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比兴”观浅释

袁长江



郑玄“比兴”观浅释

袁长江

(衡水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郑玄对《毛传》116个“兴也”的笺注就是对《毛诗序》“六义”中“兴”的诠释，而后人却把郑玄对《周礼》“六诗”的注释当做是对《毛诗序》“六义”的解释，由是混淆了用诗之兴与作诗之兴的区别。然而，由于后人对郑玄两种比兴观念的误解，把用诗之兴当作了作诗之比兴，把本来是作诗之兴又切割为比和兴，遂使毛公“六义”真正涵义不明，郑玄对《毛传》兴体的论述也被抛弃了。

《诗经》；郑玄；“比兴”；六义；六诗

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他曾注释过《毛诗》《三礼》《周易》《尚书》《论语》等，弟子千余人。还说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毛诗笺》①和《周礼注》。世传郑玄关于比兴的概说，多出自《周礼注》，而其所笺《毛诗》兴义却往往为人所忽略。因此，后人多把郑玄《周礼注》中关于比兴的解说误认为是其对《毛诗序》“六义”比兴的解说。

一

郑玄注《周礼·大师》“教六诗”说：

教，教瞽矇也。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2]796

认为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而在注《周礼·大司乐》的“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时也说：“兴者，以善物喻善事。”[2]787

说“教六诗”，又说“以乐语教国子”，很显然，《周礼》在这两个地方都是指明教诗。后者说是“教国子”，《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有“以三德教国子”，郑玄注道：“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教之，而世子亦齿焉。学君臣父子长幼之道。”贾公彦疏之为：“郑不言王大子及元士之适子者，略言之，其实皆有也。”[2]730国子即王公贵族子弟，即《礼记·王制》所说的“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2]1342。而《周礼》大师“教六诗”，其对象便不是国子，而是乐工了，所以郑玄说“教瞽矇”。《周礼·大司乐》所教国子和《礼记·王制》所说造士的所在应是指的贵族学校，是培养官员的地方。而乐工(即郑玄所说瞽矇)进的应是职业技术学校。因为身份不同，所学去向不同，所以所学课程也应不相同。因此“六诗”之兴和“乐语”之兴的含义也应该有所区别。据《三礼》和《左传》记载，乐工在大师带领下，在大祭、大飨、大射等场合按法定程序演奏或歌诵诗，或者在外事及人际活动中依主持人的旨意表演诗，这都是一种被动的用诗。而国子则是在人际活动中以诗表达意志，是主动用诗。郑玄既知大师教的是瞽矇，是明白乐工与国子的区别。却又混淆了各自所入的不同性质的学校。乐工学的是对诗的歌诵演奏技能，国子学的是在从政及外事活动中如何用诗表达自己的意志。故虽同是用诗之兴，但由于应用场合和方法的不一样，两种兴应该是不同的，然而郑玄却注成是一样的。

考察郑玄《周礼注》的比兴观念，主要来自《论语》的“诗可以兴”句。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说：“兴，引譬连类。”邢昺疏之为“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2]2525，是从诗的社会功用说的，也可以说是从用诗者的角度说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1]531。“称诗以谕其志”，也是从用诗的角度说的。孔安国说得概括一些，班固说得明确一点。郑玄显然受此影响，只不过比二者更具体一点(只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也曾注过《论语》，可惜已佚失，想来也不会与之相悖。汉人对《论语》“诗可以兴”的理解正是郑玄注《周礼》“六诗”之兴和“乐语”之兴的观点。

汉代经学盛行，孔子的地位空前提高，其言行在经生们的眼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汉初诸儒……以六经为孔子所作，且谓孔子为汉定道”②。因而不管孔子的议论是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而言，往往拿来解释诸经，何况《周礼》和《论语》在此都是指教学生，互通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郑玄忽略了孔子教学生，是让他们将来进入上层社会“授之以政”“使于四方”，所以他的教育要与当时的贵族(即国子)教育接轨，所学课程也与贵族教育相同。孔子绝对不会把自己的三千弟子都培养成乐工。古人学以致用，因而乐工和国子所学课程不会完全相同。郑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学校和学员的区别。

