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与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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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姆在创作中特地将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但是作为一位生活在帝国主义背景下的西方作家，毛姆作品中对中国的书写——中国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东方主义的烙印，贯穿着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的文化霸权观。拟以其经典小说《彩色的面纱》为例，采用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视角，分析毛姆作品中的中国这一他者形象，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表现。通过细读文本中的描写中国的情节和分析其中的东方主义殖民话语，解读毛姆创作中所流露的东方主义情感，从而论证多数人认同的具有反殖民倾向的毛姆作品实质上体现了东方主义意识形态，进而探讨毛姆东方主义心态形成的背后根源以及毛姆文化霸权观的实质。

关键词：毛姆；《彩色的面纱》；东方主义；他者

中图分类号： 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1-0083-05

20世纪英国文坛上，小说家、剧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可谓盛名远扬。毛姆在20世纪初沿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小说，受法国自然主义流派的影响，他善于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审视人生、表现人生。毛姆创作最受瞩目的乃是其国际题材，他擅长书写英属殖民地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其作品大都富有异国情调。而毛姆的作品之所以广为流传、交口称赞，也就在于他善于从潜在读者的期待视域出发，在作品中书写遥远而异质的东方文化，满足人们对异域的好奇心[1]324。

毛姆与中国的渊源颇深，他的作品中不少以中国作为叙事背景，包括散文集《在中国画屏上》（1922）、戏剧《苏伊士之东》（1922）和长篇小说《彩色的面纱》（1925）等。毛姆受叔本华的启发对东方文化产生了兴趣；随后他接触到王尔德有关中国老庄哲学思想的阐释，更加憧憬东方文明，无比向往“道法自然”的中国文明[2]119-121；因而在来中国之前，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还停留在汉唐时期的繁华盛世，“是一种凭借其自身文化优越感抉发出的异国情调”[1]324。1919—1920年，毛姆亲身游历中国，试图找寻古老东方文明的遗光，并将在中国的游览点滴记录成文，集中展示了心目中中国的形象；即便是这样近距离的观察，毛姆仍旧无法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是隔着面纱窥视中国，从其作品中的中国书写来看，毛姆“基本持续了《人性的枷锁》中对中国的看法”[1]329。从根本上来说，毛姆避免不了传统的欧人心态，他作品中的中国只是想象中的“他者”和“异类”，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毛姆笔下的中国绝非单纯的异域风情书写，而是被建构起来的沉默的他者。

毛姆在英国文艺评论界被誉为“通俗作家”，广受读者欢迎，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毛姆对异域文明的书写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然而毛姆在评论界却遭到冷嘲热讽，被视为异类，批评家认为其多数作品构不成“伟大”的条件。而当代中国学界对毛姆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些学者持褒扬态度，包括胡水清、郭哲韬和李杜等，像李杜就认为毛姆“对中国文化深表关注或仰慕，对中国人民寄予无限的关切与同情”[3]32，而笔者在细读毛姆描写东方文明的具体文本后更为赞同另一种观点，即受19世纪西方所建构的固定化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毛姆骨子里透出东方主义的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

本文拟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具体分析毛姆在《彩色的面纱》中所建构的中国形象，通过细读文本中的描写东方的情节和分析其中的东方主义殖民话语，解读毛姆创作中所流露的东方主义情感，从而论证多数人认同的具有反殖民倾向的毛姆作品实质上体现了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毛姆作品的中国书写绝非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在西方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建构出的中国形象。

一、 “东方”的涵义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东方”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本义是“太阳升起的方位”，是指示方位的地理概念，正如《诗·邶风·日月》中所说的“日居月诸，东方自出”[4]42。先民们根据自身的观察，把太阳升起的方位称作“东方”，相对应的就将太阳落山的方向称作“西方”。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东方和西方这两个相对的概念“是由自然规律确定的”[5]65。

然而，随着西方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全球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殖民统治，东方与西方这一二元对立的概念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成为文化概念，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色彩，“东方”成为专制、落后和停滞文明的代名词。西方文化为了完成自我现代性的建构，在二元对立的模式下构筑了东方这一“他者”的形象[6]87。东方的形象，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在西方权力话语体系下建构出来的，与东方的真正形象无关。通过赋予“东方”、“西方”这一对空洞的地域概念以明确的文化内涵，西方知识分子完成了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文化认同，为西方殖民扩张找寻和提供了依据。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是后殖民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代表作《东方学》（Orientalism 1978）、《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可谓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作。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是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出发，对传统文化观念加以批判，葛兰西不赞同那种将文化视为理想或是将其定义为人类生活的全部方式的理念，而是肯定文化在现实政治和权力斗争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将文化视为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7]33。同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还借鉴了福柯关于话语即权力的分析；他在《东方学》中首次将“殖民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和将东方视为“他者”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方面的体现，西方知识分子通过各类文本形式对那些受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和文化进行知识编码[8]503。东方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对东方加以表述。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为批评对象，指出西方的所谓客观中立、不受政治影响的东方学，实际上充满了偏见和误解，是帝国主义实施掠夺和控制的组成部分。”[9]96，215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绪论中就指出，东方主义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专注东方研究甚至东方书写；二是将其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指示千年以来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第三种含义，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更多地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视角来衡量，东方主义被视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这也意味着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统治关系，一种程度不同的复杂的霸权关系[10]3-8，而这一观念深深烙印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

