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宋元佛教*

潘守皎, 王　莹

(1.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山东菏泽 274000； 2.菏泽市卫计委，山东菏泽 274000)



《水浒传》与宋元佛教*

潘守皎1, 王莹2

(1.菏泽学院文学与传播系，山东菏泽 274000； 2.菏泽市卫计委，山东菏泽 274000)

《水浒传》是一部道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小说，但从很多情节之中，也表现出中国佛教、尤其是宋元以来佛教对当时社会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体现为：寺院组织结构和皈依浮图的仪式日益为人们所熟知；佛教的果报思想和重要的佛教人物日益深入人心；作为僧徒管理的度牒制度在小说中更带有宋元以来的文化特征；佛道之间的矛盾在小说中也有呈现。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佛教越来越世俗化的特征。

水浒传；宋元佛教；世俗化

《水浒传》是一部以宋代社会为背景的小说，它反映出宋代社会各种深刻的矛盾以及乱象。从朝廷中的奸邪当道，到地方上贪官污吏的横行；从忠臣孝子的志不获伸，到普通百姓的艰难生计，都给予了形象的展示。但是从宗教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也反映出宋代以来道教、佛教越来越世俗化的倾向。《水浒传》对佛教内容的描写，虽然稍逊于道教，但我们从很多情节之中，还是能够看出小说对中国佛教、尤其是宋元以来佛教对当时社会深刻影响的描述。因此，本文拟从小说相关情节中有关佛教组织、制度、思想、人物等几个方面的描述来看一下这一时期佛教世俗化的特点。

中国佛教在经历了五代时期周世宗的严厉打击之后，至宋代政权建立，渐渐地有所恢复。北宋统治者一改前朝政策，给佛教以适当保护来加强国内统治的力量。为了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宋太祖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对寺院的废毁。一些冒渎佛教的文人有时还会招致一定的惩罚。①

宋太祖还派遣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内官张从信往益州雕刻大藏经版。这些措施促使佛教传播逐渐恢复和发展，以后宋代各帝对佛教的政策大体未变。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度童行达十七万人。太平兴国五年，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灾、施护先后来京，更进一步密切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为此，朝廷又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以来久已中断的佛经翻译。太宗还亲自作了《新译三藏圣教序》，鼓励佛教经藏的翻译和传播。此后的真宗，虽然重视道教，但对佛教依然采取积极维护的措施，全国僧尼和寺院都增加了很多。据统计，仅寺院就增加到近四万所。仁宗、英宗至神宗朝，重视和维护佛教的文化政策一直得到延续。而由于上层统治者对于佛教的提倡和尊崇，下层社会所受到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也就愈加强烈和明显。佛教寺庙的组织形式，僧徒们的日常生活，佛教义理的基本思想等便日益深入人心，为广大僧俗所耳熟能详。

这样的情形，对于以宋代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水浒传》自然会产生一定影响。水浒故事中对佛教组织、制度、思想、人物、佛道矛盾等的真切描写，便透露出佛教对宋元社会市井生活全方位的浸润。尽管小说的问世不在宋朝，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很多故事的蓝本以及小说的叙事话语还是明显受到宋代文化影响的。

《水浒传》对宋元以来佛教组织、制度、思想、人物、佛道矛盾等的描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寺院组织结构和皈依浮图的仪式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寺院的建立、教派的出现以及教规的形成，寺院组织渐渐建立起来，中唐以来更趋完整。通常情况下，在寺院的组织结构中，除住持外，主要的僧官就是“四大班首”和“八大执事”。“四大班首”指首座、西堂、后堂、堂主，是负责指导禅堂和念佛堂修行的僧官，“八大执事”指监院、知客、僧值、维那、典座、寮元、衣钵和书记，负责寺院的各项具体事务。《水浒传》第三回写赵员外带领鲁智深来五台山文殊院剃度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文字：“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监寺出来迎接，……长老邀员外向客席而坐，……面前首座、维那、侍者、监寺、都寺、知客、书记，依次排立东西两班。”在这里，负责寺院总务、禅堂事务、寺院仪规和文秘工作的僧官尽数到齐，目的在于为鲁智深举行剃度仪式。其他执事如僧值、典座、寮元、衣钵等因与此事无直接关联可以不在现场。

