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废后事件再探

田志光 朱倩倩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宋仁宗废后事件再探

田志光 朱倩倩

(河南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宋仁宗郭皇后是宋代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皇后被废事件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去太后化”和加强仁宗权威是废后的主要动因，仁宗本人在废后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仁宗通过废后连带的一系列事件彻底消除了章献太后的余威和影响，笼络了朝廷重臣，打压了台谏势力，巩固了皇权，树立了自己亲政后的权威。

宋仁宗；郭皇后；废黜；效果

宋仁宗废黜郭后，之前有学者对此述及，如王志双《荡涤保守政风以开新局的前奏——郭皇后被废与仁宗朝前期政局》[1]一文，主要论述郭后被废是宋仁宗与章献太后矛盾公开化的表现。对仁宗废后过程中吕夷简、范仲淹等大臣态度没有涉及。杨果、刘广丰《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2]一文分析了郭后被废的直接原因是帝后感情衰退，深层背景是刘太后专权结束，加权要素是臣僚力量的介入，对仁宗废后动机及吕夷简、范仲淹等大臣的态度有所述及，但并未作详细探讨。宋仁宗废黜郭皇后，是北宋历史首例，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人事安排的因素，在废后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集中反映出亲政后的仁宗急需稳固皇位，强化皇权的意图，对此学界尚未深入探讨，笔者不揣简陋，拟就此作进一步分析，祈请教正。

一、仁宗在废后过程中消除章献余威

乾兴元年(1022)二月戊午，宋真宗驾崩于延庆殿，年仅十三岁的皇太子赵祯即位，是为仁宗。真宗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亦称章献太后)，淑妃杨氏为皇太妃，“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3]2271。由此，章献太后刘氏名正言顺地取得了统治权。当时仁宗年幼，朝政基本上操控于太后之手。章献太后以遵真宗之遗命暂且处理军国事，并承诺“候皇帝春秋长，即当还政”[4]256。真宗去世的第二年改元“天圣”，“天”在字形上有“二人”之意，天圣即二圣，指代刘太后和宋仁宗，改元“天圣”寓意深远。

天圣七年(1029)，仁宗已到及冠之年(20岁)，而章献太后并未有还政之意，还一度将要求仁宗亲政的臣僚贬黜于外。早在天圣六年(1028)七月，左司谏刘随因请军国常务专禀仁宗旨意，触怒章献太后而被贬于外[3]2476。后来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癸亥，范仲淹因奏请章献太后还政而被贬于河中府通判[3]2526。天圣九年(1031)十月乙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引唐朝“故事”，奏请章献太后分权而被贬，出知应天府[5]9733。明道初，林献可不顾安危奏请皇太后还政，刘太后怒，被贬于岭南[3]2611。可见，在仁宗成年后，朝中大臣要求章献太后还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这些奏疏，章献太后或是不予理睬，或是将上疏之人贬出朝廷，其恋栈贪权本质暴露无遗。直至太后去世才撤帘，仁宗始亲政。

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已经成年的仁宗形同虚设，仁宗心中虽极为不满，但惧于刘太后在朝中的权势，只能隐忍。明道二年(1033)三月甲午，皇太后刘氏崩，遗诰尊杨太妃为皇太后，“皇帝听政如祖宗旧规，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3]2609。此时仁宗已24岁，可以自行处理军国政事，而章献太后遗诏还让杨太妃与仁宗同议军国事，御史中丞蔡齐对执政说：“上春秋富，习天下情伪，今始亲政事，岂宜使女后相踵称制乎？”[5]9637此时的仁宗已不可能再遵章献太后遗诏。于是，四月丙申，直接删去遗诰中“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3]2610的字句。刘太后的一系列做法和行为激起仁宗的强烈不满，亲政后的仁宗如欲掌控朝政，自如地施行皇权，首先要做的就是消除太后的余威。