东方主义的实质就是欧洲中心论和文化霸权主义。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通过以下几种统治策略发挥效力，首先是创造出一种“想象的地理学”，在文化层面上构筑出一种“西方”与“东方”的对立，东方总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和女性的；西方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和男性的[10]49。在此基础上，西方人将东方抽象化和文本化，以东方为对象建立一整套知识体系，而这一体系是完全符合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而东方主义文本不仅能够制造知识，还能够创造他们似乎想描述的那种现实[7]36。这样一来，真实的东方被文本化的东方所取代，现实的东方世界被排斥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格局之外，被定格成“他者”和异域的形象。

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提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研究领域，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阐析视角，很多以往“都认为只有象征意味或者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品都可纳入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视野重新加以审视”[5]67。不少评论家认为毛姆作品以其国际性背景著称，通过将人物放置到一个异域的环境中，观察人物在脱离欧洲基督道德禁忌后的行为举止，透视人性的弱点。较多的评论文章是从作品的主体和人物塑造出发对毛姆的作品加以分析，而较少有文章关注毛姆作品中描写异域风土人情的文字，这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恰恰为我们解读毛姆作品中的东方书写提供了观察的视角。

毛姆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其不少作品，包括小说、游记和戏剧中都有对中国的描写。毛姆的中国书写是否与他的前辈或是同辈有相似之处？他能否避免传统的欧人心态，避开东方主义话语的使用，为读者提供有关东方“真实而生动的图画”[11

]3？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将在下文对毛姆游览中国后创作的小说《彩色的面纱》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和中国人形象加以分析，进而考察毛姆的思想中是否浸润着东方主义意识。

二、 《彩色的面纱》的东方主义情节

（一） 《彩色的面纱》简介

《彩色的面纱》是毛姆在游历中国之后，于1925年创作的以香港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故事的主角仍旧是毛姆惯常刻画的英国海外殖民者。整篇小说情节发展的背景主要设置在中国香港和内陆的一个村庄——梅潭府，讲述了英国一对新婚夫妇婚后来到中国——充满异域风情又令人心生恐惧的国度，丈夫费恩（细菌学家）发现妻子凯蒂不忠，随后胁迫其妻子与其同赴梅潭府——中国霍乱疫区，凯蒂到达梅潭府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修道院的工作后，越发意识到自己先前是多么浅薄无知、爱慕虚荣，之前看来平庸木讷的丈夫其实品格高尚、心地良善。在霍乱肆虐的梅潭府，凯蒂悟出了人生和婚姻的真谛，寻得了心灵上的宁静和满足。

《彩色的面纱》表面看来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救赎的故事”[12]227，小说围绕主人公之间的纠葛和关系演变，描摹了三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小说开端采用了全知视角介绍男女主人公的婚姻背景，待男女主人公踏上中国土地后，便改用人物视角，借助女主人公凯蒂的口吻叙事，采用有限视角描述观察对象，透视人物心理活动。“从文学展现的方式看，这种采用人物视角展现的异国形象，更加强调作品反映的异国不是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关于异国文化的想象。”[13]48

然而，揭开表层的面纱，分析毛姆在小说中的中国叙事情节和环境描写，不难发现其叙述中透出的东方主义心理，通过凯蒂的口吻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和中国人民形象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英国人惯常的文化心理的烙印。毛姆长时期浸润在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语境下，在描写中国这样一个“他者”的形象时，还是无法摆脱西方“集体心理”的影响，不自觉地带着傲慢与偏见的眼光观察异域中国。下文将结合文本细读，具体分析《彩色的面纱》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民众形象，从这些中国书写中透视毛姆在评判东方文明时所持的民族主义立场，他在讲述东方文明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不屑和偏见，不论他多么推崇庄子哲学，他都无法避免欧洲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东方只是映衬西方白人文化的他者形象，只是“比照中的观念对应物”[5]69。

