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

张荣军　任鹏程

(1.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2.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

张荣军1任鹏程2

(1.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贵阳550001；2.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

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民族的复兴亦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为使其固有的基本精神与当下社会发展更加契合，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同时也要立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时代血液，推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融合发展，以此助推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时代特征；现代性转换；民族特色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必要性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中国缔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指由前人创造、形成并一直对后人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1]，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积极与消极共生。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遗产中先进性精华的集合体”[1]，它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支撑、守护着中华儿女在历经风险磨难、备尝艰辛之后，仍能弹奏出华丽的乐章。

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古代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世界文明的领先位置。然而，自从欧洲产业革命以来，机器等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广泛应用使西方国家先后完成原始资本积累，逐渐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物质经济水平一路高歌猛进，进入现代化的行列。对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大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保持经济的高额增长速度，开始把掠夺的目光瞄向中国。为此，1840年英国向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由此被迫打开。此后西方各国不断向中国宣战挑衅，在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之下，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割地赔款、设置通商口岸、签订不平等条约等行为，严重外患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延绵数千年之久的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由此失衡，古老中国从此被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洪流之中，时人李鸿章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帝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家经济凋敝、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救亡图存自然也就成为有志之士终生奋斗的目标。他们逐渐改变原有“贬夷尊夏”的观念，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开始积极思考和探索中国的崛起之路，为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化不断探索和尝试。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现代亦或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农耕经济为主，鸦片战争之后，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优势，因此，以奕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军事工业、民族企业等等，试图通过器物改造，增强物质基础，走向富强之路，不幸的是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奋起的维新人士进而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改良，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也以失败告终。之后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传统中国并未由此走向独立富强。随着国人对摆脱愚昧贫困，走向民主富强之路探索的不断深入，继向西方学习器物制造、制度改良、社会革新等方面之后，中国人逐步意识到“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在形式上是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实则上，则是西方价值对中国的挑战，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3]唯有进行思想上的革新，实现文化现代化才能够使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20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如何审视传统文化的社会浪潮，这也就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其中，有学者主张文化全盘西化，废弃传统文化，亦有人提倡重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然，这两种学说各有所缘，利弊相杂，绝不能断然给予判决。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要想走向现代化，必须面对并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两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年代。……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4]传统文化自身必须进行现代性转换，从而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凝结了传统文化的精华，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也逐渐频繁。思想文化领域的沟通交流也在世界范围形成交锋对立之势，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企图对中华民族进行文化渗透的局面至今依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不能丝毫懈怠，必须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历史传承的精华，它是民族生存衍续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支撑，正如习总书记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5]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维系民族文化安全的有效因子。

概言之，历史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难有选择。民族的复兴亦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的精神命脉，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面对新的历史契机和机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进行现代性转换以适应社会潮流。如此，不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再造辉煌，而且会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到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社会物质财富获得极大提高，而我们的精神家园建设相对滞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不仅要实现物质文明飞跃、也要建设好我们的精神家园，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建设精神家园提供了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基础和根据，也为我们经营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提供了保障；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我们将其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众所周知，世界上曾经存在着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然而前三大古代文明都相继终结退出历史的舞台，唯有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连绵五六千年至今仍然活跃于当下社会，这足以说明生生不息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亦如《易传》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独特的文化品格也塑造了刚直不阿、奋发向上的华夏儿女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永续奋斗，这在近代中国尤为显著！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不畏艰辛、前赴后继，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诸如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至理名言，都是对发愤进取、创新变革精神的最好诠释和注解。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不仅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生命力和向心力，而且是我们当前文化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更是我们新时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生命底色。

第二，兼收并蓄、自我更生。传统文化之所以延绵千年，代代相传，关键在于传统文化能够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为我所用，此即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反观中华(广义)文化发展史，先秦之际就有诸子百家学说争鸣的美谈，儒、道、墨、法等各家学说相互激荡、碰撞，形成了中华文化所谓的“轴心期”。魏晋时期，儒家援引道家精神诠释经典，道家攀援儒家礼仪制度建构自身体系，形成儒道汇通，相互成长之势，玄学之风由此兴起。佛教思想会通道家，经书翻译以“格义之法”，这使得其学说发展沾染玄学特色，诞生了“六家七宗”。隋唐时期，佛教哲学本土化趋势日益显著，禅宗的诞生便是吸取老庄和魏晋玄学之精华，再造新义的结果。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交融的趋势更为显著，儒家吸收佛教诸多内容和思维方式建构了新儒学，即儒家哲学的顶峰宋明理学。近现代以来，学者为实现中华文化现代性转化，援引西方哲学重建传统文化，出现了冯友兰新理学、贺麟新心学等理论成果。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绵延不断，这与其兼容开放的特性难以分开。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善于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既能看到其他学派的短处，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克服理论上的缺陷。”[6]这种文化基因为我们当前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开辟新的文化发展之路提供了可能。

