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归家
——洛夫《石室之死亡》新析

李忠超

存在与归家
——洛夫《石室之死亡》新析

李忠超

洛夫诗歌向死而生的诗学之思，揭示了个体生命断裂后的痛苦，这段断裂不啻文化意义上的强行撕裂。正是基于对现代人生存困境以及诗人自身处境的感喟，作者以石室的死亡来象征在执念之中面对死亡本身的态度，死亡不是结束，而是新生的开始，是新的完成。

石室之死亡；虚无；苦涩；完成

“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却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1]这段话是把握洛夫这首长诗的内在理路的一把钥匙，写诗成为一种反抗，具有一种仪式性，洛夫在《我的诗观与诗法——〈魔歌〉自序》提及这部早期的诗集是“我的诗也就成了生与死，爱与恨，获得与失落之间犹疑不安中挤迫出来的一声孤绝的呐喊。”[2]这份呐喊源自自我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是内在的我已经醒觉，认识到现实的荒诞以及死亡的迫切，另一方面是面对这种“获得”感而无能为力的一种“失落”，因为作为诗人的责任压得诗人无法轻松，“在如此沉重而严肃的‘使命感’负荷之下，我一直处于剑拔弩张，形同斗鸡的紧张状态中。”[3]我们从《石》这首长诗中可以明显体会到这种“紧张状态”其模式就是“期许/失望”不断从绝望滑落到虚无，直至死亡，然后再次看到希望之光，一次次的完成，一次次的撕裂。

评论家们注意到洛夫写作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而且把石室解读成战壕，这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诗人写作时的客观因素，更重要是以诗解诗去探求这首诗背后的文化信仰的意义——焦灼感，不断挤压现代社会生存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科技的力量越发不能为人类掌控，反而可能成为随时毁灭人类的武器，变革世界的面貌。“人的价值与希望确是在历经两次惨酷大战之后粉碎殆尽，而在核子菌状云的阴影下，人类便紧迫地面临生存的威胁”[4]，同时也危及人自身的存在的确认，从自然的存在物到类存在物的自我认同中不断流失，从造成精神上的虚无，信仰上的荒漠，而在战争之后人们对迫近的死亡感，有死的之谶的惧怕，逼迫人们对自我存在进行思考，换言之在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的人性论在纳粹的法西斯战争毁灭之后人们开始回归人本身，存在本身，于是有了尼采式的存在与虚无，“这是尼采身感现代人的荒谬与悲剧后所发出的‘人必须超越自我’的宣言，也是他对西洋传统文化以及整个人类命运提出一个沉痛的抗议与挑战。”[5]这句话不啻是作者揽镜自照话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尼采和洛夫之间，存在与虚无相遇，在不同的语境中使得阐释的可能性不断生成。

一、《石室之死亡》题解：血与火的觉醒

石室之死亡，可以理解为石室的死亡，也就是这个场的破碎和死亡，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类似禁锢和封锁的形象的死亡，那么石室中的人们面对死亡的石室如何抉择？其实也就是面对“人类在宇宙中之地位与生存之目的”的思考，其次石室之死亡，是石室内部的人的死亡，也就是说不是场的消弭，而是生活在场者的死亡，类似于在铁屋中呐喊者和沉睡者的死亡。然而诗人本身在当初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题目的重要性，“诗的题目犹如大衣左面多余的一排钮扣，对诗的本身并无必然意义。”[6]，然而诗人却在1995年4月26日给学者陈祖君的信中写道“后来我发现，《石室之死亡》这个题目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全诗的一把钥匙，譬如：“‘石室’象征一种封闭，一种禁锢。‘死亡’则象征一种旧的绝灭和新的诞生。”[7]这里洛夫点出石室之死亡这个题目的内涵，诗人自身都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的，诗歌本身的具有的意义在起初并未被作者重视，这不仅映证对长诗继续阐释的空间，更加提醒人们诗的内涵和意义不一定是作者绝对权力，其最终的解释始终在不断生成的，而死亡也不是单纯意义的终结，恰恰是新事物在旧事物中诞生的开始。这也是作者之所以在“生与死，爱与恨”之间犹豫的原因，因为死亡迫使人的自觉时代的到来，然而面对这种存在的现实，又无法承担。对于诗人在第1首诗中对锯断苦梨的意象的理解，我们这个可以感知到诗人内心中痛苦和挣扎。因为死亡本身不是诗人极力渲染的对象，诗人坦言，“虚无只是一种无我无物而又有我有物的精神境界，既无关道德政治，更不需染以任何色彩而损其明澈超逸之本质。虚无并不以悲哀颓废为其独有象征，譬如死亡，死为人类追求一切所获得的最终也是必然的结果，其最高意义不是悲哀，而是完成，犹如果子之圆熟。”[8]完成，这是整首诗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是“紧张状态”的最终归宿，而长诗所展现在通向完成之路的状态即是苦涩的执念，因为心中无法释怀，只能在“生与死，爱与恨”之间犹疑不安，痛苦不堪，所以才是“呐喊”。其次，洛夫长诗要探讨的就是关于人类存在“他们所探讨的无不是人类在宇宙中之地位与生存之目的。”[9]