宋仁宗亲政之始，政局并不平稳。章献太后去世后，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悲痛欲绝，多日不视朝，下哀痛之诏自责[5]8617。章献太后在世时，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5]8616。加上“言者多追斥垂帘时事”[3]2617，仁宗心中自是愤懑。此时仁宗做了两件事：

首先，更换宰辅，逐章献太后所用之人，重用因请章献太后还政而被罢黜之人。仁宗亲政后就更换宰执班底，试图消除章献太后影响。仁宗对宰执班底作了调整，罢黜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晏殊、陈尧佐，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3]2612。集贤相张士逊升为首相(昭文相)、工部尚书李迪任命为相，王随为参知政事，以李咨、王德用为枢密院副长官[3]2613。章献太后所用宰辅大臣，仁宗亲政后大多被罢免，宰辅是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的要员，亲政之始的仁宗把亲附章献太后之臣罢免，由此看来，仁宗对太后在世时对朝政的安排的确存有不满。亲政后仁宗对章得象说：“向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5]10205可见，章献太后在世时，仁宗所掌权力极为有限，朝臣任免权基本操纵于太后之手。亲政后仁宗为了消除章献太后影响，把太后在世时所用之人罢黜出朝。亲政后的仁宗对于因上疏请求章献太后还政而被贬于外的大臣即召回任用。可见仁宗对于公然上疏让章献太后还政的臣僚心存感激。刘随、范仲淹、宋绶、林献可等皆因上疏请求章献太后还政而被贬于外，仁宗亲政后他们皆被升擢。明道二年(1033)四月庚戌，以流人林献可为三班奉职[3]2611。太常博士、秘阁校理范仲淹为右司谏。宋绶为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都省、兼判太常寺、知审官院。“及太后崩，诸尝言还政者多进用”[3]2614。自此仁宗建立起自己的执政班底。

其次，仁宗在安排好宰执大臣后，为进一步消除章献太后余威，还废黜章献太后为其选立的皇后。《涑水记闻》卷五载：

初，庄献太后称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太后崩，上始得自纵。适美人尚氏、杨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赏赐无算，恩宠倾京师。郭后妒，屡与之忿争。尚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批上颈，上大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因密劝上废后。……十二月乙卯，称皇后请入道，赐号“净妃”，居别宫……上直以一时之忿，且为吕夷简、阎文应所谮，故废之。[6]56-60

以上史料传递给我们如下信息：第一，章献太后去世后，仁宗宠幸尚、杨二美人，而郭皇后因与尚杨二美人争宠误打仁宗脖颈，仁宗大怒，由此招致被废。第二，仁宗废郭皇后是因为一时之忿，而吕夷简、阎文应则起了主导作用。从事情的表面看，确实这样，但事实果真如此？其实郭皇后被废事因复杂。首先，郭皇后之立并非仁宗本意。“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备选。章献一见，以为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侄从德”[7]115，王氏乃王蒙正之女。在正式选后时，仁宗属意于大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但章献太后却坚持立另一大将郭崇之孙为皇后。“天圣初，骁骑卫上将军张美曾孙女与郭后同入宫，上意属之，将选为后，而太后固欲立郭后，于是，以张氏为才人。”[3]2405在立后人选上仁宗和章献太后并未达成一致，而最终所立之人乃章献太后选定的郭氏。在仁宗的婚姻上，章献太后可谓强行贯彻自己意志。在太后压力下，仁宗只能听从安排立郭氏为后[3]2369。而在仁宗心里，郭皇后是太后选定之人，自然将之与太后势力归为一体。再者，仁宗无法容忍郭皇后善妒，屡与其他妃嫔忿争，加上章献太后在世时“后挟庄献势，颇骄”[3]2648，在感情上，郭皇后与仁宗遂见疏。在权势上，郭皇后又依附于太后。章献太后在世时，“后恃章献骄妒，后宫莫得进，上患之，不敢诘”[6]104-105。仁宗因忌惮，对郭皇后能忍则忍。章献太后去世后，为消除太后余威，被太后所立又把持后宫的郭皇后必然会被废黜，郭皇后之废其实是仁宗与章献太后矛盾所致。郭皇后被废黜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仁宗本人。仁宗亲政后不久，吕夷简因郭皇后的一句话经历了第一次短暂罢相，吕夷简罢相表面上与郭皇后有关，深究其深层原因，还是仁宗与章献太后之间潜在的矛盾所致，然而这却直接影响到吕夷简在仁宗废后过程中所持的态度。

