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润如玉 悲悯和婉
——论汉文帝诏令的个性色彩

王　瑞，王启才（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236037）



温润如玉 悲悯和婉
——论汉文帝诏令的个性色彩

王瑞，王启才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236037）

摘要：“诏令之美，无过汉唐”，其实唐也是宗汉。西汉诏令历来为人所称赞，其中尤以文帝的诏令备受推崇。今传文帝诏令约 40篇，大多体现其本人的个性，即具有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宽容谦和的智者风范，谨畏自省的戒惧心态，温润如玉，和婉生情，真挚诚恳，具有独特的魅力。文帝诏令的民生色彩与教化内容，以及罪己诏、策诏等文体形式，对后世诏令的草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关键词：汉文帝；诏令；个性；民生；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诏令之美，无过汉唐”。[1]唐与汉在历史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唐在许多方面取法汉，在诏令的撰拟方面，亦是如此，它受西汉的影响是明显的。诏令是古代帝王颁布的各种下行公文的统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实用性，但西汉中期以前，其文体尚未定型，且多出自皇帝的手笔，所以较后世能更多地流露出皇帝本人的情感色彩、个性特点，文章学、历史文化价值也更高一些。

一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年—前157年），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公元前180年24岁时被拥立即位，公元前157年47岁时驾崩，在位23年。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林虙、苏天爵《西汉诏令》、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等书可知，文帝所传诏令约40篇，这些诏令深受后人喜爱，各种古文选本争相收录，如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文总集选本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收有文帝诏令20条；姚鼐《古文辞类纂·诏令类》，辑录了汉代33条诏令，其中文帝的有10篇之多；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所选31篇汉代诏令，其中有文帝的8篇。东汉以降，学者赞不绝口，如《汉书·儒林传》载公孙弘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2]394，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3]93-95，清代学者张谦宜《絸斋论文》卷三曰：“文帝诸诏，直露其爱民忠厚之心，令人感叹。后世改为四六一派，支饰烦言，皆无足称”[4]，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诏令》曰：“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5]，刘熙载《艺概·文概》曰：“西京之文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6]……这些选本与学者评价，可见文帝诏令独有的魅力与价值。目前针对汉文帝诏令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严源芳《汉文帝诏令之研究》、张越群《浅论汉文帝诏令的艺术特色》、洪锦淳《汉文帝遗诏透显的视域》、王琳《论西汉前期诏令》等，但仍觉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尤其是将文帝诏令置于整个诏令文体发展史中进行分析，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用比较分析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帝的诏令的个性色彩与价值作一评价。

二

今传汉文帝约40篇诏令，其内容主要为封王、抚远、祭祀、振贷、养老、劝农、求贤、除刑等，较为广泛，但多关注民生教化，温润如玉，平实和婉，真挚诚恳，以情动人，“文如其人”，烙下了文帝独有的个性色彩与魅力。

（一）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

所谓悲天悯人，通常的解释是感叹生活的艰难，可怜人们的痛苦。在多数诏令中，贯穿着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是文帝诏书给人留下的最突出印象。他刚即位不久，就连下《振贷诏》《养老诏》，就是例证。两篇诏书文字都不长，但容量很大，分量很重。如作于元年三月的《振贷诏》，其文曰：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7]10

文帝从自然之景入手，由春天万物的和乐，联想到百姓生活疾苦，濒临死亡，两厢鲜明的对比，由此反思为民父母应如何赈救。言由衷出，其对百姓的仁爱之意，流溢于字里行间，令人为之动容。

元年三月的《养老诏》，其文曰：

老者非帛不暧，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入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7]10

文帝是位孝子，其母卧病三年，他亲自侍奉，代尝汤药，是历史上唯一入载“二十四孝”的皇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他能推己及人，颁诏强调养老、敬老。史载，之后官府依据文帝诏令，制定实施办法，由县、郡守官员执行：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9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2匹，絮3斤。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必须由专人负责送达。不仅如此，文帝还派人巡查，对施行不力者督促责罚。其关心百姓、体恤民情、关爱老人之心，可见一斑。代表国家向老人行孝，文帝首开先河，其慈爱仁德的境界，足成后世帝王之楷模。

