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者徐则臣

武歆



阅读者徐则臣

武歆

一

写徐则臣，是我写作70后作家印象系列中较难开始的一篇。在当下众多优秀的70后作家中，徐则臣的创作个性极为鲜明，而且长、中、短篇小说齐头并进，无论四五千字的短篇，还是四五十万字的长篇，比较下来似乎没有明显的落差，水准大体保持一致，这对于一个1978年出生的作家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如此，关于他小说创作的各种评述，早就有许多著名评论家做过太多的阐述，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再去议论他的创作，似乎也没有“添足”的必要。如何寻找一个有效的路径去认识70后作家中不可或缺的徐则臣，忽然成为一个不小的难题。在过去不算太短的一段时间里，我被这个所谓的角度问题所折磨。

后来，我开始关注徐则臣的阅读——他为数不多的读书笔记。这时我发现一个被评论界忽略的问题，评论界对他阅读的关注似乎不多，与对他小说创作关注相比较，几乎处于完全无视的状态，至今好像没有一篇文章谈他的“技术性阅读”。一个优秀作家的诞生，有着各种方面的因素，其中他阅读什么、如何阅读，是作家走向“优秀”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把徐则臣公开发表的读书笔记放在一起，已经成为一道独特风景，许多篇章完全可以编成“创意写作”教材。比如他在剖析马尔克斯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从开头到结尾，递进般分析，逐段甚至逐句研究，有的地方还以“1”“2”这样严谨的标题形式加以说明和表现，恍惚中好像已经不是读书笔记的模样了，实实在在的，完全可以放在写作课上使用，可以成为教授一堂文学写作课的教案。

我喜欢看徐则臣的读书笔记，它们像短篇小说一样，像散文随笔一样，当然也更像有理有据的理论文章，或者像是三者的精妙结合。他的读书笔记有结构、有观点、有尊崇、有怀疑、有质询、有高度，在感性的欢愉中始终伴随着理性的沉静，总能给阅读者带来某些方面的启迪或是深刻的思考。

我要写“徐则臣的阅读”，还有另一个理由支撑，那就是来自他的“自供状”。譬如他在《经典、难度和动荡的名单》一文中，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专业的文学阅读者和写作者”。另外，他在2010年“中日青年作家论坛”上的《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写作》演讲中，也曾给自己定位——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专业读者。

《阅读者徐则臣》，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二

看上去，总像是在走神儿的面容沉静的徐则臣，在他读书笔记中同样呈现出来一种超然的冷静。这位喜欢“后半夜的北京”的江苏人，即使发出大声赞叹，也会显得极有节制。居京十几年，曾经阅览了无数文坛大场面，肯定洞悉了文坛的“面子”和“里子”，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依旧保持着江苏小城溪水般的安静品格。例如他在赞叹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能用一个好看的故事，把这样一群人全写出来”的《生死朗读》之后——享尽了施林克的小说精华——用了这样的赞美来结束他的阅读感受：“要向本书作者本哈德·施林克致敬，这个我陌生的德国人讲了一个让我说不清楚的好故事。”

阅读者徐则臣这种冷静的技术性阅读，当然来自他作家、编辑的双重身份——可能首先来自编辑身份。恕我偏激，一个风风火火、目中无人、高傲冷漠的人，可能不会成为一个优秀编辑，“敏锐、严谨、前瞻”才能让一个大刊编辑在面对如潮的稿件时，始终保持清醒的独到的发现的目光。而徐则臣作为一个拥有自我追求、不容平庸的作家，又给编辑身份附加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两种身份叠加、互助起来，使得“阅读者徐则臣”的阅读更加显得与众不同。

阅读，应该首先面向经典。

以怎样的态度阅读经典，徐则臣通过自己当年“情绪化的阅读”、青春年少时的“反叛个性”、成长中的人生经验，给出了一个阅读者的前进路径——先是警惕、拒绝，然后阅读、分析，最后总结阅读收获。

譬如面对伟大的托尔斯泰。

俄罗斯文学有三株高耸入云的大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有谁敢于发出警惕的疑问、哪怕是“下意识警惕”的疑问？这好像是一件连想都不能想的事，但是徐则臣“很多年里我都不喜欢托尔斯泰，虽然他是我最早拜读的大师之一”。面对众口一词的大师和圣人，徐则臣坦言“不是因为他们写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写得太好了，好到所有人都在说他好”。我们在这里不必赘述托尔斯泰那些经典作品的篇目，也不必再论述托翁的作品如何代表了“俄罗斯的宽度”，只是想要探讨一个阅读者的内心路程：当年的“反叛少年”徐则臣，经过岁月的淘洗，思想的成熟，经过不断的阅读之后，他终于对托尔斯泰、对于经典作品有了自己的判断：“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倔强的老头，在文学上他是大师，在世俗中他是圣人。”而且多少年之后，当一个朋友把托尔斯泰肖像画送给徐则臣后，他几乎毫不犹豫地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桌前，以期托翁“能听见我敲打出的每一个字”。

