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教育：信息时代的教育诉求
——兼对社交APP“泛滥”的分析

李金刚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理性教育：信息时代的教育诉求
——兼对社交APP“泛滥”的分析

李金刚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网络科技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愈加密切。作为网络平台，APP有力地促进了该时代来临的步伐。但APP的使用同时产生了一些弊端：信息的肆意传播导致了“新看客”的诞生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边界的模糊，同时，也给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带来了新的困扰，并造成学生价值观的紊乱。科技的“堵”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理性教育的“疏”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理性教育教人以选择、批判和反思，学校可采取开设课程、设置专题讲座和将理性教育渗透进多种学科中的方式来实现教育目的。开展理性教育，是信息时代教育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新看客；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理性教育 ；APP

“互联网+”时代，网络日益由“工作的需要”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APP(智能手机第三方应用程序)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从社交、消费到健身、娱乐，这些APP几乎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校园的路上，随处可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的“低头党”“拇指哥”，他们或潇洒独行，或三五人“安然静坐”。这种情况不唯见于校园里，甚至在车水马龙的路上也频频出现。网络在迅捷地传播信息的同时，却出现了同一个媒体对同一个主题的信息的事实和价值取向的陈述发生颠来覆去变化的奇怪现象(譬如，前一段时间的某校女生和摔倒老人的争执就是一例，媒体的态度和陈述几经翻转，诸如此类的消息更是不胜枚举)。也许是太常见，以致人们已经见怪不怪甚至“不见”才怪的程度。这些手机软件在一定程度上造福了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但另一方面，却也给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工具，APP是信息技术的产物，同样也具有其他信息技术对教育相似的影响。就教育而言，正面影响包括APP使个别教学成为可能，使教学形式更加灵活，有利于因材施教，便于跨时空的教学模式的实现和有利于合作学习等。这些新兴的信息传媒的兴起也为解决一些教育中的问题和某些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有研究表明，其促进了不同学科知识的连接，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实现[1]。还有研究表明，基于APP平台的教学使学生的主动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能够促进积极的有意义学习的发生，通过搜索、浏览、发帖、评论等参与性行为，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体系[2]。负面影响则是人机交互的模式淡化了学生和教师的直接接触，不利于师生情感关系的培养；固化的软件和模式化的思维模式排斥教师的主导型和创造性等等。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策略去应对？而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看，APP对当下的教育和人们生活还有哪些弊端呢？

一、APP的负面教育影响

(一)乱象：新“看客”的诞生

毋庸置疑，APP的广泛使用，把社会上的人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连接起来。与传统的信息传递具有的延时性和地域性不同，APP平台发布消息具有更强的推广性和即时性。只要你安装这些软件平台，无论你是否主动关注这些平台发布的消息，它们都会“纷至沓来”。通过这种社交软件，不同地域的人可以几乎同时收到相同的信息。无疑，这种现象扩大了消息的传播范围和“受益”人群。但同样，也导致了新“看客”的诞生。“看客”，顾名思义，就是抱着旁观者的态度去围观某一事件的人或者群体，他们因一个事件的产生而聚集，又因为一个事件的“结束”而解散。和传统的看客不同，这些看客不必亲临现场，因而他们的规模比事件的确切“目击者”的规模更大；他们由APP平台接受关于同一事件的不同陈述和评价，因而却能收到甚至比亲临现场更多的消息，而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却不在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思考范围之内。不难理解，这种看客的存在，又进一步扩大了信息的扩散面和影响力，直至最后，消息本身变得不再重要，似乎加入“看客”才是目的——即成为一个不知实情的“知情者”。

