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诗学伦理中“梵之我象”对中国近现代诗歌的影响

范达

摘 要：泰戈尔诗学话语中“梵”被诗化描写成天人同体。为达到通灵自由的隐喻境界是泰戈尔诗学伦理创作基础。这又与中国近现代诗人们所认同的老子思想美学、以及禅宗美学相契合。“梵化美”深刻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主流诗歌伦理美学建构，为诗句张力美的隐喻研究提供了实证。同时也显现出地缘文化因素与文学发展相关联的必然性。

关键词： 梵化美；互文性；禅境；伦理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6-0-02

一、泰戈尔诗学伦理的起源

从诗学层面上看“梵”的文学话语描写，是人对自然万物自由对话的美学隐喻。诗歌创作的本原是灵魂获得自由的过程。这个创作过程涉及了诗学伦理。泰戈尔诗学伦理基础来自《奥义书》中所说的“梵我同一”（ 乃文，2008）。梵是可以触摸到的一切美的形式之合集，体现了人之所思所想皆来自于所处的时空语境。泰戈尔诗学伦理中的情感世界展示出一个民族对“梵”的精神追求。

泰戈尔诗学高度是建立在“梵我同一”基础上的“梵我同源”。也可以理解为灵魂同源。泰戈尔的诗学观应该是一种时空平行、乃至不分贵贱、人际平等的价值观。其诗句超越种族、解仇驱疑，净化灵魂，自然就成了自由与爱的化身。正如《吉檀迦利》中第一句的字眼：“永生、欢乐、杯儿、倒空、充满。”到最末诗句的字眼：“诗歌、调子、膜拜之中、洪流，大海、鹤鸟、山巢、生命、家乡。“杯子”隐喻着“时空转换演化着万物”；“永生”隐喻着灵魂的精神皈依；“诗歌、调子”穿越了时空，“静寂的大海”隐喻这“灵魂的宇宙之源”。泰戈尔诗化了人类灵魂对生命本质的时空追问，其情之重、之深，皆展现了他的诗学伦理之完美、哲学之深奥、时空之博大。世人始终体会着、感悟着、阐释着其中诗句的哲学启示：“人类的灵魂与情感到底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情感和空气一样都源于一种感知体验，而感知体验主体也是感知存在的一部分。可以说，诗人灵与物间对话是对梵我关系的隐喻性阐释。

二、泰戈尔诗学伦理中的“梵之我象”对中国近现代诗人的创作映射

文学话语描写往往是互文性的。 米歇尔 施耐德：“现代艺术作品是古典作品投射的影子，那些作品在这协调中熠熠生辉。”（蒂费纳 萨莫瓦约，2003）例如：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中的诗句：“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这表达了诗人把精神与宇宙万物熔融一体的诗学理想。林徽因的《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的一句：“水光浮动着你梦中期待的白莲。”诗句中的水光、浮动、梦、白莲隐喻了宇宙时空幻化为“梵”的境界。正如泰戈尔的诗句提到了：纯白的光辉、为灵魂翱翔、你的阳光、云彩。虽然一个是水中语境、一个是天地语境；一个是女子矫情的小世界、一个是宗教式的独白，在他们的诗句中所幻化的意象，在文本构建上是互文的。从林的诗句中可以体察到泰戈尔诗歌“梵”的隐迹。再例如徐志摩的诗《偶然》中的字眼：“一片云、投影、心波。都融入了幻化自然的梵化美。泰戈尔：“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 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泰戈尔成就了郭沫若对新诗内在律的发现。”（魏建，2009）从泰戈尔诗句中都能找到“梵”的哲学价值，并且成为他的诗歌风格。所以泰戈尔诗歌所表达出的“梵”境，同时也是诗人的思想源泉。他的诗歌被梵化成一种能够包容宇宙万物的人生美学现象，可谓“梵之我象”。

冰心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写道：“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只深深地的觉得澄澈……凄美……”泰戈尔诗歌中所发散出的凄美感来自“梵我同一”的思想。正如泰戈尔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所写的对生、死与爱的顿悟，流露了“梵之我象”的伦理认知，阐释了爱是生命的本质意义。泰戈尔的诗都具有这种梵化美，也称之为“梵之我象”。也可以说他的诗隐喻着一种人生美学。

