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学的“史法”与“论法”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研究方法初探

杨夏月（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

中古文学的“史法”与“论法”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研究方法初探

杨夏月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主要探讨汉末至梁陈四百多年间的文学思想、文人生活和文学风貌，对中古文学的发展脉络把握得极为精准，书中所呈现的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成功实现了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思维模式的互融，分析它们对于当代学者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研究方法

《中古文学史论》原为王瑶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课程的讲稿，后经多次修订再版，书中对于“八代”文学风貌的论述在尊重历史本身的基础上进行审慎探讨与阐释，充分体现了王瑶先生严谨的学术精神和对科学的方法论的自觉运用，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学术思想来看都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中古文学史论》的性质和区分

解读《中古文学史论》，首先要明确作者论述的范畴，文学史的研究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也不同于单纯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研究，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P8），因而兼具了历史学科和文艺学科的双重属性，在书名上则分别体现为“史”和“论”。“文学史乃是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所以自由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文学性’，同时，王瑶也充分地自觉到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的差异，因为文学史乃是对文学的‘历史’研究，所以必须有‘历史性’。”［2］在“美化”与“酷评”的两极之间——作为文学史名著的《中古文学史论是怎样炼成的》.见解志熙.“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P88-106）《中古文学史论》的历史学科属性具体表现为每一个阶段的演变发展层次都论述鲜明并择取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文学现象并阐述其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原因；它的文艺学科属性则表现为针对这些典型文学现象选取其代表作品展开具体论述，从中探索发现文学的发展规律。

王瑶先生曾在评林庚《中国文学史》时说过“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本来是件艰巨的工作，几乎每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都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史论”的方式来研究中古文学，而不是单纯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呢？笔者以为，本书之所以选择“史论”，是因为“融考证与阐释于一体，更见功力与卓识，显示出一流学者的风采”［1］高恒文.中古文学之“史论”与王瑶的学术个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P54-67），对于文学史常规的一般叙述远没有“史论”更加专而深，中古文学史论才是王瑶理想的文学史研究方式。因此，这部《中古文学史论》从宏观的方法论来看是对中古文学与历史的双重透视，而“论”则又增添了哲学的意味，明确这种文史哲三位一体视角才能更好地解读王瑶的学术研究方法。

二、《中古文学史论》研究方法影响因素

从本书的序言、后记以及历来学者的研究都可以看出，王瑶先生在著书过程中曾受到多重影响：一方面由于朱自清、闻一多、鲁迅的感染，他深受清儒实事求是的学风影响，推崇“以史证文”的实证精神，“每一事必详其本末”，强调以详实的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并因此成为现代文学的史料学研究的创作者之一；另一方面又对“过分推崇考据而贬低理论”的乾嘉学派有自觉的超越，重视理论思维的作用，强调研究方法的更新，突出学术研究的历史感和时代精神［2］钱理群.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地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3）.（P11-14）。王瑶所说的“新的研究方法”又与和他同一时期的陈寅恪、汤用彤等人不谋而合。而从创作心理角度来看，这些人对于王瑶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则有更加深远的影响。这里重点探讨其中两种最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分别来自于王瑶在清华的导师朱自清、闻一多以及精神导师鲁迅。

（一）亲承音旨式的直接指导——朱自清、闻一多

王瑶在本书初版自序、后记和重版题记中都提到他在写作过程中曾受到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亲承音旨”式的当面指导教正，他们对于该书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陈平原早就提出王瑶学术上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其实这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3］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A］.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C］.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P26）其中朱自清和闻一多对于王瑶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相对直接，而且他们之间的联系更多地偏向于师承关系。

具体来看，朱自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史证文”的实证精神。这一精神有明显的传承脉络，即清代朴学——“五四”胡适——朱自清——王瑶。朱自清曾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是史学，广义的史学。”［4］朱自清.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序林庚《中国文学史》.朱自清序跋书评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3.（P117）所以他主张“以史证文”，王瑶对此颇为认同，《中古文学史论》中竭泽而渔的史料引征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他还认为“写史要有所见”，“史识也许更重于史料”，因此在史料的梳理阐释方面也颇有见识。闻一多对王瑶的影响则主要是“阐释与批评”文学史论观，他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以及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王瑶注重“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就是受其影响，在著书过程中不局限于刻板的考证，而是追求理论的概括与升华。

