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陶的经世思想(上）
——兼与李白、杜甫和袁枚的比较

郑家治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张问陶的经世思想(上）
——兼与李白、杜甫和袁枚的比较

郑家治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清代以诗书画闻名的张问陶虽受释道观念影响，但主要坚持儒家思想而注重经世。从时序上看，张问陶的经世思想及其方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少年奠定期、仕宦发展期、晚年淡化期。分期考述表明，其经世思想经历了比较复杂的演变过程。联系对照表明，其经世思想无论是与蜀中前贤李白、杜甫的比较，还是与江浙时贤袁枚的比较，都有相应的类似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些可以为后世提供借鉴。

张问陶；儒家；经世思想；李白；杜甫；袁枚；比较

张问陶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又兼及释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伦理哲学与伦理政治学说，以入世经世为核心，伦理上推崇仁义思想，奉行忠孝忠义思想，政治上实行仁政与礼乐之治。张问陶出身世家，光大先辈遗烈的意念甚浓，一生忧国忧民，因此其经世思想始终很浓，而且一生始终不渝。张问陶的一生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少年攻读期、在京为官期、忍痛退隐期。现先以时间为序，对其经世思想进行考述，再与李白、杜甫及袁枚进行比较。

1 少年奠定期

诗人经世思想的少年奠定期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出生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诗人出生显宦之家，一生以光大祖宗遗烈经世报国为念，少年时即如此。今存诗集中第一首诗为乾隆戊戌年十五岁作的《壮志》，诗歌云：“三十立功名，四十退山谷。不见两鬓霜，英雄死亦足。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光气未腾天，魍魉抱之哭。人生不得志，天地皆拳曲。慷慨对中原，流年何太促!落拓大布衣，许身非碌碌。四十四万言，隐轸匡时略。为天子大臣，上书继臣朔。”[1]11诗中希望早日成功，又早日身退，为此而死也心甘；认为自己如璞玉，少年得志理所当然。他以祖逖自命，“慷慨以中原为己任”，又以东方朔自诩，有“四十四万言，隐轸匡时略”之说，即便为布衣也是“许身非碌碌”之“落拓大布衣”。此后尽管家道中衰，有时生活甚至十分困窘，但他的壮志却始终不衰，十八岁时的《杂感》云：“布衣不合饥寒死，一寸雄心敌万夫。”“家无担石如刘毅，人许功名似马周。”[1]13即便是布衣也应该博取功名，葆有敌万夫的雄心，决不能老死沟壑，且明确表示要以刘毅、马周为榜样，清廉为官，直言敢谏，博取功名，流芳百世。十九岁时的《羁旅行》说：“蠖屈龙伸指顾间，英雄不下穷途泪。”“十载哦吟壮志消，中原对酒雄心起。”[1]38大丈夫能伸能屈在指顾之间，但却绝不下穷途之泪。此时多愁善感的诗人已经饱尝人间的艰辛，所谓“十载哦吟壮志消”，但同时又雄心不衰，所谓“中原对酒雄心起”。同年的《樗栎》说：“曾向中原策马来，苍茫舟楫入荆台。湖南春水思骚客，颍上秋风忆霸才。四海无家长作客，百年无梦且銜怀。亦知天地容樗栎，敢说空山老大才。”[1]39这首咏物诗借樗栎以寓经世之志。诗歌首联叙事纪行，气势浩茫。次联怀古，怀念一生忠贞爱国的文豪屈原和佐辅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暗寓以二人为榜样之意。第三联化用杜甫“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2]842写自己即便长期流寓，也要脚踏实地，所谓“无梦”，而且胸怀壮志，所谓“銜怀”。尾联认为真正的大才是不老的，是能够实现远大志向而发挥作用的。二十岁时的《怀亥白兄》云：“丈夫志功名，焉能惜离别。良时苦蹉跎，不愤非豪杰。”[1]61说大丈夫志在经世报国，建立不朽功名，因此当如曹植《赠白马王彪》所云：“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3]454认为当时是所谓“良时”，即孔子所谓天下有道之时。《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4]106此二句当从《论语》化出，诗人一生的经世与归隐都受此影响。时当“良时”，弟兄俩却痛苦蹉跎，因此应当感愤，甚至惭愧，所谓“不愤非豪杰”。同诗又云：“憔悴乌衣百不如，少年惟读等身书。神驹所向无空阔，且上金台吊望诸。”感叹他这样的乌衣世家已经没落，眼下简直是“百不如”，因而只能“读等身书”，以此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与经世本领，以便将来有朝一日像骏马一样纵横驰骋，取得乐毅一样的功绩。

乾隆甲辰年（1784），诗人二十一岁时的《大道》说：“入世情无赖，依人事恐违。江头旧茅屋，鸥鸟自忘机。”[1]79认为入世求职乃迫不得已，寄人篱下又违背了心愿，因此羡慕鸥鸟而无世俗机心的争斗。约为这一时期的《题张东川太守〈退圃诗稿〉即赠》之二说：“相逢怀祖德，先后报河渠。青史名犹在，乌衣业未虚。君臣千古谊，门第百年余。回首思恩遇，无为负隼旟。”[1]576诗歌前三联怀念祖先的功德与名声，有自豪兼自励之意，所谓“君臣千古谊，门第百年余”。尾联勉励对方要思念君主的恩遇，经世报国，忠于职守。《露坐记言》说：“生无适俗韵，久痼烟霞癖。缚袴入长安，何颜谢泉石？客谓古英雄，往往为时迫。荣利非所期，盛年良可惜。上言君圣明，宜献金门策。下言父母身，千秋有重责。丈夫负奇气，飞扬天为窄。死作阎罗王，生为上柱国。古之旷达人，散漫终何益？”[1]590诗歌先写诗人自己如陶渊明一样“生无适俗韵”，留恋烟霞泉石，不愿上京求取功名。接着写“客”的劝告，说古往今来立功扬名的英雄都“为时迫”，一是年华不可虚度，二是君恩不可负，三是光宗耀祖孝敬父母之责任重大，因此大丈夫要有奇气奇志，尽力施展抱负，所谓“飞扬天为窄”。而且要立大功，扬大名，“死作阎罗王，生为上柱国”。反之，古之所谓旷达人，一生散漫，于己于家于国啥益处也没有。诗中客之言与儒家经世思想相似，而且颇有英雄豪侠气概。诗人对此没有表态，实际上等于默认。不过他留恋烟霞泉石，追求旷达散漫的思想仍然存在，为晚年的断然归隐埋下了伏笔。

