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会稽郡人口与平民生计

郭 超 江田祥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541001)



东晋南朝会稽郡人口与平民生计

郭 超 江田祥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541001)

东晋南朝会稽郡作为三吴腹心，不仅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而且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地矛盾。大明八年(464)会稽郡户籍人口近35万，实际上会稽郡人口大大高于此数，估算当在70万以上。会稽郡出现了“人竞商贩，不为田业”的趋势，一方面反映出当地手工业与工商业较为发达，平民生计有了更多的选择的情况，另一方面无疑表明豪族土地兼并脱离了合理控制，百姓不得不于末业资生的事实。这种生存方式只能勉强糊口，难以应对战争与重大自然灾害，平民生活境况愈加恶劣。

东晋南朝；会稽郡；人口；生计

会稽郡作为秦始皇统一后初设三十六郡之一，辖境甚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分会稽设吴郡、临海郡、建安郡、东阳郡。*分设时间分别为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吴主孙亮太平二年(257)，孙休永安三年(260)，孙皓宝鼎元年(266)。据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所考，孙吴后期会稽郡统有10县，即山阴、上虞、始宁、余姚、句章、鄞、鄮、剡、永兴、诸暨等县。东晋迄陈，会稽郡的辖境没有太大变化。*《晋书·地理志》与《宋书·州郡志》载会稽郡领10县，未有变化，《补陈志》记会稽郡领山阴、永兴、上虞、余姚、诸暨、剡、鄞、始宁、句章、鄮，实脱会稽县，但会稽县本为山阴县分治，故总体而言，东晋南朝会稽郡辖区稳定，未有大的变化。山阴县分属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施和金《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下文所讨论的会稽郡大致是钱塘湾以南浙江绍兴市、宁波市(除宁海、象山)及杭州市萧山区一带。东晋南朝会稽郡作为三吴腹心，人口众多，商品经济发展，然而据户籍显示，宋大明年间会稽郡10县人口近35万，平均每县人口3.5万，尚不及汉代大县的标准。对东晋南朝会稽郡人口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将详述之。

一、史籍中关于会稽郡人口的记载

史籍中关于会稽郡人口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分别反映了西晋统一后以及经历元嘉之治后会稽郡人口数。《晋书·地理志》载太康元年(280)“统县十，户三万”[1]461，《宋书·州郡志》载大明八年(464)“领县十，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八，口三十四万八千一十四。”[2]1030然而，这些记载均非会稽郡实际人口数，史载宋元嘉年间仅山阴一县就有“民户三万”[2]2079，可见社会上不入户籍人口之多。会稽大族分为两类:虞、孔、贺、丁、魏、谢诸姓，是旧属会稽的，*会稽久有四姓之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赏誉第八记载:“会稽孔沈、魏凯、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但实际在会稽活动的士族、大族何止四姓。有关会稽郡大族的概况可参见姚培锋《会稽大族与两晋士族政治探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的相关论述。南渡的世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陈留阮氏、高阳许氏、谯国戴氏、鲁国孔氏等，他们的田业，多集中在东土一带”[3]，集聚著姓大族的会稽郡自然有大量部曲、奴婢、佃客、衣食客等各类合法或隐匿人口，均未纳入户籍统计。会稽余姚虽不及山阴，但各类依附人口数量仍十分可观，山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1]1230义熙土断时虞亮“藏匿亡命千余人”[2]27，之后的余姚虽经多次检籍、土断和括户，情况并未得到改观，梁时“县大姓虞氏千余家……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4]768。仅虞氏一族便庇护过千家，县南豪族若以五百家计，则余姚依附人口在万人以上，余姚如此，会稽其他各县可想而知。此外，东晋南朝寺院经济发达，僧道户占人口比重颇重，“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民十余万，资产丰沃”，僧人及其依附人口“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甚半”[5]1722。会稽虽非都下，但僧、道寺观甚多，依附人口当非少数。笔者结合史籍，将会稽郡各类依附人口主要分为吏户、私奴婢、佃客、部曲、衣食客、僧道户等，分别探讨其数量，从而较为准确地衡量会稽郡人口数。