（二） 《彩色的面纱》中的中国书写与他者形象

《彩色的面纱》一文中，主角是驻华白人殖民者，毛姆将他们塑造成高尚、开化、文明的形象，而对中国民众的描写着墨不多，并笼统的将中国民众视为野蛮、不开化、冷漠的集体，这些中国人没有思想和个性，也缺乏清晰可辨认的面孔。毛姆的种族主义偏见可见一斑，他将那些远离家乡来到中国的修女们刻画成圣人、救赎者，相对应的，中国民众毫无信仰、轻视生命、野蛮未开化，是需要救赎的对象。

毛姆笔下的中国人大多外貌丑陋，纵观《彩色的面纱》整个文本，毛姆“类型化、丑化、野蛮化、异类化甚至动物化中国人，流露出欧洲集体无意识中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鄙视、厌恶之情。”[14]80在西方白人的眼中，白人是最优越的种族，其他肤色的人种都是劣等民族；因而文中英国人看到中国人黄皮肤、黑眼睛的形象后深觉好奇，有股神秘感，但也倍感厌恶。小说中提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有华人老板、中国仆人、轿夫、满族女人、修道院的中国孩子以及中国官僚和士兵。凯蒂初次到访修道院，看到“穿着制服的小女孩面带菜色，身材矮小，鼻子扁平”[15]108，就觉得“她们看上去不像人类，由此产生了一种厌恶感。”[15]109她后来去修道院工作时，起初还是无法克制对“那些女孩子的厌恶情绪”[15]127，她看到这些孩子“长着又黑又硬的头发，圆圆的黄面孔，又黑又大的呆滞眼睛”[15]127，便满怀恐惧，难忍厌恶之情。

《彩色的面纱》一文中，毛姆笔下的中国人狡诈、冷漠、野蛮和无知。凯蒂在香港与汤森幽会地的中国老头儿就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讨好样子”[15]9；“华人厨师抱着漠不关己的态度”[15]96给凯蒂他们上沙拉，似乎不担心他们会染上瘟疫；在凯蒂丈夫——华尔特的葬礼上，“那些苦力们在一旁走来走去，好奇地望着举行完基督教的葬礼以后，便三三两两地拖着杠棒离开了。”[15]176中国人冷漠、毫无怜悯之心的形象被西方想当然地建构起来了。同时，在毛姆笔下，中国人漠视生命，随意遗弃孩子，修道院院长告诉凯蒂中国“孤儿并不是失去父母，而是她们的父母想舍弃她们。”[15]109并且中国父母认为“女孩子没有用处，是个累赘。”[15]109毛姆借助凯蒂的叙述视角，抱着猎奇和傲慢的眼光看待中国民众，“从而创造了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12]227

小说背景主要设置在中国，自然有不少对中国环境的描写，小说主要是透过叙述者——凯蒂的眼光去观察周边环境，在凯蒂看来，中国是神秘而恐怖的异域，脏乱不堪、疾病肆虐、古旧腐朽，呈现出一片衰败凄凉的景象。凯蒂从香港到梅潭府的路途中就发现中国街道“不整洁”[15]104，到了梅潭府后发现那儿的情况更糟糕，“街上到处跑着出生不久的鸡狗鹅鸭，到处是垃圾粪便，臭气熏天”[15]104。瘟疫肆虐的小城到处蔓延着死亡的气息，凯蒂在去修道院的路上就觉得“城里的街道上空荡荡的，简直像个死城。”[15]121摆渡船上的华人面孔“像死人一样灰白”[15]121，衣衫褴褛的乞丐“皮肤粗糙、坚硬，像是硝过的山羊皮。”[15]121城里的人们“在痛苦中挣扎着，在恐惧之中走向死亡，而大自然竟对此无动于衷。”[15]121凯蒂眼中的梅潭府早已不是其本真的模样，是被他者化的梅潭府，是东方主义话语下建构的梅潭府，是以凯蒂的视角和文化心理来观照的、呈现在叙事文本中的梅潭府[16]142。

古旧的中国牌坊和庙宇这两个文化意象增添了中国这一东方国度的神秘感，这些文化意象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宗教文化紧密相连，但是在凯蒂眼中，这些意象古老而神秘，满含肃杀之气。凯蒂在去梅潭府的路上看到了中国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牌坊，在中国文化中牌坊是“用来褒扬金榜题名的状元、进士或节烈妇女”[15]81，但是在凯蒂眼中，牌坊是一座“古怪的建筑物”[15]，其“变幻莫测的外形像是印度神挥舞着手臂。”[15]87看到牌坊后她觉得心神不安，觉得这个奇特的建筑神秘莫测，和不详、恐惧挂钩。还有破败的庙宇，庙宇本是中国人祭拜神灵的场所，然而凯蒂到访的庙宇即将空无一人，即将“经受狂风暴雨的侵袭”[15]135，随后“自然界的一切将会乘虚而入，”[15]135众神泯灭，庙宇“就成了精灵鬼怪的藏身之地”[15]136。在西方人眼中，这些中国文化意象散发出颓靡、停滞和死亡的气息，中国这一东方国度并非如想象中那般富庶、祥和、神秘，相反，给人留下古旧、腐败、停滞和混乱的印象。而庙宇的毁灭意味着信仰的倒塌和缺失，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是野蛮不开化的，急需西方人的救赎。