寺院中各种职事僧职位的获得，有按资排辈的情形。如《水浒传》第五回大相国寺的知客与鲁智深的一番对话便是证明：维那、侍者、书记、首座都是清职，不容易得做。做过了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些掌管常住财物的职事，才能够做方丈。如知客所说，像鲁智深这样初来乍到的和尚，能得到管理菜园的角色已经不错了。如果管理的好，一年可以升做塔头；塔头做得好，一年后可以升做浴主；浴主做得好，又一年，才可以做到监寺。

在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寺院结构，并阐明各类职事僧递进升迁的路径之外，作者还十分详细地描写了皈依佛教的整个剃度过程：

长老选了吉日良时，教鸣钟击鼓，就法堂内会集大众。整整齐齐五六百僧人，尽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礼，分作两班。赵员外取出银锭，表里，信香，向法座前礼拜了。表白宣疏已罢，行童引鲁达到法座下。维那教鲁达除下巾帻，把头发分做九路绾了，捆揲起来。净发人先把一周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须。……首座呈将度牒上法座前，请长老赐法名。长老拿着空头度牒而说偈曰：“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收受。长老又赐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

监寺引上法座前，长老与他摩顶受记，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奉正法，三要皈敬师友，此是“三皈。”“五戒”者：一不要杀生，二不要偷盗，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贪酒，五不要妄语。”受记已罢，赵员外请众僧到云堂里坐下，焚香设斋供献。大小职事僧人，各有上贺礼物。都寺引鲁智深参拜了众师兄，师弟；又引去僧堂背后选佛场坐地。

这个皈依佛门的仪式描写的非常完整。大体包括：聚集僧众、剃去发须、拟取法号、填写度牒、接受法衣、摩顶受戒、参拜众僧等。由此可见作者对佛堂生活的熟悉，同时也表明佛教对大众生活的普遍影响，这应该是宋代以来佛教日渐世俗化的结果。

度牒制度度牒，也叫戒牒，是古代中国为了管理僧道，允许出家所颁发的证明文书。颁发度牒的制度始于唐代或更早，由尚书省的祠部司所发放，故又称祠部牒。②一开始，度牒的作用是证明僧道的身份是合法的，但是度牒制度颁布一段时间之后，僧人要拿到度牒，除了通常的手续之外，还要上缴“香火钱”，一些朝廷官吏更是借此大肆敛财。《水浒传》中关于度牒制度的描述带有很明显的宋代文化特征。宋代度牒的取得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试经度牒，二是特恩度牒，三是进纳度牒。③宋代度牒的突出特点是，它不再成为限制人民出家的文件，而只是单纯的身份证明，有钱就可以获得。北宋初年虽曾经一度免费发放，但此后主要靠金钱买卖。度牒在北宋中期以后，更被朝廷作为特殊商品进行买卖。以至于在朝廷或者地方遇到灾荒的时候，出卖度牒成为解决燃眉之急的主要办法。尤其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每年致有数万甚至于十数万度牒通过买卖发放。④《水浒传》第三回在写到赵员外想让鲁智深在五台山文殊院剃度的时候，就对鲁智深说，自己曾经许下剃度一僧的愿望，并且已经买下了一道五花度牒，只是还没有遇到有缘之人。赵员外的五花度牒显然系进纳度牒，从后面剃度鲁智深的情形来看，赵员外不只在购买度牒上花了钱，在鲁智深剃度时更花费了很多钱给文殊院的大小僧众。

果报思想也称“因果报应”。在佛教中，“因果报应”是被使用最多的一个理论，它将因果并称，是用来说明世界的一切关系并用以支持全部佛教思想体系的基础。所谓“因”亦可称为“因缘”，泛指能产生结果的一切原因。包括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切条件。佛教对“因”的解释有“六因、十因”、“四缘”等。所谓“果”亦称为“果报”即是从原因而生的一切结果。认为任何思想和行为，都导致相应的后果，“因”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失；没有业因，也不会得到相应的果报，因果相应，毫厘不差。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是被广大信众普遍接受的佛教理论，在民间，它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

