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抗战戏剧中的“日本人”形象

金安利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重庆　401331)



夏衍抗战戏剧中的“日本人”形象

金安利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 重庆401331)

摘要：本文以夏衍的《冬夜》《法西斯细菌》《离离草》这3部抗战戏剧为例，归纳出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几种类型——残暴伪善的日本军人形象、可怜的日本士兵形象、苦难的日本平民形象以及具有双重身份的日本女性形象。夏衍笔下呈现出来的“日本人”形象，既是对特定时期之现实的再现与刻画，是作家自身的感知与认识，也蕴含着整个中华民族对“日本人”这一他者的集体想象。

关键词：夏衍；抗战戏剧；日本人形象；他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随即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爱国热情，文学艺术成为了抗战的武器。许多作家、记者纷纷深入前线，创作了大量歌颂抗日英雄、揭露日军暴行的文艺作品。抗战戏剧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文艺形式之一，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生动典型的日本人形象，其中绝大多数是负面形象，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憎恶日本人的社会集体想象。

夏衍作为抗战时期最主要的戏剧家之一，在他的笔下不乏很多外形丑陋、内心邪恶的日本人形象，但也有一些善良正义的日本人形象。夏衍抗战戏剧中的日本人形象是纷繁复杂的，值得我们去探究。本文以《冬夜》《法西斯细菌》《离离草》这3部抗战戏剧为例，归纳出“日本人”这一他者形象的四种类型，并从社会集体想象物和作家思想、感情等层面分析其原因，通过“他者”来反观“自我”。

一、 残暴伪善的日本军人形象

作家或读者对异国的感知与认识，往往源于他们所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物。“集体想象物就是一种形象汇编或辞典：这是一代或几代人，一个社会阶级或多个社会文化阶层共有的观念、情感的工具。”[1]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便是由整个“社会集体想象物”参与创造出来的。

在抗日战争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话语高度统一于“敌人”和“侵略者”。在民族的危亡关头，但凡与日本人相关的作品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一模式和话语奉为描写日本人的圭臬，一方面主动接受意识形态的描述机制，用思想来写作；另一方面又起到传播的作用，以文学的形式在中国人心中不断强化这一集体想象物的描述，以唤起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共同抵御外敌。因此，抗战文学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量社会集体想象物。

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日本鬼子”形象，在夏衍的抗战戏剧中多有呈现。如《法西斯细菌》中的士兵甲、士兵乙和士兵丙，他们私闯民宅，公然抢劫、奸淫和屠杀，反映出日军的残暴和强盗本质。这类侵华日军形象没有具体外貌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具有一定的模式化倾向。他们常常被作为一种群体形象加以塑造，是面目狰狞、杀人如麻的魔鬼野兽。总的来说，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军人作为一种集体形象，准确地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对于侵华日军的认识或想象。

在战时的特殊语境下，大部分文艺作品对战场上日军的描写是表层的，鲜有塑造出活生生的具体形象。不过也有少数例外的作品，夏衍的四幕剧《离离草》就是其中之一。该剧以沦陷区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主题，深深契合了抗战救国的时代主旋律。尽管该剧在主要抗战人物的塑造上颇显单薄，缺少力度感，但对日本军人形象的塑造是比较成功的。《离离草》塑造了3个具体生动的日本军人形象：一是残暴的日本士兵村山一夫，二是伪善的日本军官黑田源三，三是可怜的日本士兵六平俊吉。

夏衍对日本士兵村山一夫的形象塑造，比起《法西斯细菌》里的日本兵甲、乙、丙要相对细腻一些。村山一夫的外貌特征是典型的鬼子形象：“肥硕矮短，钝感低能，八字脚，走路和站定的时候，意识的装着挺胸凸肚的姿势。”[2]214他对长官黑田源三唯命是从。在搜查苏嘉的屋子时，他不仅翻箱倒柜，还粗暴地将神龛乱搅一阵，把一些供具丢弃在地上。当他的同伴六平俊吉逃跑时，他满脸杀气地拿着大手枪，带着士兵四处追查，并在长官的指令下枪杀了自己的同胞。