文帝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还体现在始终能够恤民情、惜民力上。针对当时社会“背本逐末”、民不聊生的现状，他躬修节俭，弛山泽之禁，减轻徭役，“籍田”励农，又多次下劝农诏，减免农民租税，如十二年《劝农诏》曰：

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7]12-13

文帝这种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体现在法治建设上，就是认为法律是禁暴而护民的，所以他废弃了不少律条，如文帝二年颁布《议除连坐诏》，二年五月颁布《除诽谤訞言法诏》，十三年五月，下《除肉刑诏》。特别是废除肉刑，影响很大，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则佳话。文帝废除肉刑，源于缇萦救父的故事，他为缇萦的孝心所感动，特颁布《除肉刑诏》，其文曰：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惠民陷焉。《诗》曰：“悌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由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楚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7]13

文帝以“为人父母”的慈悲心态，看待天下子民，当子民触犯法律时，他不是着眼于其过错，而是深刻检讨己德与教化，自我反省，把过错与责任揽过来，这足以体现其宽厚仁德之心。

至于为爱惜民力，终生节俭，“履不藉以视朝”，罢修露台，《遗诏》薄葬短丧、不扰民等，都是这种仁者情怀的切实体现。司马迁高度评价文帝：“德至盛焉”“岂不仁哉”，可谓允当！

（二）宽容谦和的智者风范

文帝待人很真诚，很宽容，很谦和，有常人难以具备的“能忍”性格，作为皇帝，在外交等事务中，显示出智者风范，其相关诏书也显示和婉情真的风格，明人李贽评价说：“历代诏令多文饰，惟孝文诏书，字字出肺肠，读之令人深快”[8]。如文帝元年所作的《赐南粤王赵佗书》，其文曰：

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7]16

南粤王赵佗是真定人，秦时为龙川令。秦亡以后，赵佗遂兼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高祖时，派陆贾通使南粤，立赵佗为南粤王。高后时，有司请阻止供给南粤铁器，赵佗认为这是长沙王想要击灭南海以为功，于是自号为南粤武帝，发兵攻长沙边境，破数县而去，与汉朝相抗衡。

文帝即位后，实行安抚天下的政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南越之患，于是写了此书抚慰赵佗，劝他息兵、去帝号，仍治南粤之地。在书中，文帝并没有对赵佗的所作所为痛斥讨伐，而是降低身段，以谦和的语气，与他作推心置腹之论，先把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诸吕被除后,被诸侯大臣执意拥立为帝等经历，如实相告，不加掩饰，没有一丝自傲之意。接着说自己派人守护赵佗在真定的祖坟，按时祭祀，又对他的兄弟授官与赏赐，告诫赵佗兴兵对他自己也不利，何况他不忍诛杀无辜将士，致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后劝其取消帝号，可谓设身处地，与人为善，处处体谅，步步谦让，句句在理，循循善诱，语意恳切，最终使得赵佗去帝号、称臣。一封书信既解决了边患，又加强了与南粤等少数民族的关系，突显了文帝谦让机智、平和宽厚的人格魅力。

文帝的这一性格特点，亦体现在与匈奴关系的处理上。自汉朝建立以来，匈奴屡犯边境，杀害吏民。至文帝时，匈奴每年都侵入边界，杀掠甚众。文帝“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7]15，为了解决匈奴的寇边侵扰，特派遣使者给单于致书，提出和亲，以消除边界的战患。后元二年(前162)，匈奴几经反复后前来和亲，文帝遂颁发《与匈奴和亲诏》：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彻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7]15

文中文帝先是自责，因为自己的“不明”“不能远德”，而使吏民遭受边患之祸，倍感忧心不安。其实边境战祸由来已久，刘恒把它归为自己的薄德所致，实是自谦。《遗匈奴和亲书》谦和诚恳、推心置腹的态度，一如前文，而又机智得体，不卑不亢，不失帝国威仪。