乾隆乙巳年（1785），诗人二十二岁的《赠杜梅溪》说：“辞章终小道，何足了吾辈？”诗人长于诗歌，也热衷于诗歌，却认为心爱的诗歌创作是小道，反之，则能了一生的是经世忧时大业，即他所谓“下抚林总民，上酬圣明世”[1]36。不过少年时所谓“四十退山谷”，便已有退隐思想的萌芽，所以此后出处仕隐时时矛盾于胸，仕宦顺利时及国家危亡时其经世之心便较为浓烈，反之则出世之念较浓，最终急流勇退。同年稍后有《宋四贤祠后拜先文端公先银台木主示邻僧碧海》：“清名两世留江国，遗迹千秋比宋贤。青史褒题原不忝，乌衣基业恐难传。”[1]596《乙巳八月出都感事》说：“廉吏儿孙贫不讳，先人清白世原知。”以先人廉能清白自赏，也有以此自励的意思。但同诗又说：“过眼荣枯皆嚼蜡，切身经济是加餐。”[1]37认为人的荣辱升沉如同过眼云烟，味同嚼蜡，而切身的经济大业也不过是“加餐”，不值得重视。因此他在乙巳年的《武城》怀念子游说：“一代好官真落落，千年过客太匆匆。衰时为政谈何易，莫叹牛刀际遇穷。”[1]38感叹好官难得，而且容易凋零消失，不留痕迹，所谓“千年过客太匆匆”。接着感叹子游身当衰时衰世，能够做个县令，以礼乐当先来施行教化，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因此没有必要感叹杀鸡用牛刀。“衰时为政谈何易”既怀古，也喻今，认识深刻，感慨深沉，诗人正当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为政不易，最终落得赍志以殁。

次年的《丙午下第归遂宁重阳后七日暂住涪州别亥白兄寿门弟》说：“姜被情长愿总违，残秋铩羽尚分飞。半间老屋如僧舍，万古雄心感布衣。贫贱不堪谈阅历，飘零无计慰庭闱。故园谋食艰于客，翻悔云山劝早归。”[1]579乾隆丙午年，诗人23岁，在四川乡试落第后写了此诗。诗歌先感叹落第铩羽，接着以故乡老屋的寒酸狭窄与自己身为布衣却有万古雄心相对，语出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5]1539后半感叹自己当下贫贱飘零，老家谋生极为艰难，乃至于后悔不该回家。

乾隆丁未年（1887）的《潼川客夜》说：“祖训终难负，吾生自有涯。遥怜王谢燕，深巷夕阳斜。”[1]598诗人感叹家族衰落，愿意以有涯之生不负祖训，光大祖宗遗烈。诗人自高祖张鹏翮、曾祖张懋诚、祖父张勤望，到父亲张顾鉴前后四代，都以廉能著称，因此所谓的祖训，主要是经世报国、清廉勤政。同年《送张适园之江南》亦表现了同样的意思，所谓“乌衣基业须珍重，莫遣秋霜点鬓丝”。[1]598

乾隆戊申（1888）赴京应试途中的《邯郸》说：“名士谁如厮养卒，霸才常惜武灵王。”[1]600认为真正的名士就该出人头地，真正的霸才也当如武灵王一样，厉行改革，强国强军，称霸当时。《扶风过马伏波祠》：“功名容易处凡才，志大心雄绝可哀。淫潦五溪拚马革，丹青千古笑云台。跕鸢岂是乡园景，刻鹄难成子弟材。万里英雄招不得，故山款段好归来。”[1]603以马援为效法的榜样，其经世之志可谓强烈之极。乾隆戊申年中举后，腊月在京有《怀亥白寿门弟二首》：“功名是何物？坐使骨肉拆。荣利已熏心，别离尤动魄。”[1]45又有《作家书》：“古人重骨肉，后人重朝市。但愿名利生，不畏别离死。我生岂大愚？胡为亦若是。”[1]139二诗都感叹自己重名利而轻别离，说明他有轻名利而重亲情的一面，而且这种思想始终存在，与经世思想形成了一定的矛盾。

乾隆己酉年（1889）会试落第回川的《入剑阁》说：“况逢圣明世，大道通羌笮。瀚海犹堂隍，兹山直帘幕。”[1]202既然是西北西南尽属管辖的“圣明世”，如儒家所说“天下有道则现”，因此他当然该发奋进取，经世报国。同年冬别家人进京应恩科试有《己酉十一月七日遂宁西门桥下别家人》说：“能分骨肉是浮名，似此锥刀真可弃。高堂雪鬓如垂丝，阶前再拜将安之？”[1]217轻名利而重亲情的念头再次显现。但次年(乾隆庚辰)春上京应考途中的《宿栾城寄怀舍弟寿门》却说：“少壮行将老，公卿早致身。浮名何足道，贫贱负君亲。”[1]262诗歌感叹自己少壮即将过去，因此希望早点考中功名，所谓“公卿早致身”。“致身”语出《论语·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4]50原意是献身。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之七：“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2]269但接着他认为进是浮名不足道，退而贫贱又辜负了君主与双亲，实在是进亦难退亦难。

