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隋唐佛教传播看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

王志鹏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



从隋唐佛教传播看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

王志鹏

（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中国和朝鲜半岛不仅在地理上相接壤，历史上也一直互相通好，而佛教可说是两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公元4世纪左右，即朝鲜的三国时代，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6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十分兴盛。这对邻近国家的佛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朝鲜半岛入唐求法僧人的考察，说明朝鲜半岛的佛教虽然主要来自中国，但也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不仅对日本佛教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反过来对中国佛教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隋唐；佛教；传播；朝鲜；文化交流

佛教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对东亚各国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公元前6世纪左右佛教在古印度创立以后，南传至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北传经中亚到中国、朝鲜、日本，又一分支传到中国的西藏和中国西北部内蒙古地区、蒙古国以及原苏联远东布里亚特族地区，进而成为具有世界传统的三大宗教之一，对于促进东亚地区各国间历史文化的交流及其友好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朝鲜半岛同中国、日本、越南等地区的佛教，都属于北传大乘佛教。大致说来，在公元4世纪左右，即朝鲜的三国时代（也称“三韩”，指高句丽、新罗、百济），佛教开始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佛教，先自高句丽始，次入百济，再后传入新罗。高句丽第17代君主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时，前秦苻坚遣使名僧顺道送佛像和经论到高句丽，随后高句丽遣使答谢。越二年（公元374年），秦僧阿道又至高句丽。在公元375年，高句丽创肖门寺，供顺道居住，又建伊弗兰寺以置阿道。一般认为此为佛法正式流传朝鲜半岛之始，但民间佛教的传入在时间上可能会更早。随后，佛教又相继传入百济和新罗。朝鲜半岛的佛教虽然主要来自中国，但也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朝鲜半岛佛教不仅对日本佛教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反过来对中国佛教也有着一定的影响。黄心川先生在《韩国禅教史》的序言中指出其对东亚佛教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说：“在中、日、韩三国组成的东亚佛教文化圈中，韩国的佛教既处于中介的地位，是中国佛教向外传播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又是会通中日佛教的结合点。”[1]由此可见其重要地位。

一

中国和朝鲜半岛不仅在地理上相接壤，而且在历史上也一直互相通好，而佛教可说是两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6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佛教在隋唐统治阶级的扶持下，走上了兴盛发展的道路，完成了外来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先后出现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和禅宗等佛教宗派，同时也对其他邻近国家的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正是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而又统一时期。到7世纪中叶，新罗联合唐王朝，先后攻灭百济和高句丽，最后统一了朝鲜半岛。而随着国家政治的统一，社会生活的安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出现了繁荣景象。同时，新罗政权还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唐王朝的往来也更为密切。据《三国遗事》卷5载，新罗孝昭王元年（公元692年），兴建宝德寺，专为唐王朝祈福。而在中国唐楚州（今江苏淮安）以北沿海一带，多处建有新罗坊、新罗院，由此可见新罗入唐僧伽数量之多。

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交往，有不少史料保存在中国的官方史书和佛教大藏经，同时在历代佛教僧人传记中，也记录了不少新罗、高丽僧人的生平事迹，一些朝鲜半岛僧人的佛教著作还被收入了汉文大藏经。中国和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互派使节、僧人往来一直十分频繁。黄心川先生根据相关史料考证统计，仅隋唐时期来华的新罗僧人就达117人[2]。这批古代朝鲜半岛来华的求法者踏遍中国佛教的各大寺庙，参访高僧大德，探求佛法真谛，而学成归国后，又多能隆兴佛道，有力推动了朝鲜半岛佛教的兴盛发展。

