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认同的“名人文化”概念界定问题——巴渝文化名人研究学术思考之二

赵心宪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重庆 400067)



基于历史认同的“名人文化”概念界定问题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学术思考之二

赵心宪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所，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重庆 400067)

摘要：基于历史文化的价值认同，名人文化概念界定对“历史文化”内涵的选择，是“历史与文化”系统结构的两个层面及其系统整合的整体功能；同时，能够提供“为了将来，为了继承”人类精神家园建设需要的现实文化，其价值同样应该视为具有历史文化(遗产)功能的价值。依据历史文化的价值确认，全球化时代的名人文化概念，可以从名人文化建设的学术研究视角，在时间与范围、价值取向与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界定。

关键词：名人文化；全球化时代；历史文化的价值；概念界定

笔者10年前曾以《巴渝文化名人研究的学术思考》为题，对巴渝文化名人研究的基础理论建设问题进行过纲要性的阐释。当时的重心落在“巴渝文化名人”概念界定核心要素的地域认同及其内涵规定的基本理解方面，因研究主体思想认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并没有涉及当今全球化语境生成的学术认知层面，地域文化名人研究学理探讨的深度与广度存在明显不足。本文从当前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名人文化”话题切入，探讨巴渝文化名人研究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的学理基础。

一、“名人文化”单一视角概念界定存在的普适性问题

本世纪伊始，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名人文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学界随意使用，甚至快速日常生活化，一度引起理论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进展不大，“名人文化”概念单一视角界定存在的普适性问题很突出。归纳起来，关于“名人文化”的界定主要有三种视角，即基于政治学科知识背景的视角、传媒文化的视角和地方名人文化建设的视角。

沙永胜2001年发表于《兰台内外》的论文《名人文化研究》，就是立足政治学学科理念，详尽阐释名人文化概念的内涵、构成要素、社会作用与创建原则的较早成果。作者认为，名人文化的界定必须纳入特定的知识系统，因为“名人文化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有特殊的含义和特殊的规定性”。在学科知识背景的支持下，作者给出的名人文化定义是：

名人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于社会各行各业，具有高尚思想道德，同时对进步和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并被广大群众所认同的著名先进人物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以及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弘扬他们的精神而创造和形成的，一种真实、生动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1]

这一定义仅仅将名人文化视为当今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虽然确认名人的“著名”特征，但同时以“先进”导向，“名人文化”概念的内涵阐释被简化为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先进人物的社会“文化现象”。依据这一定义，学科知识(笔者按：应当是政治学的学科知识)背景下的名人文化内涵，理所应当具备如下四个要素：其一，“鲜明的政治属性”。“名人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政治属性，贯穿于名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创造，以及贯穿于对他们精神宣传的社会实践之中”，不但“真实、生动”，“并且有深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其二，“明确的物质对象。”“名人文化，即著名人物在创造历史、改造社会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和围绕他们真实的历史作为和典型的个人事迹，而创作形成的文化现象……排斥主观的虚假设想和依据若干社会现象、公众人物”，典型化“创作而形成的文化”，“强调依据性、真实记录性并以此构成文化成果的主体”。其三，“清晰的内容实质。”即名人文化“是名人创造的，以及围绕他们的创造而形成的具体的文化现象”。主要内容包括：“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文化意识、道德规范、生活规范、传统文化、英雄主义、社会环境、精神产品、物质创造等。”先进世界观内涵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成为“名人文化的核心”。其四，“特定的主体构成。”“名人文化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著名人物自身形成的文化；二是围绕他们的社会生活、英雄行为、高尚情操而创作的精神产品。名人文化的主体构成是名人本身。”但“界定名人有三种限定：首先，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其次，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第三，是被群众所拥护和爱戴。名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出了名的人……因此概念上进行主体限定是非常必要的。它保证名人文化在发展方向上的积极性、进步性、先进性。”[1]

