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的女性文化及其外来影响因素
——从《麒麟》《新满洲》杂志女性话语空间看殖民性别文化构建

王劲松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重庆　401331)



伪满时期的女性文化及其外来影响因素
——从《麒麟》《新满洲》杂志女性话语空间看殖民性别文化构建

王劲松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重庆401331)

摘要：《麒麟》和《新满洲》是伪满时期两份重要的官方杂志。通过对这两个媒体的女性专栏和特辑的梳理与分析，进而考述伪满时期的女性文化。从媒体报道的女性家庭婚恋生活、职场时代女性、銃后增产报国等几个视角，总结出《麒麟》和《新满洲》女性话语的特点——协调与粉饰、发现与引导、胁从与趋同，并从“五四”新文化以及外来文化、日本女性文化的影响加以剖析，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对殖民地妇女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渗透。

关键词：伪满洲国；《麒麟》；《新满洲》；女性文化；殖民文化侵略

一、《麒麟》《新满洲》杂志女性话语空间与殖民文化构建

“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伪满洲国进入了战时体制。伪满洲两大综合性刊物《麒麟》和《新满洲》杂志拥有众多的女性作者，女性作品无论是文学创作、时事评论、新闻访谈乃至商业广告等，都折射出女性参与“国家”“民族”文化构建的轨迹。

《麒麟》和《新满洲》杂志都专门为女性作者设立过专栏和特辑，如：

秋之花——全国女性文笔人物辑(《麒麟》第1卷第4期)；

女作家掌篇特辑(《麒麟》第2卷第10期)；

女性新人创作展·决战掌篇(《麒麟》第5卷第1期)；

满洲新进女流作品展、新进女流作家展(《新满洲》1944年10月号、11月号)

《麒麟》杂志的女性作者有：吴瑛、梅娘、杨絮、璇玲、左蒂、乙梅、北黛、羽倩、张秀梅、林远、石基、柳忆、银燕、乞女、澜光、鄂岚、白萍、佩珠、冬屹、萧黛等人。《新满洲》的女性作者有：吴瑛、梅娘、杨絮、但娣、朱媞、蓝苓、桐桢、冰壶、叶子、郁莹、乙卡、柳玳、澜光、李珊、砥中、左希贤等人。《麒麟》和《新满洲》杂志的女性文化不仅反映了日据时期大众传媒刊物的运作机制，也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手段营造出伪满洲国殖民文化的特异性。

1.协调与粉饰

康德八年(1941年)6月1日发行的《麒麟》杂志创刊号，由大型文艺画报《斯民》改题而来。作为全“满洲国”最大的商业性综合期刊，消遣性和娱乐性是《麒麟》杂志的主要特征。《麒麟》杂志首先是作为殖民者占领后的一种精神安慰的商品来参与市场流通的，因而迎合官方的政策和满足中下层市民的精神需求是其经营机制。以通俗小说和女性作品来维持生存的《麒麟》杂志，拥有一套在非常时空下的生存之道，较纯文学杂志相比，其殖民文化色彩较浓。其中女性作品起到了关键性的粉饰作用。从女性“粉饰太平”到女性“时局应战”，都可以看出《麒麟》杂志的应时之道。在建构大众通俗文化方面，《麒麟》杂志将女性文化推向了前沿。女性文化成为殖民地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风景线”。在《麒麟》杂志创刊号发刊辞中，办刊人阐明了该刊的创刊宗旨：“麒麟是为慰安四千万民众及含养读者情操而发行的，这种信念既蒙朝野各方的赞助，所以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也相信国民一定会把麒麟看作是‘自己的’杂志，我们很愿意本诸良知良能，贡献所有的劳力，为读者争取这刊物的内容，使读到这册杂志的精神能得到安慰，使常读这种杂志的情操向上，作为被别人所敬仰的国民。我们是十分欣喜而在期待着。”[1]