何以如此呢？与消息的“始作俑者”不同，消息的“始作俑者”关注的是消息本身，他们在主动地向外界或其他人传播消息，目的或者陈述事实，或者表明观点，但无论如何，都至少投入了个人的“积极”关注。但作为“看客”却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他们仅仅关注了一下标题，就选择信或者不信，选择了转载或者点赞。“看，我也关注了这个消息”“嗯，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理由，但是，他们更多的仅仅是为了宣示自己的存在(比如，朋友圈的点赞，社会焦点的同意与否等等)。对于他们，消息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自己的“圈子里的人”表示：我是关注你的，或者你们的。而这种消息肆意传播的“内爆”却将事实的“真”或者“真实”掩盖在了网络的模拟之中[3]。当然，这并不表明，朋友圈的关注没有一点的情感投入，但更多的仅仅是礼貌而已。对于那些或有意或无意成为了公众的焦点消息而言，看客的表示关注也许仅仅只是一种不经思考的“习惯”。作为一种传媒手段，APP更多的是消费者需求的产物，而这种消费本身也是一种身份符号的表征，在这些APP使用者(或者说消费者)眼中，这里是他们的圣殿。通过传递或者关注这些消息，他们获得了一种远远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时空存在感。

此外，信息传播具有时间上的瞬时性和数量上的爆发性，对消息的真假判断也成为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问题。事实上，人们的生活更多的是按照习惯来运作的，因而很少涉及理性的思考，以至于大多数人遗忘了理性的存在(或者说默认为习惯就是理性的，而改变习惯才是非理性)。正因如此，理性消失，“看客”剩下的只是对信息看法的盲目站队和漫无休止的传播。这种“看客现象”催生了一个循环：“消息—看客—新的消息—新的看客”。在这种“看客群”中，个人才智被剥削了，他们的个性也被剥削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则占据上风[4]。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被绑架的“同谋者”，即便是那些独处时很有想法的人似乎也沉沦了，成为了没有主见的群氓中的一员。这里的“流言蜚语”不是止于智者，而是广而告之地止于下一个“流言蜚语”的诞生(这里的“流言蜚语”不但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流言蜚语”，更包含一切在网络平台肆意传播的各种消息)。

(二)消失的“边界”：公私领域的模糊化

APP的便捷性在于它允许“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刻”发布“任何信息”。这种信息，可以关涉公共的事件，也可以仅仅是私人的话题。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看来，人是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而人若要积极地生活，就绝对不能脱离其中，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公共领域，一方面意味着出现在这一场合的信息是对所有人公开的，而且，这种公开的实在性由他人的在场而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公共领域表明处于其中的人们是彼此关联而又彼此分开的，正如人们围着一个圆桌而坐那样[5]。显然，APP平台具有公共领域的性质和功能，而人们在其中传播的消息也同样具有公共领域内信息的应有含义。但是APP上传播的消息却又无法真正地像现实中公共领域那样的消息确切和真实，一方面，因为里面的消息更多的是片面的零碎之语；另一方面，里面的消息是缺乏争论的一家之言(输赢往往取决于点击量和关注度)。而私人领域的看法也在或有意或无意间被推送到了这个平台上。譬如，一位教师辞职信的疯传乃至最近一位上海姑娘逃离男友的江西老家的故事等等诸多事端不胜枚举(消息的真假难辨更说明了理性的被忽视)。

