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革命历史的新方法
——重评黎汝清“悲剧三部曲”

徐文泰，金宏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透视革命历史的新方法
——重评黎汝清“悲剧三部曲”

徐文泰，金宏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黎汝清的“悲剧三部曲”体现了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变。在历史人物的创造上，他不仅描画了悲剧漩涡中领袖、群众的阿喀琉斯之踵，更透过历史地表挖掘了潜藏在人物背后的深层文化性格。在历史本相的展现中，他放弃单线、禁锢的锁闭式结构，洞察国共、中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兴衰，着重还原了隐匿在历史必然性光环下具有实质意义的偶然事件。在历史评判上，他坚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多元透视革命历程，力图超越革命/反革命，正义/非正义的定势思维，形成了透视革命历史的新方法。

关键词：黎汝清;“悲剧三部曲”；悲剧；历史人物；历史本相；历史评价

要了解、透视一段历史，首先必须区分作为事件的历史和作为认知的历史。作为事件的客观历史已不能重现，也不会因为思维模式的改变而“任人打扮”，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然而作为认知的历史是依据人的眼界、视角、心力而对客观世界的突进和理解，“是人的‘认知意象’与客观世界之间达成的一项协定。”*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因此选择的角度和透视的工具直接决定了作者所看到的冰山一角，也间接遮蔽了其他历史的可能性。任何一种范式，都将从属于它的认知范围的现象中提取，并将它提升到“本质”的地位。“但是，只要改变了‘先定假设’，转换了认知意向的方向，这种对该现象的本质直观就消失了，该现象的内部结构也会随之瓦解，取代它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将会是具有不同的内部结构的另一个‘现象’。”*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17页。

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历史小说依据历史必然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从阶级和政策需要的视角出发对历史进行剪裁。在历史人物设计上呈现出“好与坏”、“善与恶”的简单二元对立，甚至一大批灰色的“中间人物”塑造也遭到意识形态的清洗而逐渐凋零。而在历史进程的全景展现上，由于片面的遵循历史必然性的线性因果关系，从而呈现出“从失败到胜利，要么从胜利到胜利，有的虽也屡经磨难，历经风险，但在作品结束时，总是有一个‘锣鼓响’、‘红旗飘’的大团圆结尾，这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陈先义：《悲剧文学创作的新突破——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中国图书评论》1988年第1期。。这种简化和强化历史的态度固然一方面配合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规约，然而却也付出了廉价乐观的“真实性”代价。正是基于对“理性的狡诈”的警惕和革命历史的“深度探索”，黎汝清涉及了以往作家很少关注的“悲剧”题材，并以“悲剧”为硬核引发了历史人物形象、历史本相以及对历史评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这样一种透视革命历史的新方法无疑将云波诡谲的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野蛮的思考引向深入和多元。

面对这种创作新变，史学界和文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黎汝清创作中的“历史真实”和“人物真实”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史学界从历史客观性出发，认为黎汝清在塑造领袖人物时过多地放大了领袖的阴暗一面，缺乏辩证的态度。而对整体历史的还原上，他将历史悲剧过多地归结于领袖的性格和决策，忽略了国民党处心积虑制造事端的大环境，混淆了基本的是非判断。而文学界则从独有的主观性出发，认为黎汝清开掘了领袖光环下不为人知的意图、欲望，突破了“高大全”的创作公式，更符合人物的复杂性。而采用“‘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角度，使这一为众人熟悉的题材‘陌生化’”*任贵祥：《对小说〈皖南事变〉的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超越了简单的国共二元冲突，使得历史的书写从行为史学走向了心理史学。由此可见，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切入点和视域决定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态度。

