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漂流记》的半世纪中国漂流

张珮

摘 要：《鲁滨逊漂流记》是较早译介到中国的西方小说经典之一，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已出现了多种译本和大量评论。本文即以这些译本和评论作为切入点，探究近代中国对西方小说的认识和接受。论文认为，二十世纪前半叶，对《鲁滨逊漂流记》的评介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平衡：其一，评介主要集中于作品的主题价值方面，却很少对小说的艺术特色加以中肯的评介；其二，作品主题价值的评介偏重于作品的“冒险”“自立”等思想，忽略或回避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前一种不平衡主要源于当时对于西方小说艺术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后一种不平衡则主要源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鲁滨逊漂流记》 艺术评介 主题评介 不平衡

英国作家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初版于1719年，此后就开始了它在各个民族、各种语言中的漫长“漂流”。近二百年之后，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交汇点上，这部小说来到中国，开启了另一段百年漂流。本文将把目光集中在二十世纪前半叶这一中国人初次大量接触西方小说的时期，主要分析当时的主要译本及相关的评介，厘清此期中国人接受《鲁滨逊漂流记》的主导倾向、时代特色，以这部英国小说名著在中国的遭遇作为典型，映照我们对西方小说的认识和接受过程。

一

要了解《鲁滨逊漂流记》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状况，最直观的方法莫过于考察此期的译本——译本的种类、译本的翻译方式。最早的中文译本是沈祖芬的缩译本，190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为《绝岛漂流记》。1905年，林纾、曾宗巩的译本《鲁滨孙漂流记》由商务印书馆初版，随后曾多次再版。从这个译本开始，这部小说的中文译名开始固定下来，尽管还有细节上的差别。例如，有的译本把人名写作“鲁滨逊”，有的写作“鲁宾孙”、“鲁宾逊”；有的写作“漂流”，有的写作“飘流”。而后出现的重要译本有严叔平译本（1928年崇文书局初版）、徐霞村译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初版）、顾均正、唐锡光译本（1934年开明书店初版）、李嫘译本（中华书局1941初版）、汪原放译本（建文书店1947年初版）、范泉译本（永祥印书馆1948年初版）等等。这些译本有全译，有缩译、节译，有文言，有白话，种类繁多，令人眼花缭乱。当我们越过这种直观印象，用一种简单的二分法来提问：我们的接受偏重于它的思想价值，还是偏重于它的艺术价值？这时，真正的接受状况才开始呈现出来，我们将会发现在这两种接受方面的失衡。

我们首先从各译本的序跋之类对《鲁滨逊漂流记》的介绍来观察这种不平衡。在1902年沈祖芬译本（《绝岛漂流记》）的译者自序中，谈到的是作者被鲁滨逊的冒险精神感动，所以立志将它翻译成中文，借鲁滨逊的冒险进取之志气“以药我国人”，对此书的艺术魅力却并未着笔。林纾、曾宗巩合译的《鲁滨孙漂流记》（一般称林译本）是二十世纪初最为流行的本子，林纾在书前《序》中只简略地提到此书“实为欧人家弦户诵之书”，大量的篇幅被他用在阐发此书的思想启迪上。这两篇序中对小说思想教益写得洋洋洒洒、对艺术手法和价值惜墨如金的做法，也同样出现在清末民初一些报刊的评论上。

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在我们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跟清末民初小说引进中那种“得鱼忘筌”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关。“小说界革命”、“新小说”运动的发起，最初的动因就是借小说输入域外思想文化，达到“新一国之民”的政治目标。在二十世纪之初，像蔡元培提倡“美育”，像鲁迅兄弟主张把“异域文术新宗”移植到“华土”，这些比较重视文艺本身涵育人格的价值的主张，还只是“小众化”的声音。既然如此，对这一时期的人们来说，引进和介绍域外小说，当然要大力说明它在启发和改造国人思想上的作用，流连于小说的艺术本身反而像是不务正业。

