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翻译理论研究

2022-12-03 22:24刘瑶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年16期
关键词:伽达默尔阐释学翻译者

刘瑶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翻译具体指的是利用语言来解释人们生活中活动的一种过程,也是采用语言来说明语言的一种方式。翻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解释,翻译是解释者对给定的篇章和词语进行解释的过程。在翻译中有如下特点:合法的偏见、方式的多样、重译的必要。翻译中的这些特点都可以用诠释学中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合理融合”“效果历史”理论来进行解释。

1 相关理论概述

1.1 阐释学

阐释学具体指的是一门充分了解文本意思和解释文本意义的哲学。换句话说,阐释学也就是解释,是将文本中所隐藏和模糊的意义都呈现出来。阐释学最开始是源于圣经,使用说明、注释的方式来解释上帝的语言。一直到中世纪,阐释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分析文本的方式。在中世纪后期,以狄尔泰和施莱尔马赫为代表,阐释学开始成为一种解释文本的理解科学。施莱尔马赫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并且蕴含着作者的本意。阐释者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文本中的这些意义都揭示出来。狄尔泰强调的是经验的重要性,狄尔泰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同质性让“理解”成为可能。在21世纪阐释学取得了重要突破,主要是以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这两个学者注重的是哲学本体研究,进入了“现代阐释学”阶段。著名学者海德格尔提出了和“前理解”相关的概念,主要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对文本进行解释,这样就为哲学阐释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伽达默尔将海德格尔的理论进行了发展,主要强调了其中存在的能动性,被理解为可以产生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功能。伽达默尔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将伽达默尔的理论称为“客观阐释学”[1]。

1.2 阐释翻译理论

翻译和阐释学,两者有着一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点,也就是解释和理解。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学者对阐释学有着不同的看法,阐释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也正是这样。著名学者施莱尔马赫认为文本存在着一个确定的意义,翻译者进行翻译的目的就是找到文本中的终极意义,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误译的情况。伽达默尔则认为翻译者的主体性和文本的开放性同等重要,伽达默尔认为在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都是不能穷尽的。赫希更加关注作者的写作意图,认为作者的意图在解释文本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读者当作阅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2]。尽管说,阐释学派的学者对翻译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理解是阐释学的核心内容,文本的核心则是意义。这些学者更加关注的是文本的意义、翻译者的主体地位以及翻译译文内容的多样性。也就是说,阐释学给翻译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和视角[3]。

2 视域融合与主客之间对话

在诠释学中,翻译者和被翻译的文本都有着自己的视域,也就是说被理解的对象都有其历史视域,比如说人文、文本、经典、文学以及艺术等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对象。所以,这就需要翻译者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文本,理解某种文化和历史,这样就会出现不同的历史冲突和背景冲突问题。解释者需要将自己的视域摒弃掉,站在对象的视域中来进行思考和理解,但实际上这种要求是无法达到的。理解指的是解释者需要站在自己所在的视域来思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和理解对象进行不断接触,从而进一步扩大自身的视域,这样解释者和被解释者的视域进行融合之后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视域,这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诠释学中所蕴含的“视域融合”给了学生启示,文学翻译中需要格外注意主体对话,这样在翻译时才能形成一种内在的关系,这种对话成了翻译界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4]。

现阶段,在翻译界已经注意到了主体间性在翻译理论中所蕴含的重要意义,以及在实际翻译实践过程中的指导意义。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同的翻译者对文本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包括了理解起点、理解视角和相关文化背景,翻译者视域和文化视域之间进行融合,可以达到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的效果。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交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能够体现文本视域和读者视域之间的融合,这样就凸显出了两种不同文化的视域融合[5]。首先,从诠释学的角度出发,需要翻译者将自己融入文本的视域中去,并充分考虑到文本生成过程中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这样翻译者才能更加接近文本视域,实现文本视域和翻译者视域之间的有效融合,帮助翻译者顺利完成翻译任务。其次,在翻译的表达阶段,翻译者需要将视域融合的结果和翻译者的语言文化做进一步融合,这样翻译者才能翻译出更加能为普通读者所理解的译本。所以,翻译者视域就需要和原文视域、 文化视域来进行合理融合。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文本原来的意义也在诠释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实际的文学翻译和构建过程中,翻译者总会将自己的想法投射进去,融入自己的体验、情感、艺术审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道德和伦理观念[6]。

3 文本意义不确定

在面对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一问题时,是存在着很多争议的。笔者更加倾向于认同伽达默尔的观点,也就说文本的意义并不是确定的,是无穷无尽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艺术品和任何文本之间的意义是不可能完全完成的,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伽达默尔曾经提出过“对话”的概念,主要是来解释文本和翻译者之间的关系,理解是文本对话的一种方式,翻译者在翻译时和文本进行对话,从而理解文本的深层次意义。翻译者进行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唤醒文本中的各种意义。也就是说理解其中存在的历史性,对其中的原意进行追溯,在开展“对话”的这一过程中,是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解决方案的。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不固定的,也是开放性的,这样就造成理解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所以,文本也就不会再居于统治地位,翻译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来对文本进行解释。此外,伽达默尔更加强调的是“延异”过程,这样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意义存在的不确定性。在伽达默尔的观点中,所谓的“延异”和学者德里达表示的内容是不同的,德里达认为,“延异”具体指的是文本本身具有时间上的延迟性和空间上的差异性,需要翻译者在不断翻译的过程中来进行自我理解[7]。