综合而言，本期有关经世思想的诗歌，一是直接表现自己的经世情怀。二是怀念先祖与先贤而立志仿效。三是写经世与归隐的矛盾。

2 仕宦发展期

诗人的仕宦发展期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嘉庆十四年(1809）。本期可分为庶吉士时期、翰林检讨期、监察御史期等时期。

2.1 庶吉士时期：

张问陶乾隆庚戌年(1790)四月中进士，旋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时年27岁，属同科进士最年轻者。因为家世高贵，又少年高中，所以他的经世思想在这一时期表现得非常浓烈。

他在庚戌年(1790)初秋的《散帙得彭田桥旧扎作诗寄怀》中回忆当年：“磊落登楼两布衣，栏杆拍遍无人识。”[1]106诗歌用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6]75说当年布衣时，尚有辛弃疾心雄万夫以武功、文治报国的壮志，而今高中入翰林院，这种经世情怀当更加高涨。其后的《张家湾舟中作》说：“抚枕雄心在，思乡病味成。”[1]107这事他还没能真正居要津而展雄才，但却“抚枕雄心在”，不过下句则有问题。因为刚中进士，本当安心研习，交好同学上司，为日后的经世仕进打好基础，但他却思乡，而且思念得“病味成”，这说明他有经世的雄心，却无经世的毅力与准备。他最钟情的还是诗歌，因此在《题张莳堂诗卷时将归吴县即以志别》之八中感叹：“升沉无据是名场，胸有奇诗道自昌。他日长风腾健羽，莫将功业让词章。”[1]108此“名场”是贬义，指追逐地位声名的场所，也就是官场。因为官场“升沉无据”，因此他便钟情于诗歌，通过诗歌来昌大他的“道”。此处之道是他心中追求的人生之道，而不是一般而言的儒家之道，或者道家之道。不过后面他又以大鹏展翅飞腾，乘长风破万里浪来自励，希望经世功业胜于词章，这说明他的经世思想很浓，可谓志壮而情豪。诗歌将功业与词章相对，既感叹官场升沉无据而钟情诗歌，又希望“长风腾健羽”而早日建功立业，二者十分矛盾。诗人中进士为翰林仅仅四个月，即表现了这种矛盾，应该与他早年就有的归隐思想有关，也有其他具体原因。这种原因在《再别椒畦莳堂》中有表露。诗中说：“我生万山中，交游殊落落。狷躁忤流俗，疑谤起轻薄。胸中热血红，欲吐全无着。感君遇我厚，不随众口烁。进以保身术，益以匡时略。”[1]112说他出生在荒僻的地方，与京中官员及同仁交游极少，而且因“狷躁”而“忤流俗”，以致“疑谤”起于轻薄者之口，导致他一腔热血不敢倾吐。因此感念对方待他宽厚，而不随人疑谤，以致众口铄金。最后他以“进以保身术，益以匡时略”来自勉，即既要重视修身保身，也要增益“匡时略”，应该说这是经世成功者的关键。诗人刚中进士，此前戊申年(1788)五月到京参加乡试中举，至次年四月会试落第返乡，历时一年，庚戌年(1790)二月到京会试至此时，他在京时间总共不足两年，竟然“狷躁忤流俗，疑谤起轻薄”，以致有众口铄金之势，其原因或者是他确实“狷躁”，或者是京城官场士流忌才而乱疑乱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他在《初冬九日得秀水马吉初大邻书知杏里师于去夏辞世感事述怀》之三说：“狂奴入世心仍远，志士登科气不扬。”[1]118《后汉书?严光传》载：“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7]45狂奴指如严光一样才高志大的隐士。上句说“狂奴”即便入世也仍然想着退隐，即所谓功成身退；下句感叹自己这样的志士即便登科，却仍然不能展露才华，经世报国。总之，其经世意念非常浓烈。

诗人确实“益以匡时略”。比如他在年末的《赠同年李许斋》中说：“诗人岂屑为能吏？佛法无妨现宰官。珍重书生初带印，临民须作子孙看。”[1]45诗人不屑为“能吏”，此所谓“能吏”即酷吏，反之，他要奉行佛家的慈悲宽大之法，仁民爱物，为官一方，仁民一方，所谓“临民须作子孙看”。他的《送从弟受之归蜀》之二说：“入世身闲仍爱古，承家心壮在能贫。”[1]45上句感叹他虽然考中进士而入世，却依旧“身闲”，即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因此而“仍爱古”；下句写要承袭家风，继承先辈廉能经世的传统。廉能相连，其前提是廉，也就是安贫。后世有无欲则刚，进而有无欲则能之说，语出《论语·公冶长》：“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4]78

诗人入翰林院不到半年即思家，上一年的《夏日斋中即事》说：“偶向巴童谈邑事，时寻邻衲问禅机。”[1]45《忆内》说：“久别易愁乡路远，情多真觉宦游非。”[1]45此后谈禅论道之作日多，思乡之情日重，还请假回川。至辛亥(1791)二月末，他终于获准请假回四川。回川途中有诗《四月七日宿雍原题康对山〈武功志〉》：“一县见天下，忧时双眼明。斯文传死后，此笔让先生。才郁君无识，书成父有名。从来思尚友，况近古斄城。”[1]45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沜东渔父，西安府武功县人，明代“前七子”之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登进士第一，为翰林院修撰兼经筵讲官，曾参与修宪宗、孝宗两朝实录。武宗正德三年（1508）李梦阳入狱，为救文友，他往见同乡刘瑾，二人通宵畅饮，不久李梦阳获释。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事发，凌迟处死。康海受其株连，被削职为民，而李梦阳却不肯进一言以救。[8]45曾有人劝他向朝廷申辩其冤，以图起复，他却断然拒绝。康海归乡后放形物外，寄情山水，还广蓄优伶，制乐府、谐声容，自操琵琶创家乐班子，人称“康家班社”，且与户县王九思共创“康王腔”。他因谴责李梦阳而写成杂剧《中山狼》和《王兰卿服信明忠烈》杂剧，被之管弦。著有散曲集《沜东乐府》、诗文集《对山集》、杂著《纳凉余兴》、《春游余录》等，尤以《武功县志》最为有名。《明史》评者认为康海编纂的《武功县志》体例严谨，源出《汉书》，《四库总书目》认为“乡国之史，莫良于此”[9]45后世编纂地方志，多以康氏此志作为楷模。张的诗歌首联赞扬康海及其《武功志》能以一县志书为地方的治理提供借鉴，所谓“忧时双眼明”，既赞康海以经世忧时之心写志，意在“通古今之变”，也有自勉之意。次联赞扬《武功县志》文笔很好。第三联认为康海有才无识，以致交接刘瑾。不过最后他还是尊崇对方，所谓“思尚友”。诗歌所谓“才郁君无识”的评价不甚公平，因为康海在殿试对策中仗义执言，力陈改善吏制，裁汰庸官，重用才智之士，兴利除弊，他往见同乡刘瑾也是为了救朋友李梦阳，并非曲意逢迎与勾结，其后还拒绝申辩其冤，以图起复，且从此归隐以诗酒戏曲为乐。张氏最终愤而辞职，流寓他乡，以书画为生，其实与康海所为颇为近似。

