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世界的变奏：儿童视角叙事下的美学意义
——以《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为例

李世梅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北京 100022)



二重世界的变奏：儿童视角叙事下的美学意义
——以《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为例

李世梅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北京 100022)

摘要：儿童视角小说就像二重世界的变奏曲一样，无论双重叙事视角的叙事模式，双层的叙事结构，还是复调的叙事空间，都如音乐中的“和弦”一样，达到了“绛树两歌”、“黄华二犊”的叙事效果，形成了1+1>2的独特美学意义。《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即如此。

关键词：儿童视角； 双重叙事模式；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复调叙事空间

视角是指作品在叙事时所采用的观察点，视角的选择往往体现了作者的才华和智慧，直接影响了整部作品的结构、叙述空间和意义的表达，有的甚至直接决定着小说叙述的成败。

以儿童视角来构筑视点的小说出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这种叙述视角的出现与外国作品中的儿童视角的运用密切相关。儿童视角的叙事已经是被广泛运用的一种小说叙述形式。这种视角独特的叙事魅力在当今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仍然十分重要，如曹文轩的一系列的成长小说，彭学军的《腰门》等，但把这种叙事艺术运用得十分成熟的，首推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和萧红的《呼兰河传》。

儿童视角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儿童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以儿童的心理来感受和体悟世界。这种儿童视角的小说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释：一，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双重叙事模式；二，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双层叙事结构；三，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交叉、互补、对立组成了复调叙事空间，构成了1+1>2的美学意蕴。

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双重叙事模式

选取儿童视角为主要叙事角度的作品多为儿童文学，这类作品多是以儿童视角为主要叙述视角，当然并不是采用了儿童视角的作品都是儿童作品，比如鲁迅的《社戏》、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都采用了儿童视角。这里说的儿童视角小说一般是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吴晓东等：《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萧红的《呼兰河传》都从儿童的视点切入，将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回溯的方式展现给读者。作者在叙述时不自觉地采用了儿童眼光，并自然地采用孩子的口气，并以孩童的心理来观察和体悟周围的世界和人生百态。但是儿童视角的小说并不以对儿童世界的描摹来作为自己的美学理想和追求，而是要借助纯真善良未沾世俗的童眸，来反映成人眼中的世界图景，以达到表达心中积郁的思想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视角实质上是成人自己观察和反映世界的隐喻式表达，即借童心之酒杯浇大人心中之块垒。因此，儿童视角的小说在文本的叙述上就形成了双重视角的叙事模式。

林海音曾说：“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平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保留下来，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林海音：《城南旧事》，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第3页。小说是从小女孩英子的视角看世界，以第一人称“我”向读者讲述往事，把“我”在童年的所见所闻，用淡雅、朴素的语言向读者慢慢地一件件倾诉，“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 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 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的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的在学鱼喝水! 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林海音：《城南旧事》，第2页。以上这些文字，特别符合一个小女孩的心理和口吻。林海音以儿童视角描写童年世界，带给人的是一种时光倒流的共鸣!作品的魅力在于她用心灵触摸生活的美与童趣。

《城南旧事》由五个故事组成，无论是“我”与惠安馆里的疯女人秀贞玩过家家，与偷儿约定一起去看海，宋妈做好早餐偷偷离去，还是给“我”扎西瓜灯笼的兰衣娘与德先叔追求自由生活的渺茫，以及结尾最疼爱“我”的爸爸的去世，虽然每个故事有着不同的核心人物，但他们在英子的儿童视角之外，合力构筑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成人视角，不停地干扰、拆解、转移小英子构建的美好世界，以达到成人意志的表达和渗透。正是这种双重的叙事视角的运用，才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和观察的角度，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叩问，达到对人生和自我的深刻领悟与反思。

另外，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儿童视角的运用浑然天成。作者以一个七八岁的儿童“我”看周围的人和事，既有妙趣横生的童年趣事，又有质朴善良的心灵的坦露，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真实美。如小说对后花园的描写：“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萧红：《呼兰河传》，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第62页。儿童眼里的花开、鸟飞、虫叫等，都采用了儿童简单明了的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却有一种自然动人的艺术魅力。

再如描写祖母之死: “她临死的前几天就穿上了满身的新衣裳，好像要出门做客似的，请了和尚道士来，一闹闹到半夜，我也觉得好玩，所以就特别高兴起来。”*萧红：《呼兰河传》，第78页。这种以小孩子感受事物的方式，将死亡写成一件好玩高兴的事，就是运用了非常典型的儿童视角。