在这则不足百字的发刊辞中，用了两处“慰安”“安慰”的字眼，从中可以体会出《麒麟》杂志的核心宗旨。为了使国民的“精神得到安慰”，创刊号即刊登了3位女作者的文章：一篇是记者张秀梅的专访《国都文化阵线的女性访问》，女记者共采访了8位职业女性；第二篇是林远的《怎样对待晚归的丈夫》；第三篇是石基的《如何养成儿童的勤劳习惯》。张秀梅的职业女性专访，列出“从事职业的体验谈”、“和男同事在一起工作是高兴抑或憎恶”、“经济自给与生活享受”等10个问题，就职业女性的困惑作了各方面探讨。林远、石基写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对待丈夫及子女的照料。这些文章完全符合日本当局倡导的“妇德”。从职业妇女的心得到妇女家庭关系，全方位的“女性关怀”贯彻《麒麟》杂志对民众的“慰安”策略。

在《麒麟》第1卷第3期8月号上，继续刊有女记者张秀梅的专访《水都女性鼎谈会》。这次专访从女性婚姻生活入手，分“服装方面”“婚姻问题”“婚后的生活”“社会风俗之批评”等方面，就“对象的征求与选择方式”、“婚后若是感情不投的话，是忍耐下去还是离婚”、“以何种方法来维持夫妻感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在尾声中却道出了女性专访的“时代意义”：“今天本刊得到想象之外的收获，也可以说是您三位热心鼎谈的结晶，除感谢外还希望今后对本刊诚恳地爱护与支援，更希望常常执笔发挥各位的文思，来奠定我们萧条的妇女文坛，不要忘了别人寄语我们的话，‘时代尖端的女性们，伴随着新颖的思想，走向明朗的路上去吧。’”[2]

2.发现与引导

正像女记者所言“时代尖端的女性们”“走向明朗的路上去”，是“别人”对我们的寄语，作者和编者都从女性个人命运和生活中发现“问题”，有意识地进行引导。在《麒麟》杂志的第1卷，不断地出现女记者张秀梅的专访及评论文章。继上述2篇后，第1卷第4期9月号上连续刊载了2篇张秀梅的文章，一篇是专访《新婚夫妇访问记》，另一篇是评论《老妈店的素描》。前者完全是生活类的访谈，后者却掺进了更为复杂的意蕴：将妇女的贫苦命运归于没有对时代觉悟，而信奉了传统妇德观“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德’字竟使她们不能找出第二条求生的路子，仅仅做了一侍候个人的女工吧！”[3]

显然，同样是针对底层贫苦妇女，这样的文章很难与萧红的《王阿嫂之死》《夜风》等相提并论。萧红将王阿嫂、李老婆子的苦难直指阶级剥削和压迫，而张秀梅却将贫苦妇女的命运归咎为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以至于落个只能“侍候个人”的可怜虫的下场。

女记者访谈目的在于通过贫苦妇女的人生遭际，显示出女性狭窄的人生之路，借此呼吁女性只有走向社会、走向“职场”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这看似妇女解放的女权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却别有一番意义。其时日本殖民当局极力推行女性走出家庭、“走进职场”，做“时代女性”的殖民思想，这种女权主义思想强烈地浸染了为军国主义服务的色彩。当局为了让妇女参与战时体制，不断发挥妇女作用。而刚刚从“五四”新文化妇女解放思潮中获得启蒙的知识女性，却难以辨识这种殖民色彩的女权主义与“五四”时期的女权主义的性质差异。

康德十一年(1944年)，《新满洲》杂志第6卷第10期、第11期刊发了两组“新进女作家展”。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娜拉”式的路子，受气、受骗的女性觉醒后，离开了男性主宰的家庭。“五四”时期，鲁迅在评价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时曾说：“娜拉走后怎样？”答案是要么回去，要么堕落，因为娜拉并无独立生存的能力。鲁迅提出了娜拉的生存和归宿的悬念，而时局下的“满洲”女作家已为“娜拉”们准备好了光明的出路——“爱大众、关心时局、自强自立”。

娟“为了爱大众，而抛弃了私爱”，“尽到为人群为社会贡献力量”[4]；

当姗感到自己是被男性欺骗的失明者的时候，“已经觉悟，人生不是在爱情中来误导的，人生该在勤劳中奋取的。”[5]

曾被贫穷的叔叔逼迫嫁给枯瘦贪婪的大烟鬼的小莲，与男友投奔“满洲”的亲戚，“现在因为要增什么产，想多招几个矿工”。当两个在自己的故乡走投无路的年轻人“踏入了由山海关开往奉天的列车，俩人紧张与兴奋”[6]。

