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左传》文学传播述论

庄　丹， 陈安梅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清前期《左传》文学传播述论

庄丹， 陈安梅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漳州363000)

摘要：清前期的《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文学传播史上的全盛期，本文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在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六大方面的情况，揭示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成为全盛期的内在原因，以进一步促进《左传》文学评点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左传；文学；评点；传播

清代前期的《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传播史上的全盛期，“具有广泛影响及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左传》评点作品基本上出现于此一时期。”[1]27在《左传》文学评点专书方面，代表性的有王源《左传评》，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冯李骅《左绣》，盛谟《于埜左氏录》，姜炳璋《读左补义》，高嵣《左传钞》；在《左传》文学评点选本方面，影响较广的则有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林云铭《古文析义》，徐乾学《古文渊鉴》，吴楚材《古文观止》，浦起龙《古文眉诠》等。李卫军先生的《〈左传〉评点研究》认为《左传》文学评点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明万历以前，是形成期；明万历至明末，为发展期；明末至清乾隆时期，为全盛期；清嘉庆至民国初年，可称《左传》评点的延续与余辉期。”[1]12实际上，明后期的《左传》文学评点与清前期的《左传》文学评点在美学特征上是有鲜明区别的，这一界限可以以金圣叹前后期的《左传》评点即《左传释》与《天下才子必读书》为界①。故本文就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②的繁荣及其成因从文学传播③学角度做具体论述。

一、传播主体

清政府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其面对汉族人民需要巩固统治政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如何阐释“夷夏之防”，这样代表“夷夏之辨”的《春秋》经自然首当其冲。据史料记载，清政府最迟从康熙时对《春秋》经特别重视：“《春秋传说汇纂》始于康熙三十八年，而《周易折中》始于五十四年，《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始于六十年，且《日讲春秋解义》还在这之前，由此可见康熙时对《春秋》之重视”[2]431，对《春秋》经阐释的《日讲春秋解义》、《春秋传说汇纂》比《周易》、《尚书》、《诗经》等经都早，可见最具“夷夏之辨”、切关天子之事的《春秋》经受到的重视先于他经。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最先钦定编纂的《日讲春秋解义》完稿之后，并没有马上刊行。后推迟到雍正七年才重新校订，一直到乾隆二年才正式刻板刊行。据《日讲春秋解义》“卷首”载：“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于《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3]可见康熙帝最初在《春秋》学阐释中是推崇胡安国持论的，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胡安国传内在的“尊王虏夷”思想，相反认为其“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但是到康熙帝编《春秋传说汇纂》时，其对胡安国《春秋》学的持论已有截然不同的转变：“迨宋胡安国进《春秋解义》……宗其说者，率多穿凿附会，去经义逾远。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4]康熙帝从推崇胡安国到“独服膺朱子之论”的《春秋》学思想变化，深刻说明《春秋》经在清政府统一意识形态上的特殊地位。

随着清朝最高统治者《春秋》学思想的变化，《左传》逐渐取代胡安国传成为科举考试的首要传本。成书于康熙三十八年的《春秋传说汇纂》集134种传注，其“解经体例，首列《左传》，次列《公羊》、《谷梁》”[5]23。康熙帝也常与高士奇等《左传》名家一起研讨《左传》，发掘其微言大义。其在康熙二十四年敕徐乾学编《古文渊鉴》，并特别评点：“文、武之教之入人最深，自《诗》、《书》所载以外，惟《左氏》为备。”[6]

不仅康熙帝特别重视《左传》，其后的雍正帝、乾隆帝也一直延续对《左传》的重视。如“成书于乾隆十年的郜坦《春秋集古传注》所采古注，除杜注、孔疏之外，……其经文、叙事都据《左传》。”[7]可以说，到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左传》的重视更胜于康熙时期，不仅“经文、叙事都据《左传》”，且特别否定胡安国的《春秋》学思想，如乾隆帝在编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春秋直解》序中就特别揭露胡传的“附会臆断往往不免”[8]。乾隆五十七年(1792)更是在科举制度上彻底废除胡传：“圣祖仁皇帝《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驳胡传者甚多，皇上御制文亦多驳其说。科场试题不应仍复遵用，请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榖梁》。”[9]566-567