沙永胜文章发表10年后的2011年，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文化传媒视角的名人文化研究开始兴起。文化传媒视角的名人文化研究一般不是落脚在概念内涵的草率界定上，而是首先认定其作为全球化大众文化现象常变常新的内在规律：“名人现象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大众文化之一，同时，名人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其他社会文化。新闻媒介借着选择以及重组(包含强调)这两种框架化的机制，常常改造新闻主角的地位和角色，对名人文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2]文化媒体对名人文化现象生成的影响研究，国外有数十年的学术实践经验以及海量的理论成果。研究者指出：“国外学者对澳洲、欧洲和美洲的多个国家各领域的名人文化现象研究相对成熟，研究涉猎电影、文学、音乐、政治、体育、商业领域的名人文化现象。同时，媒体和名人的关系吸引了不少学术关注。对名人的生产和消费，近几十年演变得很普遍。一些学者把名人文化现象视为流行文化负面(1972)，更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转移到对大众传媒文化和传媒经济产业的研究中来(2005)，但扩张速度最为迅猛的中国名人文化市场，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名人文化最新的产生方式，可简单表述为：兴起于新闻事件，被报纸、互联网首次报道为人所知，成为名人，期刊杂志进行深入报道，名人效应得以延续，促成名人文化效应的发展。”[2]名人文化就这样成为名人文化现象的“传媒效应”。

从文化与传播的视角探讨名人文化的特征、本质和规律性，无疑站到了名人文化研究的学术前沿。名人文化作为商业时代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形态，其文化本质的把握，只有通过文化传播的研究切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过程中”去驾驭。因为“文化传播是文化研究之网的‘钮结’，抓住了文化传播，也就抓住了文化研究的关键。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体机制。文化不是一个被动凝固的实体，而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是一个‘活’的流体。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说到底，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流动、演化着的生命过程。文化一经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散’和‘传递’的冲动。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3]名人文化也不例外。但仅仅着眼于传媒文化的创造性，无疑会强调名人是名人文化的唯一源头，偏执“没有名人，也就没有了名人文化”的因果关联，名人生成的时代、社会与地域的客观因缘统统被简化为媒体的功能，名人生成的主观因素同样被粗暴屏蔽了。这样，美国著名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i Boorstin)给出了为当今大众所接受的“流传最广的‘名人’定义”，即“名人就是知名的人”，“名人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因为‘知名’而‘知名’，而不是因为名人自身的伟大贡献或者付出的努力以及所拥有的才华。”因此，“布尔斯廷将为了在媒体上广泛播出而策划的事件，称之为‘伪事件’”[3]。

本世纪初，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特别是经过近10年来的强力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对名人文化的弘扬可谓不遗余力。事实上，当代中国地方名人文化建设起步很早，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经历“文革”劫难之后的地方建设高潮中，名人文化建设即已在各地先后展开，明显早于学界有关的理论研究与学术探讨。例如，浙江嘉兴的“桐乡名人文化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重要目的之一”是“形成一种持久的渗透、浸润和普及的教化作用，教育、激励、影响后人，让积极的传统价值观传承有序”。其具体措施包括：有计划地修复名人场馆和遗迹，为开展名人文化提供平台与基地，为构筑社会价值体系营造精神家园；筹建名人研究会，为开展名人文化研究提供组织保障，为传播传统社会价值观培育人才；创办研究会刊，为开展名人文化研究提供载体，为灌输社会价值观提供养料；举办名人学术研讨会，为发展名人文化和传播社会价值观营造声势和氛围；联办名人特色学校，为发展名人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为传播社会价值观寻找新生代。[4]基于名人文化建设实践，桐乡市文联对名人文化作出具有“经验理性”意味的内涵界定：

何谓名人文化？就一个县市而言，名人文化就是依托本县市历史上所出现的乡贤名士，为了彰显其业绩，弘扬其精神，运用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和流传于民间的口碑材料，对其史实进行深入的挖掘、整理和持续的宣传弘扬，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4]