徐则臣如此不可复制的阅读经典的心路历程，相信会给我们带来阅读上的思考，因为作家的阅读，不应等同于文学爱好者的阅读。作家的阅读，应该是“技术与思想”的双重阅读。在面对大师和经典时，首先不应该盲从，应该提出疑问，带着疑问研读，从中发现自己心中“真正的经典”，而不是“别人心中的经典”。所以当年徐则臣在波恩大学他的小说朗诵会上，面对关于偶像的提问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偶像是我喜欢的作家，但未必影响我的写作；而影响我的老师，也未必是我偶像。

在阅读经典之路上，徐则臣头脑极为清晰，始终把大师和经典分开。既然面对让人敬仰的托尔斯泰都如此冷静，还能有其他作家“躲此一劫”吗？

前些年，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有一位大热中国文坛的外国作家，他就是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我当年也曾经那么崇拜卡佛。记得在一家咖啡馆，已经是深夜了，许多人都已经出现极度的困意，我还在双眸闪亮地大谈卡佛。

那么，徐则臣呢？

徐则臣面对当年的“卡佛热”，他读书笔记中这样说道：“我的确认为卡佛没那么好，当然前提是，卡佛很好，只是没到我们众口一词那么伟大的份儿上。”

在这里，我特别想引用徐则臣对于小说写作中“精简”的独到阐述：“节制是写作的美德，但准确是更大的美德，如果为节制而损害准确，吾未见其明也。”紧接着，徐则臣继续说：“小说可以砍，甚至可以无限制地砍下去……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过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说简化为单薄的故事片断乃至细节，那样不仅出不了空白，反倒弄成了闭合的结构。”

曾经一位有些名气的作家在创作谈中，颇有心得地讲他如何把写好的小说一遍一遍往下删减，多一个字都不要，减，再减，直至删减得实在无法再删，这才依依不舍地勉强罢手。我翻箱倒柜找来了这位作家“先是刀砍斧剁，最后外加手术刀精细运用”后极为精简的小说。正像徐则臣所讲的，这位走火入魔的“卡佛粉丝”，已经“把小说简化为单薄的故事片断”了。我想这位作家要是看了徐则臣关于卡佛小说和精简的辩证认识，肯定会安静下来沉思的，肯定也会“手下留情”的。

在阅读徐则臣的读书笔记时，我特别欣赏他在阅读麦克尤恩小说《赎罪》时所提出的关于“个人日常经验和宏大叙事的对接”，他是这样阐述的：真正将“大”和“小”水乳交融地处理好的，其实并不多。这其中“大”要足够“小”，“小”也能足够“大”。你不能让“大”架空了“小”，也不能让“小”泛滥，以至于拖了“大”的后腿，降低了“大”的高度。在“大”的背景下，“小”既能自足，又须具备可供升华至“大”的品质。

这一番“大”与“小”的辩证论述，为“个人日常经验和宏大叙事的对接”，提供了极为形象的说明。

阅读经典作品，就像徐则臣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道路都有可能是一条绊脚的绳索，一不小心就会被放倒”。阅读经典作品，但又不被经典“绊倒”，徐则臣的阅读感悟，为他的写作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给其他读者提供了一种阅读经验。

方法论重要，世界观更重要。世界观最终决定着你的方法论——徐则臣言简意赅地给出了阅读的定义。

三

当下，许多有成就的70后作家，他们的阅读基本上都属于“技术性阅读”。我曾经认真看过一些70后作家的阅读笔记，譬如张楚之蒂姆·高特罗的《死水恶波》，弋舟之萨曼塔·施维伯林的《杀死一条狗》，以及李浩之博尔赫斯的诸多短篇小说等。他们好像辛勤而又聪慧的造纸工，阅读的过程就是“从大树到纸张”精细而琐碎的“劳作并收获”的过程。精细的技术性的阅读，给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写作帮助。当然，每一个作家的阅读，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心得，都有不可复制的精准和美妙。

徐则臣的阅读，可能还属于立体式阅读。他不仅仅停留在作品的“技术和思想”上，不局限自己的阅读疆域，不束缚自己的阅读触角。他在阅读中的思考始终是在前行的，从来没有“站下来”思考，始终有着更加广泛的延伸。比如对于作家人格的论述。