萧红在叙述故乡人们的痛苦、麻木和愚昧的生活状态时，使用了冷静的笔调，充满了对弱者的同情和愚昧的批评和嘲讽，这种隐含的评价一定不是那个幼稚单纯的小姑娘能做出的，而是作为成年的作者的声音。如文中对开始人们对王大姑娘的赞美，到后来因为她冲破世俗，和磨房的冯歪嘴子好了以后，全院子的人都在制造各类谣言毁谤她，“于是吹风的，把眼的，跑线的，绝对不辞辛苦，在飘着白白的大雪的夜里，也就带着皮帽子，穿着大毡靴，站在冯歪嘴子的窗户外边，在那里守候着，为的是偷听一点什么消息。若能听到一点点，哪怕针孔那么大一点，也总没有白挨冻，好作为第二天宣传的材料。”*萧红：《呼兰河传》，第176页。

《呼兰河传》以“我”的儿童视角回忆后花园的生活、小团圆媳妇的故事、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三章之后用儿童的视角和稚嫩的童真话语将呼兰河小城里的风土人情娓娓道来，前两章对呼兰河人麻木、愚昧生活的叙述中，很明显地揉进了成人的视角,即使在“我”叙述小团圆媳妇的故事中，也不停地有成人的视角进来:“呼兰河这地方,到底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作了一首歌”,*萧红：《呼兰河传》，第126页。这首歌被配上了从东洋流传来的乐谱在呼兰河传唱，“使老百姓听了,也觉得呼兰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开口说话就‘我们呼兰河'；那在街上捡粪蛋的孩子,手里提着粪耙子,他还说，我们呼兰河，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蛋子就是呼兰河给他的。”*萧红：《呼兰河传》，第126页。这段文字在儿童愉快的回忆叙述中，不时有一种隐含的成人的声音出现在以儿童叙述为主的文本中。这样就把儿童视角下不宜承载的民俗、文化和批判的声音，巧妙地嫁接到了孩子叙述的故事中。当然，这种成人视角的叙事还是难以被遮蔽的，聪明的读者一眼就能看穿作者叙事视角的转移。

《呼兰河传》双重视角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技巧，更体现了文本背后隐藏的成人意志。这种由儿童视角向成人视角的转移，不单单是一种形式，还具有自己的灵魂，更赋予小说以丰富独特的美学意义。

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双层叙事结构

结构(structure)一词是建筑学术语，其本意是指“建筑物上承担重力或外力的部分的构造”，即人们通常说的结构骨架，通常意义上是指“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62页。。结构是一种形式，是构成事物的各个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切事物都因其自身素质所固有的结构形式而存在着，因此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结构形态。同时，结构本身也有复杂的层面和众多的意义指向，如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外部结构、内部结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等。

对作品叙事结构的论述可追溯至柏拉图，他说：“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有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结构的阐释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观点：“首先要完整，即事之有头、有身、有尾。”*〔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页。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结构的阐释具有普遍的意义，以至形成了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模式。

20世纪以来，因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的兴起，形成多种多样的叙事结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格雷马斯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叙事文本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面，表层结构变化不定，而深层结构却永恒不变。在这篇文章里对儿童视角小说的叙事结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作品的叙事结构呈现出的结构意味及其在美学上的深邃意蕴。因为叙事结构不仅构筑着作品的故事，而且也构筑着我们对故事的感受。人们常常倾向于用感受作品的方式去把握故事的整体，而故事内部又隐藏着一个动态的不易被人觉察的深层结构。双层叙事结构所体现的美，即作品的叙事意义和本文建构美的艺术指向是统一的。它决定着叙事文本的一切形式因素的艺术价值度，也是实现作品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深层主导性因素。双层叙事结构的丰厚的美学内涵，赋予作品以蓬勃的生命力和灵魂。

《城南旧事》由“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和爸爸的花儿落了”五个短篇连缀而成，五个短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故事。表面上看，五个独立的故事之间看似零散、破碎，没有联系，但是却通过小英子的视角的红线，将一个个像一粒粒晶莹剔透珍珠的故事串了起来，结果串成了一条美丽的项链，这是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深层结构就是隐藏在内部，作者内心要表达的情感和寄托的人文情怀。《城南旧事》里每一个故事的结尾，主角都离英子而去，作者就以英子的成长和故事主角的离去为连接点，一步步地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一直到最后，“爸爸的花儿落了”，爸爸因弟弟被日本人迫害致死遭受打击病重身亡，英子没有被吓倒，面对幼小的弟弟、妹妹和柔弱的母亲，她勇敢地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的童年也随之结束。

故事以小英子独特的视角看尽了人间的百态，她看到了小世界后面是一个悲惨的大世界，揭示了旧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也表达了她对逝去时光的淡淡追忆和对有限生命的真挚吟唱,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散发着长久的艺术魅力。