二、仁宗借助废后笼络朝廷重臣

明道二年(1033)，仁宗亲政后，宰相吕夷简对朝廷积弊手疏陈八事，“曰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其劝帝语甚切”[3]2613。吕夷简提出的绝女谒、正朝纲，正中仁宗下怀，仁宗亲政后，对吕夷简信赖有加，并和其谋划罢黜张耆、夏竦等太后所用之人，吕夷简对仁宗做法亦表示赞同。亲政之始的宋仁宗除了敬佩吕夷简的才能外，仁宗亲政前吕夷简所做的两件事也让其获得了仁宗的信任。其一，吕夷简劝说章献太后将荆王之子遣还邸中。初，章献太后抚养荆王子于禁中，待其年长，夷简请出之。章献欲让其与仁宗伴读，夷简曰：“皇帝富于春秋，非亲儒学之臣，则恐无以辅导圣德。”即日命还邸中[8]411。章献太后将真宗异母兄弟荆王子养于宫中，荆王子允初渐渐长大，这对尚未亲政的仁宗来说是一潜在威胁，吕夷简奏请章献太后请出允初于府邸。吕夷简此举，解除了对仁宗潜在的威胁。其二，吕夷简奏请章献太后厚葬仁宗生母李宸妃[5]8616。对此仁宗也是感恩的。仁宗对吕夷简如此信任，但在仁宗亲政后不久，吕夷简却经历了第一次短暂的罢相，史载：

吕夷简、张士逊同相在天圣，明道间。章献后上仙，仁宗始亲政，与夷简谋。枢密使张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皆章献所任用，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罢。夷简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练州。及宣制，夷简大骇，不知其故。素厚内侍阎文应，使为中诇。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后再相，赞成废后之议，实原于此。[9]55

由以上史料记载我们了解到：第一，仁宗亲政之始，与吕夷简商议罢黜章献太后所用之臣，起初吕夷简并不在罢黜之列，事后仁宗将此事告知郭皇后，郭后一句“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仁宗并罢吕夷简。仁宗罢宰相吕夷简表面上看是因为郭皇后的一句话，实则不然。其实，吕夷简被罢的深层原因实乃仁宗与章献太后之间的矛盾所致。仁宗亲政之始，为消除章献太后影响，罢免了章献太后时的故旧之臣，而吕夷简从天圣七年(1029)二月担任宰相到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去世，任相四年有余。亲政后的仁宗想极力摆脱太后的影响，彻底更换宰执班底，而在章献太后垂帘期间任职四年的宰相吕夷简亦不可幸免。仁宗虽然对吕夷简信任，但君臣之间的信任与帝后矛盾相比亦显得微不足道。第二，吕夷简在得知自己被罢相位后，很惊讶，不知其故，后通过阎文应得知是因郭后而罢相，吕夷简由是对郭皇后心存不满。七个月后，吕夷简复相，正逢仁宗酝酿废后之机，吕夷简因前罢相故，遂主仁宗废后之议。

当吕夷简得知郭皇后与尚、杨二美人争宠，误批仁宗颈，仁宗大怒，有废后意后，提出两条有利说辞支持仁宗废后，一是立后九年无子当废，二是古亦有之，废之未损圣德。而吕夷简在仁宗废后过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帮仁宗封堵言路，减弱朝野舆论压力。

