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沃尔夫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类型研究

夏玉凡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普陀 200241）

大卫·沃尔夫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类型研究

夏玉凡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普陀 200241）

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大卫·沃尔夫在《资本主义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文中对以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类型进行了回顾与评价。他重新梳理了斯维奇、谢赫、伊藤诚等人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类型的划分，并在此基础上，依据伊藤诚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类型的划分，沃尔夫对几种主要的危机理论类型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和评价，以此呈现出每一种危机理论类型的内在的形成逻辑和发展历程。

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资本生产过剩理论；长波理论

1 缺乏共识的危机理论

在关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类型的讨论中，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大量的论述集中在从马克思在不同著作中以不同的理论逻辑对经济危机理论进行论述。沃尔夫认为深入研究这些理论就可以看出：这些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争论中许多方面是被夸大，不需要将解释经济危机的类型详细的划分，而是将它们整合到一个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综合的解释当中。但是在这些整合当中，并没有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危机对工人阶级的演变有什么影响？这种关键性问题难以达到共识可以在对危机理论不同的分类中显现出来，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斯维奇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危机理论类型：（1）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相联系的危机理论；（2）由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比例失调导致的危机；（3）由于资本限制工人消费能力的长期趋势，导致其限制了剩余价值在实现中产生的危机[1]。在此基础上，安瓦尔·谢赫增加了第四种危机类型：由于劳动后备军的扩张和收缩中产生的利润挤压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伊藤诚提出了四种主要的危机理论，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两种危机理论：资本过剩理论和商品过剩理论。其中资本过剩利润又可以分为与利润率趋势相联系的危机理论、相比劳动人口的过度生产理论。商品过剩理论可以分为比例失调论和消费不足论。沃尔夫正是依据伊藤诚对危机理论类型的划分，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展开讨论。

2 比例失调论和消费不足论

沃尔夫首先对比例失调论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对比例失调论对激烈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二国际当中，这其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鲁道夫·希法亭表现的尤为明显。他们以《资本论》第二卷中再生产模型作为其危机理论的核心。曼德尔认为他们对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的理解存在根本性的误解，并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式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存在是可能的。然而曼德尔的这个观点确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忽略了比例失调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另一个层面的必然事实。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关键在于阐明资本主义调节两个不同部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市场无法提供充足的信息来保证不同部类之间均衡所要求的信息，因此，比例失调论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中一个组成部分。沃尔夫认为马克思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是由比例失调导致的危机，但是这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来源于不同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如今的比例失调论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其次，沃尔夫着重讨论了消费不足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发展。虽然早期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仍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具体来说，消费不足论比较完整的阐述是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提出的。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来源于缺少充足的货币去实现剩余价值。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未能被资本家完全的消耗殆尽，而是被加入到总资本中进一步加以扩大生产，但缺少购买产品的出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在这个封闭的体系中解决这个问题，唯有通过外部市场寻找资本品的突破口。由于长期的消费不足趋势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构成了帝国主义持续扩张的原因。卢森堡的理论也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列宁和布哈林是其中主要的批评者。布哈林指出，卢森堡理论的错误在于误解了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在扩大再生产图式中，一部分资本成为了可变资本，即工人的工资，这为消费提供了为增加产出的消费购买力。布哈林把消费不足论的根源视为资本一种不变的趋势，并努力提高整体剩余价值总量以及限制工人的购买力。伊藤诚认为：布哈林“把危机的根本矛盾置于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内部关系当中，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外部关系上，把消费不足论进行了净化”[2]。

此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斯坦德尔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寡头竞争以及消费不足趋势之间的关系。斯坦德尔首先从微观层面出发，假设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故意持有超额生产力的生产者。这些生产者希望在经济扩张的初期，而不是在经济扩张到来之后就具有迅速扩大生产的能力。从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故意保持超额生产能力则是一种常态。此外，寡头产业凸显出一种价格刚性的下降和更高的准入障碍的特征。生产者试图通过足够低的价格，以期把新的竞争者排挤出产业。由于不同的成本优势为寡头产业提供了新书，因此技术创新的过程倾向于提高寡头垄断的利润率。高利润促进了资本内部积累率的提高，并最终导致垄断资本更高的集中。因此，斯坦德尔总结道：“内部积累率与净利润率将逐渐趋于一种最大化的状态，并且是由产业增长率、资本集约化程度以及现有产能的淘汰率决定的”[3]。他对美国主要行业利润份额从1898年-1939年趋势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个结论。在这些行业，高度集中化和实质性的障碍阻碍了造成了产业壁垒，利润的份额呈现出长期趋势的增长。

