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乡土书写形态及其意义

刘永春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论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乡土书写形态及其意义

刘永春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以巨大的深度和广度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悲剧历史和隐秘现实，其书写形态丰富而复杂。三部长篇小说在文化精神上对二十世纪乡土中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重构，在叙事形态上则具有流动多变的结构体式。三部曲对以麻庄为缩影的苏北鲁南地域和整体的乡土中国都进行了多个方向、多个角度的辩证思考并进行了诗性书写。这种乡土书写所具有的文化品性与诗学特征是对当前乡土书写的突破，对“70后”作家创作而言具有重要的方向意义和典范作用。

关键词：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乡土书写

《乡土中国三部曲》是作家叶炜出版于2015年的鸿篇巨制，由《福地》《富矿》和《后土》三部长篇小说组成，共计一百多万字。三部曲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大视野的刻画，尤其是对乡土中国的精神结构与命运变迁做了非常动人的重构。乡土中国，是一个宏大的文学命题，叶炜通过自己建构起来的叙事王国表达了对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历史命运的独特阐释，其中充盈着的历史意识与诗性质地使得《乡土中国三部曲》既扎实厚重又感人至深，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丰沛的艺术性。三部长篇小说既珠联璧合、前后相续，又各具特色、绝不重复。它们组成的叙事整体不仅成为叶炜乡土写作的里程碑，而且也意味着“70后”作家的创作转向，是近年来中国乡土文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

一、复杂流动的文化意识

《乡土中国三部曲》包含的《福地》《富矿》和《后土》组成了一个视角交错、时空融合、方法各异的文化多面体。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化的现代性表征，三部长篇集中地、深入地、各有侧重地进行了具有个人风格的探索与描述，其中展现出来的文化批判精神尤其值得注意。叶炜对乡土文化的思考不是本质化的，而是将其放置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与传统、本土与西方、官方与民间等多个维度，形成的文化多面体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下闪现出迷人的辩证色彩和个人特质。文化反思和历史重构形成《乡土中国三部曲》主要的精神脉线。

《福地》侧重辛亥以来风云诡谲的中国现代史，尤其是艰苦卓绝的抗战。以万仁义所代表的“仁义”精神与万家几兄妹为象征的现代家族革替构成了小说的叙事主线，而小说努力弘扬的是在现代社会逐渐风化直至流失殆尽的传统文化中优良的精神土壤，这种文化转型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现代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多灾多难，另一个是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日益虚无与人性状态的不断恶化。在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种文化姿态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如果说《福地》主要刻画现代中国农民在历史与命运中的浮沉悲剧，那么，《富矿》则侧重书写当代农民在欲望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终自我毁灭的人性悲剧。当然，这种悲剧仍然与单纯重视经济开发而忽视文化发展有着直接关系。前者是人被历史压迫，后者则是历史通过欲望潜入人性造成自我异化。从闭塞的乡村到现代矿区的转变，使得麻庄人亲眼见证了现代化的神奇力量，也使得他们对矿上的城镇化生活趋之若鹜。传统的乡土道德轰然崩塌，代之而起的就是盲目遵从内心欲望而导致的利己主义。城市文明带着自己的病菌侵入乡村，改变人的精神结构与人性结构，这其实是现代乡土书写常见的方式。但《富矿》利用矿区作为叙事场所和推进方式，与麻庄所代表的传统乡村形成两个近在咫尺却相互隔绝的精神世界。在现实层面上，麻庄村与麻庄矿是两个形似神不似的世界，麻庄村是一个农民的世界，质朴、善良、存有美好的爱情；麻庄矿则是一个赤裸裸的资本和权势的世界，等级观念和物欲人欲无处不在。在精神层面上，麻庄村与麻庄矿则是神似形不似的两个世界，两者的贪婪和对现代生活的极度渴望是一脉相承的，都源自于乡土文化遥远的历史形态和深植于大地之中的现实土壤。乡土道德的保守与激进从麻庄村向麻庄矿的流动和城市文明的病态质素的反向流动，两者一起构成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形态。两个逆向过程既相辅相成又相互撕裂，是二十世纪乡土中国最具诗意和反思意味的呈现模式。