《送同年张子白若采之皖江》之三说：“才子肝肠热，诗人际遇难。君宜非俗士，天遣作粗官。酬世经纶在，亲民事业宽。虚声如可雪，何必爱寒酸。”[1]116诗歌感叹如我一辈才子诗人尽管肝肠热，有浓厚的经世报国之志，却难以得到重用，所谓“际遇难”，因此只能去作县令一类粗官。诗歌感叹“际遇难”，也颇有些鄙视“粗官”，暗喻他的经世之志是居清要之职而一展大才。不过后面他又勉励对方把粗官做好，其关键在“酬世经纶在，亲民事业宽”。此酬世即用世入世，“酬世经纶在”，意指当有筹划治理国家大事的根本方法，经纶的要点在亲民，只有亲民才能“事业宽”，因此虚名并不重要。

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月回四川，在遂宁、成都逗留。《赠稚存》说：“谤谀满耳尽无端，渐进中年得友难。异姓逢君疑骨肉，同朝知我耐饥寒。科名通显宜经世，诗酒流连莫负官。交到重泉心不死，他生还作眼前看。”[1]144诗人在京前后不足两年即“谤谀满耳尽无端”，谤者不是朋友，谀者也不是朋友，所以他感叹“渐进中年得友难”。接着写他与洪亮吉有幸相识，如同兄弟；因为同年同朝，所以对方便了解他的贫困与生活习性。第三联既勉励对方也勉励自己，受朝廷深恩而“科名通显”就更应该立志“经世”，即便名士习气难改而诗酒流连，也莫要“负官”，要之，以立志经世作好官能吏来互相勉励。最后说死后以及来生都要作好朋友。诗人一生最要好，最为知心知音交往最多的朋友便是洪亮吉。《清史稿》本传说洪亮吉：“长身火色，性豪迈，喜论当世事。”[10]张、洪二人相交的根本原因是真率狂傲的性格相近，诗酒流连的习性相似，经世报国的抱负相同。

《留别松筠庵》：“九秋赁屋到三春，不为真如为直臣。别有闲情栽杞菊，喜无热念愧松筠。”[1]149真如是法界相性真实如此之本来面目，亦即一切众生的自性清净心，亦称佛性、法身、如来藏、实相。诗人居住松筠庵，释家思想渐浓，但儒家思想仍然居主流，因此有一心经世作直臣的誓言。但他同时又有向往隐逸的闲情，而不热衷功名富贵。

回川时的《冬日游浣花溪草堂同林松岩朴园兄弟作》：“怀抱经时结，诗情寄草堂。”[1]170所谓经时结，即仿效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2]108的经世怀抱，这种怀抱需要经时而成，因此他便瞻仰草堂，“诗情寄草堂”。后面又赞扬杜甫“才大穷能炼，身闲老更狂”，结果壮志难酬，最后落得“艰难依仆射，凄绝此行藏”。此外，他当年还有《成都得外舅林西厓先生西征途次莽里手书即事奉怀》与《西征曲》表现对边地军事的关注，也是其经世思想的表现，此不具论。

乾隆五十七年(1792)，探家回京前的《二月十九日庆元山拜扫先文端公祠墓二首》说：“五世承馀泽，瞻依倍凛然。家风贫尚守，相业史重编。已盛难为继，无能只自怜。科名惭后起，一百廿年前。”[1]178诗歌表现他决心继承前辈遗烈，重经世报国清能为官的家风，不过同时又感叹先辈功业“已盛难为继”，自己无此能耐，因而只能自怜。《田桥新纳雷姬属予作诗赋此奉赠》之一：“世人忽旁妻，我意殊不然。譬彼下大夫，岂必无高贤。”之三“矧君崇孝义，其意不在淫。琐琐床笫事，落落英雄心。”之四“有妾母无忧，得子妻不死。看君经世才，变化从此始。”[1]186此诗是为奉赠朋友纳妾而作，却联系经世。第一首说不能忽视小妾，因为小妾“譬彼下大夫”，尽管地位低，但同样可能是所谓“高贤”，即能成为佐辅丈夫经世成功的贤妻良母。第三首说朋友纳妾在于“崇孝义”，“其意不在淫”，进而认为“琐琐床笫事”也包蕴显示出“落落英雄心”。第四首论述纳妾为何是英雄心：因为有妾尽孝则老母无忧，而且纳妾得子，妻子将来也有依靠。最后赞扬朋友纳妾之举是经世才的表现，今后的变化与功业都从此开始。诗人将纳妾之事上升到经世的高度，可谓独出心裁。

综合而言，本期前后约三年，诗人的经世思想表露得较多，计有十四首之多，其内容，一是继续表白继承先祖廉能经世家风，二是直接表现经世的豪情壮志，三是对经世较为具体的认识，四是时时感叹经世壮志难酬，彷徨于经世与诗歌及归隐之间。