（二）方法与精神的双重渗透——鲁迅

论及《中古文学史论》的学术传承，一定会提到鲁迅。无论是王瑶在题记中的自述还是后来学者的研究都表明，鲁迅对于王瑶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研究思路来看，《中古文学史论》中古文人生活和文学风貌方面受鲁迅影响都较为明显，《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也曾是他求学清华时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王瑶受到鲁迅“药·酒·女·佛”的启发分别创作了《文人与药》《文人与酒》和《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三章，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玄学与清谈”“拟古与作伪”等内容，这是沿着鲁迅的思路进一步扩展实现的超越，书中许多观点也借鉴于鲁迅的见解和论断。从研究方法来看，王瑶推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的切入角度、章节拟定等。学者们也多将目光聚焦于鲁迅“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的研究方法，即“典型文学行为”的开创性研究对王瑶的影响［1］解志熙.“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P88-106）。对此前人已多有精辟的归纳，不再赘述。总之，从主客体关系来看，与朱自清、闻一多相比，王瑶受鲁迅的影响更具有主动性。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于王瑶学术精神的影响。王瑶一生都在政治与学术两极之间徘徊，创作《中古文学史论》的1942—1948年又恰巧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时期，此前由于政治理想难于实现曾一度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回到故乡山西，后又因为各种原因重返北京求学清华。此时在他眼中，鲁迅既是与他同样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革命斗士，这种双重身份不仅在治学思路和方法上对王瑶颇有启发，还会被当做一种精神慰藉作为对王瑶政治失意的心灵补偿［2］富华.略论王瑶对“学者鲁迅”的意义阐释［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1）.（P26-30），而这也是他在《中古文学史论》中随处可见的现实性的由来。但王瑶一生对于鲁迅的价值评判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创作《中古文学史论》时鲁迅更多的是以学者形象存在于王瑶的学术体系中，但在他建国后创作的《新文学史稿》中，鲁迅已具有革命家的面貌，而随后的鲁迅研究他的心态始终处于矛盾与摇摆之中——既执着于学术追求但同时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以他创作的《论鲁迅的〈野草〉》（1961年9月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为例可以看出这种心态——既有文学的诗意的语言，也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这正是他两种理想交错的呈现，在这种矛盾交错之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在困境中挣扎的心路历程”［3］张梦阳.论王瑶鲁迅研究论著的文化底蕴——纪念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J］.现代中文学刊，2014，（3）.（P40-45）。后来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反思思潮高涨，王瑶对于鲁迅的评价又回归了文学本位，且比四十年代更加理性深刻。探讨鲁迅对王瑶的多重影响，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鲁迅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既可以了解他的方法论来源，从他对鲁迅的前后评价中也可以反观其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变迁，从而了解鲁迅的学术精神如何以内化的方式渗透在王瑶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中。

三、具有历史学科属性的“史法”

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格局、导师朱自清的学术主张、王瑶的个性特点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王瑶治学始终强调一种“史”意识，即文学史研究的努力方向应当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这种对“史”的重视在《中古文学史论》中主要表现为穷尽式的史料引征和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与观点阐述时的审慎态度。