这样负面的日本军人形象，既有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子，也与夏衍年青时代的一次越境游历有关。在那次游历中，他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在《离离草》后记中，夏衍回忆道：“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个暑假期内，我曾经在朝鲜、满洲作过一次无目的的旅行，在京城的一条不知名的街上，我看见过一队日本宪兵，为了夸示他们的威武而纵马践踏了一个菜市；在奉天车站，我目睹了一个日本路警任何一点借口都没有就把一个苦力推下火车急驶中的轨道。”[2]299

在《离离草》中，夏衍还着力塑造了一个伪善的日本军官形象——黑田源三。他刚出场时是一个穿着中国式的皮大褂，戴着中国式的翻皮帽，讲着很好的中国话，懂得中国礼俗的日本军人，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黑田带着两位手下前去拜访当地有名望的马顺老先生及其侄女苏嘉。初次见面时他不仅中国式地拱手作揖，用“久仰久仰”来问候，还会用“千里送鸿毛”来表达自己见面礼的微薄。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黑田的登门拜访有三个意图：一是“表示我对满洲国的人的敬意，满洲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打心眼儿里喜欢满洲，我从小就主张日满合作，我愿意作满洲的泥土”[2]224-225；二是要马先生留意抗日义勇军首领“爬山虎”张文西的行踪；三是要租借他的房子作为开拓团的本部。当马先生不愿意出租房子时，先前貌似彬彬有礼的黑田就撕开了伪善的面纱，当天就强行征用了该房屋。马顺和苏嘉只好临时寄居在韩国移民崔承富的家里。

黑田源三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和上万的金票，才抓住了“爬山虎”张文西和一个神秘的女人。他特意将两人带去请马顺辨认，并恳请他当自卫团团长。当马顺与“爬山虎”相见时，黑田不动声色地密切关注着两人的反应。马顺声称那被抓的“爬山虎”是个假货，其人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外甥而已。黑田希望能从神秘的女人那儿得到突破口，当众鞭打她却一无所获。尽管黑田对马顺的话将信将疑，但是他临走前还是把“爬山虎”留给了马顺。这无疑是解救“爬山虎”的绝佳良机，崔承富年仅十五岁的儿子崔大吉自告奋勇地把“爬山虎”送出了敌人的堡子。

当黑田源三得到可靠情报确认“爬山虎”就是张文西时，立刻带领着部队连夜包围了马顺的住所。“黑田这一次是穿着移民服，皮帽子，腰间挂着一把大手枪，满脸杀气”[2]268，他粗暴地一脚踢开了房门，浮着冷笑地让马顺把人交出来。“(纵声大笑)哈哈哈——我是小孩子？我今年三岁？我这么容易上当？哈哈——(骤然地敛住笑声，严酷地)告诉你，我已经从那个女人的关系找到了线索，(狠狠地一瞥)这文件证明！(一字重于一字)爬山虎张文西，就是你的那位亲戚。方才据报告，张文西已经走了。你……(阴险地)还有什么话说？”[2]268他一声令下，手下的士兵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他们的住所。

当一个士兵搜出了崔大吉那双湿透了的小马靴时，黑田狠狠地扇了大吉一个耳光，并拔出了手枪吓住大吉，命令士兵把他抓住并带走。“崔承富，不是我不讲交情，这是战争，战争里面没有情面。”[2]271面对孩子父亲的求情，黑田不仅无动于衷，还粗暴地把他提起来像投掷什么东西似的推到在地上。黑田不仅下令枪毙了崔大吉，还把马顺、苏嘉和崔承富都关进了监狱。此时，黑田源三伪善的面纱早已无踪无影。他不仅对反抗压迫的中国人严刑逼供，而且对自己的士兵处罚起来也毫不手软，下令枪毙了临阵逃跑的六平俊吉。最终，黑田成了“爬山虎”张文西的俘虏。