《石室之死亡》的主题内涵不是“石室之内的死亡”而是向死而生的“涅槃”是“石室的死亡”，这种压抑、禁锢、枷锁外物的“死亡”超越即“荷花的升起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10]（第11首）诗人用眼睛去观照这个光的世界，“囚他于光，于白画之深深注视于眼之暗室/在太阳底下我遍种死亡”（第10首）因为光在被黑不断吞噬，“光在中央，蝙蝠将路灯吃了一层又一层”（第5首）而我所见到的只是“墓碑”“血槽”。从血的现实中认清光的世界，这种认知是一种痛苦的觉醒，觉醒意识带来的思考是未来之路的一种思考，彷徨迷茫，尤其是在逼视你直观这个现实“在清晨，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任一条黑色交流咆哮横过他的脉管”人的死亡，掀起了在“囚室”中的反抗，然而在“兽”的讨论中依然只是在自虐式的发泄欲望即便“裸妇们在谈论战争”（第8首）死亡依旧会如期而至从第19首开始，扑面而来的死亡感“泪”“光”“血”“墓碑”“欲望便被摔烂成一堆兽尸/倘以肮脏的绩业去堵塞岁月的通道”。

然而，火却在这个世界燃烧：第5首火与光的挣扎，火是对现实之“雪”的一种揭示，火的揭示正是“血”。火带来的不是光明，因为火的弱小，身体的弱小，在死亡面前在黑暗面前，一切都是如此渺小而最真实的现实存在就是“咳嗽”“握不住一点暖意”。这是生之悲，是有形之体的悲哀，也是存在的荒诞，正如艾略特《荒原》展现西方后工业时代人性的荒漠和信仰的危机在《石室之死亡》的背后是历史书写背景下战争的创伤，尤其是加诸于个人身体上的个体意识的强制毁灭。“我”在“血”的现实面前，看不见“光”。然而， “人类的醒觉意识不再仅仅是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它现今是一个包括自身的光的世界中的生命。身体在能被看见的空间中移动。”[11]，人类的思维是视觉的思维，光的现实让逼视人的现实。在金门炮战的历史环境下，生命是脆弱，在甬道中的普通士兵的生命体验除了死亡的迫切，还有什么？

我们看第6首中的有了解答“壁炉旁，我看着自己化为一瓢冷水/一面微笑/一面流进你的脊骨，你的血液……”火融化冰，冰化作血脉中涌动的血，就是觉醒的意识。这种觉醒地的反抗是心中的执念，所谓执念，是绝望中的反抗，也就是看清了认识到绝境的一种选择，如鲁迅的《墓碣文》“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到我的微笑’”[12]和《影的告别》“有我所不得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13]这种向死而生，是看见“葬地”，（《墓碣文》）同时有人看见“晴光”（《影的告别》）然而对将来的希望却又不得不“化为一瓢冷水”因为冷峻的现实是你只能把反抗的力量埋在雪里，藏进血液里，这就是苦涩。