国子所学“乐语”之兴应该与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之兴相同，然而郑玄却认为“乐语”之兴是“以善物喻善事”，似乎是教国子作诗，而不是用诗。考察教国子的“乐语”分为“兴道讽诵言语”六项，“讽诵言语”自是教用诗，这不必说。道，郑玄解为“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贾公彦认为“云道读曰导者，取引导之义，故读从之。云导者言古以剀今也者，谓若诗陈古以刺幽王厉王之辈皆是”[2]787。贾氏理解为郑玄说的是作诗。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六诗注”中，郑玄说的“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实际上和“乐语注”的“以善物喻善事”是一样的。贾公彦在给“乐语”作疏时就说，“(郑玄)云兴者以善物喻善事者，谓若老狼兴周公之辈，亦以恶物喻恶事不言者，郑举一边可知”[2]787。似乎“乐语”之兴包含了郑玄“六诗注”的比和兴。郑玄不但认为国子所学之兴是教作诗，而瞽矇所学“六诗”之兴也是教作诗，这就错了。瞽矇之学主要是为了在大祭、大飨、大射、大丧等场合对诗演奏歌唱，后来到了春秋时代，在政务及外交活动中按主持人的要求表演。从《三礼》规定及《左传》记述的乐工演奏诗的情况分析，其所学是对诗歌的表演技巧，是一种职业技能培训，而不是教作诗。同时，根据西周及春秋时代乐工的身份，也不会让其在上述场合赋诗言志。因此郑玄注“六诗”，既吸收了《论语》“诗可以兴”的用诗之说，又受了毛公“六义”之兴的作诗说的影响，由此而形成的“六诗注”便脱离了乐工的实际。

二

郑玄对《毛诗序》“六义”之兴却不是这样理解的，他虽然在笺注《毛诗序》时于“六义”之下无词，但在《毛传》注的116个“兴”字下，除13例外，都不同程度地做了解说。分析比较这些解说，就可以发现其“兴”的概念与毛公的异同。

毛公之所以在《传》中注116个“兴”字，主要是用实例来说明《毛诗序》“六义”之“兴”的涵义。如：

诸侯以国相连属，忧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连及也。(《邶风·旄丘》)

男女待礼而成，若薪蒭待人事而后束也。(《唐风·绸缪》)

采苓，细事也；首阳，幽辟也。细事喻小行也；幽辟喻无征也。(《唐风·采苓》)

恶人被德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也。(《大雅·卷阿》)

扶苏，扶胥，小木也；荷华，扶渠也，其华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郑风·山有扶苏》)

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秦风·无衣》)

鸟止于阿，人止于仁。(《小雅·緜蛮》)

《毛传》中116个“兴”字下共有51例作了不同程度的解说，其中有46例明确说明“兴”是含有象征比喻意义，这就足以说明毛公“六义”之“兴”指的是作诗使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兴象物与所表达的事情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合韵的某些诗章，但在毛公看来，也有一定的比喻意义。如《唐风·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颠”与“人之为言，苟亦无信”无论从任何角度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毛公却认为采苓是细小之事，而首阳山是幽辟之所，而此诗是以细事喻细小之行，幽辟之所是喻无法征信。再如《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与“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也没有必然联系，充其量只是在情感上有某种相通。因为鹿温驯可爱，是人们喜爱的动物，而嘉宾也是受主人欢迎的。这显然不是毛公把它列为兴诗的主要原因。毛公是从另一角度看这一首诗的。毛公说：“鹿得萍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又如《小雅·緜蛮》的“緜蛮黄鸟，止于丘阿”。毛公认为是“鸟止于阿，人止于仁”。这样一来，便都有一种比喻象征意义了。当然毛公的“兴”包涵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兴体和比体。后人不完全理解毛公所注《诗经》“兴也”的用意，误把《周礼》“六诗”之“兴”当作毛公“六义”之“兴”，只有郑玄在笺注《毛诗》时深领毛公用意。

郑玄注《周礼》时对“六诗”做了全面的阐述，而在笺注《毛诗序》时虽有五个地方做了说明，但于“六义”之下却不置一词。正因为如此，才引起后人的误解。其实，郑玄很清楚毛公“六义”之兴不同于《周礼》“六诗”之兴，他在《毛传》所注兴字下的笺注便是很好的证明。如上面所引《邶风·旄丘》，郑玄便在毛公注后写道：

兴者，喻此时卫伯不恤此职，故其臣于君事亦疏废也。

毛公只是概说此诗为什么是兴义，而郑玄则具体指明是喻“卫伯”。其他几首诗也是如此笺注：

三星，谓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昏而火星不见，嫁娶之时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见其在天，则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见于东方矣，故云不得其时。(《唐风·绸缪》)

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众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于首阳山之上，首阳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苓者未必于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兴者，喻事有似而非。(《唐风·采苓》)

兴者，喻王当屈体以得贤者，贤者则猥来就之，如飘风之入曲阿然，其来也为长养民。(《大雅·卷阿》)

兴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华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郑风·山有扶苏》)

此责康公之言也。君其尝曰女无衣，我与女共袍乎？言不与民同欲。(《秦风·无衣》)

兴者，小鸟知止于丘之曲阿静安之处而托息焉，喻小臣择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属焉。(《小雅·緜蛮》)