由此来看，日本军官黑田源三的形象，较之抗战文学中的日本军人群像有较大的突破。他似乎不像是手拿刺刀，烧杀抢掠，哇啦哇啦喊着日本话的魔鬼，乍一看是一个彬彬有礼、能说会道的“中国通”。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黑田源三的人物性格也日渐显露，伪善的面纱背后隐藏着的还是日本侵略者残暴的本性。所以说，黑田源三的形象，尽管在表面上与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日本鬼子”形象有一定的出入，但是实质上却相差无几。

二、可怜的日本士兵形象

在抗战文学中，与残暴的日本军人形象显得有所不同的是《离离草》中的日本士兵六平俊吉。用剧中人物崔承富的话来说：“说实话，有些日本人也是很可怜的。”“日本人也是一个人啊。”“他，不是个坏人——我看他倒是挺纯善的。”[2]236-238六平俊吉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他不再是人们常见的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形象，而是一个战争受害者的形象。他有着与当时社会集体想象不同的人物特点，这在抗战文学的日本人形象中格外醒目。

六平俊吉是一个瘦长汉子，戴黑眼镜，知识分子型的面貌，有着神经质的动作与不断的警戒着的表情。他在日本有一个相爱的女友，然而战争和贫穷使得女友被她父亲卖到了妓院。六平俊吉也被迫远走到中国做了移民。他本性善良，但侵略战争却将这个善良的人赶上了战场，逼迫他在别国的土地上征战。他痛恨杀戮，经常自责，时刻生活在极度的愁苦之中。

当六平俊吉遇见跟自己前女友长得一模一样的苏嘉时，显得格外激动。他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苏嘉的友善，哪怕一丝也好。“他说，只希望跟你讲一句话，看看你，听听你的声音，让他做一个梦……”[2]237然而，苏嘉脸上对日本人无比厌恶的神情以及眼中无可调和的敌意，让六平俊吉感到极度沮丧和凄凉。当苏嘉指责日本人只懂得杀人时，他感到异常痛苦，“茫然站着，提起抖战着的手来……逃一般地奔到门口，一手撑在门框上，哭泣一般的声音……啜泣，自暴自弃地把头在门框上撞了两下。”[2]240

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力去保护苏嘉。在得知苏嘉即将被处以死刑时，他跑到监狱看望她，并主动提出希望能在最后做一点有好处的事情。然而苏嘉一记冷酷的耳光彻底粉碎了六平俊吉的期望——

六平俊吉 (点了点头)人，发了疯，像一群野兽，(好像是对自己发问)杀，杀能解决问题？满洲这块土地上，杀了多少人啦？土民的感情，一天比一天险恶，每个人的眼睛都带着敌意，连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唏嘘)我能替你做点什么事吗？

(苏嘉好像有了一个什么主意，把缚着的手举起来)。

(六平被吸引着，走近一步，望着她的手。突然苏嘉举起手来，猛烈地在六平脸上打扑过去。六平狼狈后退，最初是茫然若失，接着看见苏嘉冷酷的表情，衷心痛恶的眼色，突然恐怖起来，踉跄地退后)

六平俊吉 (歇斯底里地)这是，对我的回答？(回身奔出)人都发了疯了，人……都像炸弹……(下)[2]291

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连“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也对他充满了憎恨，六平俊吉彻底地绝望了。这个疯狂的世界已经使他无法继续生存了，他只能逃离。然而，随着黑田源三的一个命令“枪毙”，六平俊吉倒在了自己同胞的枪口之下。

