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壮族乡村文化研究综述
——基于城市化背景下的视角

2016-03-19 10:28刘武军徐洪刚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壮族城市化建设

刘武军,徐洪刚

(百色学院,广西百色533000)

21世纪以来壮族乡村文化研究综述
——基于城市化背景下的视角

刘武军,徐洪刚

(百色学院,广西百色533000)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梳理了21世纪以来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从梳理的结果来看,当前研究主要侧重理论层面,而较少关注实证研究;研究的区域大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对壮族等民族地区的乡村文化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实证研究。

乡村文化;壮族;城市化

文化问题尤其是农村的文化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发生的乡村文化变迁尤为引人关注,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从事研究,并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这些论著或阐述乡村文化的现状,或从各个角度分析乡村文化衰落的原因,或提出各自的解决对策和工作建议;有的侧重理论研究,有的则侧重实证研究。笔者以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乡村教育、乡村旅游等关键词,对21世纪以来部分乡村文化研究成果做一概要的介绍。

一、乡村文化的理论研究

(一)城市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研究

一般而言,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城市化对乡村文化带来了极大影响。丁永祥(2008)对城市化进程导致的乡村文化建设困境做出了概括分析,由此认为须充分发挥传统文化资源的作用,来重建乡村文化。赵霞(2011)则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乡村文化日趋衰落的局面,要用先进文化来引领乡村文化建设,要建立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互动的机制。周军认为乡村文化变迁主要表现为农民在主体人格、职业意识和乡土意识等方面的转变(周军,2011)。肖旋等分析了城市化对乡村文化景观的影响,认为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将对乡村文化景观带来极大的挑战(肖旋、林辉,2011)。

还有的学者从城乡融合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张雪筠(2004)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向现代城市文化的转型过程中,促进了权利文化、公民文化、法治文化和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发展。李先明提出乡村文化转型,需要实现“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的观点[1]。娄本东(2012)则从农村文化与城市化融合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才能促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二)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关系的研究

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以来,很多学者从乡村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建设新农村。陈鹰、傅德荣(2006)强调了新农村建设中要关注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提出了保护的原则和如何保护的路径。吕东徽(2012)以新农村建设为切入点,考察了当前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的现状,并分析了其原因。作者认为要构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乡村公共文化,就必须从四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增加投入;二是建立健全制度,完善服务体系;三是要重新构建农民的公共理念和公共观念;四是建立农民需要的公共文化形式。谭华分析了现代传媒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关系,作者借用孙立平教授“断裂”与“失衡”两个概念,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传媒在乡村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功能性困境(谭华,2012)。

乡村文化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关系也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关注。陈方南(2012)探讨了乡村文化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提出要挖掘利用乡村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村民自治的发展服务。农淑英(2014)也持同样观点,提出要从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创新民族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

(三)乡村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研究

黄雨恒、李森(2011)以广西南宁某村为例,描述和分析了乡村文化阶层的权利,认为其在传承地方知识,维护社会规范,培养乡土感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江立华(2011)分析了乡村文化的衰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消极影响。苏国红、朱顺德(2012)通过调查问卷,描述分析了民族精神在乡村文化中的发展现状,探讨了进一步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民族精神培育工作的措施。陈运普、董惠玉(2013)也关注乡村文化对留守儿童教育的影响,认为其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并针对消极影响提出了对策。沈晓燕等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农村教师掌握地方性知识对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沈晓燕、李长吉,2014)。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乡村文化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纪德奎(2013)探讨了城乡教育一体化对乡村学校文化带来了冲击,认为应该强化本土文化服务意识,来实现乡土文化教育与城市文化教育的协调。周洪新、徐继存(2014)认为布局调整导致的乡村学校减少,将给乡村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带来极大的危机。鲁可荣、曹施龙、金菁(2014),赵贞、邬志辉(2015),孙刚成、田玉慧、王安新(2015)等也有类似的观点。

还有学者关注乡村不同群体的文化状况及其与乡村文化的关系。国虹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作者运用“文化滞后”理论[2],描述和分析了失地农民文化滞后的表现及其原因。李伟波、车启来(2008)关注乡村青年。作者以青岛市为例,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乡村青年文化出现了危机。王作亮(2011)通过对苏北的调查,分析了乡村文化变迁对乡村少年的影响。熊贵雨等则从理论上分析了乡村文化衰落对农村空巢老人的影响(熊贵雨、张圆圆、郭爱,2014)。