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影响也更为持久，那就是时人对《鲁滨逊漂流记》这类小说的艺术还不能接受，或者虽然内心能够欣赏它的艺术，却缺乏必要的批评话语来加以表达，以致心知其善而口不能言。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如果不能说是走着一条“西化”的道路，至少也可以说是一条不断与西方小说融合的道路。但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于习惯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读者来说，骤然涌来的域外小说中还有许多他们不能接受的艺术形式。1905年，《新小说》杂志“小说丛话”栏发表了侠人的看法，他明确提到：“中国小说，卷帙必繁重，读之使人愈味愈厚，愈入愈深。西洋小说则不然，名著如《鲁滨孙漂流记》、《茶花女遗事》等，亦仅一小册子，视中国小说不及十分之一。故读惯中国小说者，使之读西洋小说，无论如何奇妙，终觉其索然易尽。”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早的一个译本——出版于1902年的沈祖芬译本和最后一个译本——出版于1948年的范泉译本，都是缩译本，大致相当于中篇小说的规模，其文体已经类似于“故事体”。这种译法，固然有针对少年儿童提供通俗读物的考量，同样也考虑到了“原汁原味”的《鲁滨逊漂流记》是否方便读者接受的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鲁滨逊漂流记》的译介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受到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鲁滨逊漂流记》的译本几乎都采取白话语体，内容上也较前一阶段的译本更忠实。从借助缩译来克服《鲁滨逊漂流记》的接受障碍，到中国读者能够真正接受“原汁原味”的《鲁滨逊漂流记》，这需要在长期的文学交流中培养出读者的新趣味。从对于《鲁滨逊漂流记》艺术手法的“无言”和无从言说的状态，过渡到能够中肯地阐发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质和文学成就，需要译介者深入到西方小说艺术之中，并更新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看到了译介者这方面的努力，但还没有看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二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相较于对《鲁滨逊漂流记》艺术方面的介绍和分析，译介者对说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更感兴趣一些，谈论得更多一些。然而，他们热衷于此，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部作品主题的阐释是全面的、丰富的。在半个世纪中，牢固地贴在这部小说头上的是“冒险小说”、“探险小说”这样的标签，评介者反复申说的是鲁滨逊“冒险”、“探险”经历对国人的启迪、教育作用。这部小说包含的其他一些重要内容，如个人主义、宗教观念等，或者被评介者忽略，或者被评介者回避。这些情况意味着，这半个世纪对《鲁滨逊漂流记》主题的评介也是不平衡的。

首先为《鲁滨逊漂流记》贴上“冒险小说”标签的是“小说界革命”运动的发起者梁启超。1902年，他为即出的《新小说》杂志打出广告，预告杂志的栏目安排，就以《鲁滨逊漂流记》作为“冒险小说”的样板：“如《鲁敏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厉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①在梁启超发布广告的同一年，署名“跛少年”的沈祖芬缩译本在国内出版，但远在日本的梁启超未必能够见到，这则广告代表着他那种“虚位以待”的态度。1905年，二十世纪前期影响最大的林纾译本出版，林纾在《序》中引述曾宗巩的话，说在西方世界“探险之书，此为第一”，因此“各家序跋无数”、“欧人家弦户诵”②。林《序》中说《鲁滨逊漂流记》是“探险”小说，与梁启超所说“冒险”小说略有差异，但在晚清批评语境中，这两者含义大致相同。林纾译本后来收入商务印书馆“林译丛书”时，封面就题写着“冒险小说”这可以作为“冒险”、“探险”互换的例证。因此，从翻译者的角度看，实际上是林纾第一个为《鲁滨逊漂流记》贴上“冒险小说”的标签，他的《序》也的确花了很大的气力来揭示小说主人公的敢于冒险的性格。他试图把这种冒险精神推荐给国人时，显然意识到它与中国传统观念存在的冲突，为此他不惜重新解释“中庸之道”的含义，声称不敢冒险的做法不过是“中人之中，庸人之庸”而不是真正的“中庸”，而真正的“中庸”却是敢于冒险的。这样，他就借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的名义为引进《鲁滨逊漂流记》里的冒险精神保驾护航。

