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

王　志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

王志

摘要：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大转折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创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提出统一战线理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之源；开创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使人民群众成为主动改变世界的主体存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强大的实践主体。

关键词：民族复兴；抗日战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战线；群众路线

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从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数仁人志士肩负救亡图强的历史责任，在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道路上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及指导实践的基本原则；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将具有民族正义感的每个炎黄子孙团结起来，形成了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掘出强大的力量源泉；创立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使人民群众从坐待世界变化的客观存在变成主动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党的执政有了牢固的根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强大的实践主体。

一、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鸦片战争过后的中国近代史沉重而悲壮，主权不再独立，政治濒临崩溃，经济逐渐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文化遭遇解构。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蹂躏，古老的帝国面临沉沦的危险。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地指出：“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1］665

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军事，在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所造就的民族精神却是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外敌入侵，社会各阶层的仁人志士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于是，各种各样的救国方式如雨后春笋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救亡图存”的信念激励着每个有民族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中华儿女。正如马克思所说，“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2］。从那时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就在中国的历史进程里凸显出来，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充满艰辛与苦难。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皆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有种种，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共同理想的指引，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马克思在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指出：“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2］没有任何任务就是没有明确的价值追求。口号是任何一个运动之所以成功发动与胜利结束的“最大公约数”，没有任何口号就没有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但却没有与人民群众发生本质上的联系，因此给群众带来了巨大的惊惶。“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但脱离群众，失败也是必然的。

导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发生巨大转折的重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抗日战争的爆发。毛泽东指出：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告终［3］。因此，“八年抗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是中国复兴的枢纽”［4］。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了，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并且在整个战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共产党的伟大目标是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目光，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环；同时，它又具有从本国国情出发的理论品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目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提倡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凝聚了最广泛的群众力量。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是一切理论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法国、英国、德国的理论以及现实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一般性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必需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由于缺乏对理论与实际的理性认识，中共中央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生搬硬套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历史文化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以及复杂的阶级关系，不作深入、具体的分析与研究，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败。鉴于此，1938年10月毛泽东指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53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科学精神，秉持的是科学原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需要研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同时也需要研究认识中国的特点。将这两点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党内一些人对马列主义的研究不深入，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盲目地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机械地效仿苏联的革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违反了科学精神。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抗日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要求，就是科学分析国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际上，中共的有些领导人在革命早期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考与实践。毛泽东在1928-1930年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已经开始对“城市中心论”进行反思，并提出了以农村为革命中心的观点，初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比如他写道：“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5］“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1111929年7月，国民政府与苏联产生了矛盾。中共中央号召“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们，准备一切的力量，反对国民党向苏联的进攻”，提出了“拥护苏联，打倒替帝国主义作进攻苏联的国民党”［6］这样的口号。对此，陈独秀就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宣传，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的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地简单明了地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6］。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大多数时候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革命运动的，许多人对此没有进行系统的反思，也没有去构建与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民族矛盾凸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更加急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在实践中日益深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在此前后，毛泽东等人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写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著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此成为党的基本的理论原则与实践原则。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标志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与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确立。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和借鉴西方当代政治哲学、市场经济理论以及传承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等，都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赋予它们时代特色、中国特色。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是一切理论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古往今来人类所创立的一切优秀的理论成果，因此，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一切优秀的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现代化的对象。

三、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之源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606统一战线是革命时期的法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是否还有意义呢？任何事物都在发展中展现其存在。根据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统一战线具有不同的主题和内容。1979年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这篇讲话中指出：革命统一战线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7］187。由此可以看出，统一战线的定语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变成了“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在新时期的目标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8］41，团结中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8］40。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要实现中国梦，就要凝聚十三亿中国人的力量，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新时期，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宝之一。

（一）中国梦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最大公约数”

实现中国梦就要凝聚中国力量。凝聚中国力量就要“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爱是一种情感。爱国主义，指“对自己国家或民族特殊的感情和认同，对其同胞之福祉的特殊关切，也常常引申出为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利益与兴盛而奉献的精神”［9］。习近平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要找到“最大公约数”。有学者认为，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0］。笔者的看法有所不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总目标，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指生活于祖国大陆的“全国人民”。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的“小康”概念，是指到20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7］237。后来，党对于小康社会的表述更加具体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真正赋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丰富内涵，并对这一工作进行全面战略部署的是党的十八大［11］。对“小康”的具体表述都与一个概念有关，即“国内生产总值”。如：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12］。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对象是指生活于大陆的人民，未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与海外侨胞。因此，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最大公约数”并不准确。与此不同，中国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8］64，这就将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与海外侨胞全都包括进来了。由此可见，中国梦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最大公约数”。

（二）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之源

统一战线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将全部中华儿女凝聚为有机的整体，保持高度的团结。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倡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将每一个具有民族正义感与民族良心的中国人心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出来。在此基础上，以抗日为外在表现形式、以爱国为内在核心的统一战线就形成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依赖的力量来源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抵御外侮；只有内部统一才有力量。”［13］“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1］364在新时期，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统一战线仍旧是力量之源。中国梦的内涵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要实现这个目标，只靠一部分人的力量，显然远远不够，需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需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都要发挥聪明才智，贡献力量［8］41-42。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涵盖各行各业，包括具有中国血统的每一个中华儿女。要将这些人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必须以爱国主义精神为纽带，发展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

四、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实践主体

共产党的理想是改变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比共产主义更加具有现实性的目标，是“四个全面”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论是理想性的目标，还是现实性的目标，都需要通过实践这一中介。实践是沟通理论与现实的中介，是主体的活动见之于客观世界的中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强大起来，领导人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原因在于它不但是共产主义理论现实化道路上的主体，而且还能够在此过程中密切联系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使群众从被动地接受世界改变的客观存在变为主动地改变世界的主体存在，使群众真正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成为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

从“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4］，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5］，再到十八大以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从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16］、“传家宝”［7］368变成了党的生命线与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主体。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牢固根基。中国共产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了解群众，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才能实现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8］368。

人民群众是实践哲学的主体，是将理论变为现实的具体实践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就在于它的“实践转向”以及它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人类”是一个世界历史语境中的概念，具有普遍性。“群众”是中国语境下“人类”概念的具体体现。正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一转化，实践哲学才有了具体的主体，理论才有可能、才可以转化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理论向导，与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共同推进历史前进。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只有来自于实践的理论才是真理性认识。但是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并不能自觉地将自己的世界观提升为系统的理论，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14］群众是将来自于自身实践的理论付诸行动，因此就会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性，推进历史朝着复兴之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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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04.

[16]刘少奇选集：上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42.

（编辑：米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及其当代启示”（14XDJ00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11-09

作者简介：王志（1982-），男，博士，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陕西延安716000）教学科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2-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