在此，“名人文化”，由当下的一种媒体打造名人的文化现象，转而成为地方的一种文化建设活动。依托于县市地域文化的名人文化建设研究，往往对“一般意义上的名人、文化和名人文化”选择最简明的释义：

所谓名人，即在历史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对国家对民族做出过较大贡献，起过重大作用并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杰出人物。至于文化，因定义角度不同，观点各异，一般选择《辞海》和《辞源》中广义的文化定义，即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名人文化概念的提出普遍都带有功利性的背景，把文化当作旅游资源，当作文化品牌的居多，名人文化的定义都很不确定。在对名人、文化的一般意义和名人文化实用性研究成果考察基础上，可以从两个角度界定名人文化的内涵：一是名人作为主体，文化作为客体，即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称之为名人文化；二是名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把名人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张力称之为名人文化。在这里张力的意义取影响力、渗透力、吸引力、感化力和人格魅力等。因此，名人文化一般意义应该是杰出人物，在一定时代创造出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成果及其自身蕴含的被后人发现和敬仰的文化张力。这里的名人都有着个体和群体的双重指向。[5]

上述三类名人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其理论普适性应该说或多或少都有欠缺，主要不足在于：政治学科知识为理论依据的名人文化定义，被局限于主流政治视角；传媒文化视角的名人文化定义，最终将名人文化与传媒影响等同；立足于地域文化的名人文化定义，注意到特定地域名人文化在历史上的双重性(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却因视角局限于乡贤名士群体为核心的乡贤名人文化建设[6]，名人文化当下传播的创生过程被忽略了，地域文化名人可能在不经意间完全被视为静态的历史层累，影响其文化基因在当代文化创生中的可持续传承。

二、名人文化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普遍性及其内涵理解可能达到的认识层面

近10年来，国内学界有关名人文化概念内涵的研究、阐释与界定，远远落后于名人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仅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名人文化属于理论“有待成型”之前的“提前”运用，先后出现过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形式。

首先，从文化名人、文化建设到名人文化的概念转换，常常没有不可或缺的学理依据，似乎名人文化的存在不证自明，有关文字表述的意义，仅靠众多读者的悟性进行逻辑勾连，随意识读：

文化底蕴深厚的浙江桐乡，拥有现当代文学巨匠茅盾、漫画大师丰子恺、金石篆刻家钱君匋、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如何让这些文化名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金名片”？桐乡从1997年开始，每年投入数百万元进行文化建设，修复名人场馆、出版名人系列图书、摄制(名人)文献纪录片、开发文化名镇，等等，从而让名人文化走进了百姓生活。没有名人，便没有名人文化。名人的风姿映射了一个地域独特的人文特征，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开发名人文化，让本土名人孕育而成的名人文化走进百姓生活，自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市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提升城市的品位，并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名人文化其实质就是精神和意识，观念和理论，知识和素质，情操和品格，以及美学情趣的高度凝聚。让名人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就是要通过名人文化的不断渗透，让百姓“来到”名人身边，“走进”名人的心灵，触摸名人的成长脉搏，从而将其内化为每个奋斗者的自励与自警……名人文化必将成为民众共同的精神财富。[7]

其次，或者干脆放弃一般意义的名人文化的内涵界定，直接以其外延的名人文化个案为例，名人文化因为名人而具体化，其概念内涵得到相对周延的阐释。例如“黄道婆文化”的界定：

黄道婆文化，即黄道婆创造的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它是海南黎族棉纺织技艺与上海乌泥泾棉纺织技艺有机结合的物质文化，以及她勇敢好学、刻苦钻研、大胆革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文化的总和。黄道婆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行业性和传承性的特点。黄道婆创造的物质文化应该包括棉纺织工具、棉纺织技术以及棉纺织物品。黄道婆创造的精神文化，是指她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因为她是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妇女，却做出了伟大的英雄事迹。黄道婆文化的起源在海南崖州，流变在上海松江，是两个不同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8]

