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资平小说与上海租界文化的关系

赖丽丽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论张资平小说与上海租界文化的关系

赖丽丽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张资平小说具有媚俗性、性爱描写泛滥、殖民性、颓废色彩等特征，这样的小说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大受欢迎，是由于它与上海租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造成的。

张资平；小说；上海租界文化

张资平是这样一位复杂的作家：他曾是中国新文学发轫期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创作的《冲击期化石》是中国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的小说拥有众多读者，许多小说都连续再版；他的小说因重复的三角恋爱，泛滥的性爱描写，低俗的趣味受到文学大师鲁迅的严肃批评以及后代文学家的诟病。“这就是集贡献与罪恶、光荣与耻辱于一身的作家张资平。”［1］历史吊诡的地方在于，如今被众人所鄙夷的张资平的小说，却在20世纪20、30年代风靡上海。张资平的小说为何不流行于他的创作地——武昌，而流行于上海？笔者以为这是由于张资平的小说与上海租界文化有着密切关系造成的。

一、媚俗

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受“五四”思潮中“人的发现”影响，热衷于“爱欲”的表达。正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所描述的那样：“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般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2］相比于传统小说，现代小说对于人的欲望的发现与表达具有现代意义。“五四”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爱欲的自觉与自由，几乎成了人性的自觉与自由的标志性指标，因而也成为各派新文学作家共同喜欢的主题。”［3］张资平初期的文学创作也与“五四”时代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关于女性身体以及欲望的描写与“五四”期间女子解放运动以及婚姻恋爱自由的提倡相关，是“时代的产儿”。如创作于1924年的《梅岭之春》，描写了山区的童养媳保瑛，因受新文化的启蒙而对包办婚姻萌生反抗之念。为推迟到夫家晚婚，她要求升学，并在上学期间爱上了远堂叔父吉叔，吉叔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保瑛希望“和他离开这野蛮的、黑暗的社会到异域去”。但他并没能将保瑛从童养媳的悲剧命运中解救出来。反而是让保瑛怀孕之后又抛弃了她。保瑛不得不回山里夫家完婚，过着“黑奴般的生活”。［4］她的悲剧从某个侧面体现了五四新式女性的觉醒与坎坷的命运。《最后的幸福》描写了从封建思想里解放出来的女性的性的烦闷，对其心理生理方面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腻的描写。可以说，张资平这类作品在现代文坛是具有先锋探索意义的。但张资平后期的创作从先锋滑向了媚俗，并且这种媚俗是“利用先锋技法来进行自我包装”。［5］从词源来说，“媚俗”一词译自德语，原意是指廉价艺术品。从文学来说，“媚俗”指的是不逼真地反应现实或真挚地揭露内心，而旨在取悦读者，从市场牟利。为了获得读者的喜爱，作者需揣摩读者阅读期待心理。张资平后期的小说大多数仍是描写女性身体、人的欲望、性苦闷、青年恋爱等主题，但是流于肤浅的多角恋以及露骨的身体描写，而无前期的探索意义。张资平描写这些社会热潮主题是为了吸引众多受新思想影响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青年。张资平的这种文学策略可以看作是利用先锋的外表来进行自我包装，以区别于传统才子佳人的旧小说，企图赢得当时新文学阵营的认可以及青年读者的喜爱。

