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银行练习生往事

刘平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叶文心教授曾经观察到，20世纪上海新兴的白领阶层，成为改变中国时间观念最早的社会群体，“当一群人共有这个时间感，共同遵循同一个特有的作息表，这群人相互之间也就被这个时间感所凝聚，纠结成一个自为格局的群体”。

在这一点上，中国银行所办训练班的特征更为明显。这是一份该行民国二十二年（1934年）9月1日起始的训练班日常生活表：

从这份表可以看出，整个训练班的安排，每天的主要时间用于行务实习，这是训练班的重要实践环节。此外，有两点特别需要关注。首先，整个训练班的安排，时间概念异常清晰，每天在规定的时间段出早操，早中晚三餐以及自修时间也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其次，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包括平时必须集中住宿，每天有规定的熄灯时间，还要进行清洁检查等。即便是娱乐活动，也规定是公共娱乐，而非自由娱乐。应该说，正是这种严格的时间观念和纪律观念的培养和灌输，成为训练班取得实际效果的重要保证。

这个训练班的举办，与该行总经理张公权先生的大力倡导有着直接关系。1934年6月15日，张公权先生在完成四川之行考察后，做了《川行感想之种种》的专题演讲。他强调：“如今各地有各地的行员，如何使其精神一致，最为困难，我人固不能将各行的行员，一一从机器中制造出来，使全体成为同一之模型；但欲求精神之整齐，组织之健全，自非集中训练不为功。”为此，他要求：“鄙意将来最好组织人事委员会，由各处保送人员，先加以体格上、道德上、学识上之训练，在相当期满后，再遣派各地工作。……