可见，APP平台上，在“看客”传播循环的作用下，公共事件和私人话题的边界变得模糊了。一个私人领域消息的抛出，在“看客”的作用下得到“发酵”，进而传播的范围得到扩大，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消息；知道这个消息的“看客”人数的增长，该信息成为一个公共的话题而进入公共领域，就造成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侵入。而新生产的消息又会自动进入新的“看客”的私人领域，造成对新“看客”私人领域的入侵。诚然，这种现状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这并不表明这种现状就是合理的。至少，很多这样的问题缺少“理性”的审视。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的模糊化，进一步导致事件的戏剧化，没有谁能够确定谁才是故事里的“主角”。相应的，每个人也都成了别人眼中的“看客”，甚至故事的“主角”自身也变成了看客。抑或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故事的“导演”，主导着故事的前进方向，而事实却是没有喊“卡”的能力，只能让“剧情”失控。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相互入侵，扩大了彼此的范围，也同时导致了参与者责任的消解。一方面，是个人责任感的消失：任何事情都是由个体首先引起的(包括群体的形成也是由个人发起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因而个体应是事件的第一责任人，之后的每一个参与者也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由于事态的扩大，每个人都觉得已经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已经成为公共领域的事件，也就不应该继续去承担这个事件的责任，因而导致个体责任感的消解。另一方面，集体责任感的消失：群体的存在，理所当然的群体本应是群体事件的负责人，即个人该承担的责任推卸到群体的名义下，但是不负责任的个体又怎么能产生负责任的群体呢？这些因信息而聚集，却又不判断信息真假的群体不过是赛奇·莫斯科维奇笔下的“群氓”，正如他所言：“他们聚集在一起，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他们屈从，而自己的意志却默默无闻……他们总是错把总体的一致当做理智所确立的真理”[6]。这种消解的责任感，催生了“法不责众”“我又不用负责，我怕啥，跟着别人学就行”的思想。显而易见，伴随而来的是参与者同时成为了事态的疯狂制造者与担当责任人的沉默者。

诚然，上述的现状不是APP的本意，但无论如何，这些现状却是伴随APP的产生而出现的。毋庸置疑，我们逐渐进入一个科技成果大爆炸的时代，不同的APP的更迭会越来越快，因而这个世界将会更加多元，这为不同的思想碰撞和交流提供了便利。只要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马上就会有“同道中人”加入，无疑也会是未来社会的一个走向。因而，一元化的价值观的推行注定会是“明日黄花”，多元的价值观的争鸣似乎才是“王道”。但是多元不代表混乱，不代表肆无忌惮的宣泄和不负责任的“非理性”的癫狂。

(三)价值紊乱：学生培养的新难题

学校是有目的、有系统和有组织的教育场所，因而，学校中发生的一切教育行为都应当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展开，这也是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的最显著区别。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学校和社会的隔膜变得越来越小，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容易入侵到学校里面去。现阶段APP的广泛使用更是将这种影响发挥到了极致，显然，这是不利于学校教育目的的达成的。而目前学校信息化建设无疑也为这种APP平台的便捷使用创造了条件。作为一定时空背景下的学校教育，是传达主流价值观的地方，也是一个相对纯净的思想场所，而社会教育则更多的是一个“染缸”，这里有千奇百怪的事情，价值的取向也是多元的。在这个人人呼喊信仰自由却又不见得人人都知道何为信仰的时代，甚至在社会中流传的一些不合乎主流价值取向的观念也伴随着APP的广泛使用悄然进入学校之中。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学校主流价值观的传承。多元价值的冲突和矛盾导致了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失范。这种现状，给我们的学校教育带来了新的难题和挑战。

就学校教学而言，课堂上产生了APP插件和授课教师“抢”学生的现象：由于APP的消息更具有即时性和时代感，对学生的吸引力显得更强，因而常常出现教师在讲台自顾自地讲课，学生在底下低头玩手机，甚至有的学生干脆教室也不去的“逃课”的现象。这种现象绝对不是个案，几乎在所有的高校都存在。无疑，APP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和见识，但无疑教师讲课的积极性也会在这种网络的挤兑下趋于黯然。就学生管理而言，APP的使用也增加了对学生管理的难度。诚然，APP的使用方便了我们彼此的联络，但是，这种方便潜在的也增大了一些社会风险。社交网络、虚拟空间，这看不清真假、辨不清远近的虚拟世界给现实制造了诸多的事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相信这不是信息泛滥的必然恶果，也不是APP的推广使用的必然结局，它反映出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缺乏掌握合理使用APP的能力。换句话说，在使用这种平台的过程中，我们缺失了一种判断的能力，缺失了一种做出恰当选择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更不能指望我们无师自通，而需要有意识地去培养。

