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女性叙事中的伦理走向——论贾平凹的新作《极花》

王继超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被拐女性叙事中的伦理走向——论贾平凹的新作《极花》

王继超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贾平凹的新作《极花》依然用城乡生活为参照点和立足点，重点关注了转型时期农村妇女被拐卖的社会现实问题，延续了作为乡土作家对城乡发展现状的持续关注。作家站在民间乡土立场对文本本身的故事伦理进行批判，同时更深层的是对“被拐女性留下”这一主题寻找叙述伦理上的合理性，以此消减了对故事在道德上的谴责，达到了对故事背后的问题和原因进行理性审视和智性思考的效果。

《极花》；女性；拐卖；叙事伦理

贾平凹的最新作品《极花》关注了一些在城市化进程中被遗忘正在消逝的乡村，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都市的发达似乎并没有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的，都市的兴起和乡村的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1］在都市的兴起与农村的衰落之间《极花》敏锐地把握住了二者在冲突之中产生的深刻问题——农村妇女被拐卖，其实这就是处于乡村底层“剩男悲剧”的转嫁，更深层意义上是城市对农村的挤压使得这些被拐女性成为延续种族生存、延缓乡村消失的牺牲品。从文本来看作者关注的并不是女性被拐本身，如他在后记中表明的那样：“我关注的是城市在怎样的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我老乡的女儿被拐卖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还活着的一群人是懦弱还是强狠，是可怜还是可恨，是如富士山一样常年驻雪的冰冷，还是它仍是一座活的火山。”［2］207作者思考的是为何曾经作为精神栖息的田园如今面目全非？为何社会在进步文明还有人口拐卖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作者的关注点和立足点已经决定了对于“妇女被拐”这一主题的叙事伦理走向，读者不会怀疑作者对这类不幸女性的同情，但是作者在叙述上并没有明显热情地流露出来，更多的是一种冷静克制，相反，对于施暴者也没有过多的谴责，作者在文本结构上、多种叙述视角的转换上、叙述情感上、具体情节的安排上都试图为被拐女性的“认同”寻求叙述上的合理性。当然这也招致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不应该拿女性作为达到理想化的牺牲品，然而艺术作品不只是做道德上的肯定与否定，更重要的是从人性的角度对弱者的行为有一种“同情之理解”，贾平凹在《极花》中的叙事伦理无疑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故事伦理上的悲剧性

悲剧性在现象形态上有两种：一是现实的悲剧性，二是艺术中的悲剧性。既可说，这是二而一的东西；又可说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3］从现实来看，《极花》的创作来源于作者老乡的一个真实故事：他老乡的女儿初中辍学后跟随捡破烂的父母生活一年后被人拐卖，三年后被解救回来，然而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地方。反映在文本中这一故事被改编为一个叫蝴蝶的农村姑娘，因为在农村家境贫困，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无力供养姐弟两人上学，决定让蝴蝶辍学跟随捡破烂的母亲进城打工，不料没多久就被拐卖到西北一个不知名的村子，在那里受尽屈辱被强迫生子，最后以梦境的形式书写被解救，又回到这个被拐的村子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结局的出人意料不得不让人反思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从女性自身来看蝴蝶渴望摆脱自己的文化身份，希望尽快融入城市，所以她追求小西服、高跟鞋这些作为城市标签的物质化的东西。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错，甚至可以说蝴蝶这类女性形象代表了封闭、落后乡村的最初觉醒，只是这种觉醒还显得肤浅，她崇媚城市，艳羡城市的现代化，存在着自我认识迷失和自我价值否定的观念，在迫不及待改变自我“土气”的同时无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愚昧、无知，内心的不安分与周围所处的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蝴蝶这类女性更容易受到伤害。在城市化、商业化大潮中蝴蝶成为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边缘人，不断上演着“乡下人进城”的悲剧，“作为商业化大潮的首当其冲者——女人，他们不仅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体与推进者而且无可回避地成了商业化的对象。商品社会不仅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权社会的本质，而且其价值观体系的重建，必然再次以女人作为必要的代价与牺牲。”［4］戴锦华的这段表述不管有没有夸大女性的作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女性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尤其对于乡村的女性更是如此，她们沦为商品可以买卖。蝴蝶在被拐卖到西北贫困小村之后的遭遇更值得人同情，尤其在《招魂》一章通过众人对蝴蝶的暴力描写中更是显示出蝴蝶的灾难与男性的野蛮与残暴。比如在蝴蝶逃跑被抓后写到：“立刻脸上有了巴掌扇动，像泼了辣椒水，像烧红的铁在烙，像把脸上的肉一片一片打了下来。头发被踩住，揪下一撮又揪下一把，发卡没有了，耳朵拧扯拉长，耳环掉了下去。胳膊上，后背上，肚腹上开始被抓，乳房也被抓着，奶头被拉，被拧，被掐。”［2］37由此可见，一旦被拐卖想要逃跑后果多么严重，被拐女性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等待她们的将是无休止的暴力征服，直到她们被驯服为止。不仅刚刚被拐女性容易遭到暴力殴打，就是结婚多年的女性在丈夫面前也毫无地位可言，最典型的就是麻子婶，没有一点作为妻子的权利和尊严，在帮助蝴蝶堕胎失败后竟然被自己的丈夫打断两颗门牙。也许对这些女性来讲，最大的责任就是知道照顾好丈夫，为其繁衍子嗣，至于她们被打被骂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平等权利，她们自己也不会感到奇怪，对她们而言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我们可以认为是以黑亮为代表的男性给这些女性带来了不幸，并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谴责，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圪梁村包括村长在内这些男性也在上演着自己的悲剧，他们是走不出乡村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表面表现出来的原始野性也无可回避地说明他们也是城市化过程的边缘人，正如贾平凹所说的那样：“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2］208他们扎根在毫无生机的乡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有时都无法满足，吃的是土豆住的是土窑，对于吃住我们似乎很少看到他们抱怨条件差，相反还想着法把单调的食物变着花样做，这正是他们的善良之处，但是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个体的人性无法得到舒张即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性欲得不到满足，这个村庄盛产血葱，男人的性能力生命力非常强，但是这个村的女人却如同极花一样少的可怜，甚至用雕刻女人石像来满足性幻想，这背后更深的危机就是种族得不到延续，面对亡种的危机他们不得不采用原始的拐卖或抢夺的方式来强行进行种族延续，从对于人性的尊重与保护来看这些男性不应该成为作家的谴责对象，他们也是受害者，受害于乡村被极度城市化所造成的被掠夺后的荒芜与凄凉，最终人性扭曲、变异。对于文本故事本身来讲被拐的女性与施暴的男性在作者看来都是受害者，在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批判的对象，这也是作家在叙述上一定程度对男性同情，和在文本整体设计上要女性在伦理走向上“认同”的事实基础。

