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研究

李俊彦（太原学院外语系 山西 太原 030012）

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研究

李俊彦
（太原学院外语系 山西 太原 030012）

翻译者是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对自我的文化态度进行定位，因为翻译者的文化态度多歧性会对翻译过程造成直接的影响；在本篇文章中，笔者针对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态度歧义以及影响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期望能够帮助翻译者更好的理解和分析整个翻译活动过程。

翻译者；文化态度；多歧义性；影响分析

0.前言

随着研究视角的不断抓变，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态度成为了热点关注话题；翻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会对翻译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翻译过程中，翻译者不仅可以对源论文的语言艺术再造，还对源文进行操纵和改写。目前，国内外翻译界已经有很多的学者针对翻译者的主体性案例进行研究，得出翻译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审美倾向、语言能力以及政治立场等影像文化态度的因素，会对源文的翻译照成直接的影响[1]。下面笔者针对翻译者的文化态度多歧性以及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进行分析。

1.文化态度的多歧性

目的文化和源于文化之间的存在着共鸣和叠加的空间，也存在碰撞和差异。

如果他们出现冲突的时候，翻译者的文化态度将无法维持简单的否定或者肯定，认同或者排斥。通常来讲，在文学源文的翻译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通常为翻译者的母语。翻译者自身的母语文化，不管翻译者是否在理智上完全认可，在感情上是否能接受或者欣赏文本背后的源语文化，翻译者必须金科能的保持翻译文本和原文本文化的接近度；此外，翻译者还需要将源语文化所要表达的感情、文化表达出来，必须和源语文化保持契合。翻译者在对源语文化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在理智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启发，在感情上又充斥着对母语文化的热爱；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其文化态度极易出现多歧性，换句话而言，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其母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轻重判断不具有绝对性[2]。

2.文化态度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分析

2.1 翻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选材

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无非是源文翻译选材，题材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有的文学者认为，翻译者在选择源文翻译题材的过程中，通常会取决于母语文化的意识主流心态，只有源文所传达的意识心态符合翻译者母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要求，才能够被翻译者母语文化系统所接受。从宏观意义上而言，翻译者的母语文化意识形态在源文翻译选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就依照翻译者特定的翻译事件而言，翻译者的母语文化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譬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我国著名文学家周作人在翻译上作出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我国的母语文化意识处于就往图强的形态中，有很多的新观念、新思想的翻译者，想要通过源语文化翻译的形式，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周所人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的保持了源文的特质性，想要通过源文翻译的形式来对中国传统语言以及传统思维进行改造。周作人当时的文化态度刚好和当时的革新文化意识形态完全相符合，但是他的当时的翻译活动却不能和当时的社会政治需求响应。周作人增进明确的提过：“创作及译述应是为自己的即兴而非为别人的应教”，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中，他始终保持着明智、冷静的文化态度，以及非凡脱俗心性，给“新文化运动”树立了正面文化。周作人之所以能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能够保持这样的文化太多，主要是因为受到翻译过程的影响。由此可见，翻译者的文化态度不仅会影响带源文翻译选材，同时，源文翻译选材也会对翻译者产生独到的影响[3]。

一方面，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十分的明确，也对中国当时的身份地位有着较为深刻的意识。周作人曾经和鲁迅先生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在翻译过程中，他们尽可能的不去选择英国、美国以及法国等较为强势的文化作品，侧重于选择北欧、东欧以及俄国等处于被压制形式国家的民族文化作品。另外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处于西方文化的狂热阶段，为了找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来对古希腊文化以及相关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在选择翻译题材的时候，会比较重视体现西方文化的源头，这与周作人喜爱民间文化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他不仅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心态中，对弱小的民族文化表示同情，对西方的文化源头表示热爱；正是因为周作人持着多种心态，所以他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才会产生多歧的文化态度[4]。

2.2 翻译者的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选择

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对影响到翻译活动中翻译策略的选择。目前，翻译者的文化态度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已经成为了翻译界的热点探讨话题之一。如上所述，很多的翻译研究学者认为，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会影响到翻译题材的选择，除此之外，翻译者的文化态度，也会影响到翻译策略的选择。事实上归化和异化只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在整个翻译活动中，是不存在绝对或者完全的异化和归化的。上文提及，翻译者的文化态度存在多歧性，这为我们更好的去了解翻译活动中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了一个非常独到的视角。