除了麻姑等人物形象所负载的巨大历史悲剧以外，《富矿》比《福地》对中国社会的精神反思和文化批判更为深入、更为尖锐，也更为有效。麻庄矿与麻庄村构成鲜明的两极，一边是梦幻般的现代城镇生活场景，带着颓废的肉欲气息，另一边则是逐渐被抽空的乡土田园。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敌视。许多人在两种场景中来来往往，男男女女都被裹挟进“现代化”这个巨大的漩涡中，最终那些美好的生活和人性都不复存在，直到下一场大洪水与末日一起来临。在那场大洪水之前，小说中美好的人物与人性都被毁灭了，而大多数人遵从自己的欲望卑微地苟活着。这是城镇带给乡土的必然命运，也是人类历史车轮碾压下的无边黑暗。这种人性的坍塌是乡土文化转型与现代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小说鲜明地用了“轮回”一词，既代表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也代表了作家向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回归的思路，也就是寻找其中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正面质素并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和现代生活传统化的方式。

从传统到现代的撕裂感和悲剧色彩到了《后土》有所减弱，虽然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力度和对复杂人性的思考深度丝毫没有减少，但矛盾冲突明显变弱了，甚至有了些中和的趋势。小说的触角伸向当代乡村生活的政治层面，温情的文化阐释和善意的人性呈现取代了撕裂性的悲剧剖析。这种征象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和结构设置两个方面。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对前任村支书王远既有深入的揭露，也有温情的理解，这与传统的乡村恶霸形象截然不同，反而具有别样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这部“作品中，无论正反面人物都绝非固守在善恶两极并泾渭分明，而是在两者之间都互有滑移和错位，因而在人物的道德秉性得到昭彰的同时又显现出混沌圆融的一面，这也使得小说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更加能贴近现实生活的真实情状。”[1]这种安排完成了三部曲反思道德失范、呼唤精神重建的主题架构，同时，刘青松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呈现出来的乡土智慧和宽恕之道与万仁义遥相呼应，二人都宽厚待人，以乡邻的命运为己任，堪称传统美德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乡土中国三部曲》中的精神脊梁，兼具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和现代社会的宽广视野。三部曲到此为止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螺旋过程。

二、摇曳多姿的结构体式

《乡土中国三部曲》摇曳多姿，仿佛奔流的大河，不断生出令人叹服的美丽浪花，风格丰富多彩、叙事角度多变、主题立体充实。这在近年来的乡土书写中并不多见。

在叙事视角方面，三部曲始终将麻庄放置在“苏北鲁南”的位置上，多次对这块地域的地域特征、文化内涵做出阐释。但，同样以麻庄作为场域，三部长篇对其历史与命运进行刻画的角度既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殊视角。《福地》以万仁义和绣香一男一女、一生一死、一明一暗、虚实结合的手法结构起整部小说；《富矿》以麻姑(大洋马)为叙事单线，勾连起六小、蒋飞通、胡列等男性与笨妮等女性两类人物，分别建构麻庄村与麻庄矿两个文明场域，从而刻画了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欲望膨胀与人性畸变；《后土》虽然以刘青松为主要叙事视角，却集中展示曹东风、刘青松与王远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心理纠葛。如果说前两部因其线性纵向叙事结构而更具深度的话，《后土》则因其立方体一般的叙事结构而更具广度，更能呈现当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在艺术上虽不具备前两部同样的悲剧色彩和人性深度，但也能够别辟蹊径地从政治角度展示乡土社会的当代命运，同样也有其成功之处。《福地》与《富矿》更具传奇性和戏剧性，而《后土》回归到生活本真，更具日常性和写实性，是“生活流”，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其实水面之下却也充满着各样的人性漩涡。小说不紧不慢地处理着当今乡土社会的种种矛盾，将笔致指向乡土社会的底层结构和日常状态。这种变化丰富了三部曲的艺术形态，形成了多变的叙事样貌。同时，这种叙事风格的变化也能够很好地完成三部曲的整体主题。如果将《后土》中温情的社会改造与《福地》呼唤的文化重建、《富矿》呼唤的道德回归相结合，就能够看出作者对乡土中国历史命运、现实状态与未来出路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最终答案。

