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学习《楚辞》文献的意义

王凡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01）

浅谈学习《楚辞》文献的意义

王凡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226001）

对于《楚辞》的研究，自汉朝王逸开始硕果颇丰，《楚辞》学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即便如此，对于《楚辞》文献的学习仍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主要论述研究《楚辞》文献对判定《楚辞》作品真伪的重要作用，着重强调探究《楚辞》文献的意义，以期引起学界对《楚辞》文献的重视。

《楚辞》文献意义

《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战国诗人的诗歌总集，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以丰富的内容、奇特的想象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并出现了浩如烟海的相关研究文献，如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汪瑗的《楚辞集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林云铭的《楚辞灯》、屈复的《楚辞新注》、戴震的《屈原赋校注》、陈本礼的《屈辞精义》、胡文英的《屈骚指掌》、王闿运的《楚辞释》、刘永济的《屈赋通笺》、蒋天枢的《楚辞校释》、汤炳正的《楚辞今注》、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金开诚的《屈原集校注》、黄灵庚的《楚辞章句疏证》、马茂元的《楚辞注释》，等等。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

在对《楚辞》及相关文献的学习和探究时，我们可以辨别《楚辞》相关作品的真伪问题，可以得知《楚辞》的流传情况，可以研究《楚辞》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通过文献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楚辞》的内容。

在《楚辞》的流传过程中，由于历史发展、习俗变迁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作品的原貌都不得而知。在屈原现存作品中，其主题最让人莫衷一是的当属《九歌》。近两千年来，研究者众说纷纭，异说歧出，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需要，对《九歌》的主题的理解主要有：忠君爱国说、民间祭祀乐歌说、楚王郊祀说及人神恋爱说。究竟何种理解更符合屈原当时的创作目的？我们可以通过诸家之解说及其他相关文献的旁证探讨其主题和性质。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与中原各国的文化传统与民间习俗有较大的差异。楚国上下原始宗教信仰的习俗浓重，巫风盛行，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汉书·地理志下》：“（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书·地理志下》：“大抵荆州率敬鬼，犹重祠祀之事。”《国语·楚语》下云：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以上文献都充分说明巫风在楚国的盛行，楚人对巫术的崇拜、对神灵的虔诚敬仰。屈原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亦会受其影响，所以《九歌》应当是诗人在当时楚国祭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是为楚人祭祀和娱乐鬼神而写的，其巫祭性质自然不言而喻。其中祭祀神灵分别为：威严高贵的东皇太一，飘忽不定的云中君，恩爱缠绵的湘君湘夫人，不可一世的大司命，亲切随和的少司命，威武正直的东君，亲近友睦的河伯，痴情可爱的山鬼和为国捐躯的英魂。

此外，有关《楚辞》的注解文献中也论述了《九歌》的祭歌主题和巫祭性质。王逸《楚辞章句·九歌》题注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生活在离屈原不远的东汉，相距不过数百年，所以对于《九歌》的理解也比较符合当初屈原本身的创作目的，较为可信。王逸认定《九歌》为祭祀乐歌，其后并无异议。朱熹《楚辞集注·九歌序》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王夫之《楚辞通释·九歌》亦云：“熟绎篇中之旨，但以颂其所祠之神。而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这些注本进一步巩固了《九歌》巫祭性质的可靠性。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古籍文献是我们研究《楚辞》的重要途径，同时合理有效利用出土文献也是学科深化的必然途径。

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为《九歌》的巫祭主题提供了大量的可信材料。1965年江陵望山一号楚墓、19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和1987年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相继出土，不但解开了楚国上层人物进行占卜祭祀活动的情形，而且为所祀诸神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依托。经考古研究者认定，望山一号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昭固，死于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天星观一号的墓主是官至上卿的番勅，大约生活于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公元前340年前后），包山二号的墓主是楚昭王后代昭佗，下葬年代为公元前316年。从这些考古的结论来看，以上三墓主所外的时代恰与屈原生活的时期大体相仿，这样就可以借此了解屈原时代的一些祭祀情况，尤其是竹简中记载了当时祭祀的诸神体系。这和《九歌》中所描写的部分神祇是相吻合的，大体相同的只有“司命”，而云中君、东君可以和竹简的“云君”配套，湘君、湘夫人和竹简的“东城夫人”配套，河伯跟竹简的“大水”、“后土”配套。这些出土文献与《九歌》中的神灵配套亦是《九歌》巫祭性质的有力证据。从这些珍贵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九歌》确为战国时代屈原的作品；二是屈原对一系列祭祀乐歌进行了挑选和改造而作《九歌》；三是《九歌》只能产生于郢都，屈原任职于楚怀王之时；四是《九歌》从祭祀歌舞演变而来，最终成了宫廷乐舞。近现代一批学者利用出土文物楚墓竹简，证明它们记载了大量的祭祀之事，而所祀之神均可与《九歌》之神祇一一对应，其对应方法固然学界尚有不同见解，而《九歌》为祭祀乐歌却再一次得到肯定，王逸的注解显然无误，《九歌》实际上是南楚沅湘一带降神迎神的巫觋以性娱神的祭祀乐歌。通过出土文献和有关楚国祭祀巫术文献的记载，从而还原了《九歌》本身的面貌，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九歌》的内容和主旨，再现当时楚国沅湘之间作歌乐舞以娱诸神的习俗及楚国人民事神的虔诚。

此后，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九歌》为祭祀神祇的乐歌，并让后人看到当时祭祀场面的宏大。它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时期楚文化中乐文化的宏大场面，为屈原作品中的仙乐飘扬提供了很好的想象范本。总之，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对于解决《九歌》的主旨和性质问题或将大有裨益。

孙钦善先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史》中指出：“古文献学不仅研究整理古典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古代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于一般需要阅读古书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文献的学习对于我们研究《楚辞》有着重大帮助，通过学习相关文献，不仅可以了解作者本身的创作目的和文本内容，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同时，古文献的学习和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学习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孙常叙.《楚辞九歌》整体系解［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

［2］潘啸龙.屈原与楚文化［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3］过常宝.楚辞与原始宗教［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4］李大明.九歌论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5］常宗豪.楚辞——灵巫与九歌［M］.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94.

［6］汤漳平.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刘信芳.包山楚简神名与《九歌》神祇［J］.文学遗产，1993（5）.

［8］汤漳平.再论楚墓祭祀竹简与《楚辞·九歌》［J］.文学遗产，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