二、会稽郡各类依附人口数量

吏户。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编户称为吏民。独立于民户之外的尚有“吏户”*高敏:《〈吏民田家莂〉中所见“馀力田”“常限”田等名称的涵义试析》,《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101—102页；蒋福亚：《〈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文史哲》2002年第1期；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等。。西晋时期朝廷统计的户口数仅为民户，对吏户的统计未包括在内。吏户有隶属行政系统的各类长吏、小吏，隶属军事系统的吏兵、吏士、文武吏等。平定王敦之乱后，应詹向朝廷进言官员督吏课田以代禄，“皆取文、武吏，医、卜，不得挠乱百姓”[1]1860，这里将吏与普通百姓分开。拓跋焘曾“以布万疋委宪分赐汝南城内文武吏民战守勤劳者”[2]2345，也是先吏后民。为地方行政需要，属吏多辟于本郡。汉晋之时，郡县吏员数量呈增长趋势，汉东海郡《集簿》也分别统计了郡府、都尉府和县廷、侯府的吏员数，而总计全郡“吏员二千二百三人”。《金石录》卷二○《晋彭祈碑阴》录提名者312人，据严耕望分析“此属佐官名，除军议从事、军谋从事、武猛从事、弓马从事、和戎从事盖为护羌府佐吏外，大抵皆为郡属吏”。[6]从走马楼吴简上看，孙吴临湘县属吏有：户曹、田户经用曹、田曹(部曲田曹)、仓曹、金曹、金田曹、金户曹、法曹、兵曹、尉曹、贼曹、献曹、虞曹、船曹、保质曹、马曹等[7]，以其平均下属掾、史吏员2人计，则临湘县属吏不下48人。晋时郡国“万户以上职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国皆置文学掾一人”[1]746，县户“三千以上，职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实际情况是郡县守令凭借职权，往往逾制。军事系统的吏同样数量众多，吴国步骘为广州刺史时便领“武射吏千人”。《宋书·武帝纪》载“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2]57。扬州的重要性不亚于荆州，沈约论道“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2]1739。估计会稽郡、县行政系统吏不下千人，军事系统将不下三百人，兵士不下五千人。

私奴婢。会稽既为豪族集聚之地，家奴婢当不在少数。颜之推曾对普通士人的家庭做过这样的描述，“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杖策，畜财数万”[8]。可见良田十顷，家口二十，奴婢二十是合理的产业规模。当然孔、谢等大族动辄田百顷，僮仆千计，谢弘微官爵不及父祖，但“奴僮犹有数百人”[2]1593。在时人看来亦不为过。于振波据长沙走马楼吴简户籍简统计，奴婢约占总人口的1.85%，但考虑到奴婢家庭规模较小，推测私奴婢大概占总人口的5%左右。*参见于振波《走马楼吴简续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第123-127页。走马楼吴简显示户均4.8人，而《宋书·州郡志》载会稽郡户均6.6人，高于“五口之家”的标准，推测当有不少人口属于普通吏民的私奴婢。综合以上分析，考虑到会稽大族不下10家，平均每家有私奴200人，普通士人100家，以每家蓄奴20人计，普通百姓户下奴(婢)已纳入户籍名数中，不再计入。推测会稽郡共有私奴婢不下4000人。

佃客、部曲。与户下供驱使的从事日常劳动的奴婢不同，东晋南朝还存在大量承担庄园日常生产活动的依附民佃客、部曲等，其中有一些提供武装保卫的私部曲、家兵。他们来源于北方流民与破产小农，“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加之占田令的规定，朝廷赐予，个人购买，使得庄园地主迅速扩张。这类人口在依附人口中数量最多，难以准确衡量。刘宋时会稽境内长湖口水利工程“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9]，可与都江堰、芍陂相媲美，可以窥见东晋南朝会稽郡农业发展迅速。沈约曾说会稽郡“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2]1540。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永和七年后)行禁酒令，“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594页。王羲之在谈到奸吏盗国帑时，提到仅余姚一县，仓督检便盗官米近十万斛。可见会稽郡年租百万斛米亦为合理。透露出会稽郡一年田租大概在百万斛米左右，此时田租征收标准为亩税米三升，以此推算，课田在30万顷以上，符合沈约所言“数十万顷”。任昉曾经这样描述会稽郡土地兼并情况，“权豪之族，擅割林池，势富之家，专利山海，至乃水称峻。”[10]谢玄在始宁占山封水，建立起了“傍山带江”，有“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的巨大庄园，王穆之占始宁大巫湖,可以说膏腴之田，形胜之处，尽为各家豪族所占。会稽郡豪族占田亩数以10万顷计，结合一夫耕作40亩的能力进行估测*《魏书·高祖纪》载诏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是说一成年男性最多垦田40亩。《汉晋西陲木牍释文》：“玉门屯田吏高年垦田七顷，给了弛刑十七人。”“弛刑”一般而言系壮劳力。一夫垦田40亩，可以将40亩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人最高垦田亩数。，则需农业劳动力25万人，由于佃客、部曲及其家属大多需要终年从事农业劳动，估计佃客、部曲不下50万人。除佃客、部曲外，王公贵人凭借官品可“荫客”，诸如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等，他们皆注家籍，无课役。但按规定“一品佃客四十户，衣食客三人……九品佃客五户，衣食客一人”[11]。估计这类人口不过2000人。