在创作手法方面，总体上，三部小说都属于乡土书写中的现实主义流脉，具有尖锐深刻的问题意识、厚实沉重的文化含量与独具特色的叙事形式。可以说，《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现实主义特征十分明显。但是，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三部长篇中都有一些超验性的人物、神祇或者现象存在。这些叙事要素与明朗、尖锐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既然不同，它们带来的是某种神秘感、宿命感与无助感。它们构成了一个与主要情节相互映射的镜面世界，有时候是平面反射，有时候是曲面反射，十分有趣。比如几部小说都写到乡村中的土地神信仰、看似疯癫实则清醒的男女疯子、可以俯瞰世界的死者或者树灵，诸如此类的超验性要素在小说中承担了与主要人物、意象互补的叙事功能和艺术功能。一方面，在坚硬的现实和深沉的反思之外，这些超验性要素提供了小说的另外一种诗性，使其符合乡土中国的审美本质和小说应有的浪漫品格；另一方面，超验世界构成与现实世界的互文和对称，为作者提供异样的叙事空间，为读者提供别样的审美体验。在叙事手法上，这种虚实结合、以实为主、以虚为辅的叙事形态可以视为中国的志怪志异传统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嫁接的产物，是作者从二十世纪乡村书写主流的革命现实主义自觉逃离的结果。因此，可以认为，作者在对乡土中国进行历史反思、叙事重构的同时，也在对经典现实主义进行观念创新和叙事突破。

在情感基调方面，三部曲也是婉转多变的。在整个三部曲中，最具有撕裂性的是《富矿》的下部，也就是三部曲的中间位置。此前，是三部曲的悲剧氛围逐渐积聚的过程，此后则逐渐释放。在《富矿》后半部，作为官婆转世的麻姑再一变而成为“大洋马”，这种巨大的撕裂所蕴含的悲剧性让人久久难以释怀。这个集官婆/麻姑/大洋马于一身的人物形象是二十世纪文学中难得一见的乡村女性，她的悲剧命运在周围女性命运衬托下，沉重得让人窒息。与《福地》不同，《富矿》主要由麻姑这样一个女性而不是万仁义那样的男性来承担现实苦难和历史重负，乡土中国的命运被女性化和被动化，其悲剧性显得更加深沉与凝重，这种人物设置与视角选择是有着作者反思历史的深意在的。在《后土》和《富矿》上部，历史的车轮不停前进，人物命运中的悲剧感和宿命感也不断累积，小说的氛围逐渐沉重到令人窒息，时间也仿佛越走越快。随着《富矿》下部中麻姑摇身一变为“大洋马”，人性毁灭的悲剧达到高潮，而一场大洪水则完成了想象性的救赎，为《后土》变得相对明朗提供了背景。因此，《后土》既是三部曲的终结，也是作者精神还乡的开始。“《后土》是一部体现中国本土性特征的乡土小说。在面对乡土社会的变迁及乡土文化的衰弱之时，叶炜在他熟悉的乡土中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精神信仰的单纯性与质朴性。他在用他所熟悉的小说的方式去还乡。尽管他眼中现实的乡土已经杂乱不堪，但他仍倔强地用文字来重新勾勒一个美好的乡土世界，去展示另一种可能。”[2]这样的论断对三部曲整体上而言也是有效的。与主题上的正、反、合相对应，在情感基调上，三部曲呈现出正玄曲线般的音乐调式，既包含每个区间的氛围变化，也表现为总体上的调性一致。

三、系统全面的乡土重构

如叶炜所言，“我深深地爱着那个村庄，爱着那片广袤的土地。我清醒地知道，村庄以及村庄所在的苏北鲁南大平原将成为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我将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中，对它们顶礼膜拜。”[3]作为苏北鲁南缩影的麻庄既是作者的叙事场域也是其精神故乡，作者对二十世纪乡土中国的深重情感都被浓缩在麻庄的历史与命运之中。麻庄，是三部曲共同的叙事场域，它既是文学化的虚构也是现实文化地理的真实呈现。在这个场域中流动着的两套话语系统、两种文化判断则是乡土中国现实状态和作者作为“70后”作家所具有的人生命运的共同表征。

