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太宰治中期作品中“生”的希望体现
——以《女生徒》与《斜阳》为例

詹子乂

（湖北大学，湖北武汉 430000）

太宰治是无赖派文学成就最高、 影响力最大的作家，其创作主题与创作风格多以悲哀沉重、失意彷徨为主。他本人因其最后完成的遗作私小说《人间失格》为大众熟知，因而在大多数读者眼中是一个颓丧低沉、自我否定的破灭型作家。事实上，太宰治的作品中关于“生”的讨论常常是矛盾复杂的，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侧面。

根据创作主题同样有着向上的明朗性，该文将太宰治的中期创作划分为1937—1947年，则代表作有《女生徒》《奔跑吧梅勒斯》《御伽草纸》《斜阳》等。《女生徒》发表于1939年，描写了14 岁的女高中生“我”从早晨醒来到夜晚入睡的整整一天中为所经历的事产生的跳跃、天马行空的感想，最终从感伤中走出，获得内心的丰盛。《奔跑吧梅勒斯》创作于1940年，讲述梅勒斯实现了承诺，用自己的诚信打动了残暴的国王，拯救了挚友的故事。《斜阳》发表于1947年，以战后没落贵族家庭成员为主体，描写这一阶级如斜阳般下落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主要突出了女主人公和子从顺从母亲到渴望改变现状，最终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过程[1]。

虽然这些作品的故事内容不尽相同，但在创作主题上与太宰治前期、后期的颓废沉郁不同，充满着积极向上、面对困难自我战胜的努力，折射出对生命的美好愿景与追求，充满了温暖的希望。该文旨从主人公同样为女性的《女生徒》与《斜阳》出发，分析她们面对一系列困难做出的自我改变与努力，进一步探求太宰治作品创作的另一主题风格——“生”的希望。

1 物质困境——为生存做出的努力

《女生徒》与《斜阳》的故事背景同样是日本的战争社会。面对家庭中男性角色的缺位，两位女主人公同样陷入生活中的物质困境。

相比于直接描写战争的影响，《女生徒》将叙事焦点放在了日常生活中。女主人公原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但因为父亲的过世、姐姐的出嫁、战争的爆发，她的物质生活仿佛从天堂跌入地狱。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战争直接的生命威胁，而是主要体现在母女二人相伴生活的捉襟见肘与她身为年轻女性在社会上的弱势境况上。

女主人公上学途中，遇见四五个工人和往常一样向她说着下流的粗话，她在进退两难之中差点急哭了，最后只能勉强装出笑容。上电车之后，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抢走了属于她的座位。翻开的杂志上以“年轻女人的缺点”为标题列举出一系列对年轻女性的批评与意见的文章——只要她走出家门，步入社会的大环境中，便会感受到并不得不面对自己作为年轻女性所处的弱势情境。但她并没有默默承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而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抗。面对工人们的言语羞辱，她在心里希望自己能尽快变得强大、更淡然。在自己的座位被陌生男子强占后，即使最后被男子故意无视，她也选择了争取自己应得的座位。面对杂志上对年轻女人的批评，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质疑，戳穿了这些批评家含混不清、为写而写的伪善道德面目[2]。

其次，父亲逝世后，母女二人在战争时期的生存更加困难。女学生察觉到了邻居对他们母女的利用与轻看，以及母亲招待他们时的委曲求全、 刻意逢迎。面对恬不知耻、 举止粗俗的访客今井田先生一家，主人公虽然对他们有着厌恶与不满，为了不让母亲失望，还是秉持着基本的待客礼仪忍耐着，对他们强颜欢笑。她想要以体面从容的态度得到邻居对她们母女的尊重。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女主人公分别在家庭、社会的物质生活中遇到了不同层面的困难，虽然她有着处于青春期少女的困惑、忧愁，也因年龄与阅历导致还未拥有完全战胜所遇难题的力量。但与太宰治另外两部小说《道化之华》《人间失格》中同样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大庭叶藏在缺少亲情、 遇到困境时自我堕落、自杀求死的虚无不同，她始终有着坚定的自我反抗、自我保护、想要改变现状的意识。

与未成年的普通女学生不同，《斜阳》 中的女主人公和子则是一个成熟的、 有独立更生能力的成年女性。同样生活在战争环境下，作为一个没落贵族，她则是直接有力地感受到战争给物质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3]。