为什么这半个世纪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缺乏深厚根基的“冒险精神”会成为翻译、评论界推荐的重点？

“伟大国民，冒险精神”。当“冒险”与“国民”联系在一起，冒险精神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冒险，它还被赋予激励、警醒国民的重任，但这样似乎有违原作者笛福的本意，而它本身也存在新生事物缺乏根基的弱点。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积贫积弱，饱受列强欺凌，迫切需要“冒险”“自强”的精神去改变“懦弱”的国民性。冒险精神的出现如同一剂“强心针”，令爱国者重新燃起了激励国民、救亡图存的希望。1906年，革命先驱宋教仁在暂居日本时阅读了《鲁滨孙漂流记》后，也认为“其冒险性及忍耐性均可为顽懦者之药石”（1906年12月）。

除了时代对冒险精神的呼唤外，中国人的“英雄崇拜”情结也是《鲁滨逊漂流记》译本偏重冒险精神的重要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英雄崇拜的传统，与中国人崇拜智慧之美和顺应天命的精神恰恰相反，西方多崇拜力量之美和开拓精神，西方文学中的英雄大多集力量与勇气于一身。鲁滨逊就是这样一位富有勇气和冒险精神的西方英雄，在他“来到”中国以后，他的英雄形象被赋予中国色彩。在沈祖芬译本中，为了“激励少年”，鲁滨逊被塑造成哥伦布式的英雄。沈祖芬以后的林纾、严叔平、徐霞村等人对鲁滨逊的形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和重塑，着重突出既能冒险又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将中西方英雄形象糅合在一起，使其既能带给读者新鲜感又更符合中国人的英雄崇拜情结。

我们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滨逊漂流记》的译本偏重于表现冒险精神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当时社会呼唤冒险精神，译者为迎合社会需要使译本内容着重表现冒险主题；第二，中国人自古有“英雄崇拜”情结，鲁滨逊的冒险精神成就了国人眼中新的英雄形象，其顺应安命的情怀刚好符合国人的英雄崇拜。

在西方文学史中，《鲁滨逊漂流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冒险故事，除了冒险精神以外，它还涉及西方殖民主义、个人主义、宗教观念等其他主题。但是这些主题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汉译本中鲜少被提及。从《鲁滨逊漂流记》不同的译本可以得知，当西方小说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观念不符时，译者往往选择遵从传统文化，摒弃西方的价值观念。

《鲁滨逊漂流记》在中国的百年漂流并不是一帆风顺，它在历史的洪流中载浮载沉。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译本来看，当时的中国人对它有好奇，但是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1950年以后，随着新时代的开启，《鲁滨逊漂流记》的译本越来越多。自1950年至今，《鲁滨逊漂流记》的译本的数量比起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较具权威性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徐霞村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杲炘译本、译林出版社的郭建中译本等。这些译本与前人译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避免了只重一面的不平衡，这与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水平不断提高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鲁滨逊在中国摸索着“漂流”了五十年以后，终于找到了正确航线，沿着正确的路线重新出发。

注释

①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45.

② 达孚著，林纾，曾宗巩译.鲁滨孙飘流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2.

参考文献

[1] 狄福著，沈祖芬编译.绝岛漂流记[M].上海：开明书店，1902.

[2] 蔡元培著.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 鲁迅，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4] （英）达孚，著.林纾，曾宗巩，译.鲁滨孙飘流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5]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一卷（1897——1916）[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6] Daniel Defoe，著，徐霞村，译.《鲁滨孙飘流记》[M].香港：商务印书馆，1930.

[7] 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李艳丽.《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J].社会科学，2013（3）.

[9] 宋教仁.宋教仁日记[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0] 王苏生.中西文化中的英雄情结之比较[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