二、叙述伦理上的超越性

法国小说家莫迪亚诺说：“一个作家总是设法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一些超越时代的东西，尽管他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家一样，总被他所处的时代束缚得死死的，他无法逃脱那个时代，他所呼吸的空气就是时代精神的空气。”从显文本上看贾平凹关注的是社会现实问题即农村妇女被拐卖和由此给当事人带来的深重苦难，同时主人公蝴蝶的反抗始终贯穿在文本之中，可以说渴望逃跑一直是文本的叙述动力，但从潜文本上看作家明显超越了对现实问题的纠缠，在叙述的情感上渐渐淡化了对蝴蝶的同情，在叙述的结构上也试图为蝴蝶由反抗逃跑到留下认同寻找一种逻辑事实上的合理性。文本的总体叙述视角和叙述空间选择了既是主人公又是受害者蝴蝶和一孔土窑，以被拐者蝴蝶的眼光来观察圪梁村的人、事、物以及自然风貌和乡风土俗，在给读者讲述的同时也是自己内心独白的叩问，其间叙述情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由激愤转向平和、由反抗转向认同，这样蝴蝶的生活和情感变化都由她自己的经历来见证并且讲述，作者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使蝴蝶的转变更有说服力，与其说蝴蝶是认命不如说是在环境中的“自主”选择。另外，在总体的叙述视角之外还进行了视角转换，在第二章“村子”采用了施暴者黑亮作为叙述视角，而此时文本中的叙述接受者无疑就是蝴蝶，这种叙事距离的拉近，无疑可以增进人物间的关系。文中用了九个“黑亮说”详细向蝴蝶介绍了黑亮家及圪梁村的情况，目的希望蝴蝶尽快适应并且能够融入到新环境中来，这也是从外部环境来影响蝴蝶。尽管蝴蝶在这场对话中有明显的反抗，比如听完黑亮的讲述之后，她吼道：“没有以后！我大声地喊，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2］29但是能够如此耐心地听完黑亮长篇大论的讲述，本身就已经说明蝴蝶的反感反抗情绪已经不再强烈，更何况黑亮说“呆在哪儿还不都是中国？”这一句看似不经意但却铿锵有力地消解了蝴蝶所有的反抗。用黑亮的视角交代事实，一方面说明黑亮的“诚意”另一方面表明蝴蝶已经被裹挟了。在第三章采用了想象与现实交叉进行的叙述方式，一连用了五个“我在想”，想象过去的美好又对照现实的残酷，到最后蝴蝶自己都说想那么多都没有用。这些不同的叙述方式所交代的现实是作家在叙述上把蝴蝶逃离的故事讲述为一个留下认同的故事的基础。另外在小说整体结构的设置上也体现出作家对“逃跑——留下”这一转变的用意。《极花》共有六个章节：分别是“夜空”“村子”“招魂”“走山”“空空树”“采花绳”，“夜空”主要写蝴蝶初到时的反抗，“村子”介绍黑亮家及圪梁村的状况，“招魂”讲述蝴蝶的失身、失魂，“走山”写蝴蝶初步适应生活并且怀孕，“空空树”写蝴蝶产子并完全适应新环境，“采花绳”写蝴蝶再也回不去从前的生活，这样的结构与叙述上由逃跑到留下的感情内核相一致，从整体结构到内在逻辑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在表面上费尽心思想要逃跑的故事，深层次上却是不断认同渴望留下的叙述。为了让蝴蝶认同、留下，作家着力塑造了老老爷这一神秘人物，他是传统乡村精神的守护者，他天文地理似乎无所不知，甚至是一位预言家，他是引导蝴蝶找得到自己的引路人。他告诉蝴蝶每个人都对应天上的一颗星，自己在哪里发现的那颗星就是哪里人，之后蝴蝶一直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没找到之前她坚决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直到找到后她开始认命了，觉得自己现在的归宿是命运的安排，也就是找到星星的那天晚上，他完成了与黑亮的自愿结合。通过老老爷的神秘指引淡化了蝴蝶的悲剧色彩，为蝴蝶的留下增添了一股难以抗拒的力量。总之通过文本整体结构的设置，套用不同的叙述视角，以及具体人物的安排，其目的就是要超越单纯的妇女被拐卖这样一个悲剧故事，达到由逃离到无意识认同的叙述效果，实现故事的陌生化，增强反思性。