三、泰戈尔诗学的“梵之我象”与中华诗学“禅境空灵”的伦理美学比较

谈及人生美学追求，就会谈到老子。中国近现代诗人大都熟悉老子道法自然的天人观的美学思想，也受禅宗美学的影响。王柯平对中国美学的观点：“在空灵中见佛性、得般若，在顿悟中体禅悦、入涅槃的禅宗美学……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心理活动……表现在审美趣味上，则贵清净幽寂的氛围，尚空灵玄远的意境，求"梵我合一"禅境中的禅悦。（王柯平，2014）而涅槃本身就是人生美学追求。“空灵”所求的意境、或者说是伦理美学标准，与“梵”对人生的阐释都体现了一种辩证关系。泰戈尔对“梵”的阐释是隐喻在他的直觉中的，但是他绝对没有否认理智的存在。相反，他的诗歌迸发出的理性光芒足以照亮人性 “我”之境界。中华历史上的诗歌大多追求禅宗之美，更求“我”对自然之感怀、对人生之顿悟。所以说泰戈尔诗学与中华诗学的伦理美学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又体现在诗学文本互文性层面上。诗学文本互文的基础是对文本间的伦理认同。地缘文化能够促进诗学的伦理认同，从而丰富了文学的直觉体验。诗学更重于感性。冯友兰说：“哲学家对哲学中的主要概念，不仅要有理智的理解，而且要有直觉的感受。”（冯友兰，2014）诗歌中的隐喻就是直觉活动的表征。这种诗学感性体验的精神框架是被包裹在梵我之中的、不可割裂。“我”集合了理性与感性，没有理性或没有感性都不能称谓“我”。对“我”的诗意化描述是诗人对人性美的伦理认同，通过隐喻化的诗句激发受众的直觉感受。这里提到的 “梵”是诗人对天的伦理认同。所以二者合二为一成为一个伦理诗学框架，阐释了上述有关灵魂与情感的来源与归宿。灵魂可以阐释为一种直觉经验，可通达自然万物、还可通达造物主-宇宙。与人类情感相系是诗学伦理的表达。伦理是理性化的人伦智慧，它一定来自人的情感世界。任何割裂人伦关系与情感的语境关联谈论“梵”都愈显其理据之苍白。所以阐释伦理美应是诗学阐释的核心。

泰戈尔的诗歌伦理之美体现在其理智与直觉的完美结合。诗人的直觉与理智凸显了其诗句的张力美。例如：“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他的理智在说，庙宇虽破旧，但还是要有礼拜的人光顾的。直觉却告诉他，无人来光顾了。寂静的空气、流荡的春风是诗人的直觉体验。直觉与理性信念产生了精神碰撞。通过诗歌的隐喻，诗人对人类伦理做出了有力的发问。正如冰心所评价的那样，泰戈尔诗句中的张力隐喻所形成的心理失落感所产生的是一种“通灵的圣洁感”、这也是诗歌“梵化美”的核心价值。从中悟到诗人对生命的坚定信念，对世态批判的透彻认知、对宗教本质的追问。这些都体现出诗人的伦理高度，从而映射出其诗歌的直觉意义。从诗学层面看，“梵化美”和“禅境”都源于共同的伦理美学。人们可以凭借直觉从诗人 “我象”的隐喻式描述中感受到诗歌中人伦的光辉力量是横贯天宇的。印度诗歌隐喻中的“我象”，总带有“梵”义化的人伦语境。而中华诗学的美感更侧重于道法自然。中华诗学的“禅境空灵”多隐喻诗人的田园理想和人伦观。诗人们常对个人与自然万物、社会语境关系进行隐喻式描述，重人生空灵体验而少神秘的超验之感。

参考文献：

[1]乃文，奥义书，编译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北京， 2008-11-1.

[2]蒂费纳 萨莫瓦约 著，邵炜 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2003 第62页，第17行.

[3]魏建，泰戈尔究竟怎样影响了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北京，2009， 03.

[4]王柯平，跨文化美学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4，第133页，第7-18行。第149页，第19-26行.

[5]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4，第205页，第18-19行.

[6]泰戈尔，泰戈尔经典诗歌全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2010.

[7]冰心，冰心散文，花城出版社，广州，2004.

[8]林徽因，林徽因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

[9]徐志摩，徐志摩诗歌全集，哈尔滨出版社，哈尔滨，2013.

[10]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