二、理性：教育的应然诉求

(一)“疏”与“堵”的争锋

当然，APP的使用也产生了诸多的正面效果，但不能因为有诸多的好处，我们就无视其产生的弊端。作为一种工具，若能在合理使用它们的基础上，也很好地处理其产生的弊端，肯定是最佳的选择。而如何做到这种恰到好处，既不“因噎废食”，又不“讳疾忌医”，则是一个需要我们仔细审视的问题。作为一种技术，可以从根源上取缔APP的使用，即采取“堵”的策略，但是这绝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诚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过滤掉一些“不合时宜”的信息，在源头上减少它们的传播，但是有更多的消息是难以判断其是否“不合时宜”的。事实上，许多消息本身并不涉及是非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不完全的事实陈述，这种情况采取“堵”并不是最佳的方法，更好的策略应是及时地告知大家真相。因而，较之于“堵”的思路，“疏”是一个更佳的选择。而这里的“疏”显然需要靠教育的手段来达成。通过“疏”，即通过合理的梳理，帮助“观众”了解客观公正的消息，帮助他们选择可信以为真的信息，通过“疏”来提高他们对信息的选择能力。为此，就需要对当下的教育，尤其是迈进“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进行更多的思考。除了基本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之外，我们的教育还需要做得更多，才能培养这些能力。笔者以为我们需要理性教育。那么“理性”又是什么呢？

(二)理性的历史演进

“理性”是人类历史产生以来思考得最久的问题之一，也是最难定义的概念之一。考察中西方的文明史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世界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理性的变迁史，即便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我国也莫能例外。虽有着文化的差异和时代的变迁，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对理性有不同的阐释，但总体上都是在围绕理性进行争鸣。那么到底何为“理性”呢？

在西方社会，“理性”肇始于古希腊的智者教育。智者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团体，但是他们却有共通的思想倾向，他们提出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至今仍存活于普通的大众心中。这为后人形成理性的思想埋下了伏笔。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言“事物对于你就是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7]。这种说法虽然具有神秘主义或者人文主义的趋向，但理性就蕴藏在这朴素的认识之中。其后的希腊三杰则几乎是公认的理性主义的建立者。面对古希腊城邦的衰落，苏格拉底认为要重建人们心目中的“善”，并把这种善作为他最高的哲学范畴，苏格拉底认为善是关于人类一切利益的学问，需要从认识自己开始，放弃感性的东西，去发现理性的知识，如此才能行为正确。柏拉图则提出了灵魂三重的学说，并认为理性是灵魂最高贵的层次，是人和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并认为通过辩证的方法才能达到理性灵魂的最高层次。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将灵魂分为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三类，而人类的灵魂则是三者的统一，其中理性则是获得一般的真理性知识，是真正的智慧。经过“希腊三杰”的发展，古希腊奠定了理想主义的文化传统。经过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则重点关注对宗教蒙昧和盲目信仰的反叛，倡导对平等、文明、自由和人权的追求。

18世纪是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高潮。时代的风暴促使所有的理念都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而文化上的剧烈变革则为理性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康德以其《纯粹理性的批判》《实践理性的批判》《判断力批判》等，发展出了一套康德式的重视理性的哲学[8]，而成为时代的骄子。在康德看来，理性包括思辨的理性(纯粹的理性)和实践的理性两种。并认为理性是人们心中一种把握绝对知识的能力，是一种超越“现象世界”，把握“自在之物”的先天认识能力。作为教育家的裴斯泰洛齐则创立了要素教育论的理性观，费希特则在继承康德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理性教育思想，认为教育应当把人培养成一个理性的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友善。总之，18世纪的理性教育是以知识的求索为标志的。此后，学者对于理性的思考就进入了多元纷呈的时代，譬如，德国教育家洪堡认为，理性在于完美的人性得到展开，在自我与外在的互动中实现一种契合。他认为，理性，尤其是创造理性，是主宰世界进程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历史发展的源动力[9]。保守主义者纽曼认为，理智的培养不是道德的熏陶，也不是机械的模仿灌输，而是一种富有思辨的、充满思想的哲思，是一种以智慧为特征的行为习惯，并通达至心灵的一种宁静。信奉科学主义的赫胥黎则认为教育应当是培养协调发展的、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富有逻辑理智的人。虽然20世纪出现了对理性的批判和解构，但直至今日，理性依旧是当今社会的一个主流。