在得知仁宗有废后意时，台谏官员纷纷上疏反对，而吕夷简“先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疏”，“台谏章疏果不得入”[3]2648。台谏章疏传不到仁宗手中，并不是吕夷简利用手中权势压制台谏，封堵言路，而是仁宗已决然废黜郭皇后，让作为宰相的吕夷简为自己阻挡台谏劝谏，吕夷简是在仁宗支持下才得以有效控制台谏。台谏章疏无法递入，右司谏范仲淹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护殿门者阖扉不为通，道辅抚铜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对于台谏官员的伏阁请对，仁宗“诏宰相召台谏谕以皇后当废状”[3]2648。可见仁宗不想听台谏官员当面进谏，而是下诏让宰相吕夷简就郭皇后当废状向台谏官员说明。接到仁宗诏令，孔道辅等前往中书，见到宰相吕夷简问道：“人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对孔道辅等人的废后质疑，吕夷简简单答道：“废后自有故事。”对于吕夷简引汉唐废后故事支持仁宗废后说辞，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反驳道：“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余废后，皆前世昏君所为。上躬尧、舜之资，而公顾劝之效昏君所为，可乎？”对范仲淹等人的反驳，吕夷简不知如何回应[3]2648。通过这段台谏官员与宰相吕夷简的争论可知，吕夷简提供仁宗废后言辞并没有说服力，可见仁宗废后理由不充分。既然仁宗已决然废后，吕夷简劝谏仁宗，“台谏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乃议逐道辅等”[3]2649。仁宗明白废后理由不充分，即使作为皇帝也无法应对台谏官员的废后缘由质疑。既然如此，仁宗就采纳吕夷简建议将孔道辅、范仲淹等人罢黜出朝，以阻断废后带来的朝野舆论压力。

吕夷简附和仁宗废黜郭皇后，除了因第一次罢相私怨，更主要的是不希望再次失去宰相之位。仁宗废后过程中，宰相吕夷简支持仁宗废后之议，并帮助仁宗封堵言路，有效控制台谏。而与吕夷简同在相位的李迪和参知政事宋绶等人亦支持仁宗废后[10]94-95。同在相位的李迪与吕夷简的立场相同，因支持仁宗废后还曾与孔道辅发生争论。对于台谏官员的伏阁请对，仁宗让其前往中书，让宰相把皇后当废状向台谏说明，这表示在台谏官伏阁请对前仁宗废后已得到同主中书的吕夷简、李迪的支持。而同时期的参知政事宋绶，是在明道二年(1033)十月，吕夷简再相时，举荐其为参知政事的，既然宋绶因吕夷简举荐担任参政，说明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景祐二年(1035)，宋绶在吕夷简授意下编修《中书总例》四百一十九册，并得到仁宗褒奖[3]2758。景祐四年(1037)四月，宋绶因被仁宗怀疑与吕夷简有朋党之嫌而并罢，当时“宰相吕夷简、王曾论议数不同。绶多是夷简，而参知政事蔡齐间有所异，政事繇此依违不决，于是四人皆罢”[5]9735，可见在朝堂上宋绶多支持吕夷简。其后吕夷简之孙、吕公著之子吕希纯娶宋绶孙女、宋敏求之女，宋、吕两家关系更为亲密。史料虽未明确记载宋绶在仁宗废后过程中所持态度，但通过吕夷简与宋绶关系可以推知，宋绶不会站在吕夷简的对立面反对仁宗废后。而且郭皇后被废时，仁宗命宋绶草诏云：“当求德阀，以称坤仪”[5]9734。如若宋绶反对仁宗废后，仁宗亦不会让其草诏。由此可见，以吕夷简、李迪为首的宰臣支持仁宗废后。

