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

张琳，郭雨娜，刘冰洁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产业结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

张琳，郭雨娜，刘冰洁

（大连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产业结构是影响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演进与优化影响工业用地利用方式、投入强度、利用强度和空间布局，也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益，因而，探索产业结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对于协调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从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与竞争效应角度分析其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与竞争效应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东部和中部地区继续大规模投入竞争优势产业，只会造成拥堵效应和集聚不经济从而抑制工业用地集约利用。

[关键词]产业结构；工业用地；集约利用

郭雨娜（1992-），女，内蒙古赤峰人，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刘冰洁（1992-），女，河南安阳人，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工业用地的需求持续上升。高辉娜（2015）的研究表明，工业用地对中国城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递增。然而，工业用地作为支撑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投入因素，当前粗放利用现象严重。陈伟等人研究表明，我国工业用地项目容积率只有0.3-0.6，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0（陈伟等，2015）。因此，不断提升工业用地利用效率，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能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结合当前中国国情，实现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并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而只能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事实上，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主导型增长，在这种增长中，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稀缺资源的配置效果，从而对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陈羽等人的研究指出，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使得产业关联度增加、经济结构关联度增加，使得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从而提高土地资源的产出效率（陈羽等，2009）。因此，研究产业结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得到优化，实现工业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

关于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近几年国内外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现状评价（Howley P.，2009；陈昱等，2013；范颖超、王成新等，2014）、空间比较分析（Junyan Yang,2012；叶刚、熊强等，2013；赵敏宁，2014；DI Xianghong,2015）、驱动因素与机理分析（吴郁玲,2007；渠丽萍等，2010；赵小风,2012；LI Guang-dong，2014；）和政策探讨（贾宏俊，2010；高魏，2013；王梅，2014）等。目前为止，鲜有文献结合产业结构分析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情况，只有少数研究结合产业结构分析整体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早期有把土地利用方式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性因素来研究（黄贤金，2002；顾湘，2009；王颖君，2013），反之，近些年也有研究认为产业结构是土地利用的决定性因素（何乃，2011；韩峰，2013）。无论是基于产业结构研究土地集约利用，还是将后者作为前者变动的因素来研究，抑或是结合二者进行多方面探讨等，现有研究都是针对目标区域，以理论分析为重点，对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关联和影响进行分析。虽然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对土地集约利用有促进作用，但是关于产业结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贡献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目前鲜有发现。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2003～2013年全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面板数据，从产出角度构建模型测量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并且以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发展情况，归纳出产业结构的结构效应（MIX)和竞争效应(DIF)，测算出具体数值后纳入到STIRPAT模型中，对产业结构对中国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贡献及区域间差异进行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

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结构的核心与基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和基本途径。任何产业发展都必须以一定的土地和空间作为依托，不同产业对区位选址要求有所不同，决定了具有地区差异的土地利用结构。比如地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四川平原的黑龙江省、河南省及四川等省份历来为中国的产粮基地，是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典型地区；而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省份如广东和江苏省，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领头羊，都拥有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此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也时刻影响着土地资源利用类型的选择、利用强度的变化和空间结构的布局，如图1所示。产业的发展和结构的调整必将打破土地资源在原产业部门之间分配的均衡，使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土地资源利用趋向于更合理。

一般来说，在区域产业结构中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地租，因此根据自身的发展其位置多处于城市集聚效应较高的地段。而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将追加要素投入来实现规模扩张，以期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通过扩大产量占领市场，获得抢先优势。产业规模扩张一般通过内部规模扩张与外部产业集聚共同实现，产业内部规模扩张表现为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使土地投入强度增大；外部产业集聚表现为产业部门通过扩建厂房或建设新厂的方式，增加土地要素的投入，实现规模扩张，使土地向该产业集中。土地集中的过程是土地要素从低效益产业中脱离并投入到高效益产业的过程。在竞争优势产业实现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益提高，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

在区域产业结构中处于相对竞争劣势的产业，一般具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且自身经营效益低的特点。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土地竞争压力，如果不能及时改善自身经营状况，企业必须对其生产规模和土地区位选择做出新的调整，甚至有些经营不善的企业面临退出该部门，从而实现产业置换。与此同时，新兴产业或优势产业凭借其强大的竞争优势发展壮大，并逐渐淘汰低效率的老产业。具体而言，新产业一般提供比老产业更符合时代需求特征的产品和服务，在新产业形成初期，生产厂商数量可能不多，如果该部门提供的生产和服务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就会引起产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使得从事该部门生产和服务的企业能够获得可观的超额利润，在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厂商必将努力扩大其产出。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进先进设备或者进行技术再创新，提升产品的生产速度和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规模的扩张如扩建厂房、追加生产线的方式，提高产品的社会总生产速度。而技术再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所以新产业部门往往采取规模扩张的方式来扩大其产出，使得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土地资源从利用效率低的老产业向新兴产业部门集中，形成新的土地利用结构的同时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