尽管和西方社会的理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的教育也存在“理性”教育的传承。百家诸子的争鸣，孔子的仁，孟子的义，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明清的道义，虽有所差异，但所求的却都可以归到一个“善”字，这里的“善”何尝不是一种“理性”？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亦愿实行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谈论之，故而多讲内圣外王之道，即所谓柏拉图所谓哲学王者。”[10]可见我国传统教育和西方的教育一样存有理性的影子。生活中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凡事逃不过一个‘理字’”，这里“理”既是天理，又是人伦，而这种强调天理和人伦的理性则默化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哪怕是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所灭的“人欲”也不过是不合天理的欲望，而不是对理性的抹杀。新文化运动时期则是我国理性教育的一个高潮，这期间，“德先生”和“赛先生”几乎成为了每个新青年的必谈知识，这场运动将中国又一次拉入到了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时代中来。在素质教育的今天，虽然对理性的解读有新的变化，出现了对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交往理性的争论，但理性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在理性的范畴之内进行的“自家”商榷。

一言以蔽之，理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具有普适性的，但是理性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理性不是普遍的，而是境遇性的，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理性风格，理性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历史的，并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是不断变化的。”[11]诚然，昔日的社会变迁不如今天这么迅疾，彼时的人们也有充裕的时间去慢条斯理地剖析“理性”和构建自己的“理性”世界，而不必担忧被几乎发展停滞的社会甩在身后。今天，社会的急剧变迁，个体的一时疏忽可能已经与社会脱节，因而更多的人信奉“拿来主义”，这也致使对于科技的迷信和对信息的盲从较以往更为严重，个人理性似乎已无必要。但现实却并非如此，科技的发展，与其说是方便了社会，不再需求个人的理性能力，不如说是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由APP的使用所引发的乱象，目前的教育，或者说理性教育显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警醒作用。我们也不可能因为APP引发了这些问题就对其敬而远之或者弃之不用，而且这显然也不现实。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当下的教育，我们还需要哪些应有的理性教育？

(三)当下所需求的理性教育

1.理性的教育应该培养人对科学技术批判反思的能力

当今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科技的社会，我们变得越来越依附科技，我们的行动似乎也慢慢地向科技化靠拢。庞大的科技机构，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用去思考整体的运作是何以可能的，也不需要付诸理性的思考，只需丝毫不差地执行自己的程序、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就能安稳生活。科技固然有其优势，但它也在无形中扼杀了我们理性的思考能力。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对于运用它的人而言，在无形当中，它也充当了意识形态的角色。它向我们潜移默化地传授着机器式的思维，这种思维有助于我们和机器(科技)打交道，却对人与人的交流有不小的阻碍。因为科技只需处理对与错的真值判断就可以正常运行，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则不仅仅关涉对与错的判断，甚至没有严格的对和错，只是存在模糊的善与不善的区别。在我们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模式下，就更不止于此了。“人们常常以为前科技时代的许多事物都是神秘的，而今天神秘的事物已经从我们身边隐退，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对于前人来说，他们知道身边的一切物来自何方，但是今天，除了专业人士，当我们打开电灯时，我们有多少人知道电力的供应来自何方？或者从技术的意义上说，电，究竟是什么东西？”[12]因而，我们需要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反思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们成为科技的主人，而不是相反——成为它的附庸。