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斯坦德尔进入宏观层面进行分析。在给定产能水平的前提下，经济中寡头部门的利润率逐渐倾向于上升。国民收入从工资向利润逐渐的转移对有效需求产生了压力，并且进一步导致国民收入和产出能力的下降。单个企业试图通过降低产能利用率实现发展的调整，这种策略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从整个经济规模来说，这种策略创造出了更高水平的产能以及更大程度的需求不足。斯坦德尔指出：“寡头垄断逐渐被引入到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变化，从而使得它容易呈现出一个资本积累的下降，进一步的落后增长”[4]。与寡头垄断组织相比，生产力利用率的下降和有效需求水平的降低导致竞争部门中企业边际利润压力加大。这样就会导致大量竞争力较小的企业破产，寡头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加剧了资本主义停滞的趋势。因此，这些宏观经济假说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他对经济增长停滞的预测，即资本和储蓄的下降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为了寻找出造成下降的原因，斯坦德尔孤立了一个已经成熟的因素，即在美国经济发展占据主导地位的寡头垄断格局的发展。

除此之外，斯坦德尔强调了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积累理论之间的联系。他区分了马克思关于长期资本积累趋势、危机理论中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与消费不足论之间的关系。在批判性的剔除利润率下降趋势之后，斯坦德尔着重讨论了消费不足论的问题，他认为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展导致剩余价值的不断提高，但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依赖充足的市场表现而存在。这种情况只有在资本家的投资和消费相应增加情况下才可以实现。如果这种增加没有实现，剩余价值就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形成。沃尔夫认为斯坦德尔对消费不足得分析精妙在于他的理论模型在分析方面具有完整的严密性，同时他运用统计数据来论争整个假说。尽管他的数据来源于二战之前，但是他的整个理论对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兰和斯维奇在其著作《垄断资本》中明确地阐明他们的理论借鉴了斯坦德尔的理论。斯坦德尔并不认为借款作为国家主要的非生产性开支，因此有必要分析其理论存在的一定缺陷。首先最重要的是，他承认他严重低估了从战时和战后军事研究中引进的新技术创新的扩张性影响，战时的准备创新为扩大战后投资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刺激。其次，斯坦德尔没有考虑到寡头垄断部门的工人工资会随着盈利率的变化而变化，更没有考虑到这种变化对利润份额上的影响。他剔除了工会在工人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只是从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对调解劳动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3 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的危机理论

结束对消费不足论的讨论后，沃尔夫开始对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危机理论进行了考察。他把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与利润率下降趋势联系在一起。这种危机理论最早是由艾利西·普莱西尔在20世纪初提出的，并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在1929年做了详细的论述。格罗斯曼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把与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危机理论相联系。具体来说，格罗斯曼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入手讨论了利润率下降趋势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联系。他认为利润率下降会导致资本主义最终的崩溃，但他也强调资本主义的崩溃机制不是自动的，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一种微弱的关系，以此来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因此，格罗斯曼成功的把经济危机理论的周期性现象转化为陷入长期停滞的资本主义危机。格罗斯曼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其继承者保罗·马迪克，在继承格罗斯曼理论的基础上，马迪克进一步发展其理论，他坚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范畴分析，是为了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解释具体的市场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关键在于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以供资本家维持资本的扩张，马迪克认为只有在剥削率提高足以弥补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的影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才可能被避免。“毫无疑问的是，最终还是会到达这一点，即从羸弱的工人阶级中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至于无法能够再一次扩大资本的积累”[5]。他强调这种理解的思路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进一步抽象，通过这样的理解，表明了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但是并没有决定它崩溃的准确时间。在他的分析当中，周期性危机的爆发是利润率下降长期趋势在长期发展中观察的实际展现，这种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与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状况相一致。只有通过重建利润率并且刺激进一步积累的利润才有可能克服其经济危机。而真实的危机源自于在流通领域作为实现的危机表现出自身，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危机既不是来源于生产领域也不是来源于流通领域，而是来源自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当中。马迪克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视为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的组成部分，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它通过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以一种暴力的方式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要求”[6]。与格罗斯曼不同的是，马迪克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视为一种周期性的危机，而不是一种长期性的特征，但是他们在资本主义最终崩溃上的观点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可能演变成最终的危机，如果这种危机不产生，那么仍将是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内在条件。可以说，马迪克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也受到了许多非议，因为这种危机理论是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那么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否能够准确地预测到持续的上升呢？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大量批判性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尝试把马克思的价值关系表达方式转变为价格的表达方式，这是引起众多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话题，也是利润率下降趋势持续保持争议的重要根源。