新罗佛教的传入虽然较高句丽略晚，但发展很快。特别是新罗统一三国后，到第二十四真兴王（公元540年）时，奉佛诚笃。《三国史记》卷4云：“（真兴）王幼年即位，一心奉佛，至末年祝发，被僧衣，自号法云，以终其身。王妃也效之为尼，住永兴寺。”[3]57在此风气影响之下，士人归崇，佛教风行整个社会，僧徒之入中国度天竺求法者甚众，并涌现出一大批佛门高德。如新罗僧人觉德为入梁求法之始及肇传舍利者。沙门玄光，新罗熊州人，欲究禅法而入陈求法，诣南岳惠思受业，证《法华》三昧，得惠思印可。后泛海回到熊州翕山，结茅成梵刹，四方从学者甚众，弟子多得法者。事见赞宁《宋高僧传》卷第18《陈新罗国玄光传》。沙门圆光，有称之为第二十六真平王（公元579—631年）间第一高僧，本姓朴，新罗王京（今庆州）人，年二十五乘舶到金陵，初听庄严寺旻公弟子讲经，顿悟前修世典之不明，乃启请陈主，愿归佛法，奉敕落发，受具足戒。此后游历讲肆，综涉佛教三藏，会心于《成实》《涅槃》。为信士开讲《成实》《般若》，听者欣领，来学者日众。隋开皇中，在长安宣讲《摄论》，一时慧解之誉鹊起。闻于本国，新罗国王频请归国。在其归国之后，常讲大乘经典，广宣教化，朝野归敬。事见道宣《续高僧传》卷13《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沙门智明，新罗人，于陈后主至德五年（公元585年）来陈求法，留学十七年。于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随国使返国，受到国王尊敬，奉为大德。高丽人慧灌，在隋嘉祥寺吉藏门下精研三论，后返本国，转赴日本，住元兴寺，盛弘三论，后为日本三论宗开祖。事见《元亨释书》卷1。

新罗学僧元晓，最博朝野之声望。幼而归佛，游处无恒，学无常师，精义入神。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或行为乖疏，异迹颇多；或制疏讲《杂华》；或抚琴乐祠宇。曾纂《华严疏》《起信论疏》，又疏《金刚三昧经》等多种。有神足九人，皆称大德。事见赞宁《宋高僧传》卷4《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三国遗事》卷4。沙门义湘，年临弱冠，闻唐土佛教盛行，与元晓法师同志西游，无果而还。又于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附商船入唐，寻诣终南山智俨三藏法师，综习《华严经》，与贤首法藏为同学，相与钻研。后归国，云游四方，称意而行，卓锡而居。持三法衣，瓶钵之余，曾无他物。贵如说而行，讲宣之外，精勤修炼。传法开诱，随疑释滞。门下有十大德，各通一乘之义，号称“神足如云”。事见《宋高僧传》卷4《唐新罗国义湘传》、《三国遗事》卷3。此外还有玄奘的著名弟子圆测，先义湘入唐。本是新罗国王孙，幼小出家，慧解神发，15岁受学于法常和僧辩。唐初来到中国，太宗皇帝赏其才，令住元法寺，通达《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论。公元645年玄奘西行回国后，遂从玄奘受学。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玄奘移居西明寺，敕选名僧五十名同住，圆测也在其中。在玄奘门下，他与窥基并称。玄奘去世后（公元664年），仍在西明寺继承玄奘弘传唯识教义，因此后世唯识著作中称他为“西明”。在唐高宗、武则天之时，应义解之选，入译经馆，众皆推挹。圆测著述甚多，然多散佚，现在仅存《解深密经疏》四十卷、《仁王经疏》三卷和《般若心经疏》一卷等三种。赞宁《宋高僧传》卷4有《唐京师西明寺圆测传》。释无漏，姓金，新罗国王第三子，以其地居嫡长，将立储副，而无漏愿为释迦法王子，因附海舰到达华土。欲游天竺，礼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阗，至葱岭，入大伽蓝。后入贺兰山，得百草谷，结茅栖止。安史乱起，两京板荡，玄宗幸蜀，肃宗训兵灵武，闻其行迹不群，乃召之。乱平后，置之内寺供养，无漏累上表章，愿归旧隐而未遂，俄尔示灭。事见赞宁《宋高僧传》卷21《唐朔方灵武下院无漏传》及《续文献通考》。释无相，本为新罗国王第三子。开元十六年泛海至中国，玄宗召见，隶于禅定寺。后入蜀资中，谒智诜禅师。每入定，多是五日为度。后入城市，昼在冢间，夜坐树下。人渐见重，颇多神异，以至德元年（公元765年）卒，寿七十七。事见赞宁《宋高僧传》卷19《唐成都净众寺》。新罗释元表，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涧饮木实，后不知所踪。事见赞宁《宋高僧传》卷30《唐高丽国元表传》。