2.2 翰林检讨期：

乾隆五十八年(1793)，诗人二月二十日由水路入京，居住在官菜园上街，四月御试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这是诗人第一个官职，品级虽低，但却位居清要，前途看好，因此他的功名欲望非常强烈，经世思想也表现得相当浓烈直接。回京途中的《黄粱梦镇戏作》之三：“奇才谁不望公卿？已落人间合有情。何苦瞒将真实语，爱谈蝴蝶媚庄生。”[1]230此诗说是“戏作”，实际上写的却是他此时的真情。诗歌首句以反问出之，表示高度肯定，有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之气概。诗人以奇才自诩，自然也经世而望建功立业，博取公卿。次句说只要是人就应该有情，包括经世立功的思想。后面他指责虚伪者将内心的正常欲望掩盖起来，还做出物我两忘的样子，其实不过是自诩清高的欺人之谈而已。此诗不仅表示了强烈的经世思想，而且直率地表明要博取功名而位至公卿，这既说明他直率得可爱，也说明他的经世思想与功名欲望非常强烈。此后，诗人的经世思想不仅浓烈，而且逐渐趋于具体。

如好谈时务。乾隆癸丑（1793）夏日的《天坛访鹿园》说：“我来只饮酒，扪虱谈时务。既醉且登车，神仙何足慕。”[1]243拜访朋友只干两件事：饮酒、谈时务。谈时务是经世报国忧国的重要表现，扪虱谈时务，近乎王猛，则是经世思想浓厚的表现；饮酒醉酒则是享乐的重要表现，还与出世归隐思想有联系。诗人最后“既醉且登车，神仙何足慕”，既有隐逸之情，又近乎清狂，两种思想时时矛盾于胸。《冬日寓斋即事》之二说：“何须扪虱谈时务，正好深参不语禅。”[1]258所谓何须谈时务，说明他近半年经常谈时务，以致引起当路者的不满，因此他便默坐而参不语禅。好谈时务，不在其位却议论其事，有违官场潜规则，而饮酒不节也有违官箴，可能他因此而长期沉沦下僚。

如镇抚边疆。乾隆癸丑冬天的《赠方葆严维甸光禄》之一：“楼船东渡伏波营，笮马西通舍卫城。万里飞腾极天海，少年辛苦到公卿。磨墨盾鼻朝驰檄，米淅矛头夜拥兵。一卷《阴符》三尺镞，不教容易副科名。”[1]259诗歌送友人，希望对方如马援一样胸有经世大志，不惧环境的危险，奔赴边疆，镇抚边疆，熟悉军事，勤练武功，“辛苦到公卿”，以不负科举考试所得之名。所以之二又说：“刀鞬影里谈诗囊，翰墨场兼战马场。太保家风原磊落，书生武备不张惶。”希望对方文治武功兼备，能安定地方及边疆。如廉政勤政，实行仁政。乾隆甲寅年(1794)初的《赠韩介堂廷秀同年时新选陕西平利县》：“慷慨论交不厌深，恨无好语作官箴。入关诗要英雄气，经世人须父母心。钱跃囊中防痛哭，书题判尾费沉吟。褒斜是我还乡路，他日来听单父琴。”[1]264诗人的官箴是为人为官既要有英雄气，敢作敢为，勇于任事，不惧权贵与邪恶势力，又要实施仁政，有所谓父母心，还要不贪，所谓“钱跃囊中防痛哭”，亦要谨慎为政与勤政，所谓“书题判尾费沉吟”，最终应该如孔子弟子宓子贱一样弹琴而治。此诗既励人又自励，诗人此后短暂任地方官，包括巡视南城与出守莱州，其行政理念于此奠定。

经世要有实权。乾隆甲寅年春日的《赠王秋塍》说：“逢时莫羡凌云赋，经世终须有印官。”[1]267认为像司马相如一样，创作出让武帝“飘飘然有凌云之意”的《子虚赋》，也不值得羡慕与称道，应该重视经世，而经世则要有实权，否则不在其位，就不能谋其政。

要有经济心。五月的《赠吴寄庐》中有：“君有可否心”，“君有羞恶心”，“君有温厚心”，“君有朴拙心”，“君有经济心”，“君无商贾心”。他所谓经济心，是“藏心不可测，发言无可取。腼颜作名士，于我终何补”[1]272的反面，即心地光明，言行一致，说话发言切中肯綮，句句可取，不能厚颜追求作所谓名士，如此则于我无所补，进而于世也无所补。此所谓经济心即经世心，诗人以此勉励人，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治蜀之策。同年九月《魏春松筵上送陆杉石太守元鈜入蜀分韵得直字》说：“醉后忽忘形，狂歌划胸臆。梁州古天府，形势控西极。天遥赋税轻，地大峰峦逼。设教少诗书，杂居混方域。山川自阻深，人心亦平直。是岂无莠民？民愚终易测。愿公酌宽猛，开怀感以德。馀力为诗歌，导之以文墨。西音百年来，大雅久衰息。子弟颇聪颖，师儒昧典则。如木不绳削，如马不羁勒。公性本舒和，论文利用刻。一郡树规模，一方有仪式。”[1]290诗歌为赠朋友入蜀作知府时所作。前面先描述蜀地的大致情况，如山川地形居处教育习性思想等等，接着提出全面的经世治蜀方略，包括宽猛兼备，开诚布公，以德感人，加强文化教育，接着针对“子弟颇聪颖，师儒昧典则”的教育教化现状，提出既要继续师儒，又要明了典籍法规，用其来绳削与羁勒部下与地方。诗人认为对方“性本舒和”，而且“论文利用刻”，即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刻意于“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如孔颖达所谓：“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糜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11]所谓利用，即“利”用万事万物，使万民得利，然后达到“厚生”的目的，即生产发展。如此则一郡树立了典范模样，四川一方都仿效而有所取法。应该说他这种经世治蜀方略较为具体可行，不是一般的书生之见。