三、叙事伦理中的矛盾性

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写道：“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2］乡土文学在现代文学领域中一直都占有很大的比重，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一派侧重于对农村愚昧、无知、落后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种乡村的“袪魅”追求一种现代性，而沈从文、废名所写的乡土文学更多的是对农村的赞歌，是一种乡村的“赋魅”追求乡村的传统精神。写到贾平凹《极花》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作家一方面对农村落后、强狠的批判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已经被彻底地裸露出来，它的那种神秘性和作为精神寄托的作用正在消失殆尽，作家也没有了对乡村唱颂歌的理由。作家追求乡村那种传统的礼、义、仁、智、信、孝的精神信条，比如，老老爷在给村子里起名字时叫作忠智、马德有、王仁昭、杨显理、刘孝隆等等，有意思的是村里人从来不这样称呼，因为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称呼不合适，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称呼的存在环境，这些被视为农村最为可贵的立足之道在作者看来也慢慢就会消失。另外，作为乡村的最后守护者——老老爷他的神秘性与权威性也渐渐被年轻一代所瓦解，那么作者企图用一种神秘的氛围来淡化拐卖现实的设计也必然落空。贾平凹作为一位恋土型的作家，农村的凋敝使他痛心，但又舍不得放弃他所希冀的乡村，所以他用写作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安排蝴蝶由农村来到城市最后又回到农村，有意味的是他设置蝴蝶最后留下的时候采用了梦境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作家的不自信，同时也说明在作家看来农村的现实问题是严峻的。“沧海何尝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作家悲悯的情怀使他不愿意看到农村的消亡，现实的残酷又使得作家感到焦虑，在叙事中有矛盾性的表现也是难免的。

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的血脉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这生命之流中的一环，他就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家的。［5］而贾平凹看到了这股永恒之流在当下农村面临枯竭的危机，并关注到了危机背后产生的农村妇女被拐卖的现实，诚如他所说：“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背后所挖掘的是城市对农村的掠夺。所以在《极花》中作者同情蝴蝶但更悲悯乡村，因此在叙事伦理走向上一定程度同意“牺牲”蝴蝶来拯救农村，尽管这种同意带有作家的悲苦和无奈。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6.

［2］ 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

［4］ 戴锦华.涉渡之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75.

［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4.

Ethic Trend in Narration of Abducted and Trafficked Women：on Jia Pingwa’s Jihua

WANG Jich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In the new book，JiHua，Jia Pingwa focuses the fact rural women are abducted and trafficked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showing constant attention to the status quo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s a local writer. On the one hand，the writer criticized the story itself.On the other hand，he tried to seek the rationality for the fact the abducted women should stay，by which the moral condemnation of the story can be cut down，to achieve the rational examina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 thinking on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behind the story.

JiHua；Female；Trafficking；Narrative ethics

I207.425

A

2095-4476（2016）10-0066-03

2016-09-12；

2016-10-11

王继超（1990—），男，河南上蔡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倪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