（一）竭泽而渔的史料引征与扎实深厚的学术修养

从《中古文学史论》的行文来看，最鲜明的特征无疑是其详实的史料引征。有学者曾统计该书首篇《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的史料情况：全章约二万字，直接引用材料达一百四十二条，综合意引者尚不计在内，其余各篇的征引量也大体如此［4］王依民.文化焦点·心态·文学史——从《中古文学史论》谈起［J］.读书，1989，（12）.（P102-107）。沈玉成先生曾在《老生常谈》用“竭泽而渔”来形容这一特征，后来钱理群、孙玉石也都认同此说法。引证的史料大致可归纳为三种类型：基本史料（主要是史论、文论，不包括文学作品）；后人至晚清对中古文学史的评论；今人的研究成果（如陈寅恪、鲁迅、刘师培等）［5］高恒文.中古文学之“史论”与王瑶的学术个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P54-67）。可以涵盖其基本引征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原始史料繁乱琐碎，《中古文学史论》基本分类归纳整理了相关的所有材料，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经学、玄学、医学、社会风俗等多方面，使后人研究这些课题时“典型例证几乎不能超出他的引征范围”［1］葛晓音.王瑶先生对中古文学研究的贡献［J］.文学遗产，1990，（4）.（P104-113）。可见王瑶已经具备了驾驭这些数量庞杂的史料所需的广博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学底蕴。作为一部扎实厚重、包罗万象的著作，书中的史料从开始的搜集鉴别，到后来的整理归纳，处理可谓细致入微。其中还有许多系统梳理式的材料引征，如《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篇汉魏至梁代目录分类情况的流变，以及各朝见于著录的总集，《隶事·声律·宫体》篇汉魏到齐梁类书编纂的发展过程，论述过程中均引用大量可靠资料，体现出著者深厚的文史修养，无怪乎钱理群先生用“学贯古今”来形容王瑶先生的学识。

这种深厚的学养与清华学派的学风不无关系，王瑶在1988年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座谈会上首提“释古”为标识的清华学派，后来更多次提及，说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学派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严谨、开阔的学风”［2］钱理群.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地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3）.（P11-14）。可见王瑶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受清华学派的熏陶和影响，他在《中古文学史论》将导师朱自清推崇的“广义的史学”发挥到淋漓尽致，该书也成为最能代表王瑶眼光、学养、才情与学术个性的一部著作。

（二）客观史实的多元认同与主观阐释的审慎态度

历史本身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对它的认同也是《中古文学史论》史料引征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王瑶先生始终强调研究主体的历史意识，尊重和追求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保持一种细致冷静、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正如他在《初版自序》所言：“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P10）因此他在创作时引用大量呈现出彼此互补或对立关系的不同材料，加上作者自己审慎的评述，形成了一种“超文本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效果显而易见：“一是让读者更容易进入历史的状态，通过同时态的反馈尽可能触摸文学史事件，在对作品的评价中充分调动历史想象与艺术感觉；二是摆脱单一的评价标准和文学史家定论的牵引，进入几种声音辩难的话语空间，给读者留下思考回味的余地。”［4］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J］.文学评论，2003，（1）.（P23-33）因此，王瑶所坚持的“尊重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审慎于自己的历史阐释”［5］解志熙.从“进步”的执迷到“保守”的重申——王瑶的新文学史研究之反省及其他［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2）.（P4-9）同时体现出他对文学接受的多元性的深刻理解。

以《拟古与作伪》章节为例，作者先以大量例证还原历史，说明魏晋人拟作之风盛行源于和我们不同的属文态度和观念。然后具体分析时人拟作的这方面原因：从态度来看，这种风气的实质是模仿学习，当时甚至出现了某一体裁因模仿者众多形成一种独立文体的奇特现象，如“七体”，也有人是出于欲与前人一较长短，以露才扬己的目的，总之并非都出于恶意欺瞒伪装，更谈不上欺世盗名；从观念来看，由于整个时代个人意识尚不强烈，对于他们来说假托古人和真实地呈现历史并无分别，因此拟作只是作为一种立言撰史的方式。如果没有还原史实，而是以当代的价值观念来评判，断然得不出这样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面对历史复杂性采取审慎的治学态度则具体表现为王瑶在分析典型现象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时常采用的辩证思维模式，特别是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他始终主张“对文学现象之有同情的历史理解的第一位的，价值评判在其次”，因此在自序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阐发文学现象“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原因……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正是基于这种价值判断，《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论述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造成的士庶之隔这种当时特有的典型现象时，王瑶得出了魏晋时期门阀士族才是文学和文化潮流的掌控者的重要结论：“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底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的确是由他们领导的。”［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P29）该理论主要基于这样的客观规律：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分析首先应找出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群。而门阀士族在经济政治上拥有绝对特权，因而操纵着整个社会进程，以至于成为“文化的保存者和继承者”，从而在文学和文化上都居于优势地位。能够以这样冷静客观的视角评价士族文学，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对陆机、潘岳的褒贬，对宫体诗的评价等等，正是这种“就事论事”的对客观历史的认同，使《中古文学史论》成为后人难以超越的学术杰作。