驭民能简要。冬日的《送李平山太守之任台州》说：“有用真才少，期君不负官。驭民能简要，领郡自清安。琴鹤虚名小，风尘实政难。赠言存古意，慎勿笑寒酸。”[1]293诗歌感叹能够经世的有用之才很少，他的“不负官”的有用之“真才”便是“驭民能简要”的官员。所谓简要，古有两义，一是简单扼要，二是省约。此处似乎两义都包括，即政令规则简单扼要，而不繁复多变，官员公事私事都不搞排场，即实践道家的无为而治。《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2]150儒家也认同这种说法，《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4]162《大戴礼记·王言》：“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王奚为其劳也！’”[13]概言之，不生事扰民，不索取害民，不搞繁琐的形式主义，如此则一郡清静安宁。他还希望对方不要以清高廉洁一类虚名自许，而要行实政，如此则百姓能受实惠。末尾说明他的这些见解源于“古意”，希望对方不要笑他寒酸，说明他的观点已经不时髦。

诗人如此执着于经世，但又时时反思感叹，主要是叹贫嗟卑，因此后世有人认为其诗多“骚屑之音”[14]386不无道理。如癸丑年的《七月十九日得家书》：“薄宦沉浮难进退。”[1]244感叹自己空怀经世大志，而今仅仅得一小官，随世沉浮，进退两难。稍后的《送亥白兄出广宁门》：“贫极行藏舛，心苦笔墨传。”[1]246因为“贫极”，没钱送礼，所以行藏用舍都不顺不利，都出毛病，以致心情苦闷之极，于是转而写诗画画，以表现与倾泻内心的苦闷。甲寅年的《初冬即事》：“良友人人贫似我，通才往往拙于官。敲门债急诗全废，量药钱空病亦难。”[1]291良友不该贫，却贫，而且“贫似我”，通才本来应该官运通达，一展雄才，却“拙于官”。可谓感慨深沉。自己官运不通，俸禄太低，既穷且贫，以致闹到敲门讨债影响写诗，没钱买药不敢生病的地步。接着的《寄怀孝丰令李许斋同年》：“志士深心能养拙，好官奇节在安贫。”[1]292诗歌励人又自励。诗人既是经世志士，也想做经世的好官，结果却只能隐藏自己的雄心壮志而养拙，以求安贫乐道。《送侯竹愚坤下第就广东盐大使》又说：“今年下第身难退，却为奇贫甘作尉。才人末路就粗官，我辈登朝良可愧……竟须烧尽干时策，自读时人不读书。”[1]297诗歌感叹友人侯竹愚下第想退隐，却难于退隐，原因在于奇贫，所以只能到远方去作盐大使，所谓“才人末路就粗官”，诗人自己虽然中进士登朝堂作京官，但却官小而不能施展抱负，帮不上朋友的忙，良可喟叹。最后只落得“烧尽干时策”而“自读时人不读书”，此感叹与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6]1264同一机杼。概言之，癸丑、甲寅年间，他的思想虽然已经较为矛盾，但此后的经世思想仍不稍衰。

乾隆乙卯年(1795)的《题〈红豆村人集〉即送袁香亭司马之任粤东》：“通才为政自清安。”[1]310前面刚感叹“通才往往拙于官”，此处又以“通才为政自清安”励人与自励。此所谓“通才”语出《六韬·王翼》：“通才三人，主拾遗补过，应对宾客，议论谈语，消患解结。”[15]《宋书·孔顗传》：“夫以记室之要，宜须通才敏思，加性情勤密者。”[16]古代没有专才、偏才之说，因此通才相对于吏才，吏才指有行政才能的人，通才则指学养好修养深，长于诗文外交的人。此类人或者“拙于官”，即便为官为政也追求清静安宁。诗人自己便是通才，因此他以此自励与自诩。

作于本年的《与王香圃饮酒诗》之四说：“正愁懒性难经世，敢以闲官说爱才。十载京华谁谅我，自今怀抱为君开。”[1]654诗歌说自己有经世之志与才，不过却因为懒性而难以实现，且不在其位也言其事，但却敢说爱才用才之事，因此便不招人待见，在京近十年竟然没人谅解，胸中怀抱只能为一二命运相似的知己敞开。此所谓怀抱当然是经世报国之大志。诗歌将经世与爱才对举，二者相辅相成，即经世必爱才并善于用才，反之，爱才的目的在经世，这说明诗人确实有经世大略。

同年春夏之交的《送蔡吕桥曾源之任翼城》：“壮游已倦始鸣琴，为政原须阅历深。诗好分明修月手，才高珍重济时心。从来晋用多豪杰，未必唐风异古今。我是乡人太狂简，大言相赠不呻吟。”[1]312诗歌勉励同乡朋友出任山西知县。首联说对方“壮游已倦”，才如子游一样出任县令，希望其“鸣琴而治”，进而认为“为政原须阅历深”，只有才与志是不够的；次联认为诗歌写得好固然重要，但“才高”更要珍重经世济时之心。第三联转写晋地从来多豪杰，而且民风古朴，一似古代陶唐氏，给你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地方。诗歌认为作县令一类的地方官当奉行儒家仁政，“鸣琴而治”，还得有阅历有经验，善用人。

稍后的《莳堂分发浙江作诗送别》：“柳暗长桥路又歧，赠言情重胜伤离。民逢能吏真无福，官爱虚名更可疑。但使人心存直道，何须我辈合时宜。请君细读《循良传》，经世才华不在奇。”[1]313诗歌首联写离别之情。次联告诫对方为官既不能作能吏，更不能爱虚名。此所谓能吏指的是滥用民力与不顾民生，一味逞能好强，出奇招而标新立异，好大喜功的官吏，其实就是酷吏，与爱虚名的官员实为一路货色。所谓爱虚名，或者争先进，争模范，或者矫情伪饰以显示清廉及高雅，都不说实话，不干实事，连累百姓受实祸。第三联认为应该直道为官为人，不能随时沉浮，人云亦云。诗人希望对方作循良之吏，因此“经世才华不在奇”。此谆谆告诫之语不失为千古为政良方。