一、历史人物塑造：立体对照下的两副面孔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人物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同时又是历史的剧中人。黎汝清也在《皖南事变》中强调：“他想推动历史，却被历史所推动。”*黎汝清：《皖南事变》，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页。历史人物一方面以其生气灌注的“热情”推动着伟大的事业和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云山雾绕的主客观因素和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又反向地对历史人物形成掣肘，并使其自由意志和不自由的环境形成戏剧般的张力。因此如何在历史的时间序列中展现文化的积淀和时代的风云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并在广阔的场域中相互透视就成为了历史人物塑造成功与否的关键。就这一点而言，黎汝清的“悲剧三部曲”无论是单个人物的塑造还是人物群像的对照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就单个人物而言，革命历史中有两类人物显得尤为重要，一类是位居核心地位的“领袖”，一类是革命的基础“群众”。这两类人物刻画的丰富生动与否，直接决定了革命历史文学的人物塑造是否达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从领袖来看，“在革命的过程中，这种领袖品格往往因为群众的政治想象而被放大，而其缺陷，尤其恶劣的方面则容易被遮蔽，难于及时发现。”*林贤治：《革命寻思录》，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长期以来，革命历史文学中的领袖总是呈现出一好百好的“晕轮效应”，这种带有宗教造神新质的文学人物偏离了历史的人、真实的人。因此，黎汝清的“悲剧三部曲”的新变就在于其依托惨烈的历史悲剧，着力发掘潜藏在地表之下的性格缺陷——阿喀琉斯之踵。作者说：“阴谋拉开悲剧的序幕，性格才是悲剧的主演；在万古常新的悲剧人物身上，总能找到那个阿喀琉斯之踵。”*黎汝清：《皖南事变》，第2页。然而黎汝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把这种性格缺陷当做人物的本质缺点而竭力批判，而是将这种性格置于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加以展示，使之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随着时空的推移，性格的积极层面逐渐向消极层面转化，历史的合理性逐渐被阻碍性取代。这两种面孔在表现上呈现出鲜明的对立，却在深层的性格中呈现出高度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7页。就是这种“一个同源，两副面孔”的人物设计使得人物塑造超越了简单的二重组合而更具有复杂性、真实性、统一性。而这种性格与时代需求之间的错位带来的对性格本身的扭曲和毁灭，更使得悲剧具有反思性和深刻性。例如《皖南事变》中的项英作为一个工人运动领袖本身存在着浓厚的家长制和宗法制的作风，他将整个新四军和皖南根据地看成自己的家业。一方面他事必躬亲，处处表现出亲民的风范，并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当新四军面对转移道路的选择时，他又充分显示了家长制的专断、排外，甚至将战略上的争论看作是对自己家长权威的挑战，最终导致战争的惨败。而《湘江之战》中的林彪的冷酷无情，《碧血黄沙》中陈昌浩的绝对服从等等均呈现出这样“统一的极性对立”色彩。这既展现了性格作为充满“悖论”的深度人性的相互搏斗，也为历史人物在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之间搭建了蜕变的桥梁。

作为领袖的对立面的群众虽已被尊为历史的缔造者，但在文学书写中其形象依然相对单薄。黎汝清一改以往小说中群众“从愚昧走向觉醒”的过程，而将群众塑造成为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天然地具有粘连性和团聚性，也即集体性和团结性；它还明显的具有易变性，但须有外在条件即压力的作用，就是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林贤治：《革命寻思录》，第119页。纵观“悲剧三部曲”，我们可以发现，黎汝清笔下的群众人物，一方面具有冲决历史的勇气和革命的忠诚，另一方面封建文化的基因惯性使其又很容易在压力诱惑面前蜕变沦为革命的对立面。这两种水乳交融又相互搏斗的性格特质充分拓展了人物的历史深度。《皖南事变》中刘厚忠就是这样不起眼但却发人深省的角色。他一方面有着革命的勇气和忠诚，甚至愿意随时为项英拼命献身。然而我们又分明发现他的忠诚与奉献不是基于对革命的信仰和个人的独立选择，反而类似于封建王朝臣子的“愚忠”，他甚至把项英看成“山大王”。这样的忠诚很容易出现“草偃风从”的逆反效应，一旦项英失势，领袖的崇拜光圈消逝，叛变也就合情合理。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创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黎汝清正是把群众放置在传统文化氤氲和革命年代激荡风云的双重语境下，演绎新旧交融的性格和价值观在革命的高低潮之间的起起落落，这样的塑造方式，无疑更具有历史的深度和力度。