图1　产业结构调整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路径

三、 指标测算与数据说明

（一）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测算

对于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指标构建，以往研究倾向于从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着手，利用综合指标法分层次构建衡量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指标体系。这种方式虽然能较全面地考察影响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各个方面，但是不能避免与其他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的共线性问题。此外，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工业用地而非土地资源整体，工业用地包括工厂、车间、手工作坊等生产场地而不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及绿地等不能直接衡量地均产值的土地利用类型，因此，本文将采用单一指标评价法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衡量，主要是从产出角度衡量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LU表示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GIP为工业总产值；S为工业用地面积。

（二）产业结构测算

对于产业结构的测算，大多数研究采用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及劳动力就业结构来衡量，而这些指标只适用于大范围地粗略地对产业结构进行描述和对比，不能细致地体现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及资源配置的作用。Perloff（1957）将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贡献分解为两个方面：构成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

构成效应表示在国家产业结构中具有强势发展潜力的产业在一个地区总体经济结构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表示产业结构协调化和高度化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结构优化的长期变化趋势，测算方法为：

其中MIX代表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E表示各产业就业数量，i 表示各产业，r 和n 分别表示区域和全国；括号中的式子表示从t 到t+1期全国层面上第i产业就业增长率与全国就业增长率的差额。

竞争效应衡量了区域与全国同类产业相比以更高的平均增长率发展其产业的能力，即区域产业在国家层面竞争优势，从经济供给方面衡量区域利用当地优势条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能力。区域产业结构竞争效应的测算方法为：

其中DIF代表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括号中的式子表示从t 到t+1期区域层面i产业增长率与同类产业的全国平均增长率的差异。

（三）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2003～2013年作为研究样本区间。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经济指标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剔除价格变动影响。

本文运用2003～2013年全国各省区市18个行业的城镇就业人口数据测算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和竞争效应，行业划分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工业用地，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剔除农、林、牧、渔业，利用余下18个行业来测算产业结构的综合指标。

四、 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

综合比较以往研究，本文引入Dietz & Rosa建立的 STIRPAT模型来分析产业结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1994），该模型是对环境压力等式 IPAT 的扩展形式，被广泛应用于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量化分析中。标准的 STIRPAT 模型为：

式中I表示环境影响，而土地利用方式作为环境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文中该变量为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ILU；a为常数项；P 为人口规模；A 为人均财富，考虑到单一指标不能准确衡量地区财富差异，本文选取一组变量包括城市人均GDP、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各地区人均财富状况；T 为技术进步水平；e为误差项。

Combes P.P的研究成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不仅能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而且能通过规模效应、经验效应和范围效应为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2000）。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因此，技术进步可以通过产业结构演进状况表示，表达式为：

式中T表示技术进步，S表示产业结构发展状况，T0为常数，θ表示产业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弹性系数。而区域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可以用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和竞争效应来衡量，因此产业发展状况S可以表示为：

式中S0为常数，MIX和DIF分别代表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和竞争效应，a 和β分别表示产业结构构成效应、竞争效应对产业结构的弹性系数。将上式代入到式（5）中可得：

将式（7）代入到式（4）中，并取对数，得到本文的最终实证模型：

（二）计量估计与解释说明

在进行计量检验之前，首先要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在利用 hausman 检验方法检验模型不具有固定效应和具有随机效应的两个零假设时，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检验结果是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少数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由上文可知，本文的实证模型中含有时间和省份的个体效应，但这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果纳入到固定效应模型中，将会在回归过程中被剔除在外，因此，为了不损失可能的驱动因素，本文拟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此外，关于方程的估计，还需密切关注几个潜在问题，包括自相关、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用伍德里奇检验（Wooldridge Test）来检验面板数据自相关，用LR 检验(Likelihood-ratio Test)来检验异方差，并用逐项回归的方法来避免多重共线性。经检验，公式（8）误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个体间误差项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异方差，本文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来估计个体间的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情况。表1为全国整体回归结果：

表1　全国整体回归结果

（续表）

由表1可知，模型1中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参数估计显著为正，说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区域产业专业化生产能力提升均有利于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具体的，构成效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区域工业用地集约程度就会提高0.13 个百分点，说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得各产业构成关系改善，会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在区域产业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前提下，竞争效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区域工业用地集约程度就会上升 0.09 个百分点。说明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发展区域优势产业，扩大优势产业规模，进行专业化生产，不仅能够提高地区产业竞争力，还能有效地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