可以说，《左传》在清代前期成为《春秋》传注之首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与历代《左传》被立为学官不同的是，《左传》在清初的实学思潮中，为封建帝王扮演了相当重要的政治借鉴作用。”[10]47这样，清前期《左传》评点在传播主体上就形成了以帝王为首的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最大范围、最具效力的传播。

二、传播内容

段京肃先生认为：“抓住了传播内容这一关，也就是抓住了传播活动的龙头。”[11]173在传播内容方面，在《左传》得到清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关注与传播的时代背景下，康乾时期的《左传》评点著作达到了《左传》评点史上的全盛期。最能代表《左传》评点全盛期主流特征及最高成就的即是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冯李骅、陆浩《左绣》，方苞《左传义法举要》这一系列具有“法”的美学特征的《左传》评点著作。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中《左传》评点在清前期的《左传》评点史上具有特殊的开创意义，其《左传》评点不同于前期《左传释》评点“悟”的特征，真正上升到了“法”的阶段。稍后于《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古文观止》、冯李骅《左绣》、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等都是在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所创立的美学特征上的继承与传播。

《古文观止》作于康熙33年(1694年)，其“选目注重文学性，……从《春秋左氏传》开端，选出34篇，在全部222篇中所占数量最多”[12]4。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并评点的《古文观止》继承和发扬了《天下才子必读书》的文法特征，不仅同《天下才子必读书》一样置《左传》于选文之首，而且在评点风格、评点体例上都与《天下才子必读书》内在一致。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古文观止》)绝大部分都是从金圣叹批点的300多篇《才子古文》中抄录下来的。《古文观止》中的不少评语，直接抄袭金圣叹的批语，所以显得很有水平；一些水平较低的评语，则是抄袭者吴楚材和吴调侯塞进的私货。”[13]9《古文观止》这一中国散文史上影响最大的古文选本，能够成为科举制度下最受广大士子喜爱的应试必备书，与其继承和发扬《左传》为源头的文法是分不开的。冯李骅《左绣》则是真正意义上对《左传》进行全文评点的“法”的里程碑著作，其具体而微地归纳了正叙、顺叙、倒叙、原叙、以整齐为错综、详略、剪裁、离合、宾主、埋伏、虚实、牵上搭下、以中间贯两头、褒贬、过渡、起法、伏应、断结、眼目、偶对、提应等各种《左传》文法，堪称《左传》文法评点的百科全书。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以随文评点的形式评点《左传》行文的各种精妙之处，并在各篇选文结束后总评，指出该篇的各种文法。其不仅使《左传》发展为文法品评的代表，而且使《左传》文法成为有清一代古文创作的内在原则和主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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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传播内容方面，无论是从著作的数量或是质量，康乾时期的《左传》评点都达到全盛时期。

三、传播环境

《左传》受到清前期统治者前所未有的重视，其最有利的传播环境即是科举考试及应试必需的八股文写作。清前期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不仅在考试体制上更加严密，而且在规模上“远轶前代”。《清史稿·选举三》即载：“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虽初制多沿明旧，而慎重科名，严防弊窦，立法之周，得人之盛，远轶前代。”[14]3149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与八股文联系在一起的。八股文之名产生于明朝初年，据《明史·选举志》载：“(科举考试)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为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15]1693

清前期统治者十分强调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重要性，如乾隆在《钦定四库文》中即充分肯定八股取士制度的必要性：“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16]1044清前期的科举考试“承明制用八股文”，“八股文不仅体式复杂而又明了，易于客观地评定优劣，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测验士人的经学和文学两方面的能力”[17]349，故八股文(即时文)的水平在清前期实已成为科举考试成败的关键。而提高八股文水平的根本即是“以古文之法为时文”，“至于古文之法，则根柢乎圣人之六经，而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18]88桐城派先驱戴名世认为“古文之法”当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其影响产生的清代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也一直秉承“《左传》——《史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归有光——方苞”[19]42的古文之法。从传播环境上看，清前期的《左传》不仅在应试文本上，而且在写作方法上都成为当时士子提高八股文水平的最有效的载体。