(四)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关系研究

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旅游越来越兴盛,很多学者关注乡村旅游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张艳、张勇(2007)强调乡村旅游的本质就是乡村文化,因此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应注意强化浓郁的乡村文化意象。王远坤(2008)从乡村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能过度利用乡村文化资源,而是要注重保护乡村文化的根和特色。朱丹丹(2008)则认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有助于乡村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作者还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乡村旅游和乡村文化获得双赢局面的对策措施。滕腾(2011)以壮族歌圩文化为例,认为保护和传承好歌圩文化,将有助于实现边关旅游与乡村文化的融合。

二、乡村文化的建设与保护研究

(一)乡村文化的建设路径研究

对乡村文化建设路径的研究,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邱仁富、黄骏(2007)从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文化活动、传媒文化等方面,对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做了概括分析,作者提出发展乡村经济、多样性共生发展等措施来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徐兴美、赵世政(2007)提出完善和发展民族地区的标识文化建设,对繁荣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孙美璆(2009)从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方面来分析乡村文化建设。作者认为少数民族自身能力的提高,是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因素。董克宗(2010)认为乡村图书馆在乡村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孙可敬、傅琼、黄娟(2011)从社会认同的角度考察了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赵凌云(2011)提出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乡村文化之间要找到契合点,实现二者的理性化互惠;王春枝(2011)则从大众媒介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增强乡村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王造兰(2012)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探讨了下乡村文化建设路径,作者认为要从整合文化资源、满足农民需求、重建文化认同等方面来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赵霞(2013)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提出了乡村文化建设的相关建议。

还有很多学者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例如马翀伟、孙美璆、李德建(2009)等以云南为例,认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实现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的有机结合。王春林也认为壮大农村文化产业,是保护和繁荣广西农村文化的现实需要(王春林,2012)。

(二)乡村文化保护研究

杜晓帆(2006)提出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含义,认为保护村落文化景观对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郑承庆、罗萍萍、吴声怡(2008)描述分析了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处于尴尬境地的表现及原因,由此认为要保护乡村文化,必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将其纳入整体规划,构建长效保护机制,培养乡村文化的传承人,创新传承方式。张成渝(2011)着重探讨了如何保护村落景观文化,对比分析了生态博物馆和乡村旅游两种保护实践的差异。李佳(2012)提出了“精神性重构”“制度性重构”作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两条路径[3]。王艳等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护乡村文化,要在加强宣传教育、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下功夫(王艳、淳悦峻,2014)。李松认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保护乡村文化必须尊重其变迁,要追求和谐发展理念(李松,2014)。唐开福分析了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关系,认为要想保护和传承好乡村文化,必须重视发挥乡村教育的各项功能。(唐开福,2014)

三、乡村文化的实证研究

关于乡村文化的实证研究陆续有成果发表,研究的区域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

(一)对汉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实证研究

朱康对(2002)关注了城市化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作者通过在温州农村的调查,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温州农村在人际关系、居住方式和语言等方面发生了变化。谭建跃(2008)依据在湖南南部衡阳县、衡南县等地乡村调查,认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存在基础公共文化资源不足、居民素质低等问题,作者由此提出了加强文化资源建设、发展乡村教育等建议。岳永逸(2008)利用其在华北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乡村庙会变迁的过程,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给民族间文化生存空间。张忠(2013)以山东省为例,从民间工艺、民间演艺、乡村旅游三方面对村级文化资源做了实证分析,认为政府要加强统筹,树立规模化和品牌经营理念,来加快村级文化产业的发展。张祝平(2014)通过对杭州萧山雷公庙会的考察,认为政府部门的介入,对传统民间仪式的再造提供了强大动力,但也使其固有的文化性日趋丧失。基于此作者认为乡村仪式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不光要促进其内生的价值转换机制和能力的发挥,更要关注乡村仪式文化合理精神内核的挖掘与弘扬。樊友猛、谢彦君运用文化记忆的理论,通过对鲁西南三个乡村的实证调查,提出了有效保护利用乡村遗产的模型、途径和模式(樊友猛、谢彦君,2015)。丁成际从外在推动力量(国家政府)和内部主体(乡村居民)两方面,考察了安徽乡村文化现状(丁成际,2015)。对汉族地区乡村文化做过实证研究的还有陈运贵(2010),鞠忠美(2011),傅琼、陈妍(2012),贾宜霏、刘雪峰(2013),魏自涛(2014),沙垚(2014),沈玉梅、付文学(2014),谭金花(2015)等。