郑玄不同程度地对《毛传》或《毛诗序》作了解说，有的是因毛公说得笼统，郑玄更详细具体说明；有的是从另一角度阐发《传》意，没有一例是否定毛公所述“兴”意的。毛公对其所注116个“兴”字，只有46例明确作了解说，而郑玄却对103例不同程度地作了阐述，这其中有81例用“兴者，喻XX”呼应《毛传》所注“兴也”，有5 例用“犹”字，4例用“言”字，3例用“谓”字，2例用“喻XX”而不提“兴者”，共计95例。此外还有数例虽没有使用这种表达象征比喻的词汇，但也含有此意。这就充分说明郑玄对毛公“六义”之兴心领神会，与毛公理解相同，而与后人则有很大差别。

郑玄不仅对毛公注了“兴也”的诗的章节大部分作了解说，就是对没有注“兴”的诗的其他章节，认为也是用了“兴”的创作方法的，也部分地作了阐释。如《郑风·山有扶苏》一诗，毛公在首章的前两句(一般情况下，毛公只在首章的前两句诗后注“兴也”)下注了“兴也”之后，接着作了说明(见前引)，而郑玄随其后亦作了阐释(见前引)，此外，还在该章的后两句诗下进一步阐述道：

人之好美色不往观子都，乃反往睹狂丑之人，以兴忽好善不任用贤者，反任用小人。

在第二章诗的前两句下注道：

乔松在山上，喻忽无恩泽于大臣也；红草放纵枝叶于隰中，喻忽听恣小臣。此又言养臣颠倒，失其所也。

又如《大雅·卷阿》诗，前面引了毛公和郑玄的论说，这都是在第一章的首两句后，而在第七章和第九章(此诗共十章）的前四句诗的后面，郑玄又分别写道：

众鸟慕凤皇而来，喻贤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时凤皇至，因以喻焉。

凤皇鸣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视下，观可集止，喻贤者待礼而行；翔而后集梧桐生者，犹明君出也；生于朝阳者，被温仁之气，亦君德也。

这种情况，计有41首诗，共58章。虽不乏穿凿附会之词，但都符合毛公所述兴义。

除此之外，郑玄还在毛公所注“兴也”的116首诗之外，对35 首诗中的一些章节进行了发掘，指出亦含有“兴”义。如：

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召南·殷其雷》)

差池其羽，谓张舒其尾翼，兴戴妫将归，顾视其衣服。(《邶风·燕燕》)

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也，当同德齐意以治国者常道也。(《邶风·日月》）

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兴人为恶亦有渐，非一朝一夕。(《小雅·四月》)

枭、鸱,恶声之鸟，喻褒姒之言无善。(《大雅·瞻卬》)

因他的阐释是直接出于对诗旨的理解，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的很牵强，和诗序一样，不尽符合诗义，但可以了解汉人对诗歌“兴”的创作方法的论述。

毛公作《诗序》，根据儒家的诗经学理论，又借用了《周礼》“六诗”的名目，改为作诗之“六义”，并对其重新作了解说。其中风雅颂，毛公自己在《序》中已分别予以说明，考其用意，恐怕是怕后人把“六诗”中的风雅颂和作为《诗经》三部分的《风》《雅》《颂》相混淆。事实证明毛公所虑不差。而对赋比兴，毛公在作《传》时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解说，尤其是注了116个兴字以说明“六义”之“兴”的涵义。无庸置疑，“六义”之说是毛公对春秋以来诗经学理论的发展，是从创作的角度对诗歌创作理论的一种创见，是借用《周礼》“六诗”的旧瓶装的“六义”的新酒，任何后人的解说也不如毛公自己的阐述具有权威性。特别是毛公在作《传》时注了如此众多的“兴也”，足以说明毛公认为他的“六义”之兴与《周礼》“六诗”之兴是有质的不同，与《周礼》“乐语”之兴和《论语》“诗可以兴”之兴也有原则的区别。这是一种新的诗歌创作理论，而郑玄完全同意毛公的创见，所以对毛公所注兴义进一步做了具体阐释。

三

应该说，郑玄对“六义”之“兴”自是清楚的，并且对毛公《序》《传》的观点是理解而且赞同的，其所作《毛诗笺》在《毛传》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兴义进行了阐述，使之更具体、更详尽。然而其在注《周礼》“六诗”时因用了郑司农(众）的“比者，比于方物也；兴者，托事于物”，遂使后人对用诗之兴和作诗之兴有些混淆不清了。郑众的话是针对“六诗”还是针对“六义”，现在已无从知道，但从“比方于物”“托事于物”来看，应该是针对作诗而言，用诗不能这样区分比兴。把“托事于物”的作诗之兴用以解说“六诗”的用诗之兴，显然是错误的。郑玄本来对用诗作诗是区分清楚的，但由于引用了郑众的解说于“六诗”注，便造成了后人的误解。这方面走得最远的首先是挚虞，其在《文章流别论》中说：