二、 苦涩的执念：“彩虹与墓冢之间”

血中的火，火光的照亮血的现实，逼迫诗人的觉醒，正是因为“我”从大时代中被解放，而曾经对未来的期待，“早年有过期许，当我是你农场的一棵橘/俯身就我，以拱形门一般的和善/栽培我以坚实的力，阳光与禽啄的喧闹/如果我有仙人掌的固执，而且死去/旅人遂将我的衣角割下，去掩盖另一粒种子”第7首。这首诗明显有了欢乐和希望，期许、阳光与禽的喧闹，然而在这看似快乐的回忆的背后却是一种不得不面对战争的残酷，在第23首“我曾是一座城，城堁上一个射口/当浪漫主义者塞我的灵魂于烧红的炮管/今天的啸声即将凝固为明天的低吟/骑楼上只悬挂着一颗须眉不全的头胪/你们或因绞刑机件的过于简单而欢呼”在温存之后，却是血腥的杀戮，在阳光下的罪恶一览无遗，然而那个存在的我却是苦涩的，“那个汉子是属于雪的，如此明净/如光隐伏在赤裸中，韩国舞之白中/他踱过来了，把玻璃踩成满天星斗/他是婴孩，是从月门中探首而出的圆”（ 第63首）明净的孩子，是最终的希望，这是血与火的希望。

因为对未来寄予希望，所以在残酷的现实来临的时候才会更加的虚妄，理想和期待完全破碎，除了内心的震荡之外就是对这种执念苦涩的玩味，就是不断在彩虹和墓冢之间失落精神的家园，而造成文化上的虚位（叶维廉语）“‘文化虚位’忧惧，在‘忧结’的诗人心中一九四九与大陆母体顿然切断而浓烈化、极端化。‘现在’是中国文化可能全面被毁的开始，‘未来’是无可量度的恐惧。诗人要问：‘我们如何去了解当前中国的感受、命运和生活激变与忧虑、隔绝、乡愁、精神和肉体的放逐、梦幻、恐惧和游移’。”[14]对自我身份的一种怀疑，从而陷入虚无主义，其表征就是对死亡的冥思。而死亡的冥思不是目的，最终的要实现的是神性对人性的观照，人性对兽性的观照，从而实现人生从肉体的苦厄中，从日常生活的残酷现实中，从有死的认识中真正超越，就是诗性的重生，就是彩虹之端，也即是说彩虹和墓冢之间，是一种悬置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势力均衡的状态，这好比是一架天平，两端分别是彩虹和墓冢，决定倾斜方向的根本动因是我在血的事实下，能否认清火所揭示的光的死亡世界的残酷性，其诗歌的心理路径就是期待——绝望——虚无。虚无，“质言之，我们所向往的‘无’即非佛家顽空，渐灭空的‘无’，亦非柏拉图的not being，而是无限有的‘无’，向上超升而无所不被的‘无’，故可说‘无’乃宇宙万物之本源。”[15]

诗，洛夫作为一种抗争的手段，“他面对人生中的悲剧情境，创造生命的本真境界，其意象语言也就表现出超越困境的艺术精神。”[16]金门炮战带来的心理威慑主要是死亡感，迫切的死亡，而对于普通士兵而言只能尽可能逃离死亡感，于是纵情身体的发泄也就成了一个选择，然而即便“只有涂抹在某一个暗示上/他便拿去挥霍，他从黑胡同中回来”他们依然会“口渴如泥，他是一截刚栽的断柯”这种口渴不仅仅是生理上更是精神的文化虚位。所谓文化虚位是自五四以来的文化断裂，而对于因历史遗留问题和战争对峙状态被分割的被迫选择立场的普通人而言更是身份的断裂，故乡和自我的虚位，我渴望回到精神的故乡，然而现在即便是遥望那个方向都成了一个禁区，即便谈论只能一场无疾而终的激辩。这种既期待又无奈，既渴望又绝望的心态交织的是苦涩，浸染的是时代的创伤记忆。“最后我们或可以另一个象征来说明现代人的虚无精神，那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施西佛斯(Sisyphus)。他不仅是一个荒谬的典型，而且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因他象征一种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伟大悲剧情绪。他只有付出，而无补偿，只有期盼而永无答案。现代人亦即如此，活着仅为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又随即滚下，滚下又推上，如此周而复始，永无尽期。但就在这种无限期的悲剧中完成了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意义，也显示人的伟大。正如加缪说：“他完全明了他的悲剧情况，这种清醒的意识状态构成他的苦刑的部分因素，同时也使他达到胜利。”[17]这是一种矛盾的状态，清楚悲剧的情况但却又必须面对和承受这一切，面壁图破壁，一个未被完成的圆是不会明白，因为只有在不断循环往复的求索中人才可能不断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即便是一个盲者，一个人的存在真正目的和宇宙的目的是相同的，既然都是无，那就让无具有意义，所以希望之所以无，是痛苦，是因为人们执拗地从无中找到有，然而无中只有无，接受存在悖论，才能有超越的可能。