至于《玺书赐答晁错》《增神祠制》《增祀无祈诏》等诏书中，文帝对臣下的态度，依然相当谦和宽厚。如针对晁错强力征讨匈奴的奏书之语“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他作书答曰：“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7]17，婉拒了用兵谏言，承担了拒谏的责任，但对晁错的良好用意与激情论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此胸襟态度，对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三）谨畏自省的戒惧心态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汉诏多惧词”条，论及汉代帝王诏令普遍具有谨畏自省的戒惧心态，首开这一风气的是汉文帝，其诏令中多次出现“朕既不德”“朕甚不敢”“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等谨畏自责的词句，这类词语贯穿于其多数诏令之中。最早出现惧词的，是写于元年正月的《答有司请建太子诏》，此时刘恒为帝不到半年，主管大臣根据以往惯例提议确立太子，刘恒推辞说：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飨也，天下人民未有惬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

……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敢也。[7]9-10

诏书中连用“朕既不德”“是重吾不德也”“朕甚不敢”，既是自谦，反映了他谨慎小心的处事态度，又是其惶恐心理的真实流露。文帝是以代王身份被诸侯、功臣拥立为帝的，在朝中并无多少根基，所以有如履如临之感，其《答陈武》中“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焉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7]18，是对其心态的绝佳诠释。典型地体现文帝谨畏自省戒惧的心态的，是二年十一月的《日食求言诏》，其文曰：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7]10-11

这是文帝就日食之事所颁布的罪己诏。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向上天和民众检讨自己的政治过失，以求匡正补过的诏书。把日食视为灾异现象，并认为它是对皇帝失德的某种警示，源于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文帝对“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是十分畏惧、惶恐不安的，对此，他不回避、不掩饰，认为正是自己的“不德”“布政不均”、治理无方引起的，责任全在自身，在强烈而诚恳的自责之后，他以极低的姿态自我省思，主动下诏，虔诚地让天下臣民补救过失。

后元年三月颁布的《求言诏》，其文曰：

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7]14-15

因农产连年歉收，加上近年水旱、疫疾等灾害频频发生，上天虽无异象，却出现了灾祸，不知是何原因所致，文帝为此忧心忡忡，希望群臣提意见。诏书中他首先想到的是“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而后反复设问，思考问题产生的各种原因。其勇于自责，希望解决百姓粮食问题的急切忧虑心情，由此可见。

文帝诏书中反映此类戒惧心态的，还有《答陈武》：“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误居焉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7]18。《遗诏》（后七年六月）：“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7]15-16。特别是《遗诏》中“常畏过行”“惧于不终”出自其口，是其个性与心态的经典总结。

三

西汉初中期的诏令，是各具情态、各有个性的，高帝的质朴大气，文帝的温润平和，景帝的暴戾刻深，武帝的雄豪霸气……，无不显示出皇帝本人的真性情与精气神，文帝的诏令与其父刘邦、其子刘启，绝不相同，无一言大话、硬话、霸气话，而是以情动人，这固然与文帝谦和仁慈的性格有关，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

（一）与代王的身份被拥立皇帝有关

刘恒是汉高祖第四子，薄姬所生。他排行居中，其母又不受宠幸，本没有希望当皇帝。高祖十一年（前196），八岁的刘恒立为代王，次年刘邦死，刘恒与其母薄姬出宫到最偏远的代地（都城是在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任职，在那里生活了整整17年。本是受冷落，不想因祸得褔，躲过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与迫害，若没有诸吕之乱，他会与世无争、单纯平静地度过一生。但从没有非分之想的代王，当被诛灭诸吕的大臣共同拥立为皇帝时，毫无思想准备，他感到太突然，太意外；由边缘一步到中心，成为天下矛盾、问题的聚焦点，他倍感责任重大，惶恐不安，所以朝乾夕惕，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唯恐出现过失，有辱宗庙。文帝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对江山社稷，对黎民苍生，乃至对南粤匈奴，都能用博大的慈爱胸怀去对待，从被拥立到去世，23年来，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种特殊难得的机遇，也成就了文帝，使他能抛开个人的颜面，放低身段，宽容平和地君临一切。