2.理性的教育应该培养人对信息的甄辨能力

科技的进步，使得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身边的科技设备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见解与观念，而APP终端的匿名性则无形中也助长了人敢于表达的能力。“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铁的规则是它不容许任何信息长时间地占据社会信息空间，而且信息来源的主题愈加的大众化和个体化，这一方面促使了信息来源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信息含义的歧义化，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变得更加的剧烈”[13]。匿名信息的发布流传，促使传统权威的退场和新生权威的登台，因而信息时代，最有价值的是信息，然而悖论是，最没有价值的也是信息。信息的传播，扩展了人的见闻，却不见得能扩大人的思考能力。欺诈或迷信的信息屡禁不止，而上当受骗的人员也是屡见不鲜，更令人惊讶的是情节居然惊人的相似，以上情景新闻传媒上就不止一次地播出过类似的消息。可见良莠不齐的信息的泛滥并没有增强或者提高人的文化品位和判断，相反，似乎还助长了庸俗文化的传染能力。单个的人不一定都是智者，但聚集的群体则更可能成为没有思考能力者聚集的“群氓”。这里聚集的群体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空间上聚集在一起的人，通过APP平台的广泛使用，甚至天南海北的陌生人也因为关注了同一条消息，而成为了“貌合神离”的“志同道合”之辈，成为了一个虽身在各地，却相互连接的群体。显然，为避免这种盲从群体的出现，培养对信息甄别的理性思考能力是当务之急。

3.理性的教育应该培养人对科层制的批判反思能力

毫无疑问的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科层制成为主要的社会治理模式，因而社会的运转变得越来越高效化和结构化，越来越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喜好而发生剧烈的变动，这说明社会运作是趋于理性化的。社会运作的理性化并不代表个人的理性化，事实是，普通人局限于日常的生活场景，由于社会各个环节的合理化运作，似乎也不需要个人单独的理性指导便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如此这般看似合理的选择却导致了作为个体的人对理性的漠视。“随着劳工的分化，这样的组织也越来越多，尽管人的圈子也越来越多，但处于其中的人却无法说出实现理性的推理，甚至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尽管可以高效地完成指定的工作，却不知道他们工作的后果是产生了第一颗原子弹”[14]，但是这种现状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我们不能依赖于一个我们自己都不甚了解的机构或者社会，哪怕我们向来得益于之。况且科层制作为一个制度本身是有自己的诉求的，它并不会时时刻刻都代表隶属于它的每一个成员的利益。如果没有了对科层制的反思能力，在遇到心里感到困惑的事情时，哪怕是其中的领导者也会感到科层制的束缚而无能为力，一般的个体则会更加找不到缘由，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价值，而只能被动的适应，最终科层制下的人都成为了异化的人。因此，理性的教育应该培养人们对科层制的批判反思能力，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理性化不至于沦落到科层制的理性化之中，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自由地展现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三、如何在教育中展开理性教育

针对理性是不是人的天性，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但都一致同意的是，理性不能自然地生长，而需要经过培养才能完成，这也是将理性纳入教育当中的一个客观缘由。每个人都有面临选择的时刻，需要有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那么这种理性能力又该如何培养呢？

(一) 开设理性教育的课程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需要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设置什么类型的课程。因而，要解决理性教育的需要，在学校开设理性教育的课程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理性教育，具有很多的优点。首先，作为一门课程开设，能使理性教育更具有专业性。理性是一种伴随我们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需要专门地培养，也只有经过培养，才能把握理性的目的、方向和原则，才能知道理性的本质，才不至于使理性教育走向模式化和形式化。其次，作为课程开设的理性教育更具系统性。可以让学生学到系统的理性知识，有助于学生理解理性在人类历史上的演进，明白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理性的不同理解和要求。这样，学生能对理性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便于学生掌握。最后，作为一门课程的理性教育更易于渗透进学生的生活之中。一种理念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理性的教育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学生的日常言行之中，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课程开展理性教育，使理性教育的时间得以固定和延长，能起到时时提点之效。并且有专门的任课教师能够及时地给予学生指导，因而，也有利于学生在渐进的过程中学会理性思考，养成理性的能力和习惯。