第三，基于学科视角，严格遵循学术常规的名人文化界定，也常常立足于解决学科专业问题的实际需要，有意对名人文化内涵作“有限”界定。例如旅游学角度认知的名人文化概念：

首先，时间与范围的界定。名人文化应该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可以是基于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领域。其次，内涵的界定。名人文化应该是针对先进人物或者是著名人物，而不包括负面人物。这些人应当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过被人民群众所认同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更主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又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表现形式的界定。名人文化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但表现形式又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来实现。如名人故居、名人墓地，以及展现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的书籍、墨迹、字画，名人遗留的生产、生活用品等。[9]

与国外相比，国内名人文化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似乎已经形成一个亟待突破的理论瓶颈。但是，突破这个理论瓶颈的着力点在哪里？

如上所述，依托于县市地域文化的名人文化研究，《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已经推出了周延的理论研究成果；文化传媒的名人文化研究参与世界文化传媒的全球化对话，有了世界性认知的底气，其理论普适性毋庸置疑；政治视角名人文化的理论研究则是我们学界的短板。政治视角的名人文化研究，亟须探寻能够整合地域性名人文化和文化传媒名人文化研究成果的认识基础。

名人文化研究的理论生命力，就在于它与人类文化发展未来终极目标的大问题密切相关，特别是有关世界级、国际级、国家级名人(例如重庆历史名人馆选定的200位本籍、客籍中外历史名人)的名人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守护文化的多样性直接关系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邹广文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守护文化多样性》一文，值得认真研读。文章首先从学理上阐释世界文化多样性所面临的“全球化”威胁，相关论断是“今天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常在‘文化普遍性’与‘文化个性’之间纠结”。邹广文提出了全球化时代守护文化多样性的三个原则：其一，注意把握文化个性与普遍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合理张力；其二，在文化多样性背景下，培养不同文化间的宽容精神；其三，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倡导有创造的交流、理解与对话。[10]笔者认为，邹广文所提出的三个原则正是中国名人文化学术研究的政治原则。这与冯骥才在2011年初发表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与应对》演讲中有关中国文化遗产的哲学反思有一种精神上的呼应。冯骥才有关名人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主要与前述两个问题相关。

第一，在全球化时代必须保存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冯先生认为，人类文明实际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发的文明”(5000年到7000年以前，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自觉的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和“文明的自觉”(文化自觉)阶段，现在所处的第三阶段特别关键。冯先生强调，“人类文明自觉的体现，就是出现了新的文化遗产观，即把遗产作为一种精神，而不是作为一种物质来对待，对遗产的看法不是人类回头看过去，而是为了未来，是为了继承。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对文化的这种应对是非常及时、超前和自觉的。”[11]

第二，阐述中国文化在面对“名人”和“时尚”商业化促销时的基本立场。冯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就是“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化过程”。而商业文化的最终目标是赚钱，所以从根本上说“商业文化不对文化本身负责任，商业只需要从文化里谋利……只需要从原有的文化里挑选卖点，所以商业文化一定会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有的文化结构进行改造，把那些最表面的能成为卖点的拿出来，而商业文化对文化……尤其不负有传承责任。”这样，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下中国“文化菜单”里实际上只剩下了“两道菜”：“名人”和“时尚”，也就是名人文化和时尚文化。[11]我们在传承中国文化传统时，面对“名人”和“时尚”的商业化促销，该如何应对？冯先生将这个问题交给了每一位中国人，即“只有你自己对心灵中的文化建设负责”[11]。

事实上，西方对名人文化发展现状的认识，已经进入哲学反思阶段，与当下中国时尚的名人文化热有明显不同。杰克·格里森(Jaet Gleeson)2014年1月15日应邀在牛津大学学生会发表的演讲《为什么我讨厌名人文化》，笔者以为是一个有力佐证中外名人文化不同发展现状的典型例子。