同样的双层叙事结构也表现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小说的表层结构也是以“我”为串线人物，将第一章里卖豆芽菜的王寡妇，第二章里灯会和看戏的姑娘、媳妇，第三章里疼爱我的祖父和刻薄的祖母，第四章粉房和磨房中的故事，第五章里的小团圆媳妇和第六章、第七章里的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等一系列的人物和事件串起来，建构了一个庞杂而宏大的叙事篇章。作者不是让一个个的人物活在自己的天地中，而是把一个个的故事、一段段的人生一起放到了呼兰河这样一个舞台上。在呼兰河的大舞台上有人演出，有人退场，但在交场和转换的过程中，他们的故事更显孤零，人事辛酸一一展现。七个篇章牢牢紧扣，彼此间咬合紧密，把不同层面不同处境的人物和事件意义归拢在呼兰河上，从而塑造了一个时代。呼兰河成了一个黑暗时代的微缩影，其本身具有更加丰富、耐人寻味的味道。这正是贯穿在《呼兰河传》表层结构背后深层的叙事结构。两种叙事结构通过互补、结合、相互渗透，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哀。这种悲哀是通过呼兰河的人物群像和普通百姓社会生活的片断集合来实现的。

总之，无论是《城南旧事》还是《呼兰河传》，两层叙事结构的相互结合、交互叙述，一起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形成了复调式的叙事结构，二者交相辉映，重新诠释着作品的内涵，两层叙事在互相配合的动态关系中，叠映着同一个主题。

成人与儿童世界所组成的复调叙事空间

儿童视角小说中的双重视角的叙事模式，营造了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交叉、互补、对立的复调叙事空间。儿童的懵懂与成人的圆熟，儿童的单纯与成人的功利，这两种话语体系，两种评价尺度，形成了鲜明的冲突与对比，对世界的呈现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从而增加了文本的内涵，丰富了小说意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对象、同一事件从儿童眼光和从成人眼光来看,结果千差万别。这种例子在文学作品中不胜枚举。汪曾祺曾说，孩子是“最能完美地捕捉住诗”，纯洁质朴的童心和童真、形象直觉的儿童思维，使儿童更善于忠实地记录生活原生态的人和事，在天真无邪的儿童眼里，世界所有的东西哪怕是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生命活力，因为孩子的审美情趣没有受到任何文化传统和意识规范的浸染，他们将万物生命化、诗意化，甚至将成人的烦恼和痛苦都诗化。但是当儿童眼中的世界和成人眼中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对比时，就会将童年的故事和成人的故事并置在一起，两种生活、两个世界、两段时光，相互补充、交融和对立，此时作家就可以将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体验镶嵌其中。两个叙事空间的比照与作家所要表达的理想与意向之间因为这种形式与内容间的非对位关系而形成了强烈的文本张力，形成了1+1>2的美学意蕴，这也是儿童视角小说复调叙事空间最重要的美学意义。

《呼兰河传》作者以一个七八岁的儿童“我”看周围的人和事，既有妙趣横生的童年趣事，又有质朴善良的心灵坦露，描绘了一个“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真实美好的儿童世界。但是当“我”目睹了小团圆媳妇被愚昧蛮横的所谓“好人”折磨致死时，“我”看出小团圆媳妇根本就没有病，可大人的世界里却认为她有病，还美其名曰为她好，必须用滚烫的热水洗澡驱魔，结果发生了人间惨剧。两个世界的对比截然鲜明，表现了呼兰河人的麻木、愚昧、可怜又可恨，从而向虚伪和荒唐的成人世界发出拷问。

总之，儿童视角小说就像二重世界的变奏曲一样，无论双重叙事视角的叙事模式，双层的叙事结构，还是复调的叙事空间，都如音乐中的“和弦”一样，达到了多重的叙事效果。究其原因，二重世界因某种相似性而发生了对应和比照关系，使小说的主人公处于真实世界中，而灵魂却嬉戏于儿童虚构世界中。两个世界互相召唤，摇曳多姿，用同一调子，唱着同一个主题，呈现了生活的丰富多样和人的感受的复杂多变性，在深层的主题上达到了统一，引发人们对历史和人生进行本质意义的思考，实现了1+1>2的艺术效果。

(责任编辑：毕光明)

收稿日期：2016-05-27

作者简介：李世梅(1972-)，女，山东菏泽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编辑，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儿童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6-0016-04

Variations in the Dual World—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Narrativ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A Case Study ofAStoryofHulanRiverandOldDaysinSouthernBeijing

LI Shi-mei

(China'sChildrenPressandPublicationGroup,Beijing100022,China)

Abstract:Like variations in the dual world, children perspective novels are, be they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dual perspectives or dual narrative structure or polyphonic narrative space, able to attain marvelous narrative effect and constitute some uniqu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1+1=2 just like “the chord” in music.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A Story of Hulan River and Old Days in Southern Beijing.

Key words:children perspective; dual narrative modes; surface structure; deep structure; polyphonic narrative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