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之路与新文学传统
——田中禾小说创作谈

2016-04-12 23:54石午强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小说创作

石午强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嬗变之路与新文学传统
——田中禾小说创作谈

石午强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田中禾文学创造之路横跨新时期的各个阶段并延续至新世纪,他作为河南小说的老将,在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度探讨。这归功于田中禾独特的小说精神内核,其中包括小说形式的不断探索,文学写作姿态的坚守及其独特的创作个性,还有他持续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并通过对母亲的描写切入历史社会现实、人性以及个体对自由精神和灵魂的反思、考量。

关键词:田中禾,小说创作,母亲主题

田中禾小说创作横跨新时期文学的各个阶段,其文学之路可以被看作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的流变史,跟随这一事态田文学创作之流变,主要体现在叙事文体的不断尝试和小说叙事形式的不断超越。田中禾也与其他河南作家一样不愿将其本人或小说归于某一流派或潮流,因此,他在不断地变革自己的叙事策略,并通过坚守中原大地民间性的写作姿态和对女性形象的持续挖掘,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中对母亲形象的成功刻画,奠定了他在河南作家群中独特的文学地位,成为文学豫军中不可多得的实力派老将,并且不断有新的文学作品问世。田中禾在上世纪凭借短篇小说《五月》进入当代文坛以后,持续被文学界所关注,但由于田中禾对自身认可的文学精神和甘愿边缘化的坚守,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流意识所忽视。可这也为田中禾的再一次喷发积攒了力量,新世纪《父亲和她们》、《十七岁》两篇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形式问世,使其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使很多业已退休搁笔的文学老将望洋兴叹。文学豫军中像田中禾这样老来得手的作家不独有偶,如老张斌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坚守着各自不同的文学道路,为中原文化的起崛起奉献自己的力量,也为中国当代文坛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现已对田中禾文学创造之路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深度探讨田中禾小说的精神内核,其中包括小说形式的不断探索,文学写作姿态的坚守及其独特的创作个性,还有他持续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并通过对母亲的描写切入历史社会现实、人性以及个体对自由精神和灵魂的反思和考量。

一、多元探索和创作形式的不断突围

纵观田中禾五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及其丰富的文学作品,要为其梳理出一条明确的写作流程或把他归于某一流派或者潮流是很困难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田中禾的自我超越意识和叙事形式的自觉革新,可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探险者。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作品的文体呈现和叙事形式的表层窥探出他的文学嬗变之路,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叙事文体的嬗变与交融。叙事作品文本的呈现方式是以作者内心情感的需求而选取,选择不同叙事文体对同一事物可以阐发出不同的美学特色、思想意蕴和价值意义。诗歌短小精炼,随触即发,感情涌现透彻明白。随笔畅所欲言,不拘于形式格律,渗透极多的方面。中短篇小说自由明了,由浅入深,更能表现出深层次的社会现实,历史、人性等问题。田中禾的创造之路始发于诗歌,1959年发表其处女作长诗《仙丹花》,在辗转二十多年后开始小说创作,1985年在《山西文学》发短篇小说《五月》,一举荣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自以后被当代文坛所关注。在90年代田中禾连续出版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如《月亮走我也走》、《印象》等,新世纪初出版其散文集《故园一棵树》,还有两部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十七岁》。从以上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田中禾都有不同的文体呈现其思想,也未在一处持续的耕耘,并且它的各种文体中还流溢出交融的状态。在短篇的创作过程中自觉的向长篇小说过渡,表现了田中禾在文体方面的尝试和创新的自我超越意识,也表现出一个优秀作家的精神气质,用不同的文体进行创作是对作家创作才能的体现。他的小说与随笔相互映衬,较好地揭示了这位富于诗人气质、学者素养的作家对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思考与理解。犹如新文学发轫之期的鲁迅、郁达夫等。文体的嬗变和融合可能是作家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学之路,但对叙事形式的不断探索却表现出作家更深层次的创新和突破意识。