诗人读史也注意经世，即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五月的《读史作》：“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年笑转轮。治乱凭天如有数，安危注意恐无人。只闻叔世多豪杰，不信深山易隐沦。叹息典谟三五册，万年难遇此君臣。”[1]314诗人认为历代史书陈陈相因，历朝历代上下数千年像车轮旋转一样循环往复，可笑而又值得反思。进而认为治乱近乎天数，难以把握，为政为官者当注意国家及地方的安危，以及民生。一旦进入动乱的衰世，就应当挺身而出，勇于任事，尽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所谓“世乱则隐”，因为乱世，即便隐居深山也不容易。最后感叹《尚书》中有《舜典》《尧典》《大禹谟》《皋陶谟》，君明臣贤，君臣相得，实在难得。全诗俯瞰千年历史，大处着眼，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为政经世在于平时注意安危，危时勇于自任，而不能因为不遇而退隐，或者一味怨叹。

《五月十三日渊如比部覆车正阳门伤足时以京察将得外任》：“一麾纵有澄清志，珍重陈蕃揽辔初。”[1]315诗人的友人学者孙星衍在刑部郎中任上京察，外任山东兖沂曹济道，诗人写诗相赠，末尾二句用《世说新语》典故，希望对方像陈蕃出任豫章郡守一样“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17]古人为官经世，最大的理想，最豪壮的誓言就是澄清天下。诗歌既勉励对方，其实也在勉励自己。

《乙卯六月二十日雨夜怀石琢堂同年湖南学使》说：“秋色连云梦，因君动别情。三苗犹梗化，六月未休兵。士气宁无恙，文心定不惊。衡阳何处雁，将相久南征。”[1]320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贵州之松桃，湖南之永绥、凤凰、乾州等地苗族农民在白莲教的影响下，以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半生等人领导，发动起义，提出“逐客民、收复地”的口号，以“穷苦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18]为号召，各地苗、汉、土家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同年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分路镇压。起义军使用游击战术，四处出击。吴八月在乾州狗拜岩战役中歼灭福宁所率六千余人，福宁仅以身免。吴半生在凤凰厅大鸟巢河一带，阻击福康安达半年之久。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清政府为摆脱困境，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其后九月，吴半生被奸细俘获，吴八月因叛徒出卖被俘。次年六月，石三保又被叛徒诱至坳溪被俘，起义军开始失利。九月，清政府委任额勒登保代替先后病死军中的福康安与和琳为统帅，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至十二月，石柳邓战死于贵鱼坡，起义失败。两年后，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清朝由此进入衰乱时期。诗人的岳丈四川按察使林西厓从军督粮，诗人有《乙卯春日寄怀外舅林西厓先生时督粮秀山》诗相送。诗云：“弓刀影里鬓萧萧，几载征尘万里遥。才扫战云清绝域，又援桴鼓问顽苗。兵刑任重愁边徼，铁石心孤感圣朝。莫叹从戎年渐老，将军还是霍嫖姚。”[1]312诗人赞扬并勉励岳父老年从军，博取功名，所谓“将军还是霍骠姚”。雍正朝将学政由学道改为学院，各省学政之官不再与地方督抚有统属关系，获得独立选拔人才的权力。学政一般任期三年，由中央委派，一般有资格受委派的是翰林院学士和在京任职进士出身的中级官员，“掌一省学校、士习、文风之政令”，负有督察省内各地教育领域官员的职责，与地方政务关系很小。诗人经世之志甚浓，因此在同年石琢堂为湖南学政时也不免联系经世，所谓“三苗犹梗化，六月未休兵。士气宁无恙，文心定不惊。”

《陈荫山庆槐舍人招同……分韵得陈字限五古》说：“士穷智乃足，身苦气亦振。胸中有天地，触物皆经纶。以此事章句，譬如龙一鳞。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歌哭亦何罪，本来非隐沦。……壶倾更相酌，壮志谁能驯？”[1]313此诗前面谈写诗，所谓“四座英彦集，说艺都津津”，他要“狂谈惊鬼神”。他所谓士穷乃足的“智”与身苦益振的“气”既包括一般的智与气，也包括经世之智与气。他所谓胸中的天地，是儒家入世关怀的社会时代之大天地，如此则“触物皆经纶”。此经纶指经纶之才，即筹划治理国家大事的才能。所谓“触物皆经纶”，即无事不入怀，无事不关心，则处处都有经世的才学，处处都能展现经世的才华。既有大胸怀，又有大才能，经邦济世尚不在话下，何况写诗？至于如何写诗，诗人的回答是：“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经世与诗歌创作互相关联，甚至一体：因经世而写诗，以写诗来经世。因此诗歌关心时务，揭露批判时政，表现内心的愤懑，亦歌亦哭，长歌当哭，既很自然，也不畏惧，因为他立志经世，而“本来非隐沦”。最后的“壮志谁能驯”语出杜甫的《奉赠韦左承丈二十二韵》，绝非写诗之志，而是经世报国之志，即杜甫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2]24之志。诗歌表明诗人不仅有经世之志，而且要在诗中歌哭，“关心在时务”，写出经世之诗。浏览诗人的全部诗歌，可知乾隆嘉庆近百年，诗人成千上万，诗作以百万计，只有他的经世之作最多，也最好。

