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化到文化融合
——探究《喜福会》中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建构

郑梅花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系,广东　中山　528404)

从边缘化到文化融合

——探究《喜福会》中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建构

郑梅花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广东中山528404)

[摘要]一直以来“文化身份”都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主题，《喜福会》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作品中4对华裔母女处在中国文化背景和美国文化的边缘地带，她们生活在美国但因为是少数族裔而进不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她们是黄色人种。4对母女之间持续不断的矛盾冲突，展现出中美文化的碰撞，突出表现美国华裔在两种文化下的迷惘。第一代移民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不得不融入强势的美国文化，但对于传统文化仍旧恋恋不舍。而对他们的华裔子女而言，他们出生在美国，接受的美国精英教育，不理解传统文化，致使母女关系僵化，但是经历过一系列人生波折后，她们对本民族文化感到好奇，并对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知。基于此，文章试图从美国华裔所处的边缘化状态中探究新的文化身份，以期打破中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局面。

[关键词]《喜福会》；谭恩美；文化身份；文化融合

一、引言

《喜福会》发表于1989年，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该小说曾连续八个月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成为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荣获全美图书奖和全美图书评论奖，入选《诺顿文学入门》教材[2]。《喜福会》中的写作主体和基调一直被谭恩美沿用，在她的几部女性谱系小说中展示了美国华裔在美国社会中所经历的迷惘与痛苦[3]。这种痛苦和迷惘是由众多原因造成的，如：文化冲突、代际冲突、两性问题及历史环境的改变，但其重点围绕的仍旧是对文化身份的探寻。

《喜福会》主要描写了4个华裔家庭中不同母女之间发生的故事，4位母亲都是命运迥异的中国女性，她们前几十年生活在中国，饱经众多苦难之后来到美国寻找生活，4位母亲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在她们传统的思想意识里，她们仍旧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女性。而对于她们后代来说，尽管这些女儿们拥有和她们一样的外表，黄皮肤、黑眼睛，但是她们却是在美国主流文化下成长起来的，有着和母亲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并且对母亲文化的固守不理解，造成与母亲相处过程中矛盾重重。当女儿们了解到母亲在中国的经历后，都纷纷对母亲报以理解。

谭恩美是美国华裔，祖籍广东台山，1952年出生在美国加州的奥克兰，父母是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移民。《喜福会》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谭恩美的经历同小说中吴精美的经历相似。可以说，《喜福会》是一部反映华人在美国矛盾冲突的小说，具有一定的跨时代意义。小说的创作技巧融合了东西方的写作技巧，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麻将理论同西方“四季理论”相融合，塑造了鲜明的、生动的华裔女性形象，谭恩美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8位不同女性的心理世界，不仅将中国悠久的文化魅力向读者展示，并且还通过母女的冲突展示了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对华裔女性心灵造成的影响。

二、美国主流文化——“美国梦”

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美国梦是美国社会重要的文化特征。美国人认为,在平等的制度和机会下，他们可以通过勤奋和坚忍不拔来获得财富和地位。而且这种信仰也存在于众多的美国文学作品中[4]。其中《了不起的盖茨比》《美国悲剧》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美国民众的普遍精神信仰。

作品中的移民都是怀揣着一个美国梦来到美国的，上世纪的中国，闭塞落后，战乱不断，中国人纷纷移民，想要到美国过上好日子，《喜福会》中的妈妈们就是如此。但是由于流淌着中国血液，自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美国生活因与美国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使得他们在美国精神焦虑，并且在价值观念、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上都存在相应的人际隔膜。美国梦是任何一个美国人或是生活在美国土地上所有人的梦想，它迎合了美国文化，可以作为一种主流的叙事体例，还迎合了美国的大众文化，此外，美国梦还与西方文化之根并入到美国的主流文化中，产生一系列对美国文化认同的期望。

《喜福会》中无论是第一代移民母亲还是土生土长的华裔女儿们，都对美国寄予了期望。4位母亲在生命的前几十年生活在中国，都遭受过不同的中国苦难，来到美国后，她们将美国看作新的生命起点，寄予了美国期望，母亲们还认为在美国干什么都好，“开餐馆；为政府工作，拿一笔优厚的退休金；几乎不花钱就能买下一幢房子；发家致富；还可以一下子成名……美国是妈妈的全部希望所在。”母亲们来到美国后，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开始积极学习英语，像美国人一样去海边度假，或者给自己的后代取外国人的名字。与此同时，她们对自己的后代寄予了较高的期望，希望女儿们能够在美国社会出人头地、独立自强，向着美国的主流社会靠近。可以说，这些都是母亲们的“美国梦”。