如第9首中病了的盲者，不喜欢的虹的汉子，从墓前走过，新土之下，墓碑之上的姓氏赫赫在目，而躺在这里的不是醉汉，更也不是醒者，而是死亡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些最普通的人被无奈卷了这场西西弗斯之歌的声部里，只能在统一规范的指挥下，发出同一种声音。而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这种绝望不断吞噬不断演变，慕尼黑不再是一个地方，阿卡西不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战争和罪恶的代称。最终“在麦场被秋风遗弃的午后/你确信自己就是那一瓮不知悲哀的骨灰/囚于内室，再没有人与你在肉体上计较爱。”这种与他人彻底的隔绝是一种彻底的自我隔绝，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是死亡的。而这种死亡并不因为你囚禁在石室中就结束了，它还会步步紧逼，而逼问过紧势必造成反弹，滑入绝望和虚无之中，从而开始呼求神，此刻已经是穷途没落只能问苍天为何如此。

三、死亡的完成: “唯灰烬才是开始”

洛夫在《石室之死亡》中不断刻画的一个意象就是死亡，然而这里的死亡不只是结束，更重要是封闭场所的破碎和敞开，是果壳爆裂时的重生，尽管痛苦，却意味着生的仪式的完成，在这之前却要经历痛苦的焦灼，虚无的体验。“寄生着整个宇宙的茫然/而锁在我体内的那个主题/闪烁其间，犹之河马皮肤的光辉”。对宇宙的茫然无措，灵魂无处安放，思考“人类在宇宙中之地位与生存之目的”，正诗人写道：“在你第一回想到水，河川已在我体内泛滥过千百次/而灵魂只是一袭在河岸上腐烂的亵衣”从现实中的孤独感和虚无感之中迫切感受到的就是绝望。洛夫的内心的苦涩是自我归属的断裂之苦，作为一个军中诗社的主要成员，他以自觉的理性去追寻诗的意义，所以说“人生感悟是洛夫艺术创造的起点，面对着四分五裂的外部世界，他感到自己的身心也同样支离破碎，因而与其说洛夫诗反传统，到不如说洛夫反正统。”[18]把人生经历融入到诗歌之中然后表达自我，用诗意的语言重新构建一个洛夫，在外界的死亡的逼迫下，在诗的世界里完成一个超越和新生，这正是理解洛夫所谓“写诗却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这种报复是对死亡的超越，果壳的爆裂不是结束，恰恰是孕育新的生命的伊始，爆裂之际也是痛苦之时，这正如凤凰浴火重生涅槃一般，洛夫诗歌中的表达的禅趣可见一斑，死亡为诗人埋下一桩疑案，认识到骨灰价值的时候它却已经飞起，“但我不懂得你的神，亦如我不懂得/荷花的升起是一种欲望，或某种禅”（第11首），这种禅诗人不懂，然而它就在远方等待着，死亡。意象给人的感觉是阴冷，甚至说是绝望的，死尸，犹大，蛆虫，母亲，马槽，童贞，联系起来就是一部救赎的心理自白，但是却暗含着对正统的一种背叛，对我们始终坚信的东西的怀疑和否定，然而与此同时，又饱含着一种残忍的情绪，那就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死亡感，有死的感受是挥之不去的，在面对未来的时候而你却早已知道最后的结局。