（二）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有关

美国心理学家赫根汉在《人格心理学》中指出：儿童与双亲及其他有关个人的早期交往，对形成未来成年人格特征具有重要意义。[9]刘恒的性格养成，与其母亲和代地生活的经历有关。其母亲薄姬身世堪怜，她是私生女，父亲早死，母亲魏媪饱受世人冷眼，在漂泊流浪中艰难地将儿女养大，后把女儿送给魏国君王魏豹作姬妾，魏豹被刘邦打败后，薄姬被刘邦充实后宫，不被宠幸，只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与刘邦结合而生刘恒，终因出身不佳，姿色平平，又遭冷落。母亲不被宠幸，儿子自然不受重视，也幸好躲过了吕氏的杀戮迫害。刘邦死后，薄姬带着8岁的儿子出宫到代地，母子相依为命，薄姬在儿子身上一定没少下培养教育的功夫，刘恒又特别听话孝顺，这也养成了刘恒谨慎小心、忍让、内敛的性格。十五、六年在艰苦的边地成长的经历，使刘恒对民间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对底层社会状况的理解，也较之于生长深宫更为具体与深入，这种经历，决定了他从登基到去世之前，很多诏书都把民生问题、百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坎上。

（三）与客观情势有关

文帝在诸吕被杀，周勃、陈平等文臣武将拥立做皇帝时，没有靠山，立足未稳，面临功臣强大、藩国问题、匈奴问题、南粤问题、商人兼并土地、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等一系列问题，他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财力，去强力面对，若硬碰硬，会给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甚至自己的统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只有“以智取”，以众人，靠谦和，靠制衡，靠调和，以柔克刚；时机不成熟，就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与容忍。正是这种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本领与超强的政治智慧，文帝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矛盾，不但稳稳地站稳脚跟，而且开创了“文景之治”。

（四）与信奉黄老有关

文帝谦和、低调、能忍的为人处事风格，既是性格与智慧，也与他信奉黄老有相当的关系。文帝母亲信奉黄老之术，汉文帝在治国理念上也以黄老为主，黄老学“无为”“因循”“谦卑”“卑弱以自恃”“以弱胜强”“尚俭”“不敢为天下先”“兵者不祥之器”等内容，对文帝休养生息政策、内政外交诸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这些主客观原因，造就了文帝独特的性格与精神气质，对他治国理政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其诏令具有鲜明的个性，独具魅力。

四

文帝带有本人气质与个性的诏令，无论是从其文体、文章学价值，还是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值得特别关注。

（一）从文体上看，它开创了罪己诏这一独特的诏令形式

文帝二年十一月颁布的《日食求言诏》，是迄今可考的第一份罪己诏，首开古代帝王因灾异而下诏自责之先河。其后，罪己诏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文文体，被历代帝王所沿用，其文体结构、语言修辞，为后世帝王提供了撰拟该类文字的范本，如“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汉宣帝本始四年《地震诏》），“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汉和帝永元七年《日食选郎官诏》），“永思厥咎, 在予一人”（汉明帝永平八年《日食求言诏》）等等，多是仿照文帝诏令的内容与修辞语句。

在诏令中首次引用儒学经典。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在诏令中征引儒家经典者屡见不鲜，而这种现象在汉文帝时期就已出现。汉文帝在《除肉刑诏》中，引用《诗经·大雅·泂酌》“恺弟君子，民之父母”[10]句，开启了诏令征引经典的风气，为以后诏令文体的儒学化、典雅化奠定了基础。文帝虽信奉黄老，但对儒学典籍很重视，他曾派晁错前往伏生处传习《尚书》二十余篇，其对汉代儒学的传播起到过重要作用。

刘勰《文心雕龙·议对》曰：“汉文中年，始举贤良”[3]121，徐师曾《文体明辩》曰：“夫策士之制，始于汉文”[11]。诏令中还有一种特别的类型，即策诏文，它是古代君主策举贤良方正时所用的试题，此种文体，肇始者即为汉文帝。《汉书·文帝纪》曰：“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127《汉书·晁错传》：“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 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2]2286这类诏策文后世不断出现，对人才选拔，以及后世的科举策士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从文章学方面看，具有美学特征