除了宰执一方，内侍副都知阎文应，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范讽亦支持仁宗废后。阎文应是仁宗身边宦官，为掌握宫中动向，吕夷简“素厚内侍副都知阎文应”[5]10208，并与之相结，因此当仁宗有意废后时，阎文应附和吕夷简怂恿仁宗废后。范讽“力挤士逊，援吕夷简入相，又合谋废郭后，欲夷简引己置二府，然夷简惮讽，终不敢荐也”[3]2689。可见范讽想让吕夷简引荐自己进入二府，而与吕夷简合谋废郭后。因此，阎文应是与吕夷简相结而支持仁宗废后，而范讽则是因个人仕途与吕夷简合谋废郭后，无论二人动机如何，都是仁宗废后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右司谏范仲淹，御史中丞孔道辅，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等反对仁宗废后外，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将作监丞富弼站在祖宗之法的制高点上也反对仁宗废后。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将作监丞富弼连续上奏反对废后[11]270。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废后将扰乱纲纪，二是郭皇后自居中宫不闻有过，三是废后有违祖宗法度。在这三个原因中他们更看重废后是否有违祖宗之法。自宋以来未有废后，段少连、富弼皆认为仁宗废后不遵祖训，有违祖宗法度，无以书史册以示子孙。但他们的章奏并未起到劝谏作用，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等宰辅大臣的支持下，郭后最终被废黜。

三、仁宗通过废后打压控制台谏势力

仁宗在废后过程中，深感台谏势力的庞大及其拥有的巨大影响力，意识到如果想加强皇权，有力控制朝政，就要对反对自己的台谏势力进行压制。这样，才能树立亲政后的皇帝权威。

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孔)道辅等始至待漏院，诏道辅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罚铜二十斤。故事，罢中丞，必有告辞。至是，直以敕除。道辅比还家，敕随至，又遣使押道辅及仲淹亟出城”[3]2649。可见，仁宗处置孔道辅、范仲淹如此急速，仁宗将范仲淹等人直接用敕罢免，后又遣使押送孔道辅、范仲淹快速出城，可谓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帮助下，封堵言路，将反对废后的台谏官员或贬黜出朝，或罚铜，以快速之势镇压朝廷舆论。

明道二年(1033)，仁宗亲政后，四月范仲淹出任右司谏，十二月因伏阁谏请仁宗不要废后遭贬。仁宗废后理由不充分，无法说服台谏官，就将范仲淹、孔道辅等人贬黜出朝。但仁宗明白范仲淹等人并没有错。为消除章献太后影响重掌政权，仁宗废黜郭皇后是亲政后第一次强行贯彻自己意志，却受到台谏势力阻碍。仁宗自即位起，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十余年，太后去世后，始亲政的仁宗急于在前朝后宫贯彻自己意志，但废后事件台谏官员的反对，让仁宗知晓，这一时期台谏势力是其亲政后树立皇帝权威的一大阻碍。对台谏官员在执政上设限反对行为，仁宗是不满的。亲政之始的仁宗，需要朝政上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于是，仁宗为有效控制朝政借废后事件，打压台谏势力，树立皇威，加强皇权。

反对仁宗废后的台谏官范仲淹、孔道辅分别被贬于睦州、泰州，和他们一起伏阁请对的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杨偕、郭劝等人皆被惩处。知谏院孙祖德“言郭皇后不当废，获罪，以赎论”[5]9928。侍御史蒋堂“论奏郭皇后不当废，坐赎”[5]9912。“时郭皇后废，偕(杨偕)与孔道辅、范仲淹力争。道辅、仲淹既出，偕止罚金。”[5]9954“郭后废，涣(刘涣)与孔道辅、范仲淹等付阙争之，皆罚金。”[5]10493可见，上疏请对仁宗废后的台谏官皆受惩处，主要反对者被惩处，就大大减弱了废后带来的朝野舆论压力，这是仁宗迅速平息废后风波的手段。从以上分析可知，章献垂帘期间，仁宗受制，这一时期仁宗需要忠心直谏之臣来平衡君权与后权，仁宗起初对范仲淹的信任与好感正源于此。章献太后去世，局势发生转变，而这一时期，始亲政的仁宗需要朝政支持者，而台谏官在这一时期反而成为仁宗施政的阻碍，因此仁宗恰借废后事件打压台谏势力。皇帝对官员的任免与罢黜，是根据不同局势的需要作出选择，仁宗对吕夷简、范仲淹如此，对其余台谏官亦是如此。