4 资本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在《价值与危机》中提出了资本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理论。伊藤诚比较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有关经济危机的论述。他认为成熟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了资本的过度积累上。随着资本积累过程的不断加深，资本广化的发展远远超过资本深化的发展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繁荣时期，资本家倾向于在原有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其生产能力，而不是消除现有的固定资本，并且用新生产技术来取代。在这种资本积累环境下，必然伴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也必然导致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利润率的上升。那么这就会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不能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就抛弃已经过剩的资本？伊藤诚认为如果不考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信用制度问题，是无法进一步理解这一个过程的。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利润率的波动与商业周期循环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繁荣时期的低利率，危机时期的高利率。在繁荣时期，利润率和工资水平都倾向于同时上升，对额外的劳动和货币资本的需求也在同时上升，因此，引发危机实际发生的根源在于投机活动的不断增加。工资随着资本的过度积累而不断地上升，作为对工资上升的反馈，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的市场价格也开始随之上升。工资水平的上升带动了对消费品或者用来生产消费品的需求的增加，从而引发了市场价格的上升。随着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围绕商品价格的非生产投机行为的信用体系开始受到紧缩，货币市场的不断萎缩使得利率承受了大量的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本的过度生产和积累引起三种相互联系的结果：工资的上升、利润率的压力以及高利率。在这三种相互联系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无法获得更多的利润，闲置的资本开始迅速的贬值。得以生存下来的企业开始重新集聚新的货币资本，资本深化的过程得以进一步加深。随着资本的重新积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得以恢复，新的利润率水平线也重新出现，产业循环再一次回到它自己的轨道之上。伊藤诚认为，商业周期，包括周期性危机的爆发，构成一种调节资本家之间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价值关系的内在机制。

沃尔夫认为伊藤诚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许多先前的危机理论存在的局限性。他提供了一个清晰连贯的，并且可以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积累条件的限制。然而，沃尔夫也指出，伊藤诚的理论仍然存在着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学机制中抽象出危机过程的一个方面问题。[5]他认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时，最核心的问题不在于哪一种的危机理论可以完整的阐述马克思最初对危机的设想，而是在于应该认识到所有的理论分之都源自于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马克思当初思考经济危机的本质。

5 长波理论

最后，沃尔夫讨论了长波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贡献。资本主义长波理论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范·盖尔德伦（Van Gelderen）和德·沃尔夫（DeWol f f），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个概念的提出归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他通过对19世纪价格波动的研究得出了长波理论。尽管他自称其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观点并不被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沃尔夫认为将长波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最好的归属于曼德尔，他在其三本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把对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解释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模式整合在一起。他将其理论观点建立在一种把危机的爆发并不归咎于任何一种单因素的危机类型之上。沃尔夫认为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产业周期上升和下降与技术基础的根本转变的区分。曼德尔认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是放置在两个不同时间维度中进行的：短期产业周期分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周期。而忽视了长周期对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因此有必要将长波理论引入到分析维度当中，以便提供一个连贯一致的理论分析当中，并能够保证与现有的经验数据相吻合。