《水浒传》中的很多情节也体现出非常浓厚的果报思想，说明佛教的这一基本理论在其世俗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人心。这里试举两处：在第三回中，当鲁智深打死了郑屠辗转来到代州雁门县，恰好碰上了他此前救出的金翠莲父女。并且得到了金翠莲的新夫赵员外的搭救，从此皈依佛门，改变了一生命运。这就是现实中所谓的“因果报应”。试想，金翠莲父女脱险之后本来要去东京，却迤逦来到代州。鲁智深只身亡命，却误打误撞也来到代州，并在缉拿鲁智深的告示之下邂逅，岂不正是机缘巧合。类似的情节在第九回也有体现。当林冲被刺配沧州之后，一日下午闲逛，在营前遇到了他在东京时经常照料的酒生儿李小二。得到李小二夫妻的照看，林冲的衣服有人浆洗，平时的生活也经常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李小二的通风报信，使林冲获知了陆虞侯等前来暗害他的消息。这为林冲日后逃过这一劫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小说中，鲁智深和林冲都是因为先前做了好事，种下了善因，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善报。这也是佛教中所说的“现世报”。从小说中表现的这种“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思想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宋元以来佛教的世俗化，这种思想在民间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佛教人物《水浒传》中重要的佛教人物当属智真长老。此外就是一生打打杀杀，最后却修成正果的鲁智深。

《水浒传》中智真长老是文殊院的住持，在现实社会中五台山早年的确有一座叫做大文殊院的寺庙，始建于北魏时期，唐朝贞观年间改名为真容院，北宋和南宋时期都曾经大规模改建，并于南宋年间改名为大文殊寺。只是在有名的住持中没有一位叫做智真长老的方丈。然而和小说中的智真生活时间相同、籍贯相同的宋代五台山的名僧中，却有一位叫做真宝的高僧。小说中的智真，约略有他的影子。智真长老是一个得道高僧，虽然反对鲁智深杀人放火，然而，对于忠心报国、破辽归来的梁山英雄还是充满敬佩的。真宝法号洪济大师，青年时期出家于五台山太平兴国寺。北宋末年，任五台山僧正司僧正。为抗击金兵，真宝在五台山组织僧众习武练功。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攻代州城，真宝率僧兵协助官兵守城。代州知州投降，真宝率兵退守五台山区。后因寡不敌众，真宝力尽被擒。金兵劝降，真宝云：“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怡然受戮。⑤真宝的义烈之举是非常受到后人崇敬的，《水浒传》小说的作者在创造智真长老形象的时候，很可能从中得到启示。

鲁智深是作者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佛门弟子形象。他侠义肝胆、无私无畏且又敢作敢为。他一生杀人放火，并不坐禅诵经，最终却悟道成佛。《水浒传》第一百十九回写鲁智深圆寂时的情形是很富有诗意的：鲁智深与武松一起来到六和寺歇马，“看见城外江山秀丽，景物非常，心中欢喜。是夜月白风清，水天共碧，……”在这样景色如画的夜晚，鲁、武二人睡至半夜，钱塘江潮逐信而来，让鲁智深想起了智真送他的偈子：“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于是，这个连什么是“圆寂“都不懂的和尚，忽然间顿悟了，知道自己已经到达了人生的彼岸。他便写下这样一段颂子：“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这是一个典型的顿悟成佛的例证，从而再一次验证了禅宗佛教在唐代以后的深入人心。

佛道矛盾自宋初以来，佛教虽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维护，而且，儒、释、道三家思想也日渐融通。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尤其是佛、道之间矛盾的存在。在北宋末的徽宗时期，由于徽宗的崇道抑佛，佛、道两家之间的矛盾还是愈发明显。这一点，在以徽宗朝为背景的《水浒传》中，更是有多处体现。在小说第五回，鲁智深来到瓦官寺，一帮老和尚早被云游的和尚崔道成、道士丘小乙——实际上的强人折磨得面黄肌瘦，偌大的寺庙也已经门可罗雀。这说明，昔日受人尊崇的伽蓝已经可以被强人肆意蹂躏。这帮老和尚不惟缺吃少穿，而且精神上备受强人的恐吓，在料定有可能遭到强人们报复的情况之下，竟至于个个悬梁而死。

还有一种情况出现在小说第五回中，鲁智深来到东京大相国寺管理菜园，他放下了自己的行李，然后是“那数个种地的道人，都来参拜了”。这几个道人如何参拜鲁智深？那是因为鲁智深是这个菜园子的管理者，而这几个道人不过是种菜的劳动者。道士们在寺院里沦为种菜种地的被奴役者，足见这是和尚给予道士的一种折磨其尊严的惩罚，显而易见是佛道矛盾的具体体现。