这种死亡，是向死而生的死亡，也即是说，这种死亡在“果实与粘土之间”果实的死亡是一个生命的死亡，但是也是一个生的开始，一粒种子死了，埋在土里，却能孕育新生的力量。然而在未到来之间的黎明始终是黑暗，黑暗的死亡，在初生之黑为破开之间始终是混沌的，这种苦涩是无奈，因为期许的失落，因为绝望的叠加，因为虚妄的茫然，因为死亡的轮回。诗人执着追求的就是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冲动，正如叶维廉指出的，“个人、社会、民族在‘死断’与‘重生’的焦虑之间，而灵魂渴死，中国是一只未死的茧，如何可以化为飞扬的彩蝶呢？它是一个未被承认的圆！在我们最后化为一个号码之前，在灵魂终于腐烂在河岸之前，（而灵魂只是一袭在河岸上腐烂的亵衣）我们已经无法寄望神迹，因为神迹已经给中国光荣的过去，现在只是一堆腐败的骨头。”[19]

“我已钳死我自己”，唯有我死亡才是真正的生的开始，我以为我的灵魂只是一个小小的水柜，我却是一个视而不见的蠢人，为何视而不见，因为有眼却无心，用肉眼看这个世界，而没有用心去看，我看到的只是血腥、死亡，却还是还在祈求神的帮助，这种祈求不是很可笑很可悲吗。罪恶是人的罪恶，最根本的解决还是从人本身入手，我们自身才是解决的关键。只有那个旧我死去了，新我才有产生，只有果实死在粘土中，希望之光才会产生。

即“余烬中便有千颗太阳弹出/因而你自认就是那株裸睡的素莲/死在心中即是死在万物中”而达到最终的新生：“只要无心舍弃那一句创造者的叮咛/你必将寻回那巍峨在飞翔之外”“我的头壳炸裂在树中/即结成石榴”[20]这种被割断的伤痛，在不仅是在诗歌中不断复现，诗人把这些纷杂的意象，以一种意识的虚无幻灭为线索不断让他显现隐没，其情感的精神轨迹就在焦虑中延宕，一方面是看到了事实，然而无力驱散又只能黯然神伤，渴望“彩虹”，然而脚下却是“墓冢”，在两个极端中不断被选择，而就是无法选择自我存在，作者在用西西弗斯神话背后其实也是寓指自身空洞的驱壳无法承载的存在之思。那么，写诗就是在观照现代人命运之下的一种决然的抗争，一种宣誓存在的方式，这种诗性的超越和重生是最理想的生存之态，那就是混沌未开之间，一切混沌之初，也就是在《初生之黑》来的空无，死的虚空，然而死的重生也是带有痛苦的。（第59首）“我们将苦待，只为听真切/果壳迸裂时喊出的一声痛”——重生的痛苦。

四、诗的见证——在场者的叙述

洛夫是创世纪诗社的三驾马车，“创世纪”是一个军中诗社，在台湾诗潮的开拓期的黄金时代，诗人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才华更多的是把自我生命体验融入到写诗的事业，“洛夫的诗，是泪珠的结晶。”[21]这泪水是残酷现实的逼迫之下的人的自我觉醒，是在火与血中的痛苦的清醒，批评家注意到洛夫诗歌中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之下的人的精神状态或者存在的状态是一种撕裂的，近乎分裂的状态，这种苦就是被外在强制力斩断，而本我又不得不被强力压抑的苦涩，恰恰如此明白，才会如此痛苦因为心中还是不能放下释怀。洛夫早年诗歌多方析取，尤其对超现实主义的浸淫，使得在“艺术上能够产生更大的纯粹性”。[22]洛夫《石室之死亡》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