新罗时代，密教也由入唐僧徒传回本国。如有称神印宗之祖的新罗僧人明朗，字国育，以善德王元年（公元632年）达中国，入龙宫传密教。四年（公元635年）还东，创金光寺。其事见《三国遗事》卷5。又有释慈藏，新罗人，俗姓金，二亲早丧，深厌世华，乃投身林壑，独静行禅。因感生在边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验，乃启请西观大化。以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一说贞观十年），将门人僧实等十余人入唐。至贞观十七年，新罗善德王请还。唐太宗诏令入宫，赐给优渥，慈藏并请得大藏一部及像旛华盖，赍还本国，是为朝鲜半岛有大藏之始。王命住芬皇寺，请于宫中讲《摄大乘论》。后又敕为大国统，创灵鹫山通度寺，筑戒坛，以度四众。暮年辞京，建水多寺于江陵府而居。撰诸经戒疏十余卷，《出观行法》一卷，流行本国。又有新罗沙门圆胜，以贞观初年，来到唐京，遍陶法肆。闻持镜晓，志存定摄，与慈藏齐襟，护持佛法。及同返国，开讲律部。其事见道宣《续高僧传》卷24《唐新罗国大僧统释慈藏传》等。

朝鲜半岛的僧人除频繁往来于中土外，还有一些僧人进而远赴印度，求取真经，巡礼佛教圣迹。在元晓、义湘之后，西行求法者益多，他们有的结伴而行，有的则是只影孤征，为寻求佛教真理，誓死无恨，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西行求法者一道，上演了历史上一幕幕悲壮热烈、光彩洋溢、可歌可泣的人类赞歌。仅据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新罗僧人阿离耶跋摩、慧业、玄恪、玄太，还有中国著名西行僧人太州玄照的侍者慧轮等，都曾到达古印度，潜心探究佛教经律论，其中阿离耶跋摩、慧业、玄恪，终老于异乡，再没有回来。此外，见于史料记载到印度求取经像归来的新罗僧人还有义信、慧超等。沙门义信到印度求法，以白骡驮经归来，并于当年创法住寺。事见《俗离山法住寺记》。而慧超则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至公元727年间前往印度诸国巡礼，先后到东印度、中印度、南印度、西印度、北印度，再经中亚回到当时唐王朝都城长安。敦煌P.3532卷保存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西行游记残卷。至今留存姓名的新罗僧人就有很多，更有许多丧身于西行险途及无名僧人应该更多，由此可以想见佛教兴盛及当时新罗僧人西行求法之狂热情景。

朝鲜半岛的僧人，无论到中土还是赴印度，其中有不少学成归国，开宗创寺，弘传佛法，为佛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朝鲜半岛的佛教虽然最初来自中土，但随着僧徒队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他们虔诚认真的求学态度，积极探求佛法义理，出现了不少具有杰出成就的高德。他们不仅进一步发展了佛教义理，有的反过来还对中国佛教发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坚强推动力。同时，有的还能很好地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大力弘扬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具有自身特点的佛教。因此，朝鲜半岛的佛教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质。