青年演员杰克·格里森因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出色表演成为西方社会的名人。通过反思成名过程，杰克·格里森认为，“名人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大众传媒的广度与影响的增加，倒不如说是西方世界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消费成为了彰显个性的行为。小报、访谈秀与真人秀，使得人们痴迷于商品化的名人形象，并且在榨干其消费价值后将其抛弃。”杰克·格里森将其称之为“食人式名人消费”：将名人的“形象乃至于生活全民化，也就等于剥夺了此人的人性并将其物化为娱乐产品”。如此这般，名人成年累月“在公共目光的窥探下一个人对于自我的价值”也就残酷地被取消了。[12]杰克·格里森从个人成名后的精神体验说起，通过应用特兰尼进化心理学的“威望”说、麦克斯·菲布尔的“神授权力”说和克里斯·罗夏的“生活教练”说等三种名人理论，分别在经济、心理与社会三个方面，阐述了当今世界大众疯狂“敬仰名人”的原因，并进一步分析大众希望“成为名人”的欲望动机，剖析成为名人面临的危险：首先是“自我的丧失”，这也正是“名人商品化的问题所在”。其次是将名人与日常生活隔绝开来，因为“名人与受众之间的相似性越低，受众就越容易虚构这个名人的形象，对其加以评判及至消费也就更加容易”[12]。最后则是经常出现的“隐私(曝光)问题”。总之，名人文化现象的负面社会影响很大。

杰克·格里森在个人成名后的社会体验的基础上，对全球化时代名人文化的形成规律、商业化本质与社会负面影响的分析通俗而犀利。他告诫说：“只有在名人自身代表着值得有道德理性的人加以模仿的价值观时，名人文化才能发挥正面效应。”[12]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坚持先进文化方向值得珍视的忠告。或者可以这样说，杰克·格里森提供了一个地球公民“自己对心灵中的文化建设负责”的自我救赎范式。

三、基于历史文化价值认同的名人文化概念内涵的界定问题

冯骥才所指出的人类文明第三个转型期诞生的“新的文化遗产观”，“不仅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在笔者看来，立足于新的文化遗产观，作为文化研究对象，全球化时代的名人文化也应该纳入“新的文化遗产观”审视的范围。

不过，程裕祯的提示应该让我们警醒：“不论文化一词有多少定义，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化，其实主要是观察和研究人的创造思想、创造行为、创造心理、创造手段及其最后成果。”[13]当然，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全球影响而风生水起的名人文化，其中“代表着值得有道德理性的人加以模仿的价值观”是需要冷静、深入、专业地研究之后才能下具体结论的。杰克·格里森批评的名人文化泛滥现象，在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上，在对当代中国的广泛影响上，其“反文化”的负面效应，如冯骥才先生所忧虑的，的确远远大于提供社会创新价值的正面功能。国内研究者数年的学术“棒喝”，显然不是危言耸听，空穴来风：“任何事物都是有条件性的存在，文化的发展、创新，同样需要条件和资源。可是，反文化却在各方面破坏了文化发展所需的条件和资源：通过占领人的精神空间，造成文化悬置和文化心理认同危机而损害文化发展的人力资源；通过挤占有限的物资设备，抢占市场而掠夺文化发展的物质资源；通过引领畸形消费，压缩人的正常的、健康的文化需求而切断文化发展的动力资源；通过鱼目混珠，降低人的文化品位，内在地削弱人们对文化进步的信念而衰竭文化发展的控制资源；通过造成生产创造型文化的生存困境，萎缩其生命力而剥夺文化发展的信息资源；通过张扬某种特定文化，而让其他丰富多彩的具体文化形式丧失而侵害文化发展的生态资源，等等。这种形式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生产型文化萎缩，消费型文化畸形发育，劣质文化恶性膨胀’。”[14]这无疑会给我们的社会文化建设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我们强调，历史名人和当今名人，作为名人文化内涵界定研究的主体，虽然存在时代的区别，精神实质却应该是相通的。过去时代的名人，因为时间的过滤而成为历史名人，他们的文化积淀成为历史文化，“自身代表着值得有道德理性的人加以模仿的价值观”，经过“过去时”历史的严格验证；当下名人文化现象中诞生的名人，理论上同样可能存在着“自身代表着值得有道德理性的人加以模仿的价值观”，虽然其主体思想行为的稳定表征还需要时间的进一步确认，但其“代表着值得有道德理性的人加以模仿的价值观”本身，应该大力弘扬、广为传承，不应该因人废言。这当然仅仅是学理的阐释，在日常生活的有限时空中，人、言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剥离。因此，名人文化概念内涵界定的第一要素是“历史”：名人文化的“文化”是历史文化。现在，作为名人文化类型之一的“乡贤文化”定义，已经在名人文化内涵之历史文化的价值认定上，有了一个比较周延的阐释思路与语言建构。