作者为出走的小莲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大道——“满洲”。“满洲”的增产不仅为关内穷苦青年指出了一条生计，也为他们的未来铺设了“美好”的前程。而小说以“日出”为标题，更有这方面的喻义——“满洲”的生活如日出般给人以希望和光明，其引导和昭示的含义十分明显。

十八年前被不负责任的男人欺骗了的阿芬妈，更是以自己切身感受谆谆教导阿芬“不要坠入爱的深渊”，“仔细着接近你的男性吧，他们以金钱与势力玩弄女人”。她不仅自责自己“生活的鞭挞我是活在时代的后面”，同时更把希望寄托在阿芬身上：“你要给妈出一口气，成一个强干的女人，献给社会、国家。千万不要做了爱情的俘虏。”[7]

这些作品看似都承载了“五四”新文化妇女解放的精神传统，但在“时局”语境下发生了变异。作者认为，女性的独立和出路就在于对“国家”“社会”的认同，在于投奔于“大时代”的洪流中。在这里，性别问题超然于民族问题，或者以民族立场的漠视为代价换取了异态时空下的妥协。从中也可看出殖民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生产机制。

3.胁从与趋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文学进入了“报国”阶段。到了康德十一年(1944年)，《麒麟》杂志从头至尾都处在一种浓烈的战时紧张状态。大量的女性文章失去了前期的“慰安”色彩，直接进入女性“决战”状况。在《麒麟》第4卷第4期上刊有女性作者特辑“击灭美英谱”——少闲的《铁一般的信念和决意》、羽倩的《击灭美英的前奏曲》、孙惠清的《大家来做强风中的劲草吧！》、铃兰的《节食·储蓄·徒步》。

更为醒目的是，女性特辑前面还加了编者的刊中言：“我们前方是这样的决斗：于马尼普兰溪谷，歼灭英印军突入英帕尔盆地，展开激烈的捕捉战术。我们后方也是这样的援助：于各都市及战争基地。无论任何角落下，充溢决战信念。尤其是决战下的女性们。”[8]

同期《麒麟》杂志还刊有几位女性作者的时事评论——阮碧珍的《职业妇女的出路问题》、林潜的《现时下的恋爱与结婚》、石基的《生活的标语》。编者似乎仍未忘记《麒麟》的“慰安”宗旨，短篇小说及长篇连载仍旧是关内通俗小说家的园地。如刘云若的《落花门巷》、杨六郎的《燕子李三》、延寿的《宦海侠踪》等。此外，便是一些倡导战时生活及精神导向的文章。除上述栏目及文章外，还有《决战下代用食品的食法》(刘长安)、《战时社交谈》(李心炎)、《举国一致增强战力》(记者)。在《举国一致增强战力》一文的页中还刊有《实践决议文》：

当兹战局愈形苛烈，而大东亚之兴发将决定此一年之秋。吾等四千三百万国民不问老少，不论男女更应打成一片，贯彻必胜必成之信念，显扬建国精神，挺身于生产之增大，储蓄之完遂，以举国一致迈进于战力之飞跃的增强。

特此决议。

康德十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战力增强全国会员代表大会[9]

战争将女性裹挟进来，力图成为协助者。战时的一切，大到妇女出路问题，小到结婚、恋爱和食品的用法，都浓重地染上了战时体制色彩。官方的舆论导向试图对民众起到媒介作用。对刚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醒过来的都市妇女，传媒刊物的这种文化符号就不仅仅是媒介作用，而是在引导和趋同中有意识地构建一种文化空间。

在《麒麟》第4卷五、六月合并号上，设有女性特辑“我与丈夫”。此类女性婚姻生活类的休闲文章，也在前面加上一段编者语：“善理家务，教育子女，方不愧为贤内助；巩固銃后*“銃后”即后方之意，现指伪满殖民地。增产，如此才是女英雄！”[10]

女性休闲文化也与战时体制联系起来，当局的意识形态已渗透到生活的细小部位。精明的出版商敏锐地嗅出时事动态，一改往昔《麒麟》专事女性通俗文化的“公共空间”，及时迎合、屈从当局的文化精神。宣传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的奉献精神，都是为了达到巩固日本殖民者长久侵略之目的。