在中日战争进入白热化的1944年，夏衍居然塑造了一个尚具有一丝人性，还保有一丝善良的日本士兵形象——六平俊吉。这样的笔墨在同仇敌忾的当时，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很难得到时代和民众的接受。“对日本人作为同样是受害者的塑造其实也恐怕是《离离草》不受欢迎，反响较小的原因。在国民万众一心，群起抗日的雄心之下，恐怕是揉不得半点日本人的善良在里面的。”[3]为什么夏衍笔下会出现这样一个有悖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日本士兵形象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与夏衍年青时代留日经历紧密相关。从1921年开始，夏衍在明治专门学校度过了整整5年的学习生活时光。那里环境幽美，民风质朴，从校长、教授到普通同学，对中国人都比较友好。他们对于中国留学生是平等相待，一视同仁的，夏衍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歧视。这段愉悦的留学经历孕育了他对日本的好感。他曾在《日本的悲剧》里这样说道：“我毫不想隐晦我对日本人的尊敬和好感，但是同样的我也绝不因为日本人有可尊敬的特点，而忽略了对他们的反感和缺点。”[4]所以，在《离离草》中，出现两类性格特征截然相反的日本军人形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从夏衍的传记材料中得知，在抗战时期有几位日本友人和他的关系比较密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对日本人的看法。其一是尾崎秀实，他于1928年作为日本《朝日新闻》的特派员来到上海，之后不久便与夏衍相识。自艺术剧社公演后，他与夏衍的交往越发频繁起来。比如，1930年“左联”在上海召开盟员会议时碰到了会场难题，尾崎秀实曾帮助夏衍把会场安排在虹口驻沪日本记者俱乐部。其二是山上正义，他是上海日文报纸《上海日报》的记者，于1925年来到中国，在《中国近代剧运动》《今日中国剧坛》等文章中对左翼戏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报道“左联”烈士事件中，也给予夏衍很多的帮助。此外，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及其夫人池田幸子，他们作为热心而善良的日本人给夏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让夏衍意识到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最后，可以从夏衍的创作动机来考察。夏衍在《离离草》的后记中谈到了这个剧本创作的源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一些日本人所写的报告和笔记，被束缚的大地在悲叹，在哀诉，在哭泣，被割开了的伤口在排脓，在流血。但，尽管是出于敌人的笔下，这一切关于‘满洲’的报告不也表示了这块苦难深重的地方正在生长着新肌与新血么？血在灌溉新芽，他们沉默的战斗以心传心地在激励着整个的民族。我相信，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将我们引导到全民抗战的这‘最初投掷的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麦子’的。人民，是不朽的，人民，是善于抉择的，也只有人民的武装抵抗，是才能使侵略者的军队瘫痪的。白居易说‘野火烧不尽’，那么从那些敌人笔下所记录的材料，不是也已经够使我们远隔的人感到盎然的春意了么？”[2]302所以，当大多数抗战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都以野兽、魔鬼的日寇形象出现时，夏衍的《离离草》让我们看到了群体中的个体，看到了个体之间的差异，看到了血腥中的一点人性。

三、苦难的日本平民形象

在独幕剧《冬夜》中，夏衍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战时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塑造了一系列悲惨苦难的日本平民形象，表现出对日本人民的怜悯之情。

《冬夜》以战时日本国内为背景，描写日本战俘杉本良三的妻子静江和女儿阿花在东京郊外贫病交加的生活窘境。她们因杉本的被俘而备受邻居的嘲笑和欺辱。邻居吉村谦二仗义而出，要帮助她们母女一起离开这个地方。此时来了一位救济会的人告诉静江，杉本参加了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于是静江选择继续留在家乡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冬夜》开篇描写的是静江和阿花被一群邻居男孩欺负的场面。“静江吃惊地回头来。她的女儿阿花被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纠缠着，逃进屋子里来。阿花也是十岁左右，背着一个捡垃圾的竹笼被踏破了，衣发零乱，正和一个男孩争夺着一只破烂的皮鞋，静江很快地赶过去。看热闹的挤在门口。”[5]574杉本的被俘让母女成了邻居们侮辱和嘲讽的对象。“识相点，俘虏的儿子！”“俘虏，对啦，俘虏孩子。”“所以偷东西。”“八嘎！堂堂的日本军人，可以给支那兵捉去吗？”“丢脸！剖肚子，剖肚子！”[5]575