右司谏范仲淹因反对仁宗废后被贬于睦州，又徙苏州。但很快就被召还，知开封府[12]333。康定元年(1040)三月，赵元昊反宋，仁宗知仲淹才兼文武，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8]467。庆历二年(1042)九月，又拜陕西四路安抚缘边招讨使[8]469。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御史中丞孔道辅率谏官反对仁宗废后被贬泰州，不久，徙徐州，又徙兖州，进龙图阁直学士，迁给事中。在兖州三年，复入为御史中丞[5]9885。

殿中侍御史段少连与孔道辅等伏阁请对郭皇后不当废，坐赎罚金。改开封府判官、直集贤院，出为两浙、淮南、陕西转运使。后又兼侍御史知杂事。几个月后，又担任三司度支副使。段少连质直自任，遇事无大小决遣如流，不为权势所屈。待其去世，仁宗甚为叹惜[8]488。侍御史蒋堂论郭皇后不当废，坐赎。不久迁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为江南东路转运使，徙淮南，兼江、淮发运使[5]9912。后又到苏州，入为盐铁副使，安抚梓夔路，拜天章阁待制、制置发运使[8]489。将作监丞富弼因上疏仁宗废嫡后逐谏臣，通判绛州。景祐四年(1037)，召试馆职，迁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宝元初，赵元昊反，富弼上疏陈八事，议者以为有宰相气。召还，为开封府推官，擢知谏院[13]528。庆历二年(1042)，改右正言、知制诰。庆历三年，任枢密副使。

综上所述，范仲淹、孔道辅等台谏官因反对仁宗废后被贬于外，但仁宗对他们的贬黜只是暂时的。废郭后事件平息，曹皇后被立，仁宗有力控制朝政后，他们皆被召回，并委以重任，范仲淹、富弼还一度入主中书。由此可见，亲政后的仁宗借废后打压台谏势力，是加强皇权的权宜之计，而借此树立皇帝权威才是根本。

四、余论

宋仁宗郭皇后是北宋第一位被废黜的皇后，郭后之立实乃章献太后出于政治的考量，并非出自仁宗本意。章献去世后，亲政之始的仁宗，为消除章献太后余威，改变郭后把持后宫的状况，决定将郭后废黜。郭后被废是仁宗反章献太后之表现，也是帝后之间潜在的权力矛盾使然。仁宗在废后过程中驾驭重臣，有力借助宰辅力量，控制朝政，加强皇权。吕夷简附和仁宗废后，虽是出于首次罢相私怨，但更重要的是不想再次失去宰辅高位。仁宗废后过程中，以范仲淹、孔道辅等为首的台谏官因反对仁宗废后被惩处，此事虽是因废后所致，但仁宗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仁宗借废后之机打压台谏势力，是其树立皇威、加强皇权的权宜之计。吕夷简的首次罢相，范仲淹、孔道辅等人因废后被贬，看似都与郭皇后有关，但究其深层原因，却是仁宗与太后之间的矛盾所致，他们都是仁宗为消除太后对朝政影响而采用的一系列措施。而吕夷简被罢相七个月后又重新被起用，范仲淹在庆历年间出将入相，此亦说明仁宗对朝臣的任免多是根据形势之需，以此在朝廷中贯彻自己的意志，树立皇帝权威。

[1]王志双.荡涤保守政风以开新局的前奏——郭皇后被废与仁宗朝前期政局[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2(3).

[2]杨果，刘广丰.宋仁宗郭皇后被废案探议[J].史学集刊，2008(1).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6]司马光.涑水记闻[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7]王明清.挥麈后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8]王偁.东都事略[M].济南：齐鲁书社，2000.

[9]赵与时.宾退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10]田况.儒林公议[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11]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3]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韦琦辉】

2016-07-1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宋朝中枢决策与民间舆情互动关系研究”(编号：13YJC77004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一等资助项目(编号：2016M590112)； 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宋代历史文化”支持计划(编号：2014-CXTD-05)；

田志光(1981—)，男，河北南皮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朱倩倩(1990—)，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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