从人物的相互关系维度来看,黎汝清的“悲剧三部曲”主要采用“相似性人物复现”，“相异性人物对照”的策略。这样的塑造方式一方面可以凸显传统文化加诸历史人物的集体无意识，透过地表挖掘深层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作家力图摆脱历史惯性，重塑时代新人的希冀。黎汝清在《湘江之战》的卷首语写道：“匪今斯今，振古如斯。”这就为三部曲奠定了一个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的基调。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强调：“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6页。黎汝清在“悲剧三部曲”中首先设置了一组在性格上具有极其相似性的人物，诸如《皖南事变》中的项英，《湘江之战》中的博古，《碧血黄沙》中的陈昌浩等等，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个人背景和教育经历，但在独断专权的家长制作风、党同伐异的自私心态方面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作者还进一步将时间前推和后延，追溯了富田事件中的张国焘以及后来“文革”中红卫兵的为所欲为。这样，在同一时代的不同空间以及不同的时代，悲剧性的人物总是呈现出极其相似的个性，让人有一种“天道轮回”的错觉。黎汝清说：“结束了一个人的悲剧，却没法结束时代的悲剧。”*黎汝清：《湘江之战》，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几天的事件背着数千年的历史重负，隐含着古老的基因。”*黎汝清：《皖南事变》，第297页。可见他并不是将历史人物当作简简单单不可复制的个体，而是挖掘了这种个体深层带有的民族文化性格，因而更具有延续性和反思性。长期以来，“‘个体’只有在一个包含人与我的‘人情磁力场’中才能自我完成。”*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30页。我们的民族性格缺乏独立的个性启蒙和自我疆界，因此任何组织和集体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法制和血缘制的外形，这就客观上为家长制的作风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另一方面，自我的不完善和对个性差异缺乏理解，很容易把“不同”当作“不友好”，当这种文化性格发展到极致即出现了党同伐异的历史悲剧。在这一个层面上，我们发现黎汝清的人物塑造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更呈现出一个民族的寓言。个人悲剧上升到民族悲剧，使得人物的塑造更具有普遍性和启示性，人的历史最终走向了历史的人。

“当你们中间有人跌倒的时候，他是为他后面的人跌倒的，是一块绊脚石的警告。”《湘江之战》的卷首语暗示了黎汝清人物塑造的另一个方向：汲取跌倒的教训，重塑新人。因此相异性人物对照也成为人物塑造的另一个方法。《皖南事变》中的林志超，《湘江之战》中的万世松等毫无疑问和项英、博古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敢于直言抗辩，在实践中灵活应变，献身真理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这些利用“同向合成”的虚构人物在艺术的真实性上诚如蔡葵所说的“反而给人不真实的感觉”*蔡葵：《迷乱在历史的惯性中——评〈皖南事变〉》,《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3期。，应该说这是持平之论。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这类代表“历史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实际上达不到”的悲剧人物时，也充满了历史的震撼和唏嘘。探究这样一种悖论式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恰恰是这些历史人物的某种不真实反证了我们民族麻木、唯唯诺诺的真实，揭示了从封建文化走来的历史人物缺乏生气灌注的时代特色。他们仿佛一面镜子，不仅折射出了我们文化血脉中人本位的缺失，更揭示了在悲剧中必然走向重生民族的历史方向。写悲剧的目的是不让悲剧重演，塑造新人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吊诡的幽灵在现代人身上借尸还魂。在这个维度上，“悲剧三部曲”是反思与启示的双重变奏。