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写作环境也促使广大士子竞相归纳各种文法以提高八股文水平。最具代表的如冯李骅《左绣·刻左例言》即认为《左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乃至“长者于万言，短者一、二字”皆“笔笔有法”。“其自全篇以至一字，剪裁、配搭、顺逆、分合、提束、呼应，无一点错乱，无一点挂漏，无一点板滞，无一点偏枯。”[20]61-62谓《左传》全篇以至一字，皆有法度可循，认为左氏行文独具义法，可为习文之津筏则无可疑。

在具体评点中，也可见其直接将八股文术语运用于《左传》评点。如《左绣》叙僖公五年“辕涛望谓郑申侯”时评点谓：“此篇直是后人两扇格，换意不换词者。”[20]356叙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时评点谓：“韩厥大旨只是极言郇瑕之不乐不利，劝迁新田，若论两两相较，须作四扇对局”[20]857。叙襄公二十八年“子产相郑伯以如楚”时评点谓：“总提分应，竟是八股滥觞，谁谓古今有二文法也。”[20]1328叙昭公十三年“楚灵王被弑”时评点谓：“以叔向论子于束之，此是经传之余文，犹八股之有大结也。”[20]1635以上的“两扇”、“四扇”、“八股”、“大结”等都是八股文理论的专用术语，足见其时八股文写作传播环境中《左传》评点的文法特征。客观地说，代表清前期《左传》评点学最高成就的《天下才子必读书》、《古文观止》、《左传义法举要》、《左绣》都与八股文(即时文)有密切关系，《左传》评点即在清前期科举制度兴盛下的八股文写作时代环境中得到了最有效的传播。

四、传播方式

清前期的《左传》文学传播是与评点文学批评样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样式源远流长，从以诗序为主的汉代、以专著专论式为主的魏晋南北朝、以论诗诗及诗格为主的唐代、以诗话为主的宋代，终于发展到以评点为主的明清时期。从评点形式自身看，经过唐代的形成期、宋元的发展期，在明代特别是中后期已经发展成为最成熟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明末清初则更是评点大师辈出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期(明末清初)，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有着非常灿烂、极其光荣的地位。在这段时期(明末清初)内，曾涌现了一大批显赫一时、光照千秋的杰出评点大师。他们之中有金圣叹、毛宗岗、李渔、冯舒、冯班、钱谦益、黄宗羲、王夫之、陆贻典、陆云龙、陆次云、邢昉……”[21]175客观地说，清前期的《左传》文学传播与评点这一文学批评样式深入融合实有历史渊源，而《左传》文学评点也终于在清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评点学通过对文本内容、语言及形式的批评，指出作文的具体手法，对文本的字句、构思、结构、修辞等方面进行深度分析。“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对于批评对象知人论世，……其批评则重在对批评对象作总体审美把握的品第，而很少是对文本的具体入微的批评。”[24]从文学批评样式角度看，金圣叹正因为凭借评点形式而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富盛名的批评家；《古文观止》因为评点而成为中国散文史上影响最大的科举应试选本；《左绣》因为选择了评点这一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成为《左传》评点学史上代表《左传》文法最高成就之作；方苞及其开创的桐城派《左传》评点学也因为评点而源远流长，发扬光大。值得深思的是，“方苞的古文义法说，是在康熙评点学大盛之时，从《左传》、《史记》等史传文章的评点中抽绎而得。”[25]方苞及其开创的桐城派的核心创作理念“义法说”，与《左传》等史传文章的评点之间实有诸多内在联系，而桐城派能在清前期的时代土壤上成长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文派”[26]395，评点这一文学传播样式之贡献不可不论。