媚俗离不开市场，而上海租界正是提供市场的地方。上海租界的商埠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工商业的繁荣与重商主义的流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文化也变得商业化了。在租界中，知识分子没有传统文人与体制的依附关系，商业化的文学大环境迫使文人向商人伸手。租界的出版机构大部分是民营的，在文化生产这个场域，互争读者资源以牟利。利润决定了编辑的眼光和书商的出版，稿酬支配了作家写作，“文人顺应市场的需要随时更换文化招牌。”［6］虽有许多人批评租界文学的商业化，如陈独秀在《再论上海社会》中表示了对上海租界文化“商业化取向”［7］颇为不满，但均未能阻止这一商业化倾向的继续发展。创造社时期，张资平的小说大部分发表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面，赢得众多青年读者，成为创造社出版物中的一大卖点。尽管张资平这时候有一些作品的文学质量已大不如前了，招致了许多文学批评家的指责，但是创造社为了争夺文学场域中的有限资源，依然大量发行张资平的小说，利用张资平的恋爱小说来招揽青年读者。另一方面，商人以商业利润决定文学投资必然会考虑潜在读者的众寡，赵南公等出版商看张资平的小说好卖，均争相出版。“《爱之涡流》出版半年再版三次，《飞絮》不到三年再版八次”［1］，《爱之焦点》《雪的除夕》《不平衡的偶力》等畅销短篇小说集不断得到出版。除了商业化文学环境的外在因素，也存在张资平自身的因素。他媚俗的创作策略使他主动迎合市场，站在接受者的立场构思主题、选择题材、设定故事模式、选择语言风格。故而创作的媚俗倾向越来越明显，小说故事类型化，人物脸谱化，存在自我抄袭现象，后面竟组织了一个“文学工厂”，雇人按其故事梗概进行写作。从早期的先锋姿态沦为后期的媚俗写作，张资平小说却能一直流行于市场，不得不说，这与上海租界文化的商业化有着密切联系。

二、性爱描写泛滥

张资平的小说充斥着肉感与欲望，“桃色的双颊”［8］“曲线美的红唇”［4］95“富于弹性力的乳房”“他梦见馨儿和他的哥哥都赤身裸体的，臂拦臂的在森林中跳舞。他又梦见馨儿裸体的披着长发笑着向他招手。”［9］这样充满肉感与性刺激的描写在张资平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创造社成员郁达夫同样专注写青年性欲性苦闷，但郁达夫往往自有独到深刻之处，而张资平的许多文字纯粹是“性挑逗”。张资平的小说专写人的本能，而无更深层次的人性挖掘。这样充满性描写的恋爱小说可以在20世纪20、30年的上海风靡，要探讨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小说接受人群特点来进行分析。人是文化的载体，一个城市人口的构成势必会影响它的文化特征。“上海租界中，不论外侨还是华人，占人口比例最多的是男性青年市民，而且较多独身者，这样一种男女比例失调、夫妻分离生活的区域无法实现性满足，为道德堕落和性解放提供了合适土壤，这造成了上海卖淫事业的发达。”［6］38在租界中居住的人，大多数不是长期居住的，只是因着投机心理渴望在几年内致富，或者有些是逃到租界内来避难的。居住在这样的杂处之所，个体能最大限度地摆脱过去经历、传统文化、乡土家族关系的束缚与羁绊，无拘无束地纵容自己的本能。而且因为租界外战火纷乱，租界里的人难免有一种类似于西方的“末世感”，这样一种心理也易滋生及时行乐的风尚。上海租界失调的人口比例以及时代的动荡造成了租界文化的欲望化与性解放。除了狎妓，阅读色情文学，也可以作为一种性释放，读者得到一种生理需要的替代品。因此可以说，性爱小说在上海租界找到了滋生的土壤。通俗小说中有许多关于狎妓的描写，有的报纸甚至公然登出《嫖妓指南》这样的文章，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也乐此不彼地描写着肉欲与感官刺激。在上海租界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下，张资平的小说性爱描写泛滥也就见怪不怪了。