第三，讲求和谐、注重整体。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哲学历来讲求和谐之道。诚如古语所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和谐精神大体而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古代哲学讲求天人合一，古人把“天”视为人之道德价值的源头，从而反对天人割裂和对立，对此古文献文本多有体现，诸如《易经》云：“君子与天地合其德。”《中庸》云：“参天地，赞化育”。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汉儒宣扬天人感应。宋儒倡导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都在彰显和宣扬天人之间相互协调的基本价值观念。按照古人的思想逻辑，天道即人道，天性即人性。顺应自然，杜绝人为则是人与自然最佳的相处方式。另一方面，古代哲学注重现实人文关怀，儒家讲以仁义处世，道家宣扬自然而为，佛教宣示仁慈，三者皆有一致性，寻求整体发展而非倡导个性张扬和彼此之间的对抗。这些思想塑造了内敛求实、重视人伦的中华民族，对伦理道德的关切贯穿于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之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所独有之特质。求和谐、重整体的文化特质也反映在传统艺术的表达形式上，诸如中国绘画追求意境之美而非写实，审美情趣讲究气韵生动，物我两相忘。中医更是将人体视为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以木火土金水比附肝心脾肺肾，并运用五行相克相生的原理，认为身体器官彼此之间相生互制，例如肝有问题或治之以脾，局部的病变会影响全体之平衡，这些都是传统文化注重整体思维方式特征的表现。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进程之中，求和谐、重整体的文化色彩是我们独特的资源。

第四、躬行实践、经世致用。传统文化历来注重现实的人与社会，并非刻意追求形而上的理想世界。儒家孔子倡导学而时习之，认为学习的最终在于操行实践，荀子更有《劝学篇》留世，宣扬学以致用。墨家亦有三表法，法家重视参验等等。这种文化特质使中华民族形成积极入世的品格和现实的人文关怀，学问的研习，文化的传承并非只是保留固有之遗产，而是要使之与当下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相符合。无论是儒家倡导仁义礼智，标榜圣贤之道，还是道家贬斥仁义礼智，鼓吹顺任自然，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寻求一种合理的政治建构，儒家的理想即是大同社会，道家则是追寻小国寡民。由此而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在世的学问，生活的学说，它积极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良药方剂。这启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方式要立足当下现实国情，注重实际效用，脚踏实地，绝不能好高骛远。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可能性

当前中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征途之中，其中，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然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却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华夏儿女精神家园，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生活习俗等等。所以说，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迈向现代，再创文化新辉煌呢？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需要适应现代文明的走向。现代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与之相伴随的文明精神则是以理性化为特征，理性则要求人们有自主决断、自我选择的能力。中国社会向现代文明迈进，走市场经济之路已不可回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成了中国理论界的主流观点。”[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社会主义文明的经济基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8]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导向，与此同时以商品交换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商品经济，必然会对文化的发展提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诉求。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经济，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存有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诸如传统文化宣扬重农抑商之策，强调尊卑意识、等级观念等等，特别是“传统儒家强调德性自然，率性而为，无法为需要自主抉择的市场经济时期的价值判断模式提供有效的支持，”[9]257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也不相吻合。这要求我们必须开拓视野，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以时代特征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着眼点和入手处。

为此，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趋势，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我们认为：

第一，对待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先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立场。最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谈到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问题。2013年，习近平到山东曲阜考察时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其言意味深长，令人深省，这为我们如何处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成果，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是确保文化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综观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思想武器，焕发出创造新的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10]7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工作一定要立足当下中国的现实国情，“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运用‘批判继承’的方法来审视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积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并运用其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使之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性新文化。只有这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贡献新的理论活力。

第二，改造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模式。中国传统思维侧重整体把握、直觉体悟，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不利于实证分析和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形成，与此同时，中国传统认识论多数是在探讨道德修养方式时衍生而来，并非对客观知识努力寻求的结果。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即是理性化。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西方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传统，即信奉理性的力量，使用推理的方式，对事物或现象做清晰的观察，冷静的思考，寻求事物或现象产生背后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达和完善的逻辑思维体系，这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精神动力。“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生活、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与行政机关……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与各个领域早已存在诸多形式的理性化了。”[11]故，传统思维方式必须接纳新的内容以适应时代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整体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实证主义精神相结合，注重严谨的、逻辑的、标准的思维过程的建构和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问题思考模式的运用和更新，有利于中国科技水平的进步和提升。