五、传播对象

虽然清代的科举制度最终在“千夫所指”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八股文取士，行之既数百年，萃千亿万人之心力于其中以求科举，运会因人以为隆替”[27]253，谁也不能否认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清前期，“因为科举考试形式上为公开的、平等的竞争，所以鼓励社会各阶层，自显宦富室以至于穷乡僻壤的寒素之家，凡子弟有可读书应试者，皆愿一试。”[28]129与清前期科举考试的参加对象一样，《左传》文学评点的传播对象是包括“自显宦富室以至于穷乡僻壤的寒素之家”“社会各阶层”的。

在清前期的科举制度体制下，读书人要想入仕显达，科举考试是攸关重要的。“凡满汉入仕，……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11]3205“清制，生员、例监、吏员，皆未具正途出身，非经保举，不得任正印官。虽可考职，但食糧劳役满儒和吏员无出身者考职，低至正八品经历止，终身为杂职，限制甚严。”[28]44清前期的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出身分有正途、异途之说，且正途与异途在仕途上的发展有天壤之别。如果不是经过科举考试正途的读书人，就算通过异途入仕，也只能“低至正八品经历止，终身为杂职。”而“举人一途，即使会试不能中式，无论经截取、大挑，即按班次亦可选授知县，补用教职，或身膺民社，或职司秉铎，并有从此渐跻膴仕者。其出身之途，甚关紧要，非如诸生之不得中式，仅以顶戴荣身者可比。”[29]如果考取举人，就算不中进士，其出身之途也有许多选择。且如果考中进士，特别是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就可以入选翰林院，成为宰辅之选。在清前期，翰林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士为四民之首，而士的最高层次是翰林。”[30]208翰林院中有上书房，“上书房的施教对象，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候选人，皇帝必将从这些人中产生。”[30]162可以说，清前期科举制度的严密性、完整性、公平性、重要性，为包括“寒素之家”的读书人指明了一条可行的出身之途，故其传播对象渐呈扩大之势。

清前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统治，充分运用科举考试及八股取士这一法宝，其传播对象扩大即表现在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屡增。如康熙二十年“增顺天乡试生员中额五名”[31]875，康熙三十四年“增加盛京八旗取进生员额数，满洲、蒙古十名，汉军五名”[31]876，康熙四十一年“增浙江省乡试生员中额十二名”[31]878，康熙四十七年“增云南乡试中试举人额数五名”[31]879，康熙五十年“增直隶各省乡、会试五经中式额数不等。”[31]880在科举考试录取数量增加的同时，对科举考试成功者的封赏也不断增加。如号称清代制义第一人的韩菼，乾隆帝称其“种学成绩文，湛深学术，其所撰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因八股文而受朝廷如此赞颂，明清两代仅此一人。”[32]72

在《左传》文学评点上，代表如《左绣》，其题《左绣》即谓将《左传》做法如绣针一般展现给大家。“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渡与人”，而冯李骅却以“绣”目《左》，金针渡人，将左氏文法尽渡给包括“自显宦富室以至于穷乡僻壤的寒素之家”的所有读书人。《左绣》卷首有朱轼写于康熙五十九年的《左绣·序》称：“左氏，文章也，非经传也”[17]1，在具体谈到《左传》文法技巧时则说：“左氏之为文，岂预设一成格哉？而后先互应，疏密得宜，有不期然而然者，是诚文之至也”[17]7-8，同时十分称赞《左绣》的评点功夫：“亦论文之至也。学者得此而读之，自不至买椟而还其珠，亦不至以辞害其志矣”[17]8。朱轼作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为雍正帝指定的乾隆的帝师)，其对《左传》文学评点学代表作《左绣》之推崇，不仅足见康乾时期对《左传》评点及其文法之推崇，而且深刻体现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传播对象之广。