《喜福会》中的4位女儿均出生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的精英教育，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因而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来约束自己，并且女儿们长大之后从事的工作与其他亚裔人的工作不同，她们有的搬出唐人街，嫁给美国白人，甚至试图改变身上的亚裔特征。女儿丽娜经常埋怨自己没有白人父亲的白皮肤和黄头发，女儿露丝选择婚姻对象时，曾明确地表示过她被泰德和自己弟弟们不同的气质所吸引，露丝喜欢泰德的高傲、自信及固执的性格，喜欢他修长的身材和坚实的臂膀，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泰德的父母来自纽约的泰勒城，而不是来自中国的天津。对于《喜福会》中的母亲和女儿来说，美国梦的实际需要放弃一部分或者是放弃全部的族裔身份特征才能够得到。

三、美国华裔女性的身份困惑和边缘化

(一)华裔女性的身份困惑

《喜福会》中的母亲作为第一代美国移民，前半生生活在旧中国的男权社会中，命运坎坷，许安梅的母亲生活凄惨，在父亲死后，被人强暴，而许安梅的舅舅、外婆却以为母亲不守妇道将母亲逐出家门，怀孕的母亲在走投无路时无奈地嫁给了强暴她的富人做了四姨太，母亲忍辱负重，痛不欲生，最终为让女儿许安梅立足脚跟而吞食鸦片自杀。母亲惨痛的人生经历给许安梅留下了永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成为了印刻在她心头中的一道伤痕，正是母亲的死亡，让许安梅学会了呐喊，因此，她开始用声音的吼叫保护她自己。英籍印裔小说家萨曼·拉什迪曾在《论君特·格拉斯》中明确指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民，自身经历三重分裂，一是他丧失他的地方；二是他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三是他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准则和行为与自身不同，甚至有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5]。《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在经历战乱、困难遭遇之后来到美国，这个曾经寄予着殷切希望的自由国度，但是她们来到美国之后，却又开始经历另一种苦难的生活经历。离开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接受。因自身思想的根深蒂固，她们无法释怀自己曾经经受过的痛苦经历，并且还不能够融入美国主流的白人社会中，因而，她们永远生活在中国的唐人街，事实上从没有真正踏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但是《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她们出生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的精英教育和行为准则，虽然她们生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但是对于她们自身而言，她们一般对中国文化持有排斥态度，推崇西方文化，并且她们无法理解母亲的怪异行为，因而，在许多生活的小事上，与母亲发生冲突。对女儿们而言她们不信鬼神，对母亲的专制、迷信不理解。可以说，从母亲和女儿的种种矛盾的表象中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女儿们对母亲们的偏见也体现出了她们对东方文化的排斥。

尽管女儿们以美国人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时刻以美国人自居，但是因她们是东方族裔，黑头发、黄皮肤的外表，使得她们不能够进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女儿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中，通常会遇到不公平的待遇。西方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形象基本上禁锢在呆板、刻板的形象上。虽然美国族裔一直以来想要改变这种现状，部分美国华裔想要极力地抵制自己的华裔血统、身份及家庭传统，她们想要挣脱中国文化的束缚，因而她们对母亲寄予自己的希望都持排斥态度。但事实上，她们既没有摒弃母亲给予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可以说，对于华裔女性而言，内心充满身份离散的困惑和不能够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无奈。在美国，华裔女性面临着少数族裔的歧视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如美国华裔露丝出生、生活在美国，她漂亮、大方、贤惠，但是在与白人丈夫的婚姻中，她处处忍让丈夫，但是她的一味妥协和忍让并没有挽回她的丈夫，直至发展到离婚。可以说，对于华裔女性而言，她们自身对身份充满困惑，不论是第一代华侨还是美国华裔，她们依靠自身无法获得自己的身份。

(二)华裔女性身份的边缘化

对于美国华裔而言，她们在美国社会属于“异乡人”。“异乡人”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的乔治·齐美儿提出，该概念的提出被称之为跨文化传播的奠基石。“异乡人”没有真正融入那个社会和文化的体系中，自身与其他社会成员存在一定的“社会距离”，“异乡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趋同于“边缘人”的概念，二者共同的特点缺乏群体的认同感，认为自己并非真正属于生活社会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群体，边缘人经常无所适从，从而能够引发自己内心的矛盾的，导致身份不确定，基于此，还形成较为特殊的人格类型。