首先，关于“乡贤”名人检索的历史文献释义(“乡先生”、“乡达”、“乡老”、“乡绅”)的梳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知识渊源出发，而不是依据西方人文学科的时髦理论，归纳出“乡贤”一词的词义，即“系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因而‘乡贤’有地域性的限制，有知名度的因素，有道德观、价值观的考评。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这是构成‘乡贤’的三个基本因素。”[6]

其次，为满足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需要，讨论了乡贤外延的广义与狭义范围：“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出发”，不再局限于“乡贤”认定传统的道德与才能的两个层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即“在文章、文教、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对历史有深远影响或在某一时代，名闻遐迩的”“狭义名人”；“包括所有在人文、社会、科技界，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取得非凡业绩，具有全局性影响或在本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各界精英名流”的“广义名人”。[6]在此基础上界定乡贤文化的内涵：“乡贤文化通常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6]

历史文化的价值确认，应该成为名人文化定义的前提，不然名人文化研究就会变成传媒文化打造时尚名人的应声虫，“名人文化”会被草率地等同于“有名的人的文化”。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名人文化界定，仅强调历史文化价值的地域性显然是不适宜的，因为地域空间的要素不可能孤立存在。只有将“事、人、时、地”这四个要素整合起来，才能全面理解历史文化的价值。历史是“和现实有一定时间间隔的过去的事实和一定事实的记录”[15]，“历史，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事实”。因此事实被视为“历史的关键所在”，事、人、时、地，构成历史的“四大基本要素”：

事。历史上的“事”(往事)，包括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一般情况下，“历史由‘大事’组成”。事的存在是历史成为现代学科的逻辑前提。

人。事是人做的，所以历史事件中的“人总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说自然事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事件因素，因为与人类无关的纯粹的自然事件是‘自在之物’，超出了人的认识之外”。历史“以人为基本的元素”来记载，有个人和整体两方面的存在形式。

时。历史本身就是“时间的序列”，因此，“时间是历史不可缺少的要素”，汉字“历”即有“时间上的经历”的意思。在人类文化史上，“历史”一词的演化轨迹是由“史”而“历史”，强调“经历”、“历法”，“在事件中加入时间的概念”，从而让历史具有现代词汇的含义。“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是在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之后，方才呈现”；“没有时间就没有历史”，这就是肯定时间要素的历史理念。[15]

地。即地域空间。“历”字本身包含了“在空间的经过”的意思。正如专家所指出的：“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须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那些承载着各种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16]

关于历史四大基本要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名人文化历史价值的理解。名人文化的文化历史价值认知，还需要从学理上明确其内涵的“文化”本义。现今学界对文化的内涵解说纷繁复杂，为了行文的简洁，本文仅以如下的文化定义作为讨论问题的依据：文化“就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所表现出的，以及赋予自然现象或物体上，能够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精神因素”。[14]这样认定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首先，是为了与上述冯骥才、杰克·格里森、程裕祯、王泉根等提倡的文化理念相呼应；其次，是为了突出文化作为人化活动的三个核心特点：精神因素、影响功能、物化产品。应该指出的是：名人文化界定需要确认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是历史、文化与价值三个词语连缀而成的组合性概念，而是“历史文化的价值”。所以“历史文化”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还应该进一步辨析。