《文心雕龙·诏策》曰“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浮杂”既包括“杂”，道儒兼有，不纯粹；也包括“浮”，不实，有文采。从文章学方面看，这种评价未必是差。文帝诏令于平铺直叙中亦不失文采，如“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由自然之景处着手，引发议论，形象而生动。在后元年三月颁布的《求言诏》中，针对灾异现象的频频发生，文帝一连运用七个疑问句，细思可能导致问题产生的各种原因。通过反复设问，既能显见文帝希望解决百姓粮食问题的急切心情，又能造成文势的和顺婉转。文帝诏令虽保有汉初简易质朴的特征，但开始有意识地追求文辞的典雅，注意艺术形式的精美。其表现之一，是不同于高祖、惠帝诏令句式的长短不一，文中较多地使用对偶和排比句式，句式严整美观。如“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7]13，“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7]9，“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7]15等等。对偶、排比的运用，形成齐整的句式、鲜明的节奏，使得行文明快畅达，给人以典雅的美感。其二是注重谋篇布局，体式结构较为规范严谨。汉文帝诏令大体遵循一定的行文模式，即先阐述某种史事或道理，以此为论据再说明现今遇到的问题，分析原因，最后给出解决办法。如文帝十五年《策贤良文学诏》云：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乌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汉书·晁错传》）

全文使用四言句较多，有明显的对偶句式，整齐美观。层次分明，体式完整，措辞典雅、准确。无论从是内容上还是语言结构上，都充分地体现了诏令作为王言所应具备的庄重与严谨。

（三）从诏令内容看，充满了民生与教化色彩

文帝甫一即位，即大赦天下，“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即位赦诏》），封功臣（《封赐周勃等诏》《修代来功诏》《益封高帝从臣诏》），振贷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振贷诏》，养老（《养老诏》），纳谏（《日食求言诏》《求言诏》）、举贤才（《策贤良文学诏》），劝农（《开藉田诏》《劝农诏》《耕桑诏》），祭祀（《增神祠制》《增祀无祈诏》《议郊祀诏》），教化（《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除刑（《除诽谤訞言法诏》《议除连坐诏》《除肉刑诏》）、赦罪（《徙淮南王长制》《赦济北吏民诏》），抚远（《与匈奴和亲诏》《与匈奴和亲布告天下诏》《遗匈奴和亲书》《赐南粤王赵佗书》），褒奖（《玺书赐答晁错》）、节俭（《却献千里马诏》《令列侯之国诏》），薄葬、短丧（《遗诏》），在历代帝王中，文帝最体恤百姓，始终注重以德怀远，以德化人，诏书也最接地气，有感情，有温度，有动人心弦之处，故曹丕曰：“文帝慈孝，宽仁弘厚，躬修玄默，以俭率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12]，诚哉斯言！

汉文帝具有个性色彩的诏令，所具有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景帝以后的汉唐诏令影响很大。武帝以后，随着秘书制度的变迁，起草诏令先后由尚书（台）、中书省、内阁等专门机构来负责，虽然有的诏令也能揣摩当朝皇帝的口吻出纳王言，无奈越来越程式化，难见皇帝本人的个性，有鉴于此，文帝诏令的文章学、历史文化价值，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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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4.

Geniality and Sympathy Harbor——The Colour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of the Imperial Edicts about the Emperor Wen of the Han Dynasty

WANG Rui, WANG Qi-c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Abstract:Imperial edicts in Western Han Dynasty received favorable comments, especially the emperor wen’s imperial decrees. He had nearly 40 imperial edicts that had come down today, and most of them reflected his own personality. That is sympathy harbor, modest and amiable, prudent, genuine and sincere. The emperor Wen’s imperial decrees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nlightenment, including literary form,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creation of the imperial edicts. That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Key words:the Emperor Wen of the Han Dynasty; imperial edicts; personality; people’s livelihood;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3-0070-05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3.16

*收稿日期：2015-03-20

作者简介：王瑞（1990- ），女，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王启才(1966- )，男，安徽阜阳人，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