(二) 设置理性教育专题讲座

开设理性教育的课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却面临不小的问题，也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原因在于作为一门课程，就需要专门的教材和专业的教师，此外，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学科倾向，过于强调理论的拔高，而忽视了实践的需求。甚至，由于成为了一门课程，而使那些仅仅把对理性学习作为一门兴趣来看待的学生拒之门外。因此，开设理性教育的专题讲座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替代。一方面，理性教育的专题讲座可以独立开展，每一次讲座都可以独立成文，因而学生可以针对自己感兴趣的专题有选择地听取。另一方面，专题讲座的针对性、时效性更强，而且讲座的开设更多的是源于现实需求，因而能更及时地对当下的社会热点进行评析，也能更好地吸引学生的兴趣和参与。

此外，开设理性教育专题讲座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学生可以听取百家之言。由于开展专题讲座的教师不是一个人，而是相关领域的不同学者研究成果的展现，因而，这种理性教育的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容易引起学生的争鸣，而这种争鸣本身也是理性教育的一种体现。

(三) 进行多学科渗透式理性教育

多学科渗透式理性教育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在每一门学科中都体现着理性教育的内涵，各学科都能给学生传授一种独到的学科见解和思维模式；另一层含义是指每一门学科不仅仅体现自身学科的理性见解，也同时能暗含对其他学科见解的审视和沉思。每一门的知识不仅仅体现知识点本身，也同时体现了该学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模式。因而，从事不同学科研究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体现了自身学科的一些固有品性。现实中也很容易发现，越是专业的人才的思维模式似乎也越具有专业化，正如我们很难见到一个物理学家很难像一个音乐学家那样思考一样。学生也是一样，从事不同学科学习的学生的思维模式也在被潜移默化的专业化，进而也慢慢地褪去了对其他思维方式的敏感。而理性的思维需要的却是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和梳理的能力，专业的知识固然能带来精致的见解，却也很可能导致“专业的”疏忽。因而，我们要将理性教育的理念整合到不同的学科中去，这样，各门学科都可以体现自己反思性的一面，而不至于因信守一家之言，而无视百家之长。

四、余论

科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拖进现代社会，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似乎一夜之间已成为现实。个人在独自面对这无孔不入的信息浪潮时，都难免会感到恐惧，恐惧这些信息到底是幻想还是现实。科技也彻底打破了人们之间的时空限制，也许，这也正是现代化的后果。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的接近而又那般的疏远，在这里，笔者不去预想这个社会的人情冷暖，但至少，今天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关注，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投入更多的感情。科技形塑的松散的人我关系是许多的 “看客” 诞生的缘由，也促使这些人利用这些科技手段，像脱缰的野马那样疯狂地推送一条又一条的消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模糊，导致个人难以界定自己的空间，也遗忘了对别人空间的尊重。诚然，不是所有人都在进行这种匿名的网络宣泄，但无意识的群集却在不知不觉中绑架了你我，或许我们不是主犯，但我们却无形中成为了他们的同谋。科技负责工具的进步，而

我们自身却需要负责驾驭科技这只“猛兽”，这需要更多的理性的投入。因而回归理性的教育，虽然可能会存有争议，却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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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82.

(责任编辑李世萍)

收稿日期2016-02-23

作者简介李金刚(1988-)男，河南杞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Rational Education: the Appeal of Education in an Information Age—An Analysis on the "Epidemic" of the Social APP

LIJin-g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210097，China )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Intern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life and the network technology become more closed than ever.As a network platform，APP has powerfully promoted the pace of the era.At the same time，however，the use of the APP also has some disadvantages：the spreading of information leads to the birth of the "new spectator"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public area and private area blurred.Moreover，it has also brought some new problems to student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and has caused the values of the students' disorder.Using technology to "block"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is impossible to solve this problem while "dredging" the rational education is a good choice.Rational education teaches people how to select，criticize and think reflectively.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rational education，we can take rational education courses，set up the seminar and permeate the rational education into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Back to r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education in an information age.

Keywords：new spectator；public area；private area；rational education；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