随着战势的发展，后期的《麒麟》《新满洲》发刊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从封面上就能感受到浓烈的战时气氛。《麒麟》的指导思想由早期的“慰安”协调作用，发展为主动趋同。在《麒麟》第4卷第7期8月号和十一、十二月合并号的封面，一改以往 “时尚美女”“仕女”“名伶”“艺人”的封面风格，刊登了两幅“防空女性”画面。而9月号则刊登了一幅身着空军军服坐在滑翔机里的女士兵画面。10月号的封面则刊登了一幅身着军装的卫生兵“满赤护士”的画面。同年的《新满洲》第4卷7月号封面，是一位身着日本关东军卫生兵军装的“满洲”女性。从这些杂志封面透出的信息可知，由于日本穷兵黩武，兵员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某些军种或行业开始征用女性。1945年2月，随着日军航空兵飞行人员及地勤人员的大量损失，日军开始使用女性为空军辅助飞行人员。

《麒麟》第4卷3月号、8月号和9月号，增加了以“增产女性”为主题的画面，表现女性在田间、工场作业的情景。这种文化导向甚至渗透在商业广告中。如8月号封底刊登的一则女性药品的广告：

击灭英美顽敌

女性总进军！

我们虽系妇女，对于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总得一致协力……

倘有身体衰弱具有左列病症者，请速服用——爱始萌以资强身报国。

该刊同年3月号还刊有“巾帼战士”的画面及相应题材的小诗。《麒麟》第5卷第3期二、三月合并号上，刊有画页“特攻队生产军”，其中有一幅女性生产备战的画面，页下有文字说明：“虽说我们是女性，但是我们并不屈弱于男性。你看她们一针一线，都是她们的热力的表现。”

《新满洲》杂志第5卷8月号刊有女性特辑“女性防空生活化”专栏，号召“新时代女性向防空之途径……”[11]同年第9期刊有特别连载“五族少女决战生活谱”。第6卷4月号刊有“地域别女国高作品展特辑”，特载女学生决战作品。同年7月号刊有“勤劳吧！满洲女性们！”宣扬战时女性生活，号召女性勤劳助战。

《麒麟》《新满洲》杂志充盈着一种浓郁的“决战”气氛，女性成为战争文化氛围中的亮点。《麒麟》杂志的女性话语策略，无论是协调与粉饰、发现与引导、胁从与趋同等，其最终目的都指向了“协助”这一终极意义。从中也可看出《麒麟》杂志从最初作为通俗文化的苟且，到被迫屈服，最终主动迎合的渐进历程。

《麒麟》杂志的最后一期——第5卷第3期第二、三月合并号(1945年)，封面一改以往的女性画面，代之以一幅“麟吐玉书”图——画面上是一匹腾云驾雾的鲜红的麒麟和一摞中国古典线装书。二、三月的东北早春，冰雪虽然还在逐渐融化，而这一期的《麒麟》却一改往昔浓浓的“决战”气氛，是否编者和画家都已预感到战火的硝烟即将散尽的局面已经不远了呢？

二、伪满女性文化与日本女性文化的关联

《麒麟》《新满洲》的女性话语，力图对当时的“满洲”大众女性文化起导向作用。作为官方媒体，杂志的栏目设置、话语导向乃至广告、插图等，都严格地遵循着当局的文艺政策。从本文考述的女性家庭婚恋生活、职场时代女性、銃后增产报国等几个媒体报道的角度，都可以看出女性文化渐进地附和所谓“国家”“民族”的主流话语。女性文化体现的休闲性、娱乐性，也在为大众文化起导向作用，并且成为日据时期“满洲”大众文化的一个方面。

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益渗透到日本的意识形态中。在漫长的父权家族制度下，日本妇女没有自我，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日本近代妇女运动是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的思想使得一些先进的日本思想家思索妇女问题与民族昌盛之间的联系。福泽谕吉倡导的男女平等、森有礼的《妻妾论》等，都欲建立与西方同步的新思想。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伴随着日本近代产业化的发展，妇女走出家门，就业一时兴起。走向职场的“新女性”，加强了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她们的价值观也随之转变。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在“脱亚入欧”方面加紧了步伐。欧美等国成为军事强国后，日本的女子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通过学校教育，日本的“新女性”开始在社会舞台上从事性别特征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体制下的性别分工加速了战势的发展，妇女在家庭外的价值愈来愈受到重视。20世纪以平冢明子、与谢野晶子为代表的“新女性”，以及以《青鞜》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出现，标志着日本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到来。