一方面，麻庄所具有的苏北和鲁南两种属性使其更具代表性，更能浓缩中国乡土的各种文化品格。在《福地》中，麻庄有着明确的地理坐标和文化属性。例如，“这里是苏鲁大平原，齐鲁大地南大门，苏豫皖衔接带，为孔孟老子等圣贤之地，既上承曲邹孔孟之礼，又下纳丰沛汉王之风，为一代帝王之乡；既北蓄泰岱之豪放，又南收江淮之灵秀；既西取微湖之广阔，又东收沂蒙之厚重；既有‘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的豪放，又有‘风吹起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的悲壮……”[3]因而，这块土地上久已存在的传统文化精髓就是民族文化走向现代的最主要动力。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以反叛传统、批判历史而确立其合法性的，但其后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精神资源的“返回”却从未停止。《福地》很好地处理了对乡土中国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反思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特点也同样集中表现在万仁义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身上。这是一个既保守又先进、既为己更为人、既持家教子又护佑乡邻的乡绅形象。这个人物身上闪烁着令人困惑又令人钦佩的光辉，与以往意识形态书写中的乡绅完全不同，他反而是乡土中国最具“乡土精神”的一个代表。是乡绅，而不是农民，才能代表乡土中国的道德高度和优秀质素，才是拯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支柱，才是最具现代性、最能符合现代民族国家文化需要的，这种书写视角与叙事结论是对以往乡土叙事的极大颠覆。

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就是绣香。她早早就死去了，却在小说中无处不在，既充当了某种预言者，也充当了万仁义很多行为的引领者，时时提醒着万仁义，成全着“其仁心义举”。万家的其他女人，不管是妻妾还是女儿，绝大部分都是时代和命运的牺牲品，肩上承担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历次苦难。与她们相比，绣香在死后反而具有了省察一切的超能力，因而其命运中的悲剧色彩最淡。这个人物形象虽然不构成小说故事情节的主要动力，却是深化小说主题的绝佳途径。这种人物形象带来极大的叙事便利，对小说主题的展开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其设置方式及叙事功能的多角度使用，展现了作者不俗的叙事能力。

另一方面，由传统向现代、由善良质朴到物欲横流、由封闭的乡土到被城市文明的侵蚀，这个过程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在麻庄和苏北鲁南这片大地上。推动这种急剧变化的当然包括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轨迹，但内在于这片土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封闭特征与贪婪本质也难辞其咎。《富矿》这样描述乡村的城镇化过程：“现在，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制造城镇的运动中，楼房越盖越高，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矿工们努力工作然后到娱乐场所尽情挥霍，而附近村民为他们提供着挥霍的资源。”[4]城镇文明对乡土中国的入侵当然是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可是小说中也深刻描写了乡土社会本身对城镇文明欲拒还迎的复杂姿态。在此背景下，出卖肉体、获得金钱，在城市人紫秀的眼里“是无烟工业，是绿色生产，是姐姐妹妹站起来后的自主选择，是劳动光荣身体致富”，而在麻姑眼里则是“用身体糊口活命”，“矿区越发展，对于那些没有钱的穷人越是刺激，他们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会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来。”[4]两个人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系统，前者是城镇话语，后者是乡土话语。两种话语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无法截然地判定谁对谁错。《福地》、《富矿》与《后土》同样充满着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探析与思索，或者也可以说，《乡土中国三部曲》是在城乡互动的总体背景中思考乡土中国的精神结构及其历史命运的。当然，主要的叙事场所仍然是乡村，而非城市。麻庄，就是乡土中国的缩影。由此，麻庄的历史变迁理所当然也能折射出乡土中国的文化悲剧。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乡土中国三部曲》所呈现的麻庄、苏北鲁南与乡土中国不是意识形态化的，也不是单向度、单维度的，而是一个非本质化的文化场域。作者穿透这片场域既抵达了乡土中国的最深土层，也以独特而多维的角度探索了其历史命运。