二是小说叙事形式的不断探索。作家对纯形式的探索或炫技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伪先锋精神,但有的作家对文学形式的创新和发掘更多的表现为自觉革新意识,有时可能是不愿扑别人的后尘,有时是因为文本内容的需要。对于田中禾的创作来说却包含这两种倾向,但他更加依赖于后一种形式革新的动力。形式并非仅仅是表层的技艺,在娴熟的作家手中是为了内容的表达而寻求一种最贴切的呈现方式,形式也就成为了内容的一部分。田中禾的小说创作之路从80年起以现实主义为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像其他很多作家也许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在80年代中期他变革为新写实、新历史的创作,随后90年代的《匪首》融合了拉美魔幻主义小说的模式,又有了先锋小说的倾向,在90年代末进行了“忆语体”模式的尝试,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世纪《父亲和她们》的形式突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多声部的第一人称叙事,多声部体现在四个叙述者“我”的出现,文章的三个主人公“娘”(养母肖芝兰)、“母亲”(生母林春如)、“父亲”(马文昌)各自以散点透视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各人讲述独立成章,自成体系。“我”(儿子马长安)却像主持人一样的角色对三个人的讲述进行评价、纠正和反思,并使文章段落、章节之间自然的衔接,不会因不同的叙述者造成文章的突兀和阻隔。三个人的讲述串联起四十多年的历史线索,再通过“我”的架构使历史现实立体化呈现出来,人物也因为“各自”的言说活灵活现在历史长河之中,正如著名评论家刘思谦所说:“人物以‘我'的身份言说,不仅避免了这三个人物的被遮蔽被代言,同时也是塑造人物突显个性的有效艺术手段”[1]由此可以看出,小说的叙事方式的创新并不是与内容无关的纯形式,它直接关涉到作家自觉的革新意识及小说的人物塑造,主题凸显和人之本真的言说。

二、写作姿态与创作个性

要对田中禾的叙事文本进行深刻的剖析,必须探讨田中禾独有的写作姿态和创作个性,写作姿态更多的表现为作者的创作态度和坚守的文学风格,而创作个性是作家独有生活体验、知识框架、母题开掘上的个性特征。对田中禾而言,更多的表现为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女性主题的持续挖掘,现在分类探讨,但这种分法并不是互不影响,分门别类,而是为了更加深入的说清楚问题的根源所在。

田中禾对个人的写作技术的超越主要呈现主题的坚守上。对技术的自我超越更多的是为内容的服务,这种文体的自觉意识和创新拓宽了小说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田中禾小说题材之广泛,形式之多变,的确为归纳田中禾小说的艺术特色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可以明确看到田中禾对民间性的书写姿态和“文学根本精神就是对个人与人性的关怀”[2]坚守。“对于田中禾来说,把回忆的片段组织成另一种存在……转化为一种文字,在经验上失去的事物开始在‘创造'或写作的意义上获得生命,但既如同一名少年那样的写作,又如同饱经忧患的老人,从未忘记美好的事物的悲哀。”[3]田中禾写作姿态的流露,表现出来田中禾的底层写作立场和现实主义人性关怀及文学家应有的精神气质、责任担当。可在主流文学的潮流中,田中禾成了边缘化的作家,但如他自己所说他喜欢这样一种边缘的状态,并且还肯定的说这是一种恰当的位置,的确田中禾这样的位置,才能以局外的人的眼光看到很多作家并能够察觉的地方,为田中禾勇敢的开辟人性的荒芜地带提供了契机,并且田中禾也证实了这样一种态度和决心,就如其田中的禾苗一样,使自己的文学之根深扎于中原大地之中,不断地从民间立场出发坚守着对人性深层次的探索和探讨。