文化身份一直是美国华裔文学中不变的创作主题，《喜福会》中，4位母亲在旧中国都遭受了众多苦难，她们千辛万苦来到美国，希望找到真正的自我，过上有目标、有希望的生活，或许是理想太过美好，她们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她们想要的生活，她们在美国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无所适从，找不到归属，并且因英语不好，不知道如何与别人交流，常常感到迷惘。正是因为种种原因的限制，母亲们将自己的生活禁锢在封闭的华人文化圈中，用汉语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生活，还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去教育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基于此而言，她们在美国社会中是不折不扣的“异乡人”。但是她们的女儿们出生、成长在美国，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崇尚个性自由、独立，显然与母亲的教育方式格格不入，这也是造成与母亲出现矛盾的最主要原因。《喜福会》中，吴精美讨厌母亲将期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认为这是一种负担；薇弗莱小时候是象棋高手，因讨厌母亲的炫耀放弃象棋；丽娜在母亲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找了美国男朋友，并和男朋友同居；露丝在婚姻出现问题时，宁可去找心理医生也不愿意去找自己的母亲。可以说，对于华裔女儿们而言，她们显然将美国作为她们的家园，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无条件地认同美国文化，排斥母亲身上所具备的传统文化，但是，虽然她们一味推崇美国文化却因自己是少数族裔不能够融入到美国社会中。《喜福会》中露丝的丈夫是美国人，在和还是男朋友的泰德去拜见泰德母亲时，泰德母亲认为露丝的少数族裔身份会影响儿子今后的工作和身份，并且还明确地表示越南人和中国人是没有区别的；女儿丽娜论学识、能力、智力都与丈夫持平，但是丽娜的薪水仅是丈夫的七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代华侨及华裔并没有真正进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她们一直苦苦挣扎在白人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同美国黑人女性一样，处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化地带，没有话语权，没有决策权[5]。

四、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构建

(一)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喜福会》4对母亲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同，因此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且在母女之间的对话交流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文化冲突及融合。可以说，母女矛盾的形成并不仅仅在于语言本身的差异上，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差异。不论对于女儿还是对于母亲来说，她们都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彼此都不愿意逾越文化之间的界限，也不想进入到其他的文化世界中去。可以说，这是美国华裔在主流文化世界中无法面对母国文化的矛盾特殊心态。对于作家谭恩美来说，作为华裔作家，自身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双重熏陶，还具有双重的民族特性，但是对于处在夹缝中的他们而言，她们不知道怎样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无论对于中国文化还是对于西方文化，她们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形象。大多数的华裔想要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中，但是她们无力改变主流美国人对华裔刻板形象的认知。想要融入被阻碍，使得她们内心有着剧烈的文化冲突。对于美国华裔而言，她们母语为英语，接受的教育是正统的西方精英教育，行为和意识完全西化，但是她们的外表是黄皮肤、黑眼睛，因而必然会被视为主流社会中的“他者”。

但是对于文化而言，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独立的文化种类，所有的文化都是混合性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美国华裔作家而言，她们对文化属性的探寻事实上也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并且促使华人作家深入思考。对于所有的华裔而言无论他们经受过怎样的教育，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接受美国文化时必然经历了文化融合的过程。华裔女作家汤婷婷曾提出过，华人在踏入美洲大陆后，需要解决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困扰，需要不断地适应美国的新社会，需要接受美国的正统教育，需要在美国的土地上重新开拓自己的新生活。美国第一代华侨他们虽然肉体上生活在美国，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深受美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长久地生活在美国社会，他们在两种文化中只能舍弃一个。而《喜福会》中母亲和女儿之间的矛盾就在于她们对文化的取舍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母亲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女儿们取的是西方文化。但是除此之前，母亲想要女儿抓住美国社会所提供的平等机会，获得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但是又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希望女儿变得顺从、乖巧。中国传统文化下的母爱无私却沉重，这种母爱丝毫不顾及当事人的感受，而是由母亲决定孩子的一切，她们认为这是一种对孩子的爱，但是对女儿来说，她们没有接受到正规的中国文化教育，自然体会不到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她们不能忍受母亲插手自己的人生，并且希望按照美国文化提倡的自由、个性来反驳母亲。