此时，好心的邻居吉村谦二赶来帮她们解了围。“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推门进来，工人服，疏疏落落的胡子，披着一件破大衣，提着一个饭盒子，似乎放工回来的样子。”[5]575他已经多次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来救济这对可怜的母女。当得知静江想逃离家乡时，他鼓起勇气向她表白，邀请母女两人一起跟他去大阪开始新的生活。“尽管没有用，我也是个男人，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使你幸福……对啦，你不是说阿花太可怜吗？”“那么，那么你答应了，是吗？好，静江，我一定尽我的力量，照顾你们。”[5]582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处于后方的日本平民无奈地承担起生存的艰辛，他们成了被剥削压迫的对象，生活愈发艰辛苦涩。日本平民肩负着巨额的军费开支，战时的日本工人高负荷地工作，却领着微薄的薪水，低劣的生活条件让他们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在困苦的生活环境中丧失了尊严和亲情，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出征的时候，大家那样起劲地欢送他，喊着什么‘不要想家’，‘家里大家替你照管’，可是现在谁都在后面装鬼脸，吐口沫，还要欺负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好像我们住在这条街上，也玷污了他们的名誉……”[5]579正当静江准备逃离家乡的前夕，一位青年来拜访她，对她讲述了杉本在中国的经历和近况——

青年 ……因为他(杉本)腿上负了伤，退却的时候被遗弃在战场上，他打算自杀，可是后来被中国的弟兄救出来。……

青年……不是被捉，而是被救。他们救了他。在这次危险里面，他认识了这次打仗的性质，后来跟在中国的日本同志们谈了话，他决定了要好好地活下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他参加了在中国的日本人革命……

青年 ……他已经换了一个人。这儿的那些糊涂虫常常来欺负你们，弟兄们都很同情，不过你要知道，除去这些糊涂东西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同情你，愿意帮助你。(从胸口摸出一个小纸包来)这是会里派我拿来送给你的慰劳金，很少，但是这表示大家都在关心你们，不要泄气，好好地活下去，(将纸包递过去)收下吧！[5]584-585

青年的讲述，透露了日本反战组织的工作，他们为战时迷茫中的日本平民指出光明的前途和希望。

从《冬夜》的创作源起来看，该剧是夏衍为在华“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们宣传需要而作。抗战期间，夏衍曾接触过大量的日本俘虏，在对俘虏进行战争教育的过程中，更坚定了他对抗战的理解：“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主要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6]138因此，他曾多次与鹿地亘等反战人士一道做日军战俘的思想工作。这些改造成功的战俘组建了一支勇敢的反战部队，在对日本侵略者的作战中英勇不屈，其中很多人把满腔热血洒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为了宣传在华“日本反战同盟”同志们的精神，夏衍专门创作了《冬夜》，以戏剧形象的艺术力量向日本士兵宣传反对侵略战争、献身真理与正义事业的道理。

《冬夜》的创作也是夏衍对当时抗战戏剧中日本人形象的突破。夏衍在发表《冬夜》的一个月前，曾在散文《谈真》中就当时抗战戏剧的“公式化”问题说道：“问题是在对于日寇、汉奸、民众乃至他们所处的环境等等写得是否真实……日寇有各种的日寇，汉奸有各种的汉奸，民众也有各种不等的民众。写得真实，是这么一回事，观众便觉得真实而忘其为公式。写得不真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即使不是公式，观众也觉得这不是人间现世之所可有。”[7]123《冬夜》是以他在工作中掌握的真实故事为基础，打破日本人形象“公式化”的一次尝试性的创新。该剧在当时没有产生什么轰动效应，是因为与当时的中国人憎恶日本人的社会集体想象产生了一定距离。