在模型2和模型3中引入lnMIX和lnDIF的二次方项后，估计结果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且二次方项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这与韩峰等人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存在先减小后增加的 U型变动趋势（2013）。理论上来说，产业结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调整过程中存在不可忽视的滞后效应，在调整初期可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将促进土地集约利用。例如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在以农业为主导向以工业为主导的结构转变阶段，需要初步完成工业体系建设，但在此阶段大规模增加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投入并不会马上带来单位土地面积产值增加，反而会短期内出现土地利用效率降低的情况。而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工业用地，且时间序列为2003～2013年，研究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阶段，在此阶段工业用地表现为土地的承载功能而非基本的生产功能，因此，工业用地的产业结构调整更侧重于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熟练程度、促进技术进步、管理完善等而非直接追加土地要素投入，因此有利于使工业用地上的产出增加，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得到提高。此外，我国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并不一致，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产业结构具有更高的合理程度，产业发展和工业化发展更加高级，而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且调节力度不够，因此，地区发展差异也会掩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影响可能存在的U型变动趋势。

全国整体分组回归中，模型1到模型4中人口规模的参数估计均显著为负，说明城镇人口规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一般来说，城镇区域人口数量增加导致对居住用地和基础服务设施需求增加，继而导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和土地利用类型转变。而人口规模增加抑制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原因可能在于人口增加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加和经济发展，而是消耗了大量的资源，造成规模不经济。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显著为正，说明地区财富增加有利于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较好的经济总量反映区域土地投入与产出的水平较高，即土地呈现集约利用的模式，同时，经济增长提升区位价值，能够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从而提升区域工业用地产值。

上文分析了全国整体层面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工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均存在差异，接下来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进行估计测算，检验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当地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分地区回归结果

分析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和竞争效应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三个区域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的参数估计均在不同程度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系数和显著程度从东到西依次递减，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东部、中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产业结构具有更高的合理程度且优化步伐快于西部地区，因此，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影响。只有东部和中部地区构成效应的二次项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改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存在先减小后增加的 U型变动趋势，这一结果也验证了上文的猜测，即对全国整体进行估计时地区发展差异掩盖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影响可能存在的U型变动趋势。而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指标的参数估计结果与全国整体层面相反，显著为负，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会抑制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地区产业的竞争优势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继续大规模的投入，只会造成拥堵效应和集聚不经济。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西部地区虽然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不及东部地区甚至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可以依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等发展主导产业，依然具有较强的竞争潜力。

此外，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人口规模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与全国层面相一致，即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人口扩张不利于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相反，西部地区城镇人口规模的参数估计显著为正，说明西部地区城镇人口数量增加有利于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原因可能由于西部地区相对缺乏劳动力，城镇人口集聚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用地利用效率提升做出了较大贡献。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显著为正，与全国层面趋势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影响最为突出，相应参数值要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说明越是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对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作用越弱。在发达地区，人均财富的增加使得以牟利为目的的土地开发和利用现象增多，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和浪费，从而抵消了经济增长对土地利用的积极影响；而在欠发达地区，人均财富增长更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开发闲置土地，提高地均土地投入，促进土地集约利用。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全国层面来看，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与竞争效应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构成效应和竞争效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分别提高0.13和0.09个百分点。分地区层面来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系数和显著程度从东到西依次递减，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东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具有更高的合理程度且优化步伐快于西部地区，因此，产业结构的构成效应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已经形成较为明显的影响，且东部和中部地区构成效应的二次项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改善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存在先减小后增加的 U型变动趋势。与全国层面不同的是，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指标的参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竞争效应会抑制工业用地集约利用。鉴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以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分析，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都将引起土地投入产出发生变化，内在的价格机制能够引导土地利用方式逐渐集约化。因此，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提高工业用地效益和集约度，有利于用地结构的优化。首先，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有利于促进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的融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 鼓励民间投资等方式，大力发展地区优势产业；其次，以城镇化建设为平台，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地区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支持。

（二）东部和中部地区在保持优势产业的主导地位和竞争力的同时应重视产业间比例结构的优化调整，优化地区产业内部结构，尽快使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跨过“拐点”，控制某些产业在特定地区的过度集聚，尽量避免集聚不经济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负面影响。

（三）西部地区应重点发展具有地区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根据本地区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有竞争力的产业，并扩大其规模，形成产业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竞争能力整体提升的同时促进地区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首先，结合当地资源、环境和经济条件，选择当地发展的主导产业，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现有的先天优势；其次，必须拓宽优势产业发展空间，大力扶持尚未充分发展的地域特色产业，扩大其规模，形成产业竞争力，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竞争能力的整体提升；最后，由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政府应主动做好地区产业集聚的催化剂，提前制定好新兴产业集聚的规划措施，将重点放在提供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和适当的公共服务上；适当引导产业集聚规模，增强产业竞争力，并促进产业链的延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 陈伟,彭建超,吴群.城市工业用地利用损失与效率测度[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2):15-22.