曼德尔将长波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诠释了在资本主义扩张阶段利润率趋于上升，在萎缩阶段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根本原因。当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抵消作用逐渐减弱时，利润率在一段时间内的下降趋势是连续的。相反，当这种趋势以一种“有力和同步”的方式发挥其作用时，长波的扩张阶段就产生了。在长波开始之后，尽管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可以用来描述长波的趋势，但是，从扩张到收缩阶段的转变，停滞期的结束以及向新的扩张趋势的改变只能通过其他因素得以解释。这些因素包括战争、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区扩张等方式来实现。此外，曼德尔还对长波阶段中的转变、技术创新强度以及阶级斗争强度变化的联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技术创新时期往往与由下而上阶段转变相联系。由于企业家的利润预期无法支撑对新技术的大规模投资，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在长波下降阶段会呈现出延迟的状态。当处于扩张阶段和利润率上升时，资本家可以轻易的得到大量的创新准备，并且构成了扩张阶段关键的因素。最后，曼德尔将四个连续长波的不同形式对劳动过程的组织联系起来。每一个长波的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劳动过程中的稳定程度为特征。处于长波上升阶段的扩张时期与劳动过程的组织相对微弱的变化相联系，现有的劳动过程组织受到当前通行技术的限制。相对适当的利润率降低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进行根本性改变的动力，在长波上升时期，整个经济的繁荣环境使得资本家不愿意加剧阶级斗争的强度，但是在劳动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会不断加剧阶级的斗争。当处于长波下降阶段时，传统的稳定性被破坏，资本家为了获得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进一步加剧了阶级斗争。结果就导致他们不再关心劳动过程中整体性变化导致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劳动过程中重大的变化都是以实验的性质产生在长波扩张结束阶段，这种情况在整个经济处于萧条阶段是十分普遍的。决定萧条程度的长短并非取决于主观因素而非内生因素，并且部分原因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抵抗程度。

沃尔夫认为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添加了十分重要的内容，曼德尔尝试着克服短周期经济危机理论与资本主义崩溃的长期趋势之间的割裂。此外，曼德尔对长波之间的联系，对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劳动过程中的重新建构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培养都有着独特的贡献。沃尔夫认为曼德尔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商业周期中的周期性波动同长波理论中的长期性结构性危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沃尔夫也指出，曼德尔的长波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尽管曼德尔意识到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在生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忽视了它们对上层建筑产生等量级的影响。沃尔夫认为曼德尔未能理清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既是解决长波萧条阶段的结构性危机的结果，同时也是战后长波产生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曼德尔在之后的研究中陷入理论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卫·戈登创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将政治和社会因素加入到分析资本主义的框架当中，填补了曼德尔研究中的理论缺陷。

沃尔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划分应该建立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建立在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当中，而是应该把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分析因素放置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框架当中，同时还应该包含政治、社会、科技和文化等多种因素，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渐改变。

注释：

①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and London. 1970: P9-10..

②Makoto Itoh, Value and Crisis, 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P. 123.

③Joseph Steindl,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New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P. 51.

④Joseph Steindl,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New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P. 123.

⑤Paul Mattick，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 White Plaims, NY: M. E. Sharpe 1981, PP. 54-55.

⑥Paul Mattick，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 White Plaims, NY: M. E. Sharpe 1981, PP. 81.

⑦David A. Wolfe, Capitalist Crisis and Marxist Theory,Labour/Le Travail, Vol. 17, P237

[1]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ndLondon. 1970: P9-10.

[2]Makoto Itoh, Value and Crisis, 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P. 123.

[3]Joseph Steindl, 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P.51,123.

[4]Paul Mattick，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White Plaims, NY: M. E. Sharpe 1981, P54-55,81.

[5]David A. Wolfe, Capitalist Crisis and Marxist Theory,Labour/Le Travail, Vol. 17, P237.

David Wolf's Study on Marx's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XIAYufan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 hai 200241)

American Marxist David Wolf reviewed and evaluated the previous Marx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type. He re-combed the Svich, Sheikh, Itou Makoto and others'classification of Marx's economic crisis theory.On the basis of this, Wolf has made a full discussion and evaluation of several major types of crisis theory.

ds：The Theory of Proportion Disorder; 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Insufficiency; The Decreasing Trend of Profit Rate; The Theory of Capital Overproduction; The Theory of Long Wave

A81

A

1672-2094(2016)06-0008-05

责任编辑：邓荣华

2016-10-15

夏玉凡（1991-），安徽合肥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