四、 双重身份的日本女性形象

创作于1942年的五幕话剧《法西斯细菌》是夏衍抗战戏剧的代表作之一。该剧以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不谙世事的细菌科学家俞实夫和日本妻子静子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的生活悲剧，反映了夏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憎恶和对善良正直的日本人民的同情。

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一般都是注视者建构出来的，是作家欲望的投射对象，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作家丰富的情感因素。在《法西斯细菌》中，夏衍始终抱着最大的敬意和爱惜去描写静子，其中不夹杂丝毫的轻蔑和敌对之意。尽管静子在剧中仅仅是俞实夫的陪衬角色，但是夏衍还是用心良苦地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兼具双重身份的日本女性形象。静子是嫁到中国的日本人，也可以说，她是来自日本的中国媳妇。那么从血统意义上来看，她是纯正的日本人；但是从传统婚姻观念上来说，她又是中国人。这种区别来自先天和后天的双重身份，赋予了静子中日两国人民的不同特质。

静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女子，她温文静婉，恭顺安忍，对丈夫是无比的信赖和支持。在日本东京时，夫妇俩安于清贫，建立起一个温馨的小家庭。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静子不惜远离故土追随丈夫来到抗日情绪异常高涨的中国。这场战争让静子处在了一个极其难堪的境地中。她爱丈夫，把丈夫的祖国视为第二祖国。但她也爱日本，更有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民族尊严感。她希望中日人民能够世代友好，但现实却是两国处在血与火的仇恨中。

在中国普遍高涨的抗日情绪中，静子不时有被人们误解的可能。那每天传来的对日本法西斯的诅咒、控诉，使她的心灵每天在受到有形的、无形的冲击。雇工张妈的执意辞工和女儿寿美子的受辱事件，像两股冲击波深深地震撼了静子的心灵，使得她作为日本人的那点民族尊严感荡然无存。

在第二幕中，不断响起的炮声使得雇工张妈当着客人赵安涛的面就向女主人辞别，这让静子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她“遮掩不住内心的黯淡，停了一下之后，勉强地带着笑”对赵安涛说：“这倒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了不愿意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工……打仗以来，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此时的上海，真是“连一个做佣工的普通女人也知道爱国。”[2]112-113张妈因为静子是一个日本人而坚决辞工，这可见外部环境是非常令她困窘的。她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在客人面前的自尊，同时为了避免引起丈夫的烦恼，她欲言又止。静子的痛苦，像电流一样传到了丈夫的心上，他一看见静子快要哭的表情，就什么都明白了，于是也不再多说就同意张妈走了。

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因为是日本人，静子受到中国普通百姓的仇视，她这个“东洋妈妈”甚至给女儿寿美子带来了耻辱。当寿美子因被邻居小朋友们唤作“小东洋”而生气时，她并没有谅解母亲，而是余怒未息地推开了她。孩子当着客人的面拒绝母亲的抚爱，这对于痛苦之中的静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俞实夫夫妇再次迁徙，来到了尚未卷入战火的香港。“静子三十一岁，穿着质素的旗袍，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年的中国主妇了，眉目隐现出清贫与劳苦所累积起来的苍老。”[2]137此时的静子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可她仍然未能摆脱良心的重负。静子既要遭受日本侵华的痛苦，内心深处“我是日本人”的意识又使她不得不忍受来自中国人的敌意。人们诅咒日本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声音令她心神不宁。

静子(低着头，从睫毛下面看了秦正谊一眼)前天碰到赵先生和你，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来，在东京的时候，赵先生不是讲吗？在东京街上走路，每一个日本人的眼光都像一根刺……现在，我在这儿住，也觉得每个人的眼光，都像一根刺了。

秦正谊(苦笑了一下)那，在这儿，谁也不知道你是一个日本人啊。

静子(依然低着头)可是，我是啊！(不讲了)本来，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到中国来之后，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中国人了。