(二)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实证研究

王佳(2009)对云南峨山县彝族花鼓舞的产业发展经验做出了总结,由此认为传统民族民间艺术是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赵星等考察了贵州一个苗族山寨的乡村文化景观,并分析了特征(赵星、胡娅丽、张晓松、赵英姿,2012)。刘晓辉等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空村化”现象。作者考察分析了贵州3个典型村庄,认为要摆脱文化“空村化”,须把文化保护与青年生计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发展第三产业等[4]。张广才以哈尔滨市周边乡村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例,分析了城镇化对乡村文化保持的影响(张广才,2013)。娜仁其木格(2014)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个乡镇为例,侧重调查达斡尔族乡村在文化设施和文体活动方面的总体情况(娜仁其木格,2014)。代维(2015)通过在云南芒市的实地调查,考察了乡村旅游与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之间的关系(代维,2015)。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实证研究的还有迪丽拜尔·苏来曼(2007),孟祥凤(2009),郑秀文、何文莲、杨正龙(2012),刘从水(2013)等。

四、壮族乡村文化研究

(一)影响壮族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因素的研究

黄爱莲分析了壮族风情游与壮族民间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旅游与生活一体化”的开发理念[5],认为这种理念将有助于壮族民间文化的重建,以及壮族民间文化的重新发现与推广。韦浩明(2007)通过对贺州市钟山县枫木村的考察,描述分析了乡村口述传统文化(歇后语和民谣)的功能及其传承模式,认为其对构建乡村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黄润柏考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壮族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结合在广西某村的实地调查,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一方面促进了壮族乡村的发展,但也冲击了其文化,主要表现在“老人的传统地位下降,文化传承面临危机,互助范围缩小”等方面[6]。李虎也从这一角度分析了壮族农村人口外迁对壮族乡村文化的影响。作者以广西马山县某村为例,重点关注人口流动对耕作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耕作歌的消逝、农业祭祀仪式的消亡和传统敬牛节及相关祭祀仪式的没落”三方面[7]。吴德群(2009)研究了壮族布洛陀文化与壮族乡村和谐社区建设的关系。作者指出,布洛陀文化能促进壮族乡村社区生态、人际等方面的和谐,并提出了促进其发挥作用的途径。李先富等以广西桂林乡村为例,分析了乡村规划建设与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之间存在的困境,探讨了如何保护乡村文化的对策(李先富、黄淑娟、邵剑杰,2014)。

(二)壮族乡村文化保护和建设路径的研究

何国显、周耀明、文晴(2004)等描述分析了南宁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现状,认为要选择合适的模式来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伍广津(2008)对广西宾阳炮龙节做了概括分析,由此认为要实现民俗竞技与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须加强政府引导,强化文化保护意识,优化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走市场化发展道路。李志强(2010)以壮族布洛陀文化为例,关注了城镇化给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要保护布洛陀文化,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把其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当中,做好其与主流文化的融合、产业发展等工作。李萍(2013)认为壮族乡村传统工艺是一种宝贵资源,要想将其传承和保护好,须坚持保护性开发的原则。王子舟(2014)等认为保护好壮族乡村文化,需要更多的像韩健相这样的基层守护人。刘旭辉等考察了桂西北乡村的古树保护习俗,提出要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保护乡村古树(刘旭辉、罗继高、谢铭、潘振兴、覃勇荣,2009)。陈妹通过在南宁那马镇的个案研究,认为当前民族社区在文化治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并提出了对策措施(陈妹,2015)。

总体来看,21世纪以来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文化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的视角来看,理论思考多,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且实证研究主要是关注汉族地区,对民族地区尤其是壮族地区的研究重视不够。二是从研究的区域来看,关注汉族乡村文化较多,对民族地区尤其是壮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关注较少。三是对壮族乡村文化研究呈现局部、一般和零散的特点,缺乏整体、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1]李先明.当代中国乡村文化转型的启示[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1).

[2]国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文化滞后现象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7(4).

[3]李佳.从资源到产业:乡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J].学术论坛,2012(1).

[4]刘晓辉,郜捷.“空村化”境遇中贵州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思考[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11).

[5]黄爱莲.壮族风情旅游与壮族民间文化主体重建[J].学术论坛,2005(7).

[6]黄润柏.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壮族乡村文化的影响——以广西板隆村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8(4).

[7]李虎.论壮族乡村人口外流与传统农业耕作文化变迁——以壮乡伏台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5(1).

责任编辑:谢雪莲

A Study Review on Zhuang Rural Culture since 21st Century

LIU Wu-jun,XU Hong-gang
(Baise University,Guangxi Baise,533000)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this paper combs the literature of Zhuang rural cultur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The current studies focus primarily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but pay less attention to empirical research;and regional studies mostly concentrate on rural culture in Han areas,less in Zhuang areas and other ethnic areas,and especially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rural culture,Zhuang,urbanization

G03

A

1674-8891(2016)04-0032-03

2016-05-15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城市化背景下的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XMZ032)。

刘武军(1968—),男,广西容县人,百色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洪刚(1981—),男,江西大余人,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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