《喜福会》故事的最后，母亲和女儿都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且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状态。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去思考对方的经历和人生，可以说，这种母女之间的对立在当前的文化状态中得以消解。当女儿们遭受到生活和事业上的不同挫折之后，她们在美国价值观念中已经无法找到自我，虽然女儿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但是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她们体会到了真正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无法消解，并与自身的西方文化进行融合，最终为找到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奠定了基础。

(二)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构建

美国华裔因地理上的错位和祖国文化的关系被隔断，但是因自己祖先和母国文化都在潜意识里存有集体的记忆，从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创造自己的精神家园。基于此而言，文化身份的重构问题就开始得以显现。第一代华侨在旧中国的苦难生活和漂洋过海的经历给华裔女儿们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使得她们从未踏入过中国大地的头脑中装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母亲们则在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徘徊于双重文化的边缘，并且开始对两种文化进行思索[6]。她们在两种文化中找到第三种文化，在一种纯粹的母国文化中超越叙事和反叙事的二元对立，她们对自己的文化背景不排斥，也不一味地崇拜白人文化，而是敢于直面自己双重的文化背景，明确清晰地认识到两种文化背景之间的优势，他们追求的是超越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模式，共同建构了新的文化身份[7]。

《喜福会》中女儿们在经历一系列挫折之后，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开始重新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索。这两种对立开始在形成宽容的文化心态中得以消解。对于女儿来说，她们之所以抵制中国文化，是害怕自己不被美国的主流社会所认可。事实上，尽管她们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她们也没有真正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当女儿们遭遇到一系列婚姻和人生挫折后，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美国价值观让自己进入到生存的困境中，无法帮助她们找到自我，虽然她们无法真正理解母亲的文化身份，但是这种固有的母国文化在她们的身上会得到无意识的显现。文化的碰撞本身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转化，当华裔女性如果一味地摒弃一种文化，就会使得自己一直处于一个“矛盾”的身份中，得不到生存[8]。新一代的华裔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

《喜福会》中的4位母亲作为第一代移民，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艰辛，她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孕育了新一代的华裔，尽管在与她们女儿的交流过程中矛盾重重，但是她们并没有放弃对固有文化的坚守。女儿在经历婚姻和事业挫折后，开始真正理解母亲，审视中国文化，逐渐从美国边缘文化中解脱出来，试图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中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也使得新一代的华裔能够打破西方对华裔定义的刻板形象。

参考文献:

[1]段晓芳.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属性与身份的自我追寻——从《喜福会》中看文化身份重构[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4)：23-27.

[2]张波.美国华裔女性身份建构的心路历程——以谭恩美小说《喜福会》的母女关系为视角[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05-109.

[3]余纯洁.从《喜福会》看美国华裔女性文化身份[J].电影文学，2014(3):90-91.

[4]胡亚敏.当今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J].外国文学，2001(3):73-76.

[5]Chan Jeffery Paul，Chin Frank，Inada Law son Fusao，et al.The Big 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Meridian，1991:148-152.

[6]Hamilton P L.Feng Shui，Astrology，and the Five Elemen-ts：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M]//Bloom Harold.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Amy Tan.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2009:114-121.

[7]张良红.华裔女性的自我身份构建——解读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5):29-32.

[8]陈晶.母女文化身份的重构——谭恩美《接骨师的女儿》意蕴探析[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4):32-35.

(责任编辑：高坚)

From Marginalization to Cultural Fusion: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American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Joy Luck Club

Zheng Meihu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Zhongshan Polytechnic, Zhongshan 528404, China)

Abstract:Cultural identity has long been a keen theme in Chinese-American literature. The Joy Luck Club is the masterpiece of Chinese-American writer Amy Tan, which describes four pair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who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cultural marginal area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 cultural for them. Because they belonged to the ethnic minor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yellow race, it was hard for them to enter the mainstream of society.The constant conflicts between the four pair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show a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especially Chinese-Americans’ puzzlement in the two culture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had to integrate into the American culture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new living environment, but they were reluctant to part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owever, as for their children, they were born and received the eli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do not underst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resulted in a rigid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After a series of twists and turns in life, the children became curious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had a new cogni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a new 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Chinese American's marginalized situation in order to break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The Joy Luck Club; Amy Tan;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fusion

收稿日期：2015-12-08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35(2016)01-0046-06

[作者简介]郑梅花(1976-)，女，山东潍坊人，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