张资平小说中性爱描写泛滥，除了上述的“力比多”原因之外，还有“革命加恋爱”的叙事原因。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文学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这时期的张资平便“转换方向前进，在恋爱小说上贴上了‘革命’的标签。”［10］张资平在上海创作于1931年的《上帝的儿女们》虽然沿着前期写恋爱故事与肉感性欲的路子，但在期间夹杂了许多革命色彩。小说中塑造了雷一鸣和王恒心这样的革命者，小说中还出现了这样使人肃然起敬的革命话语：“我决意以我的全身献给国家，准备他日为国家战死沙场”。然而，这些对革命者的描写，却仍然充斥着肉欲：“雷一鸣经过慧云的说笑后，不禁要想象到她脱去了海水浴衣后的姿态了。他想，那一定是最美的最艺术的一个大理石雕刻的裸女像了。”［11］刚刚还说着革命话语的爱国革命者，转眼就与有夫之妇在海边嬉戏。这种革命与欲望的叙事是与上海租界文化有关的。首先，上海是个革命之都。上海易于开展革命与人口构成以及租界的庇护有关。上海居住的青年人较多，年轻的男性一般都具有冒险特征，容易被新思想吸引，较容易被改造成革命者。并且，有着上海租界的庇护作用，革命者在上海租界内易于开展革命宣传。同时，上海又是个商业高度发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欲望之都。这样双重的上海特征，促成当时许多作家描写青年革命时会加入罗曼蒂克的想象，形成“革命欲望化叙事”［12］。这种叙事特征也一度流行于普罗文学作家之中。张资平小说中对于革命的叙述也具有革命欲望化叙事特征，一面描写革命者的壮烈激昂，一面又描写肉体与欲望。

三、殖民性

租界文化是一种殖民性的混合文化，华人居住在租界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对西方先进文明的仰视，又有自卑与屈辱的辛酸体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不仅仅是国土的侵略，还包含了文化殖民。在西方强势的文明植入中，上海租界的华人不得不慢慢接受西方文明，久而久之，甚而崇拜西方文明，生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样的被殖民者心态。《红雾》中上海交际花潘梨花“如要跳舞，定要到各家帝国主义者所经营的跳舞场去。”［13］《蔻拉梭》的主人公静媛喝酒时，定要“很时髦的酒”，是“洋酒！洋酒！不是中国酒！”［14］西方人开的“舞场””洋酒”已经成了一种符号，标榜人物身份的符号，上海租界中的华人争相拥有这种符号。这显示出了上海租界的华人已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追随西方文明，甘愿被西化。《上帝的儿女们》中：“上自主席下至当号房的，没有一个不巴结美国老板……没有一个不向美国老板磕头的”；刘耀如向余小姐推荐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之时，竟要借西方来进行标榜，他说“听说有外国人把它翻译了，名叫Dream of red chamber.由英美翻译过的，一定是好书了。”［11］76读了真让人啼笑皆非，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竟然需要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后才能使中国人信服，奉为好书。

在租界内的华人，除了对西方人的仰视之外，还有一种敏感的民族意识。如张资平在《上帝的儿女中》中对外国侵略者的批判，“我真讨厌那些红毛鬼，他们总是把中国人看做低一层的人类”，“在美国人眼中的支那人，完全是一种兽类，充其量也是一种未开化的劣等民族”，“专爱做伪善的事业的美国人”，“美国人总不肯说他们美国不好的。遇着有关于他们的不名誉的事体发生时，便把责任推到其他的国家或人民身上去”；“中国稽查先前蛮横凶煞，待看见瑞英手持护照上写有“大美国……等字样，又有些横行的洋文，他想，这女子是和洋人有关的，忙把护照还给了瑞英，笑着点点头走了。”［11］44上海租界内，华人对自己的同胞是趾高气扬的，对洋人或与洋人有关的人却低眉顺眼的，这幅“洋奴”像，与上海租界殖民文化不无关系。这种租界的特殊空间还滋生了买办阶级，“对上则惟敬惟谨，卑躬屈节，对下则自高自大，作福作威，这是伺候过洋人的中国人，——买办阶级的特征……看见外国人差不多要跪下去叫他们做爸爸，看见自己的同胞，黄皮瘦弱的，便不瞧不睬，好像是他们的冤家。”［11］101自动迎合西方人的华人常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当然不觉租界里华人的屈辱。但许多居住在租界的华人则免不了西方人给的屈辱。《红雾》中丽君坐的黄包车走到四川路桥上时，有两名红毛兵指挥着二三个中国巡捕要她下车来搜检……“她恨极了……但到了这个时候，也无办法了，只好听在异种的白人指挥下的同胞们的检查和侮辱了！”［13］374