战争结束后世道大变，为了生存下去，母亲在舅舅的劝告下，卖掉家族的老宅，去乡下生活。在弟弟直治参军未归之前，母女二人一直相依为命。和子首先面临的，是最基本的经济问题。当母女基本的温饱都已成问题时，和子这才意识到家里生活的困难与贫穷的可怕——“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发现没有钱是多么可怕，悲惨而又无可救药的地狱啊”。其次，便是生存能力的问题。以前还是贵族的时候，和子与母亲受人照料、锦衣玉食；当母女二人离开老宅后，为了生存下去，她们必须向周围人学习，凡事依靠自己的双手。在住入山庄后，和子很快便适应身份的变化，没有气馁退缩，开始学着做饭、打理家务，甚至下地干活，学习一系列的生活技能来解决家中经济困难与温饱问题。细心照料着生病的母亲，陪她聊天解闷。与面临着同样生存问题的母亲和弟弟不同——母亲在怀揣对过去生活的留恋中生病过世、 弟弟直治作为归来的“边缘人”在迷茫中沉沦自杀。和子在自己面临一系列的困难时却积极地面对生活[4]。

2 道德困境——“美丽地活下去”

除了在物质生活中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外，女学生与和子同样有着道德上的困惑。

《女生徒》中女学生有着对于纯粹、洁净的美的单纯向往与追求。在她的个人世界里，她将“美”看成衡量万物价值的唯一准绳。对于自然中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眼睛”这一特殊的意象上——“也许是因为长时间注视着傍晚美丽的天空，眼睛才会变得如此漂亮的吧”，“但只要有一双看着它便会让你渴望生活得更美的眼睛，我就心满意足了”。她通过眼睛来影射心灵，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拥有纯粹美的单纯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女主人公有着爱美与追求美的天性，而她自创的洛可可料理则是她审美观念最直接的呈现——“所谓的美，怎么可能容得下内容？ 要知道，纯粹的美，永远都是毫无意义的，是拒绝的道德的”。这里的“道德”便涉及了女主人公对“精神美”的追求——即拒绝虚伪、矫饰的道德，追求真实、纯粹的道德美。这主要体现在她对自我、他人行为举止的反思上。她会对自己粗鲁的发音感到羞愧，反思自己“只生活在观念中，还不懂装懂，无聊地妄自尊大……缺乏生活目标，应该更积极地面对生活和人生”。坐在熟悉的草地上，她由内而外地发现了世界的美好，美丽、 壮阔的自然为她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她躺在地上，有着想要潸然泪下的冲动，想要爱世间所有的一切，并且说“我要美丽地活着”。

同样对战后日本社会价值观混乱、 秩序失衡的状况感同身受，和子则更有行动力。她心中的“彩虹”则是她追求精神美的一种象征。随着时间流逝“彩虹”的光越来越炽热，则是她不断追求新道德的强烈渴望[5]。

和子是一位“爱的革命者”。她拒绝了舅舅为她安排的未来，同时拒绝了不喜欢的画家的求婚，而是“爱”上了弟弟的老师上原先生——一个世俗上的不良分子与不断堕落的失败者。她将自己心中的“爱”形容为“彩虹”，并将对上原的爱恋称为一场“道德革命”。

在写给上原的第二封信中，她向上原谈及了对他和其他那些不良分子的看法——“尽管您在社会上被风言风语地说成是大恶棍，但实际上只是一个遵守常识的人，对吧？ 我不懂什么常识，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那就是精彩的生活”。在和子眼中，上原恰恰是因为堂堂正正地做了自己，所以才是她认为的道德高尚的人。在寄给上原的第三封信中，和子进一步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我喜欢恶棍，而且是贴了标签的恶棍。我也想变成一个贴了标签的恶棍。”“被世间称之为好人而受到尊敬的人，全是撒谎者，全是赝品。我深知这一点。我从不相信这个世间……就算遭到万人的谴责，我也会一个个回击道：你们不是比贴有标签的恶棍更危险的恶棍吗？ ”并且说自己心中彩虹在燃烧，比中断了毒品来源的吸毒者还要痛苦。最后她在信中发出呐喊，反问道：“您就不能冲破道德的阻碍吗？ ”和子的恋爱被神圣化，被作者赋予了拯救苍生的意义。由此和子将恋爱作为破坏旧道德的革命形式，企图代表一个将众生从旧道德的枷锁中拯救出来的“神”[6]。

由此不难看出，和子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思辨能力，她根据亲身经历与书籍中接受的思想理论，逐渐形成了自己对社会现实与人性的洞察，对社会认为的“不良分子”“恶棍”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认知，努力突破着旧道德的困境。

和子与女学生对于新道德的追求则是对当时社会道德失衡现象的不同层次上的思考与感受。作者太宰治则是借她们二人之口来抒发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下无赖派文学思想中的“价值颠倒说”，即堕落等于向上，颓废等于健康。这里的“堕落”并非字面意义上真正的堕落，而是倡导女性要有破坏一切旧道德和旧秩序的勇气，是一种“向上的堕落”，通过“堕落”重建自我人格，找回自我的主体性。她们同时看到了当时社会上的道德困境，渴望做一个真实而纯粹的人，“美丽地活下去”。

3 冲破困境——自我的超越与新生

如果说置身于黑压压的战后日本下的女学生与和子只是庞大社会景象中无数被物质与道德双重束缚的虫蛹之一，那么作者太宰治便有意让她们通过自我的觉醒与努力，撕破笼罩的黑暗，实现自我的价值，飞向新生的光明。