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影响了中国“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妇女思想。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妇女影响最大的日本女作家当属女权主义者与谢野晶子，她的文章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新青年》第4卷第5号曾刊载周作人译介的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周作人在序中说，“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12]。《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刊载高素素的署名文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文中提到了女子问题受日本影响：“良妻贤母之说，盛倡于日本，吾国近日亦稍稍有其趋势。”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女权主义在与封建传统文化的冲突中与军国主义走向了趋同。而伪满当局极力倡导对日本文化的正面增值和仿效。《盛京时报·妇女周刊》多次撰文倡导“满洲”妇女效法日本妇女：“你只有效法那素以贤妻良母为教育的日本式妇女了。你们不要轻视她们的服从性，要知道那正是她们深切认识自己的责任，是一种美德，而值得为满洲国妇女模范的地方。”[13]《妇女周刊》大力宣扬“日本的女性，在世界各国的女性中是站在最前线的”[14]，她们不但能够自食其力，而且还辛勤劳作、料理家务。

殖民宗主国认为妇女意识形态对殖民地“满洲国”的妇女影响极为重要。仿效殖民宗主国，伪满当局要求妇女在“家庭强化、枪后援、民族协和”等方面对战争起协力作用。协和会强调“女子对于建国精神的护持圣业的完成，与男子有同样的使命。”[15]为了不断地鼓励妇女“以身报国”，媒体大肆宣扬职场女性形象，《麒麟》《新满洲》杂志的封面几乎每一期都是职业美女图。进入决战状态后，《麒麟》《新满洲》杂志特设女记者、女作家专栏，通过报道“职场时代女性”“銃后增产报国”的“巾帼英雄”等，普及一种妇女从业是时尚而有意义的价值观。

“五四”时期生发的自由意志的个人价值观遭遇殖民地战时体制下的“全体主义”的冲突，随着文化殖民的渗透，以自由理念为核心的“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观逐渐让位于殖民化的“国家民族”价值取向的“新女性”观[16]，分明是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日本本国“新妇德”观的移植和渗透。

从《麒麟》《新满洲》杂志所营造的女性文化空间，可以看出殖民性别文化的建构中女性主义在实践层面介入了民族及“国家”计划。“女性”这个性别符码承载的是殖民宗主国有关“新国家”的民族性的内涵，发挥着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通过两份综合性杂志考述“满洲”女性文化，可以从中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对殖民地妇女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渗透。

参考文献：

[1]发刊辞[J].麒麟,1941(1): 31.

[2]张秀梅.水都三女性鼎谈会[J].麒麟,1941(3):163.

[3]张秀梅.老妈店的素描[J].麒麟,1941(4):53.

[4]郁莹.记忆的日子[J].新满洲,1944(11):32- 35.

[5]叶子.失明者的明天[J].新满洲,1944(11):49.

[6]蓝苓.日出[J].新满洲,1944(10):35.

[7]桐桢.九月雨[J].新满洲,1944(10):54-57.

[8]编者.刊中言[J].麒麟,1944(4):134.

[9]记者.举国一致增强战力[J].麒麟,1944(4): 42-44.

[10]编者.编者语[J].麒麟,1944(5/6):72.

[11]女性防空生活化[J].新满洲,1943(8):102-106.

[12]周作人.序[C]//与谢野晶子.贞操论.新青年,1918(5).

[13]书翰.满洲国妇女之模范效法日本女性为宜[N].盛京时报·妇女周刊,1939-12-9.

[14]与言.关于“日本的女性”[N].盛京时报·妇女周刊,1936-4-10.

[15]国防妇人会与协和会的关系[C]//刘晶辉.民族、性别与阶层:伪满时期的“王道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91.

[16]王劲松.伪满洲国校园文化背景中的女性新文学及其存在语境[J].妇女研究论丛,2008(6):56.

(责任编辑冉红)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82(2016)02-0016-06

作者简介：王劲松(1967— )，女，四川遂宁人，重庆师范大学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抗战文学、中日文学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伪满文艺体制研究”(15XZW031)；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两江学者”计划及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项目(10XWB026)。

收稿日期：2016-02-28

doi：10.3969/j.issn.1008-6382.2016.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