《水浒传》第四十四回有和尚裴如海不守戒规，并导致行淫被杀的情节，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宋代世俗社会中淫靡生活的一种反映，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在道教蒸蒸日上的时期，世俗社会对于佛教僧侣的一种糟蹋和嘲弄。这同样也是佛道矛盾的一种反映。

以上列举了《水浒传》中对佛教组织、制度、思想、人物以及佛道矛盾等方面的描写，说明《水浒传》这部小说已经将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对一个时期激烈的社会矛盾进行展示的同时，还深入地展示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既是指水浒故事发生时期的文化，也包括了水浒故事传播时期的文化，另还有《水浒传》成书时期的文化。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的还是水浒故事发生时期和水浒故事传播时期的文化，即宋元时期的文化。虽然我们这里借以阐述的只是宋元文化的一个侧面，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样几点：

第一，佛教的影响已经日益深入百姓的世俗生活。与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尊崇和维护相映衬，在世俗社会中，人们对于佛教的认识和接受也在逐步进行。《水浒传》中的赵员外，只是五台山下一个普通的富户，但从祖上开始，就已经成为文殊寺的檀越，赵员外更是购买了五花度牒，准备寻人替自己出家，这其实是世俗地主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一个例证，更不用说世俗百姓为祈福免灾而进行的烧香、还愿、超度等一般性的佛事活动。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世俗大众对佛教组织、制度、思想、高僧大德以及佛道矛盾等的熟悉和掌握。

第二，寺院经济的不断发展。宋代很多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于是，寺院经济得到发展，寺院也成为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也成为寺院经济的一个重要补充。元朝时期，佛教依然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且寺院经济得到更加畸形发展。因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从事商业和工业，当时各地解库(当铺)、酒店、碾磑、湖泊(养鱼场)、货仓、旅馆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庙所经营。《水浒传》第三回写鲁智深下山寻酒喝，店中卖酒的人家就对他说，酒家住的房子以及卖酒的本钱都是寺里的，不敢造次卖给本寺的和尚酒喝，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说明。

第三，崇佛背后的种种矛盾。宋元统治者对于佛教都比较推崇，但这也不能掩盖朝廷与佛教寺院的矛盾，还有长久以来就存在的佛道之间的矛盾。北宋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再加上年荒、河决等灾害频仍，国家常常急需赈款，于是，朝廷开始大量发放度牒征费。这本来是一项权宜之策，但后来继续执行，数量渐增，至使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宋徽宗笃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僧尼名称都道教化。这给予佛教很大的打击，虽然我们可以把《水浒传》描写的这种僧道矛盾，看成是宋徽宗更重视道教的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但其实这也是朝廷与佛教寺院的矛盾的一种真实而又具体的反映。

注释：

①《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开宝四年四月，新科进士李蔼因诋毁释氏，言辞不逊，被“黥杖，配沙门岛。”可见，此时佛教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事见《宋史·本纪第二》第16页，《二十四史》，中华书局1999年)

②田光烈《度牒在宋代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现代佛学》1962年第五期。

③试经度牒是官府通过对童行的经业进行测验之后发放的度牒；特恩度牒是在皇家大典的时候不经过考试便发放的度牒；进纳度牒是直接纳银绢购买的度牒。

④可参看曹旅宁《试论宋代的度牒制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52-56页。

⑤参看《宋史列传》第二百一十四《忠义十》，第10388页，中华书局1999年。

(责任编辑：谭淑娟)

TheWaterMarginand Buddhism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PAN Shou-jiao1, WANG Ying2

(1.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00, China;2. Heze Municip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Heze Shandong 274000, China)

TheWaterMarginis a typical Taoist novel, but many of the plots also showed Chinese Buddhism, especially the profound Buddhist impact on the society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se effects we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e temple and hoodoo ceremony were increasingly familiar to people; that Buddhism retribution thought and important Buddhist figures were growing in popularity; that duty system as the management of Buddhist monks ha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at contradiction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were presented in the novel as well. All of these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re and more secular Buddhism.

TheWaterMargin; Buddhism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ecularization

1673-2103(2016)03-0001-04

2016-05-15

山东省水浒文化研究基地项目“《水浒传》与民俗文化”

潘守皎(1964-),男，山东梁山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

I20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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