四、具有文艺学科属性的“论法”

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研究方法看，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典范，尽管从现代研究方法来看还存在一些微小的不足，如书中缺少详细的参考文献条目等，但瑕不掩瑜。特别是该书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创新意识，对当代学者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对别的任何阶段或朝代的文学研究，都没有产生可与《中古文学史论》相媲美的论文，倘就其学术的完满度而言，也只有鲁迅的文体史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堪与比肩［2］解志熙.“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P88-106）。这样的评价看似夸张，但也不无道理。

（一）论证基础结构与变体结构的转换

整体看来，《中古文学史论》的论证体系基本符合“典型现象——发展过程——发展规律”的结构，通过把握中古文学史中的典型现象，爬梳其在特定时期从产生到衰落的发展过程，进而抽象出某种学术思想或文学现象背后隐藏的发展规律。这里所说的典型现象是指带有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文学现象，王依民《文化焦点·心态·文学史——从〈中古文学史论〉谈起》所说的“文化焦点”［3］王依民.文化焦点·心态·文学史——从《中古文学史论》谈起［J］.读书，1989，（12）.（P102-107）也是典型现象的应有之义，是相同内涵不同方式的表达。而且这种典型现象往往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背景有深刻联系。此外，这种方法在具体运用过程中并不会以牺牲文学多样性为代价刻意遵循，而是会根据具体的文学现象产生不同的变体，如论及建安文学风貌时选择了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这两个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的典型群体，而在具体说明过程中又主要选取了曹植和王粲，论述前者时进一步选择富于作者和时代双重色彩的《薤露行》为切入点，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反观建安诗文的时代特征和曹植的生活与思想，最后得出结论：曹子建文学的成功正是植根于他政治的失意和生活的抑郁。层层深入，以小见大，体现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思想认识。

再以《论希企隐逸之风》为例，作者选取了上古到汉末魏晋的“隐逸之风”为典型现象进行全面分析：首先梳理了“避世之隐”“为隐而隐”“以仕为隐”三种形态，并论述这种隐逸之风变迁的社会思想根源——兵祸战乱、政治迫害、玄学影响、佛理名僧的同化等。然后进一步分析在这种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的文人心态：阮籍、嵇康忧患避世；太康诗人闲居高情；谢眺、谢灵运则是对隐逸生活单纯的欣羡；到朝隐的齐梁诗人，隐逸成了“太平政治的点缀”，同时隐逸的希企也成了“士大夫生活的点缀”，论述十分精辟。由此得出结论：文人的心态始终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王瑶还揭示了另外一条规律，即中古时期“诗文中的思想和作者平生的行为大半不符合”［1］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P215）。但也指出还有特例，比如陶渊明，他全然生活在隐逸之中已谈不上“希企”，而他诗文中的隐逸思想与生平是基本一致的，无怪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由此看来“隐逸”论题具有广泛的社会普遍性，可以反映出希企隐逸之风所代表的社会文化的“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2］高恒文.中古文学之“史论”与王瑶的学术个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P54-67）。通过这样的方法论特征，我们多少可以窥探著者的研究态度和学术追求。

此外，王瑶还擅长打通文史哲的界限，实现三者的互融。如《玄学和清谈》，玄学本身属于哲学范畴，具有鲜明的思辨特点；从史学角度来看这一现状则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实质；但是作为文学家的王瑶兼取二长，并结合了文学特有的多元复杂性。先是追溯玄学与清谈的历史渊源——经术与清议，然后具体论述了何、王、阮、嵇等人的玄学主张和名士的清谈风气和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论题，视角独特新颖，论述具体而有深度。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也正因如此，文化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脱离政教的文学也具有了极强的张力，所以中古文学史研究既要回归文学本身，但又要从狭义的“文”中抽离出来，实现文史哲的互融。