所以,文本也就不会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文本的内容也成了流动形式,会随着自然、空间、历史、文化以及人类的变化来进行变化。翻译者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就脱离了原来文本的限制,可以将自身的视域做进一步拓展,融入自身的阐释文本、理解文本和翻译文本。主要注意的是,源文本的终极意义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本并没有一个终极的意义,也就是说翻译者一旦完成了翻译创作,就脱离了作者独立存在。所以,这就需要探寻原作者本来的意思,理解其中存在的可能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文本存在终极意义,往往会对视域局限有着重要作用。文本的终极意义并不会达到,这样就会造成理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是可以被接受的。尽管说文本存在着终极意义上的问题,但是观点是截然相反的,这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看到其中存在的意义不确定性[8]。

4 文学创新与历史背景

学者伽达默尔还提出了历史效果原则,认为“理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效果历史关系”。对于翻译者来说,翻译对象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这就需要将文本和翻译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会形成新的含义,伽达默尔将这一过程当作历史效果,认为在实际理解中,需要参透其中的本质,这就是文本中蕴含的不确定性。对于翻译者来说,理解是一种交流也是一种对话,是一种不断探求。人类在不断探寻自身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历史认识的研究对象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翻译者要想在文学翻译中做进一步创新,并发挥出写作最大优势,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调动出主观能动性。要想和文本作者在心灵上达到完美契合,翻译者就需要对原文本中的语言做详细的审美分析,将自己的感情融入进去,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各种思想和情趣,这样可以捕捉到新的信息,这样可以体会到原作者的本意。翻译者需要将自身的审美都激发出来,并做好符号转化,这样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艺术画面,从而得到新的人生感悟和体验。所以,翻译者的资源和表达手段都可以被翻译者进行最大程度利用,与此同时,翻译者需要将自己体验到的原作审美意境做进一步美化,翻译为一种语言文字符号,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情感活动和思维活动,翻译者的头脑一直都处于高速运转的过程中[9]。

5 多元化翻译

由于文本不再是一个封闭、固定的系统,转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需要从不同角度来对文本空间进行理解,这样就使得“译文的多元化”成为可能。在文本意义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这样就会造成译文的解释更加多元。正如学者塞莱斯科维奇所说的,翻译者是一名画家,而不是摄影师,翻译者需要做到的是在文本中探寻意义,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在同一部作品中,翻译者对文本的理解是不同的,这样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译本。翻译者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理解,主要和翻译者的文化背景、历史时期、审美能力以及知识水平等多个元素有关。翻译者需要注意的是对“前理解”加以理解,主要指的是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前理解”的概念最先是由学者海德格尔提出来的,学者伽达默尔将其进一步发展,结合这一理论,每个翻译者都处于特定的个人环境和历史环境中,对世界理解是有限的,这样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很难再找到文本最原始的意义。“前理解”为翻译者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并不是一种障碍。正是由于“前理解”理论的存在,翻译者可以和文本之间进行对话和互动,整个翻译的过程是翻译者文本和视域的有效融合,也就是说需要将视域的开放性作为翻译的前提。但是,翻译者需要注意的是,视域的融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次的融合都会出现一个新的视域,这样就可以帮助翻译者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理解,在新视域下为下一次的视域融合提供了可能性。所以说,理解是一个无限过程,翻译多元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翻译者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前理解”的制约。所以,即便是对同一文本来进行翻译,翻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式不同翻译出来的译文也是不同的。该文主要以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作为例子,来分析“这断子绝孙的阿Q”的不同译文版本所蕴含的不同意思。

原文:这断子绝孙的阿Q!

译文一:Oh.Q,may you die sonless!

译文二:God damn you,oh,Q.

译文三:May you and your damned descendents forever burn in hell.

正是因为翻译者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受到了“前翻译”的限制,才得出了不同的翻译效果。第一个译文是中国翻译者翻译出来的,由于翻译者了解这句话背后的中国文化,也就知道没有子孙是对对方最毒的咒骂,所以,选择了直接翻译的方式,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加容易理解,但是对于一些外国读者来说,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第二个译文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都考虑在其中,是从西方读者的角度来进行翻译的,中国读者理解起来有困难; 第三个译文则是兼顾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既包括了圣经中的“地狱”,也包括了中国的“绝后”。这几个不同版本的翻译方式,正是由于翻译者处在不同的视域中,在翻译之后形成了一种新的视域,也体现出了翻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版本的译文,并没有高下之分。学者伽达默尔使用的是“多样化的理解”来取代“更好的理解”。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过程,这样就不需要将创造性思维和“更好的理解”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更好理解的说法,只能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方式。

6 翻译者主体地位的提升

在诠释学中,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强调了翻译者的主体地位。通过分析上述方法,我们可以得出: 文本的开放性为文本翻译的多元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翻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是一个不含感情的翻译机器,翻译者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著名学者乔治·斯坦纳提出了诠释的四个主要步骤,也就是信赖、侵入、吸收以及补偿,通过这些步骤来描述翻译的过程,体现了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正是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辛勤耕耘,才使原作者以及翻译者的影响力通过翻译的形式扩散到全世界。比如,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他所创作的剧本很大一部分都是使用古英文进行书写的,读过原著的人少之又少,即便母语是英语的人士也很难真正读懂莎士比亚戏剧。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翻译作品,才使得莎士比亚戏剧得以闻名全球,散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中,从而使得莎士比亚成了举世闻名的戏剧大师和文学大师。

7 结语

综上所述,诠释学本身就属于一种哲学思想,应用在实际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是存在局限性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诠释学可以为翻译工作提供一个全新的方式和视角,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翻译者的地位,为翻译者的主体性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诠释学翻译理论中,提出了“前理解”“对话”“视域融合”等核心理念。诠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无穷尽的,也是不确定的,并且文本在以往的传统意义上并不是封闭结构,而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这样就为翻译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翻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提升,翻译者也有了更多的热情积极投入到翻译活动中,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世界文学和翻译领域的发展以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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