《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挚虞在这里显然是说作诗，因为接下去还有“后者之为诗者多矣”云云，但他把《周礼》“六诗”放在所引《毛诗序》关于“六义”解释的前面，用“六义”解“六诗”明显地扞格不入。“六诗”是讲用诗，“六义”是讲作诗，挚虞硬把它们撮合在一起，其错误对后人影响非浅。作诗与用诗概念由此混淆不清了，“六诗”与“六义”也似乎成了一回事，到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时干脆把郑玄的《周礼》“六诗注”全部搬来解释毛公“六义”，并且主观地说：“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给人的印象，又似乎是《周礼》抄袭了《毛诗序》，遂使错上加错。挚虞的错误虽因对郑玄比兴观念的误解，但因他既引用了《毛诗序》的话，又把比兴分别解说，遂被后人看作是对作诗比兴的解释。在这种误导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着重阐发了所谓“比”义——其实只是毛公兴义中的比喻一义。后之论比兴者皆是郑众、挚虞、刘勰比兴说的引申和拓展，都非毛公之旧。

在《诗经》研究史上，人们对比兴论说得最多，但也最无法界说清楚。考其原因，就是把郑玄关于《周礼》“六诗”的解说当作《毛诗序》“六义”的解说，把用诗说当作了作诗说。郑玄只是在乐工、国子学用诗上说得有些含混，而对“六诗”“六义”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后之学者如挚虞等，硬是在“六诗”“六义”上论得一塌糊涂，全然不看郑玄对《毛传》所标兴体的阐发。甚至如孔颖达者，把郑玄《周礼》“六诗注”全部搬来解说《毛诗》“六义”，遂使后世经生背上了因袭的无法摆脱的包袱。

宋代对《诗经》研究，从其批评汉学，否定子夏作《毛诗序》上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诗经》研究史上的一种进步，但由否定子夏作《序》，从而否定《毛诗序》，对毛公在《序》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也完全摈弃了。如朱熹、郑樵者，既然废掉《毛诗序》，其对比兴的论说，是从《周礼》“六诗”出发呢，还是从《论语》“诗可兴”出发？然而此二者皆是用诗理论，那么二人所论当是用诗了，但二人又似乎是在讲《诗经》的诗歌创作，而诗歌创作的比兴正是出自被他们废弃的《毛诗序》的“六义”。宋人否定汉学，其实并不完全理解汉学，特别是对《毛诗序》的诗歌创作理论的现实意义并不认识。这正像清代一些学者否定宋学，而对宋学并不完全理解一样。由此，因袭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比兴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理论，被论述、被应用、被发展，使之更丰富、更系统、更完善，成为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理论。但数典不能忘祖，正是毛公在《毛诗序》中从《周礼》“六诗”的用诗理论中借来，使之成为“六义”的诗歌创作理论。在这方面，毛公开创，郑玄发展。然而，由于后人对郑玄两种比兴观念的误解，把用诗之兴当作了作诗之比兴，把本来是作诗之兴又切割为比和兴，遂使毛公“六义”真正涵义不明，郑玄对《毛传》兴体的论述也被抛弃了。

比兴理论还在被诗人运用，使得诗歌的蕴藉更深。比兴理论还在被学者们界说，但无论怎样也无法说得太清，这都是误解毛公、郑玄的诗歌创作“兴”义所致。

注释：

① 本文所引《毛传》《郑笺》《孔疏》均见《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见皮锡瑞《经学通论·序》，中华书局1954年版。

[1]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二十五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

[2] 中华书局编辑部.十三经注疏·周礼注[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Zheng Xuan’s Viewpoint on the Terms ofand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YUAN Changj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The note about the a hundred and sixteengiven by Zheng Xuan inis the explanation to, one of the six terms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However, the descendants consider that Zheng Xuan’s note on the “six categories of poems” in(one of the classics of Confucianism)is that of(,:terms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which confuses the meaning ofof poetry and that of creating poetry. Thus, due to this misconception and the unreasonable cutting ofof creating poetry toand, the true meaning of Mao’sbecomes obscure, and then Zheng Xuan’s view ofinis deserted.

; Zheng Xuan;and;(,:terms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10.3969/j.issn.1673-2065.2016.06.011

I207.22

A

1673-2065(2016)06-0067-05

2016-03-26

袁长江(1943-)，男，河北武邑人，衡水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