如对于华严宗的探究，新罗僧人元晓的《华严经疏》和《大乘起信论疏》（又称“海东疏”），后又反传入中国，对中国华严宗实际创始人法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藏在其所著《起信论义记》中一再援引元晓的疏解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元晓所著的“二障义”与法藏在《华严五教章》中所述的“断惑义”，元晓倡导的“空有会通”与法藏的“空有交彻”思想相一致。新罗僧人义湘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随唐使返回时来长安，随后到终南山至相寺从智俨学《华严》。在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归国后，创浮石寺，学徒云集，被尊为东海华严初祖。在唐中宗嗣圣九年（公元692年），释法藏由其新罗弟子胜诠东归之时，寄书义湘，托胜诠抄归其所著《华严探玄记》《一乘教分记》等。义湘收到后，掩室研习，经旬方出，并命其弟子励志讲习。这后来成为中朝佛教古德间相互探讨、弘传《华严》的美称。此外，新罗僧人元晓的注疏也深刻影响了华严宗四祖澄观的《华严经疏》。元晓精研《华严》诸经，著有《华严》《楞伽》等经疏和《华严经纲目》《起信论疏记》等。被后世尊为华严经四祖的唐清凉国师澄观还曾向法藏学习新罗僧人元晓所著的《海东起信义疏》。由此可见，新罗僧人对华严精研之义，深为法藏、澄观等华严宗祖师大德所推重。

新罗僧人对于法相宗的继承和弘扬，更是人才济济，成就非凡。新罗僧人神昉，早年入唐游学，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贤所重。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夏，奉召入弘福寺，参与玄奘译场，并任证义大德。此后随侍玄奘，译经受学，在大慈恩寺《大毗婆沙论》的翻译中任笔受，并在玉华宫寺《大般若经》译出时任缀文，始终参与其事，为玄奘门下四上足之一。著有《瑜伽》《唯识》等论疏记等。另一位新罗僧人圆测，是中国唯识学派“西明派”理论的奠基人。他会通新、旧唯识的思想，迅速传播到日本，后又传到中国西藏，对昙旷和宗喀巴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圆测门下的新罗佛教学者，还有胜庄和道证。胜庄早年入唐，后为唐代长安荐福寺大德，晚年参与义净译场，并任证义。著有《最胜王经疏》《梵网经述记》《成唯识论决》《大因明论述记》等。道证则长期从圆测受学，于唐武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年由唐赍天文图返国。著有《成唯识论纲要》《成唯识论要集》《因明理门论疏》等。又新罗僧人顺璟，在本国习法相，传得玄奘真唯识量，乃立决定相违不定量。在唐高宗乾封年中（公元666—667年）因本国来使附至长安，时玄奘已去世，窥基见之，盛加称赞。著有《唯识论料简》《因明正理论钞》等。事见赞宁《宋高僧传》卷4《唐新罗国顺璟传》。新罗兴轮寺僧道伦，出窥基门下，以窥基所撰《瑜伽论略纂》并参照其本国学者诸说，撰有《瑜伽论记》二十四卷。又有新罗沙门智凤、智鸾、智雄三人，于唐武周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入唐，在濮阳智周门下受学唯识，后赴日本，弘传法相宗义。特别是圆测的再传弟子新罗太贤（一作大贤），出道证门下，通才博学，尤精于唯识，辽东后进皆遵其明训。著有《瑜伽》等论及《成唯识论学记》《成唯识论决释》《瑜伽论纂要》等四十二部，在弘传玄奘唯识学方面有突出成就。