专家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文化多使用于学界术语之中。”1982年2月15日，国务院批复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4座，历史文化这个术语很快流传开来。“从城乡规划界到文化旅游界，再到文化教育以及区域文化发展”，“历史文化”几乎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口头用语。因此，现在重新对其进行学术界定并非多此一举。研究者指出，“历史和文化组成的‘历史文化’，本身最少应有三层含义”：历史上的文化；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历史与文化。[15]“历史上的文化”，是文化的过去时，即“过去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所表现出的，以及赋予自然现象或物体上，能够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精神因素”[15]；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是相对的，文化因历史性存在而演化成为观念的两个名词，但历史文化对现实文化的影响仍在。“历史为核心的文化”，可以理解为“历史经过沉淀后成为了文化，历史文化是包括历史在内的”文化构成——历史是核心文化层，主要指“口头传说、历史遗存、图(书)文(献)以及影像资料等，能够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精神和物质成果”。[16]“历史与文化”，就是两者定义的叠加，“指过去的事实和有关记录，以至人类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所表现出的，以及赋予自然现象或物体上，能够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精神因素。”[15]同时，能够提供“为了将来，为了继承”人类精神家园建设需要的现实文化，同样应该视之为具有历史文化(遗产)功能的价值。

这样，基于历史文化的价值认同，名人文化概念界定对“历史文化”价值内涵的选择是“历史与文化”系统结构的两个层面及其系统整合的整体功能。或者说，基于上述关于历史文化的价值确认，全球化时代的名人文化概念，可以从名人文化建设的学术研究视角进行如下界定：

1.时间与范围的界定。名人文化应该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包括过去的历史时期和全球化时代的名人现象，不局限于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

2.价值取向的界定。名人文化应该首选先进人物或者著名人物，历史文化的价值认定总体负面的名人，应视特定时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慎重选择。名人应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过被民众认同的物质或精神财富，其精神层面的价值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应有正面影响，可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

3.表现形式的界定。名人文化主要是指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但表现形式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名人故居、墓地，以名人为题材的各种文艺创作以及展现名人魅力的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等书籍、字画，名人遗留的生产、生活用品等。

参考文献：

[1]沙永胜.名人文化研究[J].兰台内外，2001(6):44-49.

[2]陈小瑾.中国主流杂志对名人文化框架建构的影响[D].广州：暨南大学，2011.

[3]李黎.从“仪式观”看真人秀电视节目与名人文化[J].今传媒，2014(3):131-134.

[4]桐乡市文联.弘扬名人文化着力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EB/OL].(2013-07-11).嘉兴文艺网，http://www.cnjxol.com/gov/jxwyw/content/2013-07/11/content_2524882.htm.

[5]朱艳梅，郭顺峰.武当名人文化的内涵及旅游资源价值探析[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6)：6-9.

[6]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J].人民文摘，2014(10)：29-31.

[7]赵畅.让名人文化走进百姓生活[N].光明日报，2005-12-21.

[8]谭晓静.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海南黄道婆文化解读[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1.

[9]邓勇勇.乡村名人文化旅游开发研究——以洛克故居为例[J].中国商贸，2012(25)：178-180.

[10]邹广文.全球化时代如何守护文化多样性[J].人民论坛，2015(3)：61-63.

[11]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挑战与应对——作家冯骥才在东南大学人文大讲座上的演讲[N].解放日报，2011-02-06(07).

[12]杰克·格里森.为什么我讨厌名人文化[J].新一代，2014(7)：26.

[13]喻学才，王健民.世界文化遗产定义的新界定[J].华中建筑，2008(1)：20-21.

[14]李丽.文化风险的多维透视[J].学术交流，2007(12)：190-194.

[15]赵东.数字化生存下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以陕西为中心[D].济南：山东大学，2014.

[16]龙迪勇.历史叙事的空间基础[J].思想战线，2009(5)：64-73.

[责任编辑文川]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1-0038-07

作者简介：赵心宪(1948- )，男，重庆市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人文化等。

收稿日期：2015-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