴役的家畜“犬”，或死气沉沉，三年仍不敢或无法改进父之道的所谓孝子。

其实，读鲁迅、喝“狼奶”的效果，也并非只有好斗别人的某类棍子“愤青”。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鲁迅这段名言，并非怀旧的历史回顾，而是激情的前进号召，代表了他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和理想，充分体现他思想精神的正能量。受这段话感召的人们是否也有“画虎不成反类犬”，可以暂且不管，其中“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前仆后继”等等所体现的坚强意志和毅力，亦即瞿秋白概括出鲁迅精神的其中一点“韧性”，就是得到驾驭的“兽性”所转化出来的精神力量的表现。这种经过转化的“兽性”，其实不必等到社会政治大事件才能表现出来，也可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缺失，也不必等到社会政治大事件才能表现出来，也可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我们提倡的“工匠”精神，那种精益求精的严肃认真态度，在美国、德国、日本等等国家都容易遇到，唯独在中国比较少见(不是没有，是较少见。否则便无须提倡)，也就是鲁迅深恶痛绝中国“国民性”中的马马虎虎，也都是这种精神力量缺失的表现之一。

经过了六十多年，中国从国家大事到日常小事都有了很大变化，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变化更大，大家有目共睹。但如果处事马马虎虎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如果锲而不舍、拼命硬干的精神还没有成为人们理所当然的生活态度，则不管是为了大事还是小事，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狼奶”恐怕还有鼓励大家继续喝下去的必要。无论如何“画虎不成反类犬”，总不至于喝成甘当顺民的奴隶，或只会说“yes sir”的奴才，是可以肯定的。总之，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激烈的批判，也有积极的号召，其正面的意见，看来还没有“过时”，看来还有现实意义，还能为现在的中国的发展放出正能量。

结束语：未完成的鲁迅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中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并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要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进行“清理”。鲁迅作为“中国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其思想自然应该是“清理”传统文化的主要参考之一。文中对西方和古代的文化的态度：“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意见。

笔者引述毛泽东的话，并非要祭起克敌制胜的尚方宝剑。笔者一直认为，上面两篇文章，尤其是第二篇里面的思想，并非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而是代表了当时共产党领导层的集体智慧；也不仅仅限于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实际上综合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意志和目标。建国后的连串政治运动，乃至“文革”横扫一切的清理，与原来新民主主义文化中主张的实事求是、客观、科学的态度，有没有距离，距离有多远，大家有目共睹，此处从略。中国建国初期存在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与提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争论，*参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下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82页。与此同时，毛泽东个人的意见逐渐取代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这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但笔者并非研究政治或党史的，而且看法也不符合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结论，此处也从略。笔者并非主张恢复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不可能，只是想指出，《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文化部分的论述，其中所代表的、鲁迅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对中国传统的“清理”，尤其是挖掘其中的正能量，事实上尚未完成。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他批判广泛存在的奴性，他指出古人充沛的活力和主人公精神，也没有得到认真的重视，更谈不上完成。当然，事实上也永远不可能完成。

鲁迅并不“负面”，其实是让太多没有读懂或不想读懂鲁迅的论者的负面评价涂抹得阴鸷暴戾、面目可憎了。他给我们的正能量，尤其是上述的两方面，似乎还有待认真的鲁迅研究者重新带回现实，有待我们去发扬。虽然这不一定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本身就考验我们有没有“韧性”，跟最直接的现实有关。

(责任编辑：毕光明)

收稿日期：2016-05-14

作者简介：张钊贻(Chiu-yee Cheung，1954-)，男，澳籍华人，原籍广东番禺，现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亚洲语言及研究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鲁迅研究。

中图分类号：I I2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6-0001-06

The Positive Energy and Significance of Lu Xun’s Thought and Spirit

Chiu-yee Cheung (Australia)

(DepartmentofAsianLanguagesandStudies,UniversityofQueensland,Brisbane,Australia)

Abstract:Lu Xun is a critical thinker, and as “destruction” and “establishment” are interdependent, Lu Xun has striven for some balance between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 i.e. “destruction” on one hand and “establishment” on the other hand. Unfortunately, due to various reasons in the past, more discussions were made on Lu Xun’s critical perspective,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selective publicity of political pragmatism, rendered Lu Xun as a critic; while Lu’ s profound criticism, as a result of excessive one-sided propaganda, seemed to become Lu Xun’s “negative asse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us leading to a negative image of Lu Xun in the mind of people.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Lu Xun’s positive view in these two aspects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his thought and spirit to the reality by analyzing his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Key words:Lu Xu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