新罗僧人中也有很多赴中土习禅者，禅宗堪称是当时朝鲜半岛佛教最有势力的佛教宗派之一。从新罗惠恭王之初至敬顺王之终大凡一百九十一年，是禅道盛兴之代[1]72。海东禅道始于僧人法朗。相传法朗在新罗善德王时代（唐太宗贞观年间）入唐，得四祖道信之心要。随后法朗的门人信行，也从新罗渡海来唐，受学于长安唐兴寺志空门下，朝夕钻研三年，始开灵府。而志空是禅师大照处寂的入室弟子，神秀的再传弟子。信行后来回国，弘传其禅法。南岳怀让法嗣中有新罗本如禅师，从怀让禅师得法。西堂智藏的法嗣有鸡林道义禅师。道义禅师在唐德宗建中五年（公元784年）入唐，在唐计有37年，曾参访西堂智藏、百丈怀海等著名禅师，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年回国，后成为海东迦智山第一祖。与道义禅师同时的还有新罗僧人慧昭，在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渡唐，至沧州谒神鉴，即就削染，顿受印契。后于嵩山少林寺受具足戒，时同乡僧道义先入唐，二人邂逅为道友，相伴参访。道义归国后，慧昭入终南山住止观三年。后于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还归本国，受到兴德王的劳问，至知异山建堂宇而住，请益者甚众。有称“善梵呗，学者满堂，实东国鱼山之权舆也”[1]82。惠哲（一作惠彻）禅师和洪直（一作洪涉）禅师，同受法于西堂。惠昭禅师在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入唐，在龚公山参谒西堂智藏，密受心印。又至西州浮沙寺披寻佛教大藏三年，于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839年）返回新罗，在桐里山大安寺大开禅化。其法系自成一派，为禅门九山之一。洪直禅师则为海东实相山第一祖。蒲州麻谷山宝彻的法嗣有新罗无染禅师，在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随国使入唐，在南山至相寺听讲《华严》，又到洛阳佛光寺向如满法师问道，后乃至蒲州参宝彻，受传心印。后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归国，大阐宗风，门弟子有两千人，成为新罗的圣住山派。袁州仰山慧寂的法嗣有新罗五观山顺支（一作顺之）禅师，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随国使入唐，参仰山得法而归，成为新罗沩仰宗的初传。此外，新罗先后入唐学禅的还有体澄、品日（一作梵日）、道均（一作道允）、行寂、迦智、玄昱、审希、觉体、宗彦等许多僧人，他们都入唐学习禅法，各有成就，后来归国，弘化一方，为朝鲜半岛禅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在隋唐五代以后，朝鲜半岛来华学习佛教的僧人还有很多。如五代时中国天台宗教典籍散佚，四明沙门子麟前往高丽访求，收获甚丰。吴越王钱俶专门派遣使节到高丽索求佛教典籍。高丽僧义通来到中国天台，学得天台宗旨要，弘扬教观二十余年，被尊为天台十六祖，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中国天台宗的佛教理论。直到元世祖刻写藏经时，还延请高丽写经僧一百多人到都城书写佛教金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佛教交往历史之长久和关系之密切。

三

从隋唐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佛教的交往历史来看，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表现出自觉的认同心理，这也是一种对于先进、发达文化的向往追求，然这更体现出朝鲜半岛人民坚持真理、乐于上进的精神。特别是朝鲜半岛古代佛子们勤勉笃实，坚毅执着，自觉追求真理的精神，一方面在更广大的地域弘传佛教，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推动了朝鲜半岛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佛教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这批古代先哲为寻求佛法真理而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精神，在人类历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彩，激励后人坚持真理，不断奋进。因此，考察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发展历史以及相互间的文化交流，是研究中国和朝鲜半岛间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日]忽滑谷快天.韩国禅教史[M ].朱谦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黄心川.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J].世界宗教研究，1989，（1）.

[3][高丽]金富.三国史记[M ]孙文范，等，校勘.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赵旭国）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Reflected from Buddhism Com m unication in Suiand Tang Dynasites

WANG Zhi-peng
（Institute of Ethnic-religious Culture，Dunhuang Reserch Academy，Lanzhou 730000，Gansu，China）

Abstract:China borders up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geography，and ha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in history，Buddhism being the bond of religious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i.e.，the period of Three Kingdom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Buddhism began to enter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China. In the phase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Buddhism began to flourish in the support of the ruling class，and exerte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Discussing on the the monk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who went to China to study Buddhist scriptures，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Buddhism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mainly from China，yet they keep their own tra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Buddhism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Buddhism of Janpan，and has a certain effect on Buddhism of China in turn.

Keywords:Sui and Tang dynasites；Buddhism；communication；Korea；cultural exchange

［中图分类号］K241；K24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6）02-0010-05

［收稿日期］2015-12-01［网络出版时间］2016-04-08 0:42

［作者简介］王志鹏（1967-），男，山西忻州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敦煌学、宗教思想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