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对女性的深层次的了解。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与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田中禾从小失去父亲,在母亲的含辛茹苦中哺育成才,在其文本中呈现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关怀。对女性世界的描写是田中禾无意识中对心灵创伤和父爱文化空白的表现,只有通过艺术的升华才能弥补童年记忆的痛处。在与母亲长期的相处之中,田中禾从小接触的都是女性的言语方式和体验形态,因此,田中禾在关于母亲的故事中,他更多的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之中进行言说。与其他男性作家相比,他尽量避免对女性“被看”和“符号化”的书写,表现出更少的传统的男权意识,总是超越自己的性别意识以平等的观念对待女性。田中禾对女性心理的细微观察和不断深层次的挖掘,并对母亲的母性特征的开掘更进一步深入女性世界,是他成功的为女性代言,捕捉和表现女人的生活故事与鲜明的人生感受。在《匪首》中神性化的母亲,还是《父亲与她们》中的两个母亲,田中禾都以客观的立场对母亲形象进行剖析,呈现出不同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中的女性心理,欲望和追求,及其他们的命运归宿。尤其在其最新的长篇小说中的肖兰芝(《父亲和她们》)的母亲形象,弥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一个空白,也使田中禾成为不可多得的成功塑造女性人物的作家。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为田中禾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拓宽了领域。这一开创性的贡献,及田中禾对女性世界的深刻了解和平等对话的处理方式所独特的人格精神,值得现在的男性作家思考。

三、对女性形象尤其是母性特征的不断挖掘

田中禾文本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不断的显现,并非是作家的惯性使然,在其作品中尤其母性的不断挖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蕴。如前文所说这与作家的个人生活经验相关,但在田中禾的作品中并非简单的母性人物的塑造,而更多的是一种写作的方式。“母亲形象在田中禾那里超越了文本角色的单纯的功能,而同时具有了许多形式的意味,成为小说中极其重要的功能综合体。”[4]一方面母亲在田中禾的笔下成了文本切入一个豁口,另一方面母亲是作家进行历史文化、人性反思的有效途径。田中禾对母亲不同的呈现方式上主要采取的是语言上的锤炼,用个体形象化的语言特色塑造出完全不同的母亲形态。对以上几点的探讨,现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母亲形象的多种意味形式,二是用语言特色塑造出不同的母性形象。

女性不是简单的人物对象,而是文本切入的端口,具有更多的意味。母亲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但这种母亲的形象更多的是以小人物的方式出现,仅仅服务性的出场继成为配角,衬托出男性意识和等级观念,或是放在“被看”的位置,并不对其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言说。田中禾对母亲形象的塑造,不是简单的陈设在众多的人物之中,而是将其从幕后拉入前台,以“我”的方式出现在叙事文本之中,这不仅是一种叙事上的策略,而是作者超越了男权至上、女性被奴役的思维定势。这样就使母亲形象的多种意味层表现出来:一是文本层上,它主要是在作品中为母亲预留大量的话语空间,使其本身具有言说的权力,以“我”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这样女性的真实的世界就不会因为没有话语权而被遮蔽,通过“我言说我心”的方式全方位的呈现女性形象;二是在意蕴层上,田中禾对女性内心世界娴熟的把握,将自身内心情感症结自动赋予母性特征之上,使女性确立自身的文化意识,以区别于传统的男权观念,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母性的宽仁大度、博爱、艰辛和隐忍等母性独有的特征,已确立女性的文化地位;三是意义层面上,在田中禾笔下,“女性角色及母性特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作家进行写作和思考以及社会、历史分析的总体参照与人性坐标。”[5]以母亲为切入点,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人格及个体精神和自由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是田中禾母亲系列写作的最终归旨。通过母亲切入现实生活的各方面包括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文化与人格、传统与现代等等二元对抗的模式之中。

田中禾用独特的叙事语言塑造个性完全不同的女性人物形象。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每一个小说家其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传统小说人物的出现都是在“他”的叙述之中呈现出来的,通过多方位的“他者”人物言说的透视,刻画出立体的人物特征。可田中禾对女性尤其是母亲形象的塑造中,他主要是通过讲述“自我”的主体化呈现出其自身的形象特征,母亲本人通过行为方式、语言表达、处事原则等一系列人物活动,从内而外的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方式很多人会认为造成主观化的自我评价,不能切实的表现人物,造成改写,这样的困惑的确也存在于田中禾的小说之中,可在《父亲与她们》中田中禾把“我”(马长安)以主持人的角度引入克服了此种弊端,深刻的表现出田中禾的独具匠心之处。