同年九月的《寄椒畦》说：“人堪经世谁能荐？君肯还乡我不如。有数奇才偏冷落，无聊生计转迂疏。”[1]327友人王学浩(1754-1833)乾隆五十一年举人，画家，诗人，42岁时归乡，张氏有诗相送，此又寄诗怀念。诗歌感叹有经世之志与经世之才却无人举荐，友人愿意回乡归隐，而自己却不愿归隐，因此有“我不如”之叹。后面又感叹自己这“有数奇才”因无人举荐而冷落闲职，以致生计艰难无聊而迂远疏阔，可能难以经世立功了。诗歌表现的自负极高，经世之念极浓，感慨也极深。

同年冬月的《〈观津祈雨图〉为杨米人瑛昶大令题》说：“县官爱民心格天，天人一气相周旋。暴尫暴巫已非古，况持左道夸通玄。村叟焚香童击鼓，纷纷插柳呼田祖。丹青写出济时心，小草长林皆飞舞。吁嗟乎!书生为政无他长，略能驱魃如驱羊。肯同俗吏肝人肉，空向神渊投虎骨，我欲持图劝司牧。”[1]334诗歌是题画诗，写县令祈雨。诗歌认为县官当经世爱民，为此不惜求雨祈雨，希望能感动上天，讨好上天，所谓“爱民心格天，天人一气相周旋”。即便求雨的“暴尫暴巫”已非古时模样，还仗恃左道旁门之术，夸耀通晓玄机，让人难堪甚至恶心，能否求来雨水更是难以预料，但也得求，法事也得照样做，以致“村叟焚香童击鼓，纷纷插柳呼田祖”。为何如此？因为为官应该济时，所谓“丹青写出济时心”。后面感叹对方“书生为政无他长”，因此只能“驱魃如驱羊”，搞搞祈雨活动，甚至如俗吏一样吃人肉，“空向神渊投虎骨”。诗歌认为为官应该济时爱民，为此甚至不惜做出违心可笑之事，因为面对危局，他只能这样。不过违心之举却不能过度，比如吃人肉等。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诗人经世思想日益浓烈稳固，而且趋向具体切实，但同时仍有一些犹豫。如《八月晦日闻雁感赋一诗邀亥白兄受之弟同作》：“人世升沉堪一笑，江湖廊庙总徘徊。”[1]325官场升迁与沉沦，旁人或者大喜或者大悲，但他却觉得可笑，因此徘徊于江湖与廊庙之间。十月的《玉极庵访未谷饮酒》：“六十方为政，寻常肯负官？早知经世苦，不减著书难。”[1]329桂馥（1736－1805），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乾隆六十年任云南顺宁知县，次年官永平县知县，卒于官，清代杰出学者、著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擅长金石考据，篆刻、书法极负盛名。诗歌感叹对方为政过晚，因此便应珍惜而不能随便负官。反之，他又感叹经世不易，甚至比著书还艰难，隐隐然有归田之志。

嘉庆元年丙辰(1796)，正月白莲教起义爆发，诗人33岁，任检讨，十二月父去世。他的经世思想一如往常，他在年初的《初春漫兴》说：“薄宦久纡经世策。”[1]340感叹官职太过卑微，不能实现自己的经世大策。二月《送王谦六履吉明府归养》：“能退急流真洒落，不谈时务亦英雄。”[1]346此时白莲教起义已经全面爆发，因此他在送人诗中有“能退急流真洒落”之说，还说“不谈时务亦英雄”，说明当时议论朝政、谈时务，包括谈论白莲教已成风气，不过不能随便谈，更不能越过红线，因此有此说。五月末《送桂未谷馥之任永平》：“入世几人酬远志，留心他日寄当归。”[1]351诗歌当是听说桂馥由顺宁知县转任永平知县的消息而作。云南为边鄙之地，上任往来都要经过战乱之地，因此诗人感叹入世经世虽然志向远大，但却壮志难酬，因此希望对方急流勇退，当归即归。

ZhangWentao’s Statecraf t Thoughts: C on cur r ent l y C o mpar in gw ith T hoseo f L i B a i,D u F ua nd Y ua n M ei

ZH EN G J i a z hi
(H uma ne S t u dies Sc hoo l,X ih ua U ni v e r sity,C hen g d u S i c h ua n 610039)

Z h a n g W ent a o，fam o u s f o r his p oe m s,cal l i grap hy a nd d raw in g d ur in g the Q in g d a n a sty, wa s in f lu en c ed b y the ide a s o f B u ddhis ma nd D a ois m,bu t ma in l y st uck to C on fuc i a n tho ug hts a nd la id st r ess on st a te craf t.S een f r o m ti m e se q u en c e,Z h a n g W ent a o’s st a te craf t tho ug hts a nd st ra te g ies c o ul d b e r o ug h l y di v ided into th r ee p e r iods:the yo u th p e r iodo f est abl ish m ent,theo f f i c i al p e r iod o f de v e l o pm ent,the ag in g p e r iod o f indi f f e r en c e.T he in v esti ga tion b y st ag es sho w ed th a t his st a te cr f t tho ug hts u nde rw ent a ra the r c o mpl i ca ted c h a n g in g pr o c ess.And the c onne c ti v e c ont ra st sho w ed th a t his st a te craf t tho ug hts,no ma t te r c o mpar ed w ith the tho ug hts o f the pr e v io u s S i c h ua nese s ag es a s L i B a i,D u F u,o r c o mpar ed w ith those o f Y ua n M ei ac ti v e ma in l y in J i a n g s u a nd Z he j i a n g alm ost a t the s am e ti m e,b oth h a d the c o r r es p ondin g si m i lar ities a nd di f f e r en c es.T hose c o ul d pr o v ide so m e r e f e r en c es f o r the la te r g ene ra tions.

Z h a n g W ent a o;C on fuc i a n;S t a te craf t T ho ug hts;L i B a i;D u F u;Y ua n M ei;C o mpa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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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094(2016)02-0044-09

责任编辑：周哲良

2016-03-09

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李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李白张问陶儒家思想比较研究”中期成果之一。

郑家治（1953-），男，四川营山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古典诗歌及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