僧道户。东晋南朝会稽郡无论道教还是佛教都十分活跃，这与僧道户享有不纳赋役的特权以及上至皇帝下到庶民的热衷佛道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桓玄在与僚属讨论沙汰僧众时谈到都下“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12]可见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寺庙僧侣之众。据封野考证，东晋南朝会稽郡佛寺不下百所[13]，以每寺或精舍有道人50计，则僧众不下5000。会稽也是道教活跃地区，据《云笈七签》载“孙策平江东，进袭会稽，见士民皆呼吉为于郎，事之如神”[14]。表明于吉凭借道术取得了相当的威望，亦可窥见会稽信众之多。刘宋末,顾欢“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15]929。会稽山阴豪族孔氏为五斗米道世家，史籍中关于会稽郡道馆的记载不多，奉道的多为各大侨姓士族，在基层社会影响虽大，但专门的道教徒不多，这里姑以1000人计。

综合以上论述，将依附人口分类进行估算，计有各类吏户下人口31000人，私奴婢4000人，佃客、部曲500000人，衣食客类2000人，僧道户6000人，共计543000人，加之户籍所领348000人，共计891000人，接近90万人。同时应该看到灾异、战乱对会稽郡造成的人口损失，例如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六月,“天下普旱,会稽、余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2]909；孙恩之乱时，会稽饥荒，饥民“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1]2591；齐建元四年(482)，因连年检籍，百姓怨望，激起民乱，很快“会稽所领诸暨县为劫所破”[15]778；永泰元年(498)，会稽太守王敬则反。三年，会稽山贼田领群聚党数万来攻；侯景之乱时，“东境饥馑，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并皆自卖”[16]486。每一次动乱都会造成大量民众死伤，损失不计其数，但死者十七八显然过于夸张。若以损失人口占总人口20%计，则会稽郡因战乱、灾异大约损失18万人。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区间，即72-90万之间。笔者认为，会稽郡人口在70万以上应当是可信的。

三、平民生计

会稽郡垦田30万顷，吏民以15万户计，则户均垦田多达2顷，如果小农家庭垦田能达到50亩，日常生计当不成问题。*梁时，张允致书琅邪王，提到“半顷之田，足以输税”。参见《梁书》卷二一《张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29页。但士族侵山辟泽，留给平民的土地渐不甚多。人地矛盾造成了部分小农生活贫困，他们连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保障。会稽永兴人夏统,“每采稆求食,星行夜归,或至海边,拘以资养”[1]1428。山阴隐士朱百年“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箬为业”[2]2294，朱氏亡故后，妻孔氏“窭迫残日”，苦不堪言。又如南齐“诸暨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15]960，只得移居山中,昼樵采,夜纺绩,聊以供养。朱百年与屠氏女以樵采纺绩参与市场交换，换取生活所需。他们脱离本业，转而向采集、渔猎等谋求生路，客观上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会稽陈氏女“相率于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5]1817。剡县韩灵敏与兄灵珍于母亲去世后，“家贫无以营凶，兄弟共种瓜半亩”[15]958。但这种采集、园圃往往受各种条件限制只能获利一时，难以终年从事，当然如果平民以躬耕为主，辅以此类副业，生存境况会好很多。梁时著名学者山阴人孔子袪“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4]680。

会稽郡还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从业人员。以造纸业为例，“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初学记》卷二一《纸第七》引裴启《论林》，但需指出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非会稽令；《隋书·经籍志》云“《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提到“剥芨岩椒”，其中的“芨”，“采以为纸”。孔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2]2155。十余船的绵绢纸席显然是出于市场交换的需要，屯资以牟利，豪强大族往往乐此不疲。会稽剡县还形成了驰名江南的名纸——剡纸。可以想见，造纸业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从业人员自然不在少数。会稽是越窑的主要产地，据考古发现统计，“仅上虞一县，孙吴瓷窑有30余处，两晋窑厂更多达60余处。”[17]瓷窑分布密集，一定需要大量窑工。一些缺乏重劳动能力的老弱通常会从事简单手工业，王羲之曾于“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1]2100。此外，还有许多会从事佣工。例如会稽人郭原平，父亡之后“助人运力，经时展勤，久乃闲练。又自卖十夫，以供众费”[2]2244。十夫相当于十个工作日，以日计酬。是自为佣工以辅生计。剡人公孙僧远自卖为佣工，以其所得供伯父兄弟敛送、兄姊婚嫁之费，“身贩贴与邻里，供敛送之费。躬负土，手种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名闻郡县。”[15]956