第一，在场者的话语叙述。对于洛夫这首《石室之死亡》的研究应当置于台湾诗坛，创世纪诗社，军中诗社的背景下去观照，那么这首诗所体现的在场者的叙事话语声音就更加强烈，切入真实，不仅仅自觉追求对抗人生悲剧的艺术信念，而且把这种情感凝聚成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在诗中关于神，兽，人的三者的思考，是一种文化上的象征，一种撕裂、分割的表现，而作为旁观者只能见证，发现，揭示这种真实的存在，诗歌的神性即体现在把自身的真理自行摄入到作品内涵，这部作品使得神本身现身在场。《石室之死亡》是洛夫前期代表作品，其技巧和语言都是非常纯熟的，洛夫浸润西方超现实主义技巧，诗歌语言具有一种陌生化的张力，而这种张力的来源的是技巧——“零散化的历史情境强化了洛夫诗歌艺术的整合意向”[23]，洛夫以痛苦的反抗，以魔成诗，所谓撒旦对神的反叛即对悲剧命运的抗争。

第二，存在的焦虑和回归家园的意识。这种抗争性的写作在中国现代诗坛上也有余韵，比如西川的诗，诗在而今作为一种边缘的存在，其声音越发的微弱，但是观照社会现实的家国情怀却依然在，对现代人悲剧命运的思考一直在，西川的诗把生活碎片化、寓言化其充满张力的语言更具有一种哲学上的荒谬，存在的荒诞，在洛夫与西川之间，其一脉相承的就是潜藏在《石室之死亡》背后的文化焦虑，诗人的自觉地觉醒即是发现诗歌能够发现的，去不断阐释这个世界。从而实现对存在焦虑状态的一种超越，从“文化虚位”的状态回归到家园里。

第三，向死而生的悲剧哲学。《石室之死亡》的生存哲学就是反抗绝望式的，在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状态下，在不断破碎中重塑主体的存在感。形式上的意象不断织染，形成洛夫式的话语系统，意象充满了死亡、血腥、救赎，就在这样的诗歌文本张力中得以呈现诗人的美学主张，意蕴才能不断丰富完善，死亡不是结束而是一次完成，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石室之死亡，还是石室的死亡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死亡已经发生，而诗只是一场见证。“这既是诗歌书写对自我文体的确认，也是通过这种‘确认’承担起诗人远离政治、实用功能等特征的现实关怀。[24]

结语

洛夫《石室之死亡》所折射的生存的悲剧，人在悲剧命运下的无奈抉择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困境，而诗歌即是对这种存在一种反抗。在《石室之死亡》中这种苦涩的执念即是对这种命运的无奈却不得不为矛盾心理，而“石室”和“死亡”则是一种超越，超越外在的束缚，追求更高的心灵的旨趣，追求魔性（神性的光辉）展露了在诗人自身烙下的文化虚位的思想痕迹。

[1]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22

[2]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50-151

[3]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49

[4]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22

[5]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33

[6] [台湾]郑慧如.形式与意蕴的织染:重读洛夫〈石室之死亡〉[J].江汉学术，2016,（1）：5-12.

[7] 陈祖君.两岸诗人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321.

[8]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37

[9]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35

[10] [台湾]洛夫：洛夫诗全集下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文中《石室之死亡》64首诗均出自此书。

[11][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张兰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

[12] 鲁迅.鲁迅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95

[13] 鲁迅.鲁迅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74

[14] [台湾]洛夫.洛夫诗全集上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61

[15]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37

[16] 章亚昕.二十世纪台湾诗歌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44

[17]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38

[18] 章亚昕.二十世纪台湾诗歌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45

[19] [台湾]洛夫：洛夫诗全集上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62

[20] [台湾]洛夫.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52

[21] 章亚昕.二十世纪台湾诗歌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44

[22][台湾]洛夫著：诗魔之歌洛夫诗作分类精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148

[23] 章亚昕.二十世纪台湾诗歌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48

[24] 董迎春. 现代禅诗:当代诗写突围之可能——以《洛夫禅诗》作例的考察[J]. 华文文学，2013，04:106-113.

G212

A

2016-05-06

李忠超，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2015广西区教改项目“《写作学》课程‘创意写作’转型与实践”阶段性成果（2015JGA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