（二）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融

《中古文学史论》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融入现代思维模式——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自觉地将现代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新知’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在具体的操作中紧紧皈依两个中介环节，即作为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学’的中介的‘文化’，以及作为‘历史文化背景’与‘文学文本’的中介的‘作家主体精神’（生活状态，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心理状态等等）”［3］钱理群.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地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3）.（P11-14）。在中古文学史这一学科的研究中，堪称向现代化过渡的开拓者。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提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分野，著者将作家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以及其他与文学相关的学科内容统归“外部研究”，将文学自身的存在方式、类型、格律、文体等内容划入“内部研究”，这一区分“把产生文学作品的外在环境、条件与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鲜明地分离开，突出了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的内在因素”［4］（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P8），他们显然更重视文学“内部研究”的决定性作用。但从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来看，对于特定时期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作为本质核心的存在固然重要，但必须结合外部研究才能真正把握文学史全貌。全书开篇即介绍了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社会情况和文士地位。无论是文学思想中的文论发展、文体辨析，还是文人生活中的药与酒，抑或是文学风貌中的建安七子、西晋文士等等，都与外部研究紧密结合。这与中古文学风貌独特的时代性有关，也与王瑶先生个人的学术风格息息相关。

在关注外部研究的前提下，王瑶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对文学内部的深入挖掘。相反，由于全面把握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时代特征，他对中古时期典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有了更深刻的阐释。《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篇即体现了这种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互融。从题材关系来看，王瑶认为山水诗是玄言诗的延续，山水诗与田园诗则是平行发展的。古语有云“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他认为实际不然，“老庄”其实并没有“告退”，而是以山水乔装的姿态又出现了。这一论断也极为精辟。因为玄言存在于文人的精神生活，而山水所代表的自然属于物质生活，二者具有同源性。它们通过诗意的语言表达就形成了玄言诗和山水诗两种形式，本质相同而题材相异，同时，王瑶又以人物画向山水画的过渡为佐证。对比看来，作者在具体论及玄言诗和山水诗时又各有侧重，前者偏重把握玄言风气的形成的脉络，围绕“文学史上一种文体和流派的兴起和没落”并非凭空出现，都是“来之有渐”，退之也是如此。由此他追本溯源，认为郭璞才是玄言诗的创导者，颇有创见，然后以孙、许为代表的玄言作家群最标志性的远咏老庄诗句为线索，寻找玄言诗兴盛前后的踪迹，紧扣历史的延续性。而山水诗方面则更注重诗歌本身的面貌，以谢灵运为代表探究山水诗的内容题材、形式技巧等方面，由于对象的特殊性造就了谢诗最大的贡献——新变，“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种“新”在诗歌形式上首先体现为诗的形象化，譬喻状词的增多；其次是偶句和声色的讲求。同时指出谢诗的弊病在于词句繁芜和结构疏慢，并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弊病的产生原因：一方面是山水题材的丰富，另一方面是以赋法入诗歌造成繁冗。在论涉田园诗时则主要选取了陶渊明作为典型代表，与谢灵运的山水诗进行多方面比较：地理环境、生活地位、对自然的态度等，并集中探讨了陶诗“平淡自然”的艺术特色。整体看来，玄言、山水、田园三者的关系与《中古文学史论》的整体结构（文学思想、文人生活和文学风貌）相似，三部分自成一体又彼此相互关联，这也是王瑶先生行文结构的重要特色。

文学是人类集体的精神创造活动，与政治社会背景、文人生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古文学史论》从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文人生活、学术思潮等角度阐释各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内部研究方面则充分体现了作者敏锐犀利的研究视角，尽管这种学术方法并非王瑶先生首创，但他的史论显然成功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正如陈平原所说，他“以现代观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阔，真正做到这点实属不易，但它的成功也成为王瑶先生始终追求的“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来“照亮”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对象”的最好例证［1］解志熙.“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P88-106）。

（责编：樊誉）

杨夏月（1989—），女，山西榆次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