生活中强烈的不自由、 自我个性被抑制是将女学生束缚的厚茧。她意识到冲出围困的方法——渴望拥有美好的生活与值得仰仗的不变信念, 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阻碍。小时候她的想法与别人不同，每当她追问母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时，母亲并没有为她认真解释，反而生气地斥责她。她变得谨小慎微，时刻注意他人的想法。她认识到自己仍然需要“发挥自我个性”，去做一个纯粹、真实的自我。在找到了对母亲及家庭的爱这一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想要冲破道德束缚的愿望后，她将自己与过去经常遭受诟病的女性做了对比——“显然拥有更多正面意义上的女人天性，而且心胸开阔，具备足够的睿智，去潇洒地应对忍辱负重的生活，也对纯粹的自我牺牲之美了如指掌，对不计报酬的奉献之乐深谙在心”。同时她意识到“只有有了清醒的自知之明，并抱着达观的态度，才可能诞生一个冷静而崭新的自我”。这“冷静而崭新的自我”，是她意识到自己个性被抑制、 陷入生活中物质困境与道德困境后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发生的质的改变。相比于之前会不时忧郁、感到烦恼的她来说，现在的她已经冲破了物质与精神上的束缚，实现了自我的新生。

和子比女学生面临着来自家庭与社会双重束缚的更大的压力。舅舅建议母亲将和子出嫁或者送去皇家当帮工。日本传统社会要求女性所具备的思想性格特征是未嫁时一切听从父母安排，有随时为家族利益或是拯救家庭困境而牺牲自我的“孝”意识，没有自我意志和自我思想，一切认知以日本男权社会中的家制度下的道德伦理规范为标准。当和子意识到自己将再次成为传统的家督继承制的牺牲者时，她并没有接受作为长辈的舅舅的提议，而是态度强硬激烈地拒绝了舅舅的两个本质同样是使自己成为附庸的提议，提出了想做女职员、女工等更具有独立性的工作，不愿意成为附属品[7]。

她在母亲病重时与弟弟直治交流各自关于未来的打算，弟弟认为和子要么寻求舅舅的帮助，要么嫁人作为后半生的依靠。当和子将二者都否定后，直治下意识地回答“是自谋生路？哇，好一个劳动妇女。得了吧，得了吧。”而当和子说自己想要当一个革命家时，直治则是一脸惊讶诧异地看着她，由此可见直治潜意识中对于女性独立的否定。这样看来，和子面临来自家庭的不理解与反对。文中盘踞于她心中“蝮蛇”是她生命力的象征。和子认为自己渐渐地朝“蝮蛇”上身的方向发展，她认为自己是“蛇”的感觉也逐渐强烈，抛弃旧身份、渴望新身份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最终她全身充满着活下去的生命力。

弟弟直治在和子与上原成功发生关系的那天早上自杀了。当时的和子感到自己的爱情与理想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产生了极致的幸福感，认为自己迎来了“黎明”，看到了“太阳”。在和子重获新生的同时，直治因为精神上的痛苦而得不到解脱，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直治与和子同样憎恶世俗虚伪的道德，但他们的行动却不同。直治在行动上媚于世俗，和子却言行一致，做出积极的抗争。她以积极对抗的方式摆脱了贵族身份的束缚，反叛了旧贵族制度。直治“消极抗争”后“死亡”与和子“积极抗争”后“新生”彼此映衬，突出和子获得新生在于她敢于冲破日本旧的道德、观念、伦理等的重重束缚，以实际行动拯救即将在世俗的枷锁中窒息而亡的自己。小说结尾的太阳是日本母系社会的象征。意味着生下上原私生子后、完成道德革命的和子不仅获得新生，还意味着她想要拿回母系社会中女性的“人权”。

4 结语——绝望中的希望

阅读太宰治其他女性独白体的作品时，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中期的文学创作中，脱离世俗丑恶的美好善良女性一直存在，与被世间污浊化了的颓丧堕落的男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生徒》中的女学生心境微妙而平和，于脆弱中透着坚强，于多愁善感中透着豁达与开朗，其“想要美丽地活下去”更是被作家本人赋予了生的希望与力量。《斜阳》中的和子，不仅是“生”的希望的代表，还被其赋予了反抗日本传统男权文化的象征意义，从而勇敢地吹响革命的号角。这些女性独白体小说构成了与《人间失格》《道化之华》这类以男性为主体的小说截然不同的体系。虽然他的作品一面表现出走投无路的虚无与绝望情绪，但同时又力图千方百计寻求出路，扭转命运。而这种试图扭转命运的生的希望在《女生徒》与《斜阳》的女主人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其中听不见那种走向毁灭死亡的悲叹，而是像清晨第一缕新生的阳光般美好温暖，给人向上的力量，真实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