毛姆在《彩色的面纱》中借助凯蒂口吻进行印象式书写，将中国建构成古旧、神秘的东方国度，但却笼罩在贫穷和死亡之下，将中国人刻画成低贱、愚蠢、落后和无知的形象。“梅潭府，霍乱肆虐的梅潭府，死尸遍地、哀鸿遍野的梅潭府已成为中国现实的缩影。”[16]143作为一位欧洲文化熏陶下成长的英国作家，毛姆无法避免跨文化沟通和书写中常出现的误解和误读，他是带着东方主义的猎奇心态去观察中国社会百态，以一种西方文化的优越心态去审视中国文化，小说中建构出的“苦难中国”只是毛姆想象中的、用以映衬西方文化的他者，并非中国的真实形象。

三、毛姆东方主义思想的渊源

事实上，《彩色的面纱》中的中国形象书写，不论是作为东方“黑暗中心”的落后贫穷闭塞的形象，还是作为西方传统观念中遥远、神秘、古老、明媚的东方乌托邦形象，都不是中国的真实面貌。毛姆的确亲睐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他始终是抱着居高临下的文化心态观察中国百态，他的目光中饱含傲慢与偏见，他无法摆脱传统欧人观华的心态，始终以西方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毛姆对中国的形象建构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从毛姆的“中国观”，从其文本中采用的殖民话语就可以透视其东方主义文化立场，下文将探讨毛姆东方主义心态形成的背后根源以及毛姆文化霸权观的实质。

毛姆作为欧洲知识分子，一直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即便他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他的认识“很难跳出历史先验成分的限定，摆脱西方文化的认识基素或基本符码。”[17]4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向来反复无常，在“乌托邦”和“异托邦”（heterotopia）的两极之间摇摆，长久以来，中国经常让人联想起一片富庶祥和、井然有序的理想国度；但是在西方后殖民意识形态的浸润下，东方是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被建构成一片不可理喻、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空间，类似福柯提出的所谓的“异托邦”[17]3-4。毛姆的中国书写是意识形态性的，蕴涵着西方人对东方的主观性的、想象性的建构，他无意识的将东方建构成和西方文化相对立的“他者”，凸显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种霸权关系、权力关系、支配关系。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导言中就开宗明义道：“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0]1东方主义的一种含义是西方观照东方的思维方式，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惯于对处在文化弱势的东方加以主宰和重构，东方主义实质上成为“西方人出于对东方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18]57。毛姆生活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下，而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阐述由来已久，扎根于西方的历史和意识形态中，毛姆在社会历史所限定的范畴中思考，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先验成分的限制[10]35-36。

法国比较文学家巴柔在分析“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这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时，就指出，“‘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19]4“透过非我这面镜子，现出来却往往是自我的形象。”[19]29毛姆用文学文本书写中国，将中国建构成与西方相对立的落后、无知、闭塞的国度，这里中国——东方作为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西方文化实现自我认同的媒介。毛姆文化霸权观的实质就是凸显西方的先进文明，东方的愚昧落后，进而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找寻借口，试图掩盖西方侵占东方的事实。

四、结语

《彩色的面纱》一文中，毛姆笔下的在华英国人对待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不论是鄙夷唾弃，抑或是宽容仁厚，都是抱着优越文化的心态审视他者文化。毛姆对东方文化兴趣浓厚，他在未到访中国之前将其视为精神之家园，他追寻的是古韵之中国，可在实地考察后，看到衰败颓唐的近代中国，他内心深处的乌托邦轰然倒塌，他试图从颓废的帝国中寻觅一丝昔日的荣光；同时欧洲人心目中中国保守落后、野蛮闭塞的形象已经固定化，毛姆作为欧洲文化浸润下成长的知识分子，无法成为超脱于东西方文化视角之外的旁观者，他的骨子里透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文化立场。“掀起遮在毛姆中国形象上的那块彩色面纱，源自于西方优越论的自负心理也就展露无遗了。”[1]343毛姆笔下的中国并非现实的中国形象，而是带有特定文化涵义的、被建构起来的他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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