徐则臣阅读《福克纳传》后，曾经写过一篇《福克纳的遗产》的读书笔记。在对传记的写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后，笔锋一转，说起“作家的写作与人格”。他认为，伟大的作品是应该大于作家的。作家可以有很多的毛病，可以狭隘，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无力向世界敞开，可以不在所有见解上都深刻，但是，你得有能力写出超越自身障碍的作品。福克纳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一堆毛病（比如说谎），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会偏执、欠全面，甚至完全反动……无所谓，关键是你别把自己完全带进小说。

理智的徐则臣对各持己见的“作家作品与作家人格”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认为这是最为理智的看法。因为作家也跟普通人一样，你不可能用“道德标尺”的上限去衡量每一个人，然后再齐刷刷把不合格者的作品全部砍掉，那样的话，的确不是理智的行为，也会限制自己的阅读范围和收获。

我认为徐则臣提出的“你得有能力写出超越自身障碍的作品”，具备两点含义。其一，可能人品、人格有问题的写作者，在这种写作超越中，会对自己行为有所反思，并且不断靠近“道德标尺”的上限；其二，所谓作家的自身障碍，他可能也是针对那些看问题、思考问题“独断专行”的人，提出要走出自身障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广阔视角的写作者，能够写出来恢弘、阔大的作品。

徐则臣阅读体会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他还特别善于在阅读中，找出如何阅读、怎样阅读的办法。比如他对“卡尔维诺对经典看法”的看法——“卡尔维诺一直在用自己的尺度去丈量经典，他没有跟着大师们跑，他在解读的同时，也在印证和阐释自己的世界观和文学观……纸上的营养要摄取，纸页背后的东西更为重要，它是你区别于他人从而确立自己的关键之一。”

徐则臣正是在这样准确“确立自己阅读标准”的进程中，得以快速远离了阅读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那种“基本上见了大个儿的就当神儿，见了神就拜”的“阅读萌芽期”，从而又快速走上了“三五年过去，你未必就比他们差，已经不比他们差，至少作品中一度神秘莫测的部分在你已经了然于胸的”那种“残酷且快意的阅读征程”。

四

我与徐则臣不是那种熟稔的朋友，见面不多，有数的几次见面还都是在人很多的场合，匆匆点头或是说上几句话，甚至有时候只是远远对望一眼。尽管如此，心中对这个同样不爱说话的年轻作家却有着一种陌生的亲近。我对不熟悉就不怎么说话的人，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感，也特别理解他们默然的表情——本来嘛，不熟悉就是不熟悉，干吗非要装作熟悉呢？

其实，我曾有机会与徐则臣很早相识。

大约十年前吧，有一天午后，和几个人闲聊，忽然有人偏过头来问我，你去吴桥吗？随后又有人说，要是去，就一起去吧——生活中我不是强硬的人，很少与人对峙，再大的砍刀呼呼地砍下来，我也只是闪身躲过。可能总是闪躲，几十年了不但没有被砍死，而且毫发无损，竟然还锻炼出了恶劣环境下的顽强成长——但再软弱的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于是，我面无表情地没有说话。就这样放弃了吴桥之行。后来听说，当时刚去《人民文学》不久的徐则臣去了。

于是，错过了很早与徐则臣的相识。

再后来，我不断看到徐则臣的作品，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直至众人所知、颇受好评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像我关注“徐则臣的阅读”一样，也曾经关注“徐则臣的经历”。这个曾经看着祖父的《中国老年》和《半月谈》杂志成长起来的苏北少年，曾经赤脚放牛、下水、推磨、插秧、割麦子。然后在村子里念小学、镇上念初中、淮安念大学、北大读研究生。这样的成长画面，曾经特别感动我。

在写这篇文章的日子里，有一天梦见一个方脸少年骑在牛背上，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远处是蓝天白云，近处是水田，好像还有悠长的歌声。梦境突变，转瞬间田野变成了一个宽阔明亮的大课堂，一个喜欢穿带肩绊的上衣并且很少把衬衣下摆束在裤腰里面的青年，正在舒缓而又得体地讲演。后来我醒了，好半天都没有缓过神儿来，一种悠长的感慨环绕我许久。

徐则臣曾经在许多场合说过，他喜欢“耶路撒冷”，喜欢“伊斯坦布尔”，喜欢这两座城市的名字和发音。他要为这两个名字写小说。如今“耶路撒冷”写完了，“伊斯坦布尔”肯定也写。他会不会将来还写“斯德哥尔摩”呢？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阅读者徐则臣”和“写作者徐则臣”缺一不可。无论他的“读”，还是他的“写”，都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感受。

像徐则臣那样去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