二、历史本相：从线性因果关联走向历史合力

所谓线性因果又称“链锁法，或者称作‘背对背’连接法：一个序列的结果等于下一个序列的潜能阶段。”*〔以〕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41—42页。这种还原历史本相的方式因为遵循历史必然性法则而呈现出简单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而在基调上也呈现出单纯乐观的倾向。以往的多数革命战争小说总是呈现出“正义战胜非正义”，“革命战胜反革命”，“启蒙战胜愚昧”的一套固定图像。它一方面配合了意识形态建构民族国家，也从基础上论证了新生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历史本身并不是简单的逻辑论证，它是活生生的人与人，集团与集团，观念与观念等多方面的碰撞博弈过程。因此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页。还原历史的本相不能像盲人摸象式的随意乱抓，把部分当作整体，更不能管中窥豹式的透视，以主观代替客观。它要求革命历史小说能够超越简单的阶级、民族偏见，用综合立体的方式透视历史的方方面面，更要还原在必然性法则下决定种种选择的偶然性事件，从历史合力的角度展现波澜壮阔的扇面。

黎汝清的“悲剧三部曲”就是这样一部从“历史关联性”的视角透视革命战争的著作，而这种关联性即：“历史之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连续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的问题。”*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他以极其开阔的胸襟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展现了国/共，中/外，少数民族/汉族,以及各种权力集团内部不同派系的联合与火并，使得历史呈现出空前复杂和交织的状况。《皖南事变》《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的确还是以国共内战作为自己的主线，展现一个历史“熵”的过程。然而不同于以往的小说，黎汝清在国共内战的主线上穿插了这两派内部云波诡谲的博弈与斗争。例如，《湘江之战》中共产党内部国际派与本土派，国民党内部的蒋系和桂系等复杂的权力关系，这样本来呈现出的“两军对垒”的历史场面变成了彼此交织的“四方关系”，形成了一幅革命历史的“清明上河图”。值得注意的是，“悲剧三部曲”第一次用国际化的视野来透视中国的革命战争，跳脱出了简单的“兄弟阋于墙”的范围，揭示了中国人民身上所具有的历史伟力和对世界历史的卓越贡献。《皖南事变》的阿布信行和今井武夫纵论世界风云，《湘江之战》中第三国际和李德对红军的支持和指导。这样一种将中国历史置于国际史的透视方式无异于将历史的关联性向更广的维度拓展，因为“世界是整体的，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断要受到其他民族的历史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其它民族，这样就严密地构成世界史的交互作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92页。。第三，黎汝清还在《碧血黄沙》中第一次引入了汉/回之间的民族历史碰撞,展现了不同民族关于宗教信仰、革命正义等诸多方面的冲突。作者并非用“是非曲直”的态度来评价民族冲突而是充分寻找两者之间在美好远景之间的历史合力，不仅超越了民族的偏见和冲突而呈现更为宽阔的胸怀，更给革命历史增添了一抹异域风情。这样一幅历史广角镜头的窥探在艺术上形成了一种大开大阖的风云气魄，营造了悲壮而崇高的艺术氛围。云波诡谲的乱象和错综复杂的人物星罗棋布，具有雄浑大气的史诗格调。置身其中的历史人物，“他们每个人的命运与归宿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没有一个跟自己的愿望是一致的。”*黎汝清：《碧血黄沙》，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46页。