张资平的小说中表现出的殖民性，既有华人对西方人的仰视与臣服这样的自我东方化色彩，也有带民族主义的愤怒。“对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个行使政治或经济的权力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掌握想象的领导权的问题。”［15］张资平小说中塑造出的人物具有被殖民者特征，这与上海租界文化密切相关。

四、颓废色彩

上海租界文化的颓废特征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西方，西方文化中的颓废来自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之后人们的信仰失落。上海租界文化呈现出的颓废又并非是“正宗”的颓废，而是有着一些本土特征。上海租界文化中的颓废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1）“末世感”带来的颓废色彩；（2）中国文化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上海租界是中西文化碰撞激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杂糅的空间。上海租界作为“借来的时空”，庇护在此地的人虽远离战火，却仍惶惶度日，没有安全感，对命运不可把握。上海租界又是繁华的魔都，充斥着舞厅、跑马场、咖啡馆等让人沉迷其中的娱乐场所。张资平小说中人物大多没什么信仰，沉迷于肉欲与享乐，或是想争取过正常人生活却又不可得的失落，进而败坏下去。《上帝的儿女们》中恩金“觉着一切的幻灭。她想世界快要崩溃了吧”。［11］93恩金一直努力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却总是迷茫着。《红雾》中的交际花潘梨花虽名贯上海，过着极度的奢侈生活，然而，每当她一个人时，却“只感着一种疲倦——亦是一种空虚”。［13］410潘梨花虽享受着极度奢华的生活，却并不感觉到生活的意义，反而有些厌倦了，然而又找不到突破口来冲出这个生活牢笼。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传统家庭出身，虽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但又无法决绝地与传统文化告别，痛苦地生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夹缝中，常常是以自杀作为结局。这种死亡并未给人震撼的悲剧之感，而仅仅是弱者的迷茫与逃脱，这也可以看作是颓废的一种表现。《苔莉》中的女主人公爱上了自己丈夫的堂兄弟克欧，两人虽信服恋爱自由但内心又饱受道德折磨，最终双双跳海殉情了。［16］《红雾》中的女主人公丽君婚姻不幸，她离家出走后又带着歉疚与悔恨自杀。因此可以说，张资平小说中的颓废色彩是带有上海租界文化印记的。

使用先锋技法进行包装的媚俗小说在新文学阵营站住了脚，并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既有张资平文学策略选择方面的原因，也有上海租界文化商业化特征推波助澜的作用。张资平小说中性爱描写泛滥与上海租界读者人群特点以及上海是革命之都相关，小说中殖民性特征是上海作为租界这一特殊空间所产生的文化心理。上海租界中西文化杂糅，人物生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找不到出路，因此小说中充满了颓靡之感。

［1］ 曾华鹏，范伯群.论张资平的小说［J］.文学评论，1996（5）：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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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志熙.爱欲书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1）：82-111.

［4］ 张资平.梅岭之春［M］//张资平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86-106.

［5］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74.

［6］ 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6：51.

［7］ 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M］//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589.

［8］ 张资平.爱之焦点［M］//张资平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52.

［9］ 张资平.性的屈服者［M］//张资平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73.

［10］ 李存煜，徐荣街.张资平论［J］.中国文学研究，1996（3）：72-81.

［11］ 张资平.上帝的儿女们［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242、267.

［12］ 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3.

［13］ 张资平.红雾［M］//张资平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420.

［14］ 张资平.蔻拉梭［M］//张资平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249.

［15］ 艾勒克·博哀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6.

［16］ 张资平.苔莉［M］//张资平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370.

（责任编辑：倪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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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476（2016）10-0062-04

2016-09-08；

2016-10-13

赖丽丽（1994—），女，江西赣州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