秦正谊(安慰她)是啊，你现在已经……

静子(抢着他的话)也许这是我的多心，不知道为什么，听人讲起中国和日本，讲到日本人的残暴，我总觉得非常地难受。[2]142-143

剧中中国化了的静子，在民族和国家对立无比尖锐的战争环境下的归属感是耐人寻味的。夏衍有意避开了意识形态化的口号，提醒读者关注战争带给个体心灵的痛苦。作家对侵略者和战争的愤怒是真实的，而与可以立场鲜明地坚守在国境两边的人们不同，静子无法不假思索地选择站在国境的哪一边，而只能徘徊无所归。

从作家的个人情感角度来看，静子遭遇民族身份认同的危机也与夏衍年青时代的一次越境旅游有密切关系。“那时候，我是一个日本工科大学的学生，在旅行中我穿的日本学生制服，在朝鲜，在满洲，为了言语不通，我通常用的也只能是日本言语，在全旅行中，由于这种服装语言的缘故，我和我们同胞兄弟以及亲如骨肉的近邻民族之间，造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2]300静子身上正投射了当年着日服，操日语，在祖国土地上彷徨不知所归的夏衍的遭遇：一面不得不背负着作为被殖民国一员的“中国人”的屈辱，一面又被视为“日本人”而承受投向殖民者的仇恨。

太平洋战争的炮火，使香港陷于一片火海之中。一群日本匪徒冲进俞实夫的实验室，不但毒打了愈实夫，侮辱了静子，而且还抢走了俞实夫比生命还看重的显微镜。为此，俞实夫的好朋友钱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此时的静子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愤恨之情，她凄厉地哭诉道：“他们侮辱了你，打死了他，那已经够惨了，可是，……更使我痛苦的是，我亲自看见了我的同胞，日本人，公然的抢劫，奸淫，屠杀，做一切非人的事情……我听得很多了，可是，我总希望那不是事实，现在，我看见了……”[2]176静子的悲愤，道出了有良知的日本人的心声，为日本民族和国家感到无比耻辱。

夏衍曾在他的散文集《日本的悲剧》中一再强调，日本的侵华战争是每一个日本人的耻辱，坚持抗战是每一个日本人的责任。作家把这种观点也投射到了静子身上。“那也算不得吃苦，到了内地，看看一般人过的生活，我倒觉得难受起来。(想了一想，低下头)日本军阀把他们弄得家破人亡，(沉痛的)这好像我也要分担一部分罪恶，一部分责任。”“(黯然)我是一个日本人啊，日本人做的好事情我有一份光荣，日本人做的坏事情我有一份耻辱。”[2]183在这里，耻辱和责任已呈现在静子面前，使她再也无法回避这悲惨的现实。法西斯的暴行彻底击毁了俞实夫的“科学至上主义”，也使得静子对日本法西斯充满了憎恨，完全站到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参加中国的抗战，说起来也就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人……”[2]188静子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决心以实际行动参加中国抗战，并劝丈夫走出“科学之宫”，投入到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工作中去。

《法西斯细菌》在谴责、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以细腻柔婉的笔触塑造了静子这个日本女性善良正直的形象。在漫长的时空场景中，兼具双重身份的静子亲身经历了日本法西斯带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亲眼见证了日本法西斯丧失人伦的罪恶行径，她逐渐地走向了觉醒，最终坚决地站在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上。

参考文献：

[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2.

[2]夏衍.夏衍剧作集：第2卷[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11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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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坚，陈抗.夏衍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138.

[7]夏衍.夏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123.

(责任编辑冉红)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82(2016)02-0022-08

作者简介：金安利(1978-)，女，浙江临海人，重庆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抗战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12BS26)；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13XWB004)；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两江学者”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6-03-03

doi：10.3969/j.issn.1008-6382.2016.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