“人竞商贩，不为田业”，对于生活贫苦的百姓而言，只是聊以糊口的营生。仅以米价为例，从公元3世纪到5世纪，南方货币使用较为活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米价的波动极大。嘉禾四年(235)长沙地区斛米价格大致在1300-1600钱之间。湖南郴州苏仙桥出土吴至晋简牍载赤乌五年(242)“男子黄孔米六百八十六斛八斗六升为钱七百九十六万◇”[18]，据此推断郴州斛米价格在11589-11604钱之间。据王仲荦先生从布粮折价的数据看，东晋斛米折500-1000钱有5条。[19]宋明帝即位之初，公开募民上米、钱以为买官之资，从米钱折合的标准来看，斛米价格在300钱上下，齐时米价更低，“优评斛一百”[15]408。由于东晋南朝货币市场极其混乱，加之货币供应量不足，劣币大量存在，朝廷在征收赋税时利用官价与市场价的差价谋利，诸如卖针、卖糖类小商贩很难真正获利。“谷价虽和，比室饥嗛；缣纩虽贱，骈门裸质”[13]696才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四、结语

六朝时期地广人稀的面貌得到较大的改变，但大部分地区尚未出现较为严重的人地矛盾现象。以会稽郡为代表的三吴地区却因豪族土地兼并浪潮，平民占有土地不足，生计日窘。“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的山阴县在宋元嘉年间有“民户三万”，南齐时尚有课户二万，到陈时“全丁大户，类多隐没”[16]460。一个总的趋势是土地兼并愈甚，依附人口愈多，国家在与豪强大族争夺人口的斗争中渐渐失去有利地位。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平民转向各种家庭副业、手工业、佣工以辅生计，出身寒素的士人也不得不凭末业资生。戴硕子父子长期贩纻卖葛，贺琛也曾经“贩粟以自给”,沈瑀尝至余姚卖瓦器。当政府财政不能依靠控制编户收取田租(税米)时，商品交换的各类杂税征收便在所难免，南朝市税、估税、牛埭税、桁渡税等横行，大多数小商贩只能勉强糊口，一旦遇到战争或大的自然灾害，只能“散在江湖采稆”，这种采掇存命的生活自然朝不保夕，悲苦异常。

[1]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36.

[4]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65.

[7]徐畅.走马楼简所见孙吴县廷列曹设置及曹吏[M]//吴简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347-349.

[8]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M].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345.

[9][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941.

[10][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905.

[11]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674.

[1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2141.

[13]封野.汉魏晋南北朝佛寺辑考:上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241-249，273-295.

[14]道藏：第22册[M].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本,1988：755.

[15]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6]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86.

[17]许辉,蒋福亚.六朝经济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328.

[1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J4三国吴简[M]//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54.

[19]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98：101-104.

(责任编辑 张玲玲)

Population and Civilian Livelihood of Kuaiji Prefecture During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Guo Chao Jiang Tianxia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1)

During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uaiji prefecture was the hub of three Wu’s (historically refers to Wu prefecture, Wuxing prefecture and Danyang prefecture) where there was a rapi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resulted in, to some extent, a conflict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In the eighth year of Emperor Daming (464), Kuaiji prefecture had a registered population of nearly 350,000. In fact, the population then was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is figure with an approximate estimation of over 700,000. The trend where “people would rather become vendors instead of farmers” reflect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cal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commerce, people having more choices in their way of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t demonstrates that wealthy and powerful families’ annexation of land from people were out of control, the average people, therefore, had to make a living by becoming a vendor. They could hardly make both ends meet by this mode of life, so they found it difficult to cope with warfare and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hence their worsening living conditions.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uaiji prefecture; population; livelihood

K237.2

A

1008-293X(2016)06-0041-05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6.008

2016-09-07

郭超(1991-)，男，河南信阳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江田祥(1981-)，男，江西贵溪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