四、意义深远的乡土书写

“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还乡。”[5]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当代作家们，包括叶炜在内，往往对乡土持有厚重情感、对农民存有深刻同情、对城市文明进行断然批判，这是他们明显的人生底色与群体特征。大部分“70后”作家对乡土中国的描写和对当代城市生活的呈现往往具有鲜明的道德意识、怀旧色彩，往往采用从乡村反思城市的文化立场、从城市回忆乡村的追忆视角和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不断游走的生活方式。这种写作状态某种程度上分别从属于整个二十世纪以鲁迅、赵树理、路遥等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乡土书写和以许地山、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为代表的审美主义乡土叙事。很多“70后”作家虽然有过农村生活经历，但很少具有过农民的身份，他们对乡土的想象往往兼具乡土视角与城市视角，两者杂糅者居多。因为这种身份的含混性，相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其他年龄段作家，“70后”作家是较为沉默的一个群体，在中国文学格局中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但部分“70后”作家已经展现出了扎实厚重的精神容量、轻盈自如的文本形态和自省内敛的主体特征。在这个背景中，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无疑是具有典范的方向性意义的。

与大多“70后”作家一样，叶炜的写作也是从青春校园文学起步的，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乡土中国三部曲》则是其转型之后的最重要成果。虽然每一代作家的起步都是从成长经验开始，但如何熟练地、超越性地处理自己的成长经验并将题材领域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现实空间则是一代作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将自我的私人经验与广阔的社会体验相结合，使得自己的小说创作具有普泛意义是衡量一代作家的重要标尺。比“70后”作家起步并不迟的“80后”作家和大部分“70后”作家依然没有走出这种窠臼，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70后”作家作品，如徐则臣《耶路撒冷》、乔叶《认罪书》、鲁敏《六人晚餐》在处理乡村与城市关系时也并没有找到独特的思路和得出新的结论。在这个维度上，《乡土中国三部曲》以双向的文明批判和多维的时空组合所构建出来的新的城乡主题值得肯定，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乡土书写的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两种割裂的传统的融合与突破。从旧有的写作模式中逐渐脱离的动力正是来自于对自身成长经验的提炼升华和综合利用，而非黏着于成长经验的个人化书写。因此，《乡土中国三部曲》的成功启示我们，乡土写作的出路在于以新的视角、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对乡土中国进行新的书写，而非任由过量的道德焦虑和现代性想象将乡土中国遮蔽在作者的主观世界之中，也必须具有宏大的历史视角和超越性的世界眼光。

叶炜用“用罕见的执着融入性地贴近乡村，感受节气变化，关注人世变迁，观照人与土地关系的改变，表现出一种极其亲切和具体的乡村经验，这在同代际的作家创作中是少见的。”[6]经由《乡土中国三部曲》，叶炜的叙事能力和精神向度已经得到充分展示。“面对百年以来乡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面对当代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新世纪中国作家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做出历史的、审美的回应，可以说是责无旁贷。”[7]叶炜的新世纪乡土中国书写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品性及其意义应该得到确认。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叶炜的乡土书写也一定能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参考文献：

[1]贺仲明，田丰.地域、现实与经验叙事——论叶炜《后土》及对当前乡土小说创作的反思[J].当代作家评论,2014，(5).

[2]许峰，牛学智.权力、信仰与乌托邦——读叶炜的长篇小说《后土》[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3).

[3]叶炜.福地[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159.

[4]叶炜.富矿[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386-387.

[5]叶炜.《后土》创作谈[J].作家,2013，(6).

[6]郝敬波.“乡土中国”形象的艺术建构——评叶炜长篇新作《后土》[J].南方文坛,2014，(3).

[7]张丽军.“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J].文学评论,2014，(1).

(责任编辑：翟瑞青)

On the Idyllic Features of YE Wei's “TheTrilogyofRuralChinaand Its Significance”

LIU Yong-chun

(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

Abstract：The Trilogy of Rural China, YE Wei's novel, depicts the gloomy history and dark reality of China in 20th century with enormous depth and scope in a form rich with literature skills. These three novels revalue and reconstruct the rural culture spirits of China with diversified styles and structures in the narrative pattern. The trilogy dialectically rethinks about the native China and portrays Ma village as a miniature of northern Jiangsu and Southern Shandong in an idyllic way. This kind of rural narration makes a breakthrough with its cultural and poetic features, which sets an example for the 1970's writers in China.

Key words：YE Wei; The Trilogy of Rural China; Rural Narration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6)02-0010-05

作者简介：刘永春(1976-)，男，山东淄博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2016-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