六、传播效果

清前期的《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文学传播史上的全盛期，其时产生的《左传》文学评点代表作影响极其深远，如《左绣》不仅言其然，且言其所以然，对《左传》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的文法评点为后世学者反复引用。又如《古文观止》自刊行以来，已成为三百多年来“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读者之众”的古文选本，其到今天也仍然是学习古文的最好教材。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所总结的各种文章学理论不仅丰富了古文、时文的创作手法，同时也对清前期小说、戏曲评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传》与小说、戏曲之创作本就有深刻渊源，钱钟书先生指出：“《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33]166而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都产生于康乾时期，且创作及传播都深得益于《左传》及其评点。如《聊斋志异》最负盛名的评点家冯镇峦云：“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此书(《聊斋志异》)予即以当《左传》看。”[34]479“作文有前暗后明之法，先不说出，至后方露，此与伏笔相似不同，左氏多此种，《聊斋》也往往用之。”[34]483冯镇峦指出了《聊斋志异》在叙事、体裁、作法等方面与《左传》的渊源关系，并着重强调《聊斋志异》所运用的诸多笔法实导源于《左传》。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还直接受到冯李骅《左绣》评点的深刻影响：“文之参错，莫如《左传》。冯天闲(即冯李骅)专以整齐论《左》。人第知参错是古，不知参错中不寓整齐……能以巨眼看出左氏无处非整齐，于古观其深矣。”[34]485冯镇峦在《聊斋志异》评点中能认识《左传》评点学里程碑著作《左绣》代表的“整齐论”，赞叹冯李骅“能以巨眼看出左氏无处非整齐，于古观其深矣”，深刻说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对小说评点传播效果之佳。

在戏曲评点方面，金圣叹之《左传》评点与《西厢记》评点已为清代的戏曲评点做了很好的示例：“如此一段文字，便与《左传》何异？……我于《左传》中说，子弟皆谓理之当然，今试看传奇亦必用此法，可见临文无法，便成狗嗥，而法莫备于《左传》。……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35]898-899清前期的戏曲评点主要集中在《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等著名传奇上，其评点体例、手法等多渊源于金圣叹评点《西厢记》之法，而金圣叹“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清前期《左传》评点于戏曲评点之传播效果于此可见一斑。

七、结语

“《左传》评点学将《左传》视为文学的特性，主要分析文章篇章结构的特点，多被研究者用西方叙事文学理论来研究，而极少有人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左传》评点学的特点，而唯有从时风、世风、学风等角度，方能准确把握《左传》评点学的文化特点。”[10]376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立足清前期的时风、世风、学风，我们方能把握清前期《左传》评点全盛的内在原因。

在《左传》学研究史上，《左传》文学接受的主流样式即是《左传》评点学。深化对清代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的研究，不但可以揭示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在康乾时期成为全盛期的内在原因，而且可以有效推动《左传》评点学史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左传释》当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前，而《天下才子必读书》“乃圣叹绝笔之书也”(引自陆林辑校整理《金圣叹全集》第六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故我们可以认为金圣叹《左传释》与《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左传》一卷确存在时间上的先后。

②因为以金圣叹前后期的《左传》评点著作即《左传释》与《天下才子必读书》为界，而《天下才子必读书》“乃圣叹(1608-1661)绝笔之书也”，最早刊刻于康熙二年(1663年)，故本文分析清前期《左传》评点繁荣及其成因具体指康熙、雍正、乾隆年间。

③王兆鹏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要探讨六个层面的问题：一要追问传播主体，即追问是谁传播文学，有哪些人或哪些机构传播；二要追问传播环境，即追问在什么环境中传播文学；三要追问传播方式，即追问怎样传播；四要追问传播内容，即追问传播什么，传播谁的作品和什么样的作品，哪些人的作品能得到及时地传播，什么样的作品更受当下和后世的欢迎；五要追问传播对象，即追问向谁传播；六要追问传播效果，即追问传播有什么作用和效果，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参见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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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勇]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16)01-0041-05

作者简介：庄丹，男，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陈安梅，女，漳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收稿日期：2015-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