第三，积极转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规则范式和模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来重视整体和集体的利益，这也导致相对较强的面子文化，顺从群体而非张扬个人意愿成为中国人处世的基本条框，难以适应以竞争和对抗为基本特点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因而我们要“将现代的自主式的道德判断机制、价值判断模式嫁接到儒家道德规范中，实现价值判断机制的转换，由顺从式的道德观念转向自主的道德判断，做到我的世界我做主。”[9]257或者说，我们要创造与培养与市场经济主动性、竞争性和创造性相适应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两者之间的综合创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张岱年先生曾经由此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12]的主张，对此观点我们表示极为认同。

第四，中西交流中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在文化现代化转换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因社会变迁而失去本有之魅力，甚至它的广泛传播影响了周边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20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便被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新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加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文化的交流传播发展亦与之相伴。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时，是不能没有主体意识的，否则就会出主而入奴，就会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13]3“传统是现代化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传统绝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这个观念必须要树立起来。”[13]3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之魂和生命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绝对不能随便割舍和抛弃我们自身所拥有的文化特色，这个底线必须毫不动摇。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它切实关系到每一个中华儿女。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改善，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加深，闲暇之余，或是观赏名胜古迹、或是欣赏中国书画展，或是聆听民族音乐会，已逐步成为人们的休闲选择，中医治未病和养生保健的功效得到大众普遍关注，传统医术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人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益，这足以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的实用价值。故，针对以文学、艺术、绘画、医学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我们应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要蕴涵现代化，即立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赋予其时代特色，使之焕发青春活力，再造新义。例如在我国现代化和工业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弊病也相继伴随而来，诸如环境污染，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等等。“为了规范和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社会行为，国家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还倡导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这一得到全社会相应的道德建设中，就有很多的儒家道德的思想内容。”[14]这就是说，传统伦理思想赋予时代新义，其优势可以进一步施展。进而言之，以伦理特质为底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改善日益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调剂人们的精神疲倦，缓解对抗性的人际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和谐全面发展。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式题材要现代化，即优秀传统文化为融入现代生活而延续发展可以采取多样各异的方式和形式。例如全国各地正在打造历史城、民俗村、文化名人故居等等，这不仅以旅游方式拉动经济增长，更使人们切实感受到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古典经典剧目经过现代化改造可采用多种方式呈现，诚如白先勇先生将传统剧目《牡丹亭》融入时代因素，打造出适合青年人口味的《青春版牡丹亭》即是给当今年轻人的一场文化盛宴，这也激发了年青一代对优秀文化的热情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段形式要多样化，即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和现代高科技手段“推动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与现代科技特别是数字、网络技术相结合”[10]107从而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普及，占领现代传播媒体阵地。例如将中华经典古籍文库做数字化处理，既节省纸张降低了文献印刷发行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便于携带和查询方便的特点更易走进千家万户。又如中国绘画采用声光电数字虚拟化等现代技术元素可以实现动态化展示，使纸张上的画面跃然入目，例如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它既激发了人们对传统绘画的欣赏兴趣和审美情趣，也使传统文化遗产凭借高科技技术手段焕发了青春活力。

四、结论

当今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已成为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民族的复兴也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现代性转换也是题中之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兼收并蓄、自我更生；讲求和谐、注重整体；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等等，这些独特的文化品质是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基础和根据，亦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成为可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时刻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要立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血液，实现其内容蕴涵时代化，形式题材现代化，手段形式多样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广泛惠及群众，推动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融合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焕发出生机活力 。

[1]吴潜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N].人民日报，2015-07-15.

[2]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2.

[3]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3.

[4]陈平原，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先秦儒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35.

[5]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 -25.

[6]张岂之，著.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64.

[7]陈锦华，讲春泽，等，著.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13年11月12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2/c_118113455.html.

[9]牛廷涛，吴光，主编.继往开来，发展儒学——第二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论文集[M].上海：中西书局，2015.

[10]本书编写组，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学习参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1](德)马克思·韦伯.龙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4.

[12]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争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26.

[13]楼宇烈，著.中国的品格[M].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1.

[14]崔大华，著.儒学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54.

[责任编辑：明秀丽]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自主招标课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JD2014035)；贵州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2013]12)。

张荣军，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任鹏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哲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儒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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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924(2016)08-05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