田中禾对母亲形象塑造过程中,通过运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呈现不同的人物特点,这种方法可能众所共知,如墨白在语言的使用上也比较重视此种用法,即用口语和诗化的语言来塑造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墨白口语更多的为了呈现个性化的人物特征和口语独有的文化意味。而在田中禾的运用中却大有不同,这说明他们都以注意到了语言在塑造人物上的重要性。田中禾在《父亲和她们》中将“娘”的口语特色与“母亲”的诗化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娘”的口语的运用表现出农村母亲形象的优美品质,朴实而无雕琢,随口而出,却包含有农村人的人生哲学,流畅而无伪势之嫌,呈现出农村母性的豁达和诚恳。“母亲”诗性的书面化言语的讲述,在语词的选取和运用上完全呈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知识者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历史的无奈。在语言这种鲜明的选取上,人物特征跃然纸上,其中一个细微的语气和标点都带有各自的个性特征、文化修养、人生阅历,这种方式进一步表现出田中禾对女性世界尤其是母性特征的深层次的了解,谙熟女性的话语方式,这也许也是田中禾在母性的规训中的结果。从深层次上探讨此种设置的原因,从根本上就形成了两种话语方式的轩轾,更能够表现出田中禾用母亲形象来进行文化反思和历史思考以及人性考量的有效途径。小说并非哲学直白无误的诉诸人性,命运和人生,而是要通过人物、语言、叙事形式等综合的运用呈现出哲学层面上的意蕴,可以看出田中禾想成为思想者的苦恼和作为艺术家的逍遥。

四、对现实历史和文化人格的批判

田中禾小说通过叙事方式的变革,语言不同的呈现方式,系列母性主题的开掘都在进行着社会批判和人性、个体精神的反思。他“善于运用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展现人性的复杂及各种历史条件下的蜕变,深层次地透视人与社会环境,人与自我异化的对抗,从人性蜕变中反思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根源。”[6]也如他自己所说:“我觉得文学应该使用人性的视角而不是社会视角,他应该更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社会变革对人的命运和心理的影响,小说展现的是人及构成的社会而是时代背景中的人。”[7]文学其实就是人学,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背景中自身承受的不仅是社会历史现实,还有传统文化积淀和人在这两种合力下的自我异化。

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难以颠覆的文化积淀。传统文化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承袭下来的合理的人类生存的文化因子,它既有利于统治者的社会统治,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又有利于个体的完善和身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它有丰厚肥沃的社会土壤,深根于广大的农村大地尤其是落后的农村之中,农村中闭塞的交流空间,口耳相传的文化精粹成为人们生活原则的祖训。但文化的沿袭也要跟随时代的变迁进行合理的适当的调整,因为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有其流弊包含其内,不符合主流文化的发展。但如何驱除文化流弊,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自新文学传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绝如缕,如鲁迅的批判最为深刻。新世纪田中禾对传统文化对人性的规训和蜕变进行揭示,也正面面对了这一问题。在《父亲与她们》中“娘”和“父亲”的“战争”就正好的说明可这一点。“娘”作为中国传统的农村妇女,恪守祖传的为妇之道,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死守,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乡俗伦理的肯定,都表现出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娘”面对“父亲”的逃婚,面对“母亲”时的宽容,面对“我”时的博爱,都表现出农村传统母性的的强大与人性魅力。如田中禾所言:“我们传统文化的可怕,正因为她有自己的人性逻辑、伦理原则、善恶是非,她是中国母亲的典型。”[8]“‘娘'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任何生长于其中的人都难以逃避。由此可见,作者对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省视其实从一开始便陷入绝望,因为他质疑和批判的是深根于强大的文化传统的一种‘现状',在这种‘现状'下,生存便意味妥协,自由便意味着逃离或死亡。”[9]