譬如田汉为例，以往翻译界大多数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田汉的翻译和鲁迅先生的翻译一样，都受到了日本翻译风格的深深影响；田汉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主要采取异化翻译策略。正因如此，田汉所翻译出来的文学座屏比较直，也相对生硬一些。譬如，田汉先生所翻译的《沙乐美》，在译文中，有的地方则充满了异化翻译的特征；例如“色拖斯(半人半马的怪物)都藏到河里去了，林福(山林女神)都从和河里逃出来睡在林子里的落叶地下去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田汉将音译加注的翻译方式和句子欧化应用在翻译活动中，不仅将使源文文化的特异性完全的彰显出来，还是译文充斥了异国风味。在田汉所翻译的作品中，不乏直译例子，如果我们将田汉先生所翻译的作品都认定为异化翻译，那么久太以偏概全了。在同一译文作品当中，田汉也不乏富有诗情画意的文句，也将母语文化以及方言文化融入到译文表达中。例如，田汉先生也会将极具凝练性、有雅兴的四字表发法应用在翻译活动中，在译文中，田汉先生使用简介的四个字“月华如练”来翻译“The moon is shining very brightly”，用湖南本地方言 “酒醉老”来表达“drunken man”[5]。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对田汉先生的翻译策略轻易的进行异化判断和归化判断。

田汉先生从小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对我国的戏曲和古诗古词十分的喜爱，因此，田汉先生具有非常深厚的国学根基。田汉先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深深影响，并且感受到了名族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田汉先生想要从西方文化中找到名族复兴之路，但是又处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使得田汉先生在翻译活动中形成了十分微妙复杂的文化态度，正是在这种文化态度的影响下，田汉先生的翻译策略才会体现出归化和异化的融合并置。

2.3 翻译者的文化态度和翻译副文本

副文本这一概念出自于翻过杰拉德·热奈特，主要内容包含了文本的封面、文本的目录、文本的插图、文本的注释、文本的标题以及文本的序等等。副文本不仅拓展了文本的意义空间，还为文本提供了评论的风味。在翻译活动中，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和副文本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是副文本能够帮助读者了解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二是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持的文化态度会对副文本的内容有着影响作用。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他根据赫胃黎创作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对译文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不仅对译文章节进行了重组，还将大量的按语和导言应用在其中。这些副文本在《天演论》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也是让读者整体掌握《天演论》的关键[6]。由此可见，只要真正的理解了翻译者在翻译中的文化态度，才能够对翻译者所添加的副文本进行全方面的评价。作为翻译者，严复不仅对西方学术进行了介绍和梳理，还对中国的传统学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3.结语

从认识再到翻译，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元文化构建过程。为了能够对翻译过程进行更好的分析和理解，在本篇文章中，笔者首选简要的介绍了翻译活动中翻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然后再以周作人先生为例，分析了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对翻译选材的影响；然后再以田汉先生为例，分析了翻译者所持文化态度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最后简要的讲解了翻译者文化态度和翻译副文本之间的关联性。从中国近代翻译者的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处于源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纠结当中，正因如此，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才会出现多歧性。只有对翻译者所持的文化态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将能正真的扑捉到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持的心态以及所受到文化碰撞的影响之深。

［1］刘云虹,许钧.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建构——关于翻译批评的对谈[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4,(04):1-8.

［2］蒲红英.论译者外部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操控与指导[J].现代交际,2015,02: 41-42.

［3］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03):6-17.

［4］刘云虹.译者伦理:身份、选择、责任——皮姆《论译者的伦理》解读[J].中国翻译,2014,(05):18-23.

［5］何春霞.多译本中文化意象的解读与翻译——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汉译本为例[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513-516.

［6］刘云虹.翻译价值观与翻译批评伦理途径的建构——贝尔曼、韦努蒂、皮姆翻译伦理思想辨析[J].中国外语,2013,(05):83-88.会政治危机；既寄情山水，又表达了对远行友人的牵挂。所以，《蜀道难》是大自然形象与险恶的社会环境及诗人壮志难酬的人生悲歌的水乳交融，是诗人伟大的浪漫主义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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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327（2016）-04-0173-02

李俊彦（1982—），女，山西新绛人，硕士学历，太原学院外语系讲师，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及翻译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