如果说历史的必然性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那么偶然性就决定了具体历史时期的人物选择以及历史进程的延宕和跳跃。对于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不同看法往往决定了文学史家对历史的独特认知。历史必然论者将不同的历史放入到整体发展的宏大视野中并抽象出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具体历史事实的“稀薄感”和“神秘感”。历时偶然论作为对于必然性的补充，将种种抽象的演绎化作具象的选择，以更为“接地气”的方式还原了历史中人物面临的真实选择，可以说更具有现场感和立体感。马克思认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3页。黎汝清的“悲剧三部曲”正是基于对偶然性的重新发掘，揭秘了历史幻象之下的种种真实的可能。首先是偶然的客观因素，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历史强力是造成历史选择差异的最为明显的原因。《皖南事变》中暴雨造成的浮桥坍塌，教导队的迷路造成的攻击受挫。《碧血黄沙》中，马正良因为三天婚期延误了营救红军的最佳时机而最终导致失败。这些真实的客观因素随时可以打断历史链条，造成线性发展的断裂，它不仅决定了历史进程的加速或减速，更有可能直接决定了局部历史中成功与失败的逆转。其次是偶然的主观因素，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偶然性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3页。。因此，从人性的弱点上寻找偶然性的因素也是还原历史真相不可忽视的环节。《皖南事变》中的项英，由于其性格上“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的缺陷，导致他一意孤行，株守待变，最终错失了突围的最佳路线和时间。《碧血黄沙》的陈昌浩“唯命是从”的性格导致西路军不能随机应变，片面遵循中央的方针，最终全军覆没。文学是人学，历史也是无数充满复杂性格的历史人物同外在环境的殊死博弈。重视偶然的主观方面，有利于戳穿历史的表层的扑朔迷离进入人物内心的真实。当然历史的偶然性也并非简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二元对立，更为复杂的情况往往是人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错位所带来的历史性悲剧。这一点在《皖南事变》中显得尤为突出，“当叶挺正确的时候，决定权却在项英手里……当项英正确的时候，决定权却在叶挺手里了。”*黎汝清：《皖南事变》，第179页。历史就是这样，往往主观性质的需求与客观性质的可能之间存在着历史的错位和巧合。这样一种还原历史本相的方法，将分裂的主客观因素逐渐统一，将历史表层的“形散”化作深层的“神聚”，因而更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性客观的视野。

三、历史评判：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强调：“忠实地采用一切历史的东西，是我们应当遵守的第一个条件。”*〔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页。这就要求我们在评判历史的时候不能用今人的要求去评判过去的历史，无视时代、社会、文化加之于历史种种无形的限制。也不能单纯模拟过去历史人物的思维粉墨登场，借尸还魂。更不能用主观的幻想、先入为主的定势思维来衡量历史，因为“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页。。因此唯物史观要求我们“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3页。。黎汝清的“悲剧三部曲”不同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主要依托抽象的善恶判断以及阶级立场分析，他将带有概念性质的善恶评判向历史的纵深推进，力图从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历史渐进性的维度重估历史的善恶。另外，黎汝清在坚持正确的阶级立场的前提之下，将阶级判断与人道主义立场相结合，力图超越战争的胜败重估生命的价值。

关于历史的善与恶的判断，黑格尔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页。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就要求把善恶判断放在历史的维度加以评判，还原其本来的复杂面目。首先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反面人物”，黎汝清首先明确了这些反面人物逆历史潮流而动致使生灵涂炭的历史之“恶”，但却并没有因此将其一棒子打死。相反，他有限度地肯定了这些人物在历史杠杆之上起到的局部之“善”，因为“每一个历史上的反动行动单独地或孤立地看来，是反动的；但若把它统一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行程上去看，他或多或少总是具有一些进步性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14页。。例如《湘江之战》中的蒋介石，黎汝清一方面否定了他肆意屠杀共产党，致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之“恶”，但也肯定了他“是军旅中能够夺魁取胜的英才，及至北伐，他便认准自己具有举世罕见的雄才大略，注定是治国安邦统一中国大业的伟人”*黎汝清：《湘江之战》，第66页。。这样一种总体之恶和局部之善双向评定的方式显然更具有历史理性主义的色彩。其次是直言抗辩、蹈死不顾的“历史进步人物”。作家一方面肯定了他们为了真理和正义奋不顾身的历史之“善”，但却对这种真理是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产生了质疑。归根到底，黎汝清认为任何一种历史之善都必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旦与这些条件发生矛盾和错位，这种“善”极有可能转化为“恶”。因此，“一个建议或是要求，能否被采纳，除他本身的合理性外，所提时机、方式和心理因素都至关重要。”*黎汝清：《皖南事变》，第200页。在《湘江之战》里，作者肯定了彭德怀1959年的“万言书”具有真理性，却也发现他“只着眼于国内经济状况，而忽略了当时国际斗争，忽略了政治，忽略了毛泽东的心理因素”*黎汝清：《皖南事变》，第38页。。在这个层面上，黎汝清把善与恶从本质属性上剥离而放置到关系属性中，将抽象的道德判断转化为在时间、空间、权力关系中加以具体判断，而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第三是主观目的与客观结果的善恶悖论。马克思认为：“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分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29页。《湘江之战》中，黎汝清反复强调：“有的是自己想抵制的，却迫于领导命令或群众压力而去推行，有的是自己想推行的，却迫于上级的干预和群众的抵制而不能实现。”*黎汝清：《湘江之战》，第114页。“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作伪使诈，这的确是个值得思索的大问题。”*黎汝清：《湘江之战》，第137页。目的和结果作为历史进程的两端，因为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并不尽然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相反经常会表现出背反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在主观之目的与客观之结果中，作出合理的区分，既要关注个人心理的善恶，也要关注社会效应的善恶。