社会变革的现实原因对人性的扭曲。这在《父亲与她们》表现的尤为明显,田中禾用不同的人物视角,对历史线索进行梳理和透视,在不同的人物之下,形成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在作家平淡,节制的叙事中,作品人物并非是单纯的革命或反革命,而是真实地写出了生活在特殊年代中的人在革命伦理与血缘伦理中的矛盾纠结,不露声色地展示了生活的复杂性,呈现了生活本身的多种可能性。”[10]在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对革命伦理的坚守,革命的伦理价值意义超越了人性和日常生活伦理,曾为了“爱情”、“自由”的“父亲”、“母亲”,投奔了革命,革命也许能给他们带来希望、但首先是“父亲”在革命队伍中,被革命话语所驯服,顺从革命的要求,不仅放弃了爱情还舍弃了自由,还承认革命中的政治婚姻。“母亲”坚信革命的美好前程,相信革命是为爱情而战,可在一份不知来历的“自新声明”中被放逐在革命队伍之外,紧接着的是爱情的离弃,家庭的疏散,亲人的相继离去。在革命的变革中,“娘”却表现出异常的强大,不仅不会因为革命而遭摒弃,然而还在各个节点上表现出明显的身份优势,这让“父亲”作为知识者彻底的折服。

个体的自我异化,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

的强大都是外部原因,而促使主体不断异化的根源在于“自我”本身顺从这种异化,其实主体对这一过程自身也有所领会,但却不愿做出抗拒,也许更多的是无力的抗拒。主体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只能顺从历史的潮流,而传统文化在其内部也不断的呼吁其保守,这样在两种合力的作用下导致了个体的异化。以《父亲和她们》中“父亲”为例,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强大。“娘”如一颗根深叶茂的大树,不管任何时刻都为父亲遮风避雨。父亲面对“娘”对他的三番五次的接纳,“娘”表现出明显的强势话语权力,父亲只能有一个“兜圈子”总结其一生。“娘”给予父亲的更多的不是妻性的关怀而是母性般的慈爱,她包涵父亲的逃离、包容父亲的情人、抚养父亲的孩子都是父亲无法反抗的顺从,因为他在革命的现实中无法做到这一切。父亲叛逆的逃脱顺从的回归。另一方面是在革命的强势,父亲向往真正的爱情和自由,为了爱情和“母亲”一起投身革命,可父亲在革命的漩涡中迷失了自己,“爱情”在你面对强大势力之时,他没有了反抗的勇气,没有了革命的初衷。为革命再一次的放弃了爱情,摧毁了“娘”的家,接受了无爱情的政治婚姻,最后回到了“娘”的怀抱。父亲的人生不管是对爱情、自由、革命、人生的追求,最后都回到了原点。人生好像只是经历了一个不该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的只是让你深刻的认识逃离之路要用命运的轮回来弥补。

五、结语

田中禾小说人性的视角,个体的立场,批判的意识,对自由的追求与思考,使他的作品显示出深刻的思想性。田中禾虽已进入老年作家之列,但他的文学创作,并未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搁浅,反而迸发出极强的生命力,这不仅体现在创作的丰硕成果,还在于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新的标杆,创作出不一样的文学精品。田中禾所坚守的文化阵营,不会因为主流潮流或大众传媒所击垮,更不会哗众取宠追随娱乐的低俗文化之列。田中禾文学所追求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创立属于中国的现代派作品。“以文学功能的精神力量抗拒物化,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正是一个作家的神圣天职,这个观念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有变化。”[11]在中国文坛向着大众趣味靠拢的整体趋势下,田中禾坚持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艺术追求,显示了清醒的精英意识。

参考文献:

[1]刘思谦.《父亲和她们》的叙述方式和人物塑造[J].南方文坛,2012,(5).

[2]墨白、田中禾.小说的精神世界[N].文学报,2010—10—14 (007).

[3]耿占春.复观与虚构——引题《故园一棵树》∥田中禾.故园一棵树[M].郑州:海燕出版社,2001.

[4][5]刘永春.大地之子的歌吟[J].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18 (3).

[6]林虹、胡洪春.历史·爱情·人性——评田中禾新作《父亲和她们》[J].文艺争鸣,2011,(9):159-161.

[7]田中禾.轰炸·自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8]李勇、田中禾.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田中禾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2,(2).

[9]李勇.思想者的苦恼和艺术家的逍遥——论田中禾的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12,(2).

[10]刘宏志.话语嬗变与革命叙事的转换——田中禾〈父亲和她们〉对传统革命叙事的突破[J].郑州大学学报,2012,45(6).

[11]江胡、木耳.中原突破:文学豫军长篇小说研讨会纪要[J].小说评论,2000,(2).

作者简介:石午强,河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534(2016)02-1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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