[2] 陈羽,邝国良:《“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J].改革，2009(10)：85-89.

[3] 陈昱,陈银蓉,马文博. 湖北省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基于365家典型工业企业的问卷调查[J].自然资源学报,2013,28(1):73-80.

[4] 豆建民,汪增洋.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0(10):26-36.

[5] 范颖超,聂宜民,陈红艳.基于GIS空间模型的开发区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 2014,42(6):1836-1839.

[6] 高辉娜.工业用地对中国城市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3):86-100.

[7] 高魏,马克星,刘红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演化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3，27(10):37-43.

[8] 顾湘,王铁成,曲福田.工业行业土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2009,02:90-93.

[9] 顾湘,姜海,王铁成等.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与产业结构调整——以江苏省为例[J].资源科学,2009(16): 829-831.

[10] 黄贤金,彭补拙,张建新等.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关系研究[J].经济地理.2002,22(4),425-428.

[11] 韩峰,王琢卓,杨海余.产业结构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J].资源科学,2013,35(2):387-395.

[12] 何乃.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分析[D].长沙:湖南大学,2011.

[13] 贾宏俊,黄贤金,于术桐等.中国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发展及对策[J].中国土地科学,2010(09):52-56.

[14] 柯善咨,赵曜.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4,04:76-88.

[15] 孟鹏,郝晋珉,周宁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北京亦庄新城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14,28(2):83-89.

[16] 渠丽萍,张丽琴,胡伟艳.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变化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0,32(5):970 - 975.

[17] 王成新,刘洪颜,史佳璐.山东省省级以上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 ,24 (6),128-133.

[18] 王卫斌,王彬.基于综合指数模型的焦作市土地集约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14,18:209-210.

[19] 王颖君,陈银蓉.湖北省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与产业结构优化[J].湖北农业科学,2013，52(17):4260-4265.

[20] 王梅,曲福田.昆山开发区企业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构建与应用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14(06):22-27.

[21] 吴郁玲,曲福田.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理论与实证研究[J].资源科学,2007,29(6)：106-113.

[22] 熊强,郭贯成.中国各省区城市工业用地生产效率差异研究[J].资源科学,2013(05):910-917.

[23] 叶刚,王利. 辽宁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差异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2013,41(20):8716－8720.

[24] 赵敏宁,周治稳, 曹玉香等. 陕西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 水土保持研究,2014,21(5):210-215.

[25] 赵小风,黄贤金.江苏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分层线性模型实证研究[J].地理研究,2012(04):56-61.

[26] Combes P.P. Economic Structure and Local Growth:France, 1984-1993[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47,329-355.

[27] DI Xianghong, HOU Xiyong, WANG Yuandong.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Intensity of Coastal Zone in China During 2000–2010[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5,25(1):51-61.

[28] Dietz T. and Rosa E.A. Rethink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opulation, Affluence,and Technology[J].Human Ecology Review, 1994,(1),277-300.

[29] Fan Tua, Xiaofen Yu. RuanIndustrial land use efficiency und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Evidence from Hangzhou,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4, 43：1-10.

[30] Howley P. Attitudes towards compact city living: Towards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residential behaviors [J] . Land Use Policy,2009,26(3):792-798.

[31] Junyan Yang, Yang Yang, Wen Tang.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model for intensive land use in urban centers. [J]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2012,1(4):405-410.

[32] LI Guang-dong, FANG Chuang-lin, and PANG Bo. Quantitative Measuring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Intensive Use in China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4, 24(5)：858-874.

[33] Perloff, H. Interrelations of state incom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7,39(2),162-171 .

[34] Perloff, H. Dunn, E. Lampard, E.,et al. Region,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60.

[35] Tan Dan, Huang Xianj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Levels of Intensive Use of Typical Industrial Land [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2008(06):23-29.

[36] ZHENG Huayu,SHEN Lei. Evaluation of Urban Land Intensive Use:Take the Case of a Changing City of Shenzhen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2008,23(6):1009 – 1021.

Research of Impa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Intensive Industrial Land Use

ZHANG Lin, Guo Yu-na, LIU Bing-jie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an extended STIRPAT model, estimate the impact of composition effect and competi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industrial land u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osition effect and competi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tensive level of industrial land use improved. At this stage,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al composition effect and competition effect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nsive use of industrial land. The impact level of composition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intensive industrial land use decreasing from eastern China to western China, and the intensive level of industrial land use of eastern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follows a U-shaped trend.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competition effect on industrial land use is not positiv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imple pursuit of the strategy to upgrad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may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tensive use of land. We should ensur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ominant industries, and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land; intensive land use

[作者简介]张琳（1978-），女，黑龙江鸡西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观视角下工业企业集约用地的动力机制和政策优化”（批准号71403038）。

[收稿日期]2016-2-17

[中图分类号]F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572(2016)02-00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