“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38页。“悲剧三部曲”之前的绝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总是习惯于从战争的胜利、阶级的胜利、历史必然性的胜利出发来评判革命史，却相对忽视了历史中真实个人的生存、扭曲、毁灭，它是从社会而非人的维度来评价一段历史。毫无疑问，作为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光荣历程的革命小说，它们是成功的。但作为启示当代人的生存、发展，关注个体的存在体验的小说，它们又是贫乏的。黎汝清在《皖南事变》的卷首语中写到：“我明白，每当人类为新生活开辟通道时，其代价总是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我希望历史用沉重之笔记载这场劫难，悼念死者，启示生者，警醒来者。”因此，他的小说对历史作出的评判也就不简简单单地依靠政治和阶级立场，而是基于对每一个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值得注意的是，“悲剧三部曲”无一例外地都涉及到了宗教的因素，并且透过宗教的独特视角来重新观察革命历史。《皖南事变》中的镜心法师认为战争：“胜者未胜，败者未败，事无结局。”*黎汝清：《皖南事变》，第236页。《碧血黄沙》中的马向真抨击战争：“可是，什么战争不摧残人民呢？……哪一方的炮火不伤人呢？……河西走廊有多少城镇村庄化为废墟。”*黎汝清：《碧血黄沙》，第197页。显然，作者并非是要用宗教掩盖阶级对立和是非正义，而是借助宗教之眼重新评判历史，宗教由于其天然地直面每个人心，因而更为关注生命的价值判断。透过这样一个视角，作家敏锐地发现了“胜，百姓苦；败，亦百姓苦”的历史悖论。历史的车轮以胜利掩盖了无数湮没的不知名的个体，却把究竟是“谁的胜利”的疑问留给了我们。黎汝清借宗教视角向革命战争投射了人道主义情怀，他从一般的战争胜利中抽离，以更为超脱的态度俯视历史中无名个人的存在，因而了超越了革命/反革命，正义/非正义的定势思维而获得了评判历史的新视角。

(责任编辑：毕光明)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徐文泰(1990-)，男，江苏常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金宏宇(1961-)，男，湖北英山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6-0025-07

Li Ruqing’s “Tragedy Trilogy” Reinterpreted

XU Wen-tai, JIN Hong-yu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The tragedy trilogy by Li Ruqing marks new changes in novel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In the deline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he not only depicts the defects of leaders and common people amidst tragedy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profound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figures by delving into history. In the revelation of historical truths, he focuses on restoring the important contingency disguised beneath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by giving up the linear and closed structure and having an insight into vicissitudes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s for historical judgments, he adheres to replenishing history with contents and to scrutinizing the revolutionary course in a polybasic, compassionate and understandable manner so as to transcend the mindset of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justice and injustice, thus forming new 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Key words:Li Ruqing; tragedy; historical figures; historical truths; historical judg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