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行书地位变化原因探微

■李胜伟

王羲之行书地位变化原因探微

■李胜伟

一、行书的出现与王羲之时代的行书状况

在魏晋时代日常所用的文字，如楼兰遗址出的一些简牍、纸张文字里，就能看到早期行书的模样了。实际上，早期行书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据张怀瓘 《书断》云：

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①

尽管一种书体的出现不可能完全归功于某一人，但是张怀瓘所言行书在汉代后期已经出现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据南朝羊欣在 《采古来能书人名》所记：

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②

另据西晋卫恒的 《四体书势》所载：

魏初，而有钟、胡两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于世。③可见，魏晋时期行书已经非常流行。今传为钟繇的 《墓田丙舎帖》尽管有失真之处，但大体上能反映出钟繇行书的基本样貌。其实，从陆续出土的魏晋残纸中也可以看到魏晋时期早期的行书已经渗透到民间。裘锡圭先生在 《文字学概要》中说：

在魏晋时代的楼兰遗址出土的、时代不会晚于东晋初期的字纸上，不但可以看到早期行书，而且可以看到作风跟钟、王很相似的楷书。④

由此，在东晋王羲之那个年代，行书应当是十分流行的。今传王羲之的书迹，行书尽管不多，但从唐初褚遂良所撰 《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中可以看出唐初王羲之行书还有五十八卷之多。如果算上亡佚的书作，王羲之一生的行书作品可想而知，只是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了。但无疑，王羲之是那个时期行书的重要实践者与传播者。

二、南朝书论与王羲之行书的地位

宋、齐时期书法家王僧虔录有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一文，其中评述王羲之的书法时记到：

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⑤

可见，在南朝人看来王羲之是以 “草隶”最为世人看重。关于羲之的草书虞和在其 《论书表》中云：

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矣。常痛妙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⑥

此语虽是言王羲之书法后来乃造其极的事实，但从侧面反映出王羲之草书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起码可以说已经接近张芝了。王羲之在其 《自论书》中亦言：

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⑦

不难看出王羲之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信。钟繇最善楷书即是当时所称的隶书；张芝更擅长草书有 “草圣”之誉。可见，王羲之在楷书、草书足以和二者媲美，这也是南朝书论中把三者书法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如南朝梁庾肩吾的 《书品论》把张芝、钟繇、王羲之同允为书法 “上之上”品，并提出 “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种。工夫过之。”的重要论断，后引用羊欣 “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叙说来定位王羲之的书法地位，应当说庾氏对羊欣关于王羲之的评价是非常认可的。在庾氏的眼中，三者书法均达到了 “神化之所为”的境界。同时期的虞和在论述钟、张、“二王”书法时也没有直接说出四者之间的优劣之差，而是认为四者 “故同为终古之特绝，百代之楷式。”而梁武帝有意推崇钟、张贬低 “二王”书法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总之，南朝的书论著述大体上把王羲之与钟、张放在同等的地位。《采古来能书人名》言刘德升、王攸、羊忱、王洽，王羲之诸子、王允之等均善行书，王羲之博精众法，自然十分擅长行书。但是，从 “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及与钟、张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在南朝人眼中，王羲之的行书是不及他的草书和隶书的。

三、唐太宗的推崇与王羲之行书地位的攀升

初唐最有影响的书论著述是唐太宗在 《晋书·王羲之传》后作的一篇评论 《晋书·王羲之传论》，文云：

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遗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⑧

唐太宗以一代帝王的身份将王羲之的书法推到了 “尽善尽美”的地位，这也是书学史上观点最旗帜鲜明的书法文献。在唐太宗看来王羲之的书法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其他如钟繇、王献之等与王羲之相较皆有不足，从而南朝人眼里钟、张、羲、献四贤并立的局面变为王羲之一家独尊。

事实上，唐太宗不仅将王羲之推上了 “书圣”的宝座，同时亦把他的行书推向了书法的至高点。据何延之 《兰亭记》所载，唐太宗得到 《兰亭集序》之后十分高兴，命冯承素等各搨书数本赐太子近臣，及其临崩乃告高宗曰：

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及弓箭不遗。同车毕至。随先驾入玄宫矣。⑨

可见，《兰亭集序》是唐太宗平生至爱之物，也正是他的喜爱，使得王羲之的行书真正引起了世人普遍的高度关注。之后的褚遂良在编次王羲之书目时，正书列五卷，而行书列五十八卷，《兰亭集序》位列第一，不能不说是唐太宗之大功。

至如孙过庭 《书谱》云：

止如 《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⑩

孙过庭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书论家，从内容上来看，他沿袭了唐太宗的观点，把王羲之奉为绝对的典型。这条引言值得注意的是孙氏把王羲之的真行并称以为达到 “绝致”的程度，而和羊欣所论羲之 “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的看法已明显不同。

此后，张怀瓘 《书断》列神品二十五人，把王羲之的行书列为第一，在钟繇、王献之、张芝之上，楷书不及钟繇，草书位于张芝之下。应当说张氏是对王羲之书法 “尽善尽美”的一个反思。虽然如此，王羲之的行书实际上被提到了更高的地位，不但位于第一位，就是在王羲之所擅长的诸多书体中也不同于羊欣所谓的 “特善草隶”以及张怀瓘所谓的 “真行绝致”，而是行书独树一帜，无与伦比。

此后的徐浩在其 《论书》中云：

厥后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献之破体。皆一时之妙。⑪

徐浩与张怀瓘的看法基本相同，只是更加突出了王羲之的行书在其诸体中的特殊地位。此后的千百年里虽然王羲之的书法地位也曾遭到质疑，如韩愈就有 “羲之俗书呈姿媚”的言语，但大体上人们对其行书的地位取得了一致的认可，尤其是对 《兰亭集序》的推崇，已然成为了 “天下第一法书”。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唐太宗对王羲之尤其是对其行书 《兰亭集序》的宠爱。此外，太宗还将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集中起来，亲自作序，令怀仁缀集王字镌成著名的 《集王圣教序》一碑，在王羲之真迹愈来愈少并且真伪难辨的情况下，此碑成为其后几百年里学习王羲之行书的不二之选，应当说都和唐太宗有莫大的关系。也正是由于唐太宗的推崇，使得王羲之的行书逐渐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从行书的出现到南朝书论对王羲之书法尤其是其楷书和草书的热衷，再到唐代以来王羲之的行书逐渐走向最高峰，应当说是人们的审美在逐渐发生改变，也是由于唐太宗的个人喜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才使得 “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影响一千多年并还在不断地发挥着它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朱长文：《墨池编》，何立民点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0页。

②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③朱长文：《墨池编》，何立民点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④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3页。

⑤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⑥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⑦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⑧房玄龄等：《晋书.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7-2108页。

⑨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8页。

⑩ 《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28页。

⑪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